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父親的背影
我猜想我的出生應當是一次意外。當時家裡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大的(我的大姐)還在唸高中,小的(我的二哥)只有四、五歲,正需要大人照看。我的降生使家中的光景雪上加霜,如果再加上我這個新生兒嗷嗷待哺的哭嚎,父母的心揪得該有多緊?!後來聽家裡的長輩親朋透露,我出生後不到一歲,為了全家人的生存,母親必須要到宣武門外的龐大媽(京劇演員)家裡做住家保姆。一些好心人就攛啜父母把我送人。是父親力排眾議,把“送人”策劃成了送到黃姓乾爹家寄養(每月象徵性地給乾爹家送去8塊錢),邵家這一脈因此才保下了我這個男丁。
人們常說:父愛如山!可在我的早期記憶中,我所要依靠的這座大山卻總是瀰漫着冰冷的陰霾,使我不能、不敢、也不願靠近他。父親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之後,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常使他觸景傷懷,不能自己。積郁於中總要發泄於外,家庭瑣屑也往往觸他之怒。家中常伴他左右的只有我這個老圪墶,他待我就不免時晴時雨,時好時壞了。好在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兩個姐姐大學畢業之後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父親與生俱來的“認命而不認輸”的樂觀主義讓他的生活漸漸地回歸了常態。從而我也慢慢地感受到了來自父親的關愛。
忘不掉我小時候,父親為了多掙點零錢貼補家用,即使在冬季的三九天也要到大街上賣烤紅薯;夏季的三伏天也要在在脖子上掛着保溫箱走街串巷叫賣冰棍兒,甚至撿拾廢品。多少年如一日,從沒見過他叫苦、叫累。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我的耳朵感染了“米粒炎”,必須去醫院看病;為了省四分錢的公交車費,老父親帶我徒步從宣武門走到位於復興門外的兒童醫院。天熱,在走回家的路上,父親破例給我買了一根冰棍兒,我舉起冰棍兒讓他先唆一口,他擺擺手說:“三小兒吃、三小兒吃,這是給三小兒買的”,一口也不肯唆。初中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廣安門內的交通技校住讀,由於離家較近,每次去西單那邊辦事兒都會繞道宣武門回家看看。如果趕上吃飯點兒,父親總是放下筷子,把盛好的飯讓我先吃;而他自己則是隨便再熬點玉米糊充飢。如今想起這些,總讓我百感交集、心頭酸楚!
不過,最讓我不能忘懷的是那年夏天,老父親為我跑去買水果時的背影 。
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就讀的交通技校組織我們到位於河北的北京交通局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期半年(那個年代,學生經常到農村和工廠參加勞動,謂之“學工學農”)。那時,二哥已經去了東北吉林插隊,我平常住校也很少回家。家裡平時只有父母兩個老人。我需要讓母親幫助清洗住校時的衣被,就在出發前把衣被抱回了家。可能因為我是長大後第一次離家長時間出遠門,出發之前,二老在為我整理行囊時都顯得甚不放心,都提出要在出發當天送我一下。我不想讓他們送。那時我已經十七歲了,初中時也曾參加學校組織的學農,在“三夏”時到農村幫助夏收,現在自己都這麼大了,怎麼父母還不放心呢?
出發那天,母親聽了我的話(不值得為這點事請假扣工資)一大早就上班去了。臨出門時還不忘囑咐父親說:“三小兒已經大了,不送也行。聽孩子的,別讓他彆扭。”吃罷早飯,父親一邊用油布給我包裹衣被(那個年代,塑料布和塑料雨傘都還很稀少而且也很貴。一般家庭是買不起塑料布的),一邊抬起頭看着我,用試探的口氣說:“太沉了,要不然我送你一段吧?”。在父親說話時,當我與他雙眼對視的一剎那,我低下了頭,露出很不情願的樣子。這時,父親又急忙改口,討好地說:“不送 不送了。你坐公交車到學校,行李別散了就行——要不,我只幫你拿到下了公交車?”我低下頭沒吭聲,不善辭令的我,不知道該如何拒絕父親而選擇了沉默,雖然我從內心深處是極不情願父親送我的。在那個時期,哪怕是出門買東西,我都不願和他一同在胡同里走。一則因為“黑五類”的成分歧視在當時還很普遍,二則我是家中的老疙瘩,父親快60歲時才有了我,他的歲數都快趕上同學的爺爺了。然而父親以為我的“不做聲”就是默許了。我看着他匆匆換上早已準備好的藍布衣裳,戴上那頂帽檐已經有些磨破的深青色帽子(這兩件“行頭”是父親在家裡來人或出遠門,才肯翻出來穿戴的),提着行李就出門了。我不敢拂他的好意,就故意在屋裡磨蹭了一會兒,才極不情願地低着頭也邁出了家門。在宣武門 109路電車站等車的時候,父親看見馬路對面水果店擺着有我從小就喜歡吃的北京“沙果 ”,忽然就放下了行李,邁着碎步往馬路對面趕去;他在車流中左顧右盼,還不時回頭擺手,好像在示意我,站在原地不要動。看着父親過馬路時佝僂着背的瘦小背影,我兩眼發呆,愣在那裡。當時我的心裡還在埋怨他為什麼沒事找事非要送我,神情自然是有點不高興的。但父親那戴着深青色布帽,穿着那件套在消瘦的身體上略顯寬大頗不合體的舊藍布上衣,駝着背,跑去為我買沙果的背影卻永遠地定格在了我的腦海中了!如今,年過花甲的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總是忘不掉父親那天的背影,因為那是父親在用自己74歲老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心意,表達他心裡有、嘴上卻從來說不出口的對兒子的牽掛。平常看上去冷若冰霜的父親其實也有一腔滾燙的父愛!
到站下了車,正好碰到另一個班上的同學扛着行李跟我打招呼,互相問候了兩句。我轉身尋找父親時,他不見了,可油布行李卻放在了站牌下面。我明白,父親是怕他那年邁的形象和“黑五類”的名聲影響我在學校的進步悄悄地離開了(文革中,我在學校或工廠上班後,為了表示徹底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每逢要在批判大會上發言時,都會把“牛鬼蛇神,黑五類”作為我原生家庭的“標籤”,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個“牛鬼蛇神”的父親)。伴隨着敲鑼打鼓的歡送聲,汽車啟動了。在後排座上,我漫不經心地扭頭看着窗外前來送行的家長們,不經意中突然發現父親站在一顆大樹後面,正伸着頭,向汽車行進的方向張望。原來,他一直在暗處默默地注視着行進中的客車,注視着他的“三小兒”。當時我心裡忽然有點酸酸的,想起在父親送我的這一路上,不管是走路,還是坐車,父子之間一句話都沒有說,就跟陌生人一樣,非常默契地保持着距離和沉默。甚至於在分手的時候,連一句告別的招呼都不打。如今回想起來,這種無聲的默契包含了那個特殊的年代長輩對晚輩無須言說的體諒與關愛。可我在當時怎麼就體會不到呢?甚至心裡還在為此埋怨年邁的父親。那時的他會不會因為我這一路上滿是嫌棄的神情而傷心呢?現在的我知道一定不會的,因為父子的心是相通的,他早就原諒了他那不懂事的“三小兒”。
五十年過去了,每每在和親友談到父親時,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父親身穿藍布褂,頭戴深青色帽,佝僂着背,碎步穿過馬路,為我去買沙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