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正當孫可望大西軍由雲南入貴州，開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線時，清軍向永曆朝廷管轄下的兩廣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十一月初四日，清廷尚可喜，耿繼茂部攻占廣州；次日，孔有德部占領桂林，兩廣地盤土崩瓦解。永曆朝廷的文官武將除了少數就義之外，大部叛變投降，還有個別的避入深山少數民族居住區。

駐於梧州的永曆帝一天之內接到東西兩省省會失陷的消息，驚恐萬狀。在極少數大臣簇擁下逃往潯州。潯州守將陳邦傅眼看大廈將傾，決意降清，暗中計劃劫持永曆帝獻給清方作為獻禮。永曆帝朱由榔得到密報，不顧傾盆大雨，倉皇逃往南寧，皇帝的鹵簿和隨駕官員都被陳邦傅叛軍捜劫一空。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曆帝，就把宣國公焦璉殺害，向孔有德投降。

轄地全失，走投無路的朱由榔不得不把希望全部寄託於原大西軍和大順軍。首席大學士文安之自請前往四川督師，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寶劍節制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川中諸將。同時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派兵入衛。按照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曆帝到了危急關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他為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複。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號施令已久，不願拆穿早已謄黃公布的“偽敕”，而拒不接受“冀王”。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曆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急忙派遣賀九儀，張明志領精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永曆帝，同時也藉機逼迫朝廷承認偽敕封秦王的合法性。賀九儀，張明志到達南寧後，殺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阻撓封秦王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恆。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認了陳邦傅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上疏謝恩。

封秦王的爭議如此算解決了，但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而言，他既需要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裡，藉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於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才被迫違心地同意真封他為秦王的。因此，他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名義上尊奉永曆年號，正式自稱秦國“國主”，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封吏，戶，禮，兵部尚書，從而實際上接管了永曆朝廷的權力。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於孫可望的目無朝廷，任意格殺，逼死大臣，難免心懷疑懼和憤怒。接着，在楊畏知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楊畏知是忠於明室的，他是陝西寶雞人，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是同鄉，又較早和原大西軍共事，如果安排得當本可以從中斡旋，減少雙方隔閡。當楊畏知奉孫可望之命來到南寧時，認為賀九儀等人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恆有傷大體，上疏劾奏賀九儀等人。永曆帝決定破格授予楊畏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入朝輔政。這一措施本是為了加強朝廷同原大西軍將領之間聯絡的紐帶。不料，此舉激怒了孫可望，孫可望命令賀九儀把楊畏知押回貴陽，責問他為何擅自接受永曆朝廷大學士職務。楊畏知回答說，既然你已經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為何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學士職務。孫可望認定他心向永曆帝，不忠於自己，就下令把楊畏知拖出斬首。

楊畏知被殺，充分暴露了孫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曆朝廷的招牌，一切生殺榮辱的大權都攬歸自己。這不僅加深了永曆君臣的畏懼，也引起了原大西軍主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不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