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南面一條僻靜的馬路上有座漂亮的小洋房，四周是高高的圍牆，大門朝馬路開，多數時候關着，偶有車輛進出時才會打開。大門旁邊有座小門，平時人們從這裡進出，門口有解放軍站崗，背着上了刺刀的56式步槍。這是淮海中路西端的一段，小洋房是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88年夏季的一天，我來到這裡辦理就讀日本某語言學校的簽證的認證。
所謂簽證認證就是由本人持有效中國護照和日本出入國管理局簽發的有效簽證去日本駐中國的領事館進行認證，是申請赴日留學過程中跟日本方面有關的最後一道手續。

那是個雨天，我帶着簽證申請資料早早出了門，途中倒了幾次車，一個多小時後到了領事館。
從我家裡到領事館的路程大概一個來小時，可從最初打算去日本開始，到備齊資料去領事館辦理最後的簽證認證手續，卻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時間。

時間撥回87到年春天。
上海東北角城鄉結合部有個學校，學校有幾個系，每個系有幾個教研組，80年代中期我在該校某系某教研組當老師。工資73.5元，加上米貼車貼洗理費等各種補貼每月實際收入約110元，15元交老媽作飯錢，30元存銀行以備將來娶媳婦，剩下的零花。
那個年代我們很單純，指導我們人生目標設定的理論基礎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所謂高處以我們的認知就是中國以外的地方。進入80年代不時聽到有人出國的消息，那時即使聽到也不往心裡去，因為很少有我們直接認識的人，總覺得出國這事離自己很遙遠，沒多大關係。後來認識的人中開始有人出國，82、83年，我的一個年齡比我還小的鄰居，大學讀到一半退學去了美國。沒幾天，又有個高中時的同學大學畢業後沒去上班單位報到直接跑去美國報到了。到了80年代中期，出去的人越來越多，出國熱愈演愈烈，老媽出去買個菜就能帶回幾條消息：誰家的孩子又去了哪國。這股熱潮中，家裡有孩子出國的，爹媽自覺風光體面，走路挺胸闊步，說話言必稱人家國外咋樣咋樣。家裡若是沒個人出國覺得自己低人一頭，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青年才俊們更是“我在我的祖國一刻也不想多呆”，因為出不去意味着自己花頭不濃能耐不大。那個時候出國留學大概兩種途徑：國家公派和自費留學。公派粥少僧多，自費留學得有獎學金或者國外有富親戚提供經濟援助。具體到我自己，公派不夠優秀；申請獎學金還得考托福，在我看來路太遠彎太多太麻煩；海外親戚方面，我家往上數兩代世代務農，最出息的勉強混到富裕中農，所以別說外籍親屬，連個跟老蔣跑去台灣的兵痞都沒有。
87年初夏的一天，下班路上我偶然遇見了一位小學同學。他說他將去日本留學，邊說邊掏出個小本本在我跟前一晃，“看看，我護照已經辦好了。”幾十年後回頭看，這次偶遇對於我意義重大，因為沒有這次偶遇我不會去日本。這位小學同學於我來說相當於吳瓊花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洪常青。
從他那裡我得知赴日留學要比去歐美容易些。對於就讀日本語學校對申請者，首先在學歷上幾乎沒有要求，其次經濟擔保人可以由學校方面代為尋找。具體而言就是學校找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日本人，付費讓他們出具個人資料為入學申請者做擔保人。後來我具體辦理時才知道學校在發放赴日簽證時會向學生受取這筆費用，不交錢拿不到簽證，所以轉了一圈等於學生自己花錢買保證人，這是後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