儒法不兩立

儒法不兩立，思想上相互對立，實踐中相互排斥。儒家本來重視法律，禮制本來涵蓋法治，故不需要藉助法家作為補充。法家（秦法家）反對仁義，其法是悖道缺德的惡法，於政治和社會有百弊而無一利。儒法互補論，完全不成立，理論實踐都不成立。

法家可分為兩派：管晏派和商韓派。管晏派假仁假義，主張尊王攘夷，得到過孔子一定程度的肯定；商韓派反孔反儒，否定仁義，惡制暴政，嚴刑峻法，遭到歷代儒家的一致反對和批判。

儒法互補的法家，如果指管晏派，純屬床上疊床，多此一舉；如果指商韓派，無異認賊作友，引狼入室。依學界慣例，若不註明，論及法家都是指商韓派法家。除了商鞅、韓非，吳起、李斯等人都是法家。

儒法兩家文化政治性質截然不同，各有無法調和的原則堅持。論人性觀，儒家是性善論，法家是性惡論；論政治觀，儒家是民本位，法家是君本位；論制度追求，儒家是禮制，法家是法制。這些區別是大是大非、善惡正邪之別，難以兼容。法家必反儒，法家得勢必焚書坑儒；儒家必排法，儒家得位必罷黜法家。

儒法不兩立。在意識形態明面上，有儒則無法，有法則無儒，不可能並尊。儒家王朝，政治道德可能法家化，政治制度包括經濟、教育制度不可能法家化。上有道統，旁有學統，道為王道，政為仁政，制為禮制，刑為祥刑，儒家經典為入仕必讀必考書。秦法家暗中縱然有影響，也很有限。

或謂“董仲舒吸收了道家的五行陰陽”雲，誤會。《尚書》有五行之說，《易經》備陰陽之理。五行陰陽思想都為儒家自有，不需要從他家補入和吸收。倒是諸子百家，無不從儒家六經中獲取資本而展開。

也不能因為漢儒治刑律之學、鄭玄治文法律令就稱他們為法家。儒家形上形下具備，內聖外王俱全，外王學又包括禮樂學刑政學。四書五經都是正經。歷代儒家學者，所學經典因人而異，所學內容各有側重。或側重內聖，或側重外王，或側重禮樂，或側重刑政。某些儒家側重刑法學習和建設，理所當然。

吳起、韓非、李斯曾就學儒家，遂被一些學者劃入儒家，大謬也。吳起是曾門棄徒，棄徒非徒；韓非、李斯是荀門叛徒，叛變了荀子思想的原則，叛離了儒家五常道，叛徒非徒。不承認它們為儒，如理如實，實事求是，並非為儒家諱。

夏曾佑將孔子、荀子、韓非子、李斯及秦始皇完全做一體觀瞻。他說:“始皇既以儒者為相,則當有儒者之政……自始皇以來積二千餘年，中國社會之情狀猶一日也。”（《中國古代史》）儒法兩家文化性質、道德標準、政治形態、政治經濟制度統統懸絕。要將它們混而為一，不是一般渾人雜家所能辦到的。

學界又流行明儒暗法、陽儒陰法之說，以之為歷代儒朝的特色，亦大謬不然。只要儒家占據意識形態地位，必然體現為仁政禮制，包括經濟民有制和教育科舉制，法家思想何以落實？當然，如果陽儒陰法指某些儒家王朝君臣暗地推崇法家，導致政治和道德法家化，那是有的。

與儒法互補論相關的還有漢承秦制論，認為“古代史研究是分段或專題的，秦漢史是古代史的一個斷代，秦漢之間連續性大於斷裂性”云云，也是錯誤的。事實相反，秦漢斷裂性大於連續性。雖然漢承郡縣制，但制度性質品格天地懸殊，主體文化和政治道德更是完全斷裂。可參考羅輝《漢承秦制嗎？》一文。

馬家和法家異曲同邪，都是極權主義邪說，法家是君本位的古典極權主義，馬家是黨本位的現代極權主義。儒法不兩立，也意味着儒馬不兩立。在現中國，倡導儒法互補論，客觀上可以為馬主儒輔論、馬儒互補論張目，必須堅決反對和批判。馬法兩家倒是可以並立互補的，其實踐結果就是前三十年的極左。2020-12-9余東海於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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