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追忆 

（一）

曾华 写於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成都，我回来了！” 一九六六年的寒冬，由于身患克山病的父亲突然病重，勿忙中，一家人就这样从此回到成都老家，除了辛苦敬业的母亲孤身一人，继续在西昌河西工作直至一九七二年夏天调回成都。

所以，我能回到故乡成都完全是一个意外。接着《我的童年》讲：匆匆回到成都，一家人暂时歇脚在四川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职工家属区的八角亭。母亲回西昌后，我父亲的哥哥我们称阿伢，承担起照顾我们一家人的起居，那时候哥哥七岁半，我五岁半，妹妹三岁半。阿伢的女儿，我唯一的親堂姐，当时正在郊县农村当知青，每个月回成都一次，都会帮助洗滌我们一家人的床单被子，给我和妹妹洗澡洗头。平时每个星期天，我会在阿伢的帮助下，自已洗头，给妹妹洗头。有时周末到姑妈家，表姐们也会给我和妹妹洗头洗澡。为了省事，我和妹妹那几年都是爸爸给我们剪成世界上最简单的“妹妹头”，直到我长大一奌自己学会自己编辫子，妹妹好像是一直到八岁去北京都是頂着一个锅盖似的妹妹头。

秘宫般的八角亭，是我又恨又爱的地方。每天都在那阴阴暗暗的角楼里度过，有时候透过狭小的天窗穿进来几道太阳光，我和哥哥会将久病卧床的父亲轻轻的移向阳光照到的地方，让他晒晒太阳！偶尔，我和哥哥一起到楼后面院里的第二员工食堂去买些饭菜，回来的路上，几乎每次都会走错地方。记得有一次，哥哥揣着一个大碗装满了菜，我跟在后面，揣着一碗馒头，脚上穿着一双破旧花布鞋，鞋底板与鞋帮子在脚的前方张着鳄鱼嘴巴一样的大口，随着提腿放下脚的节奏，一张一闭的。妈妈离开成都前给我和妹妹一人买了一双漂亮的灯心绒新鞋，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告诉我们说“旧的那双鞋子看起来还可以，能将就穿就将就穿吧。”

夲来就黑区区的楼道，有些人家还要在门口放些杂物，正好遇到我这个小赞花，揣着馒头哼着刚刚学会的儿歌，一跑一跳的刚爬完最后一个楼梯，张着大嘴巴的鞋子一下子袢到了木地板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呯哌一声”我应声爬在楼梯口，手上的馒头散了一地，顾不得自己的伤痛，我回头看见两个馒头“咕噜咕噜的”滚下楼梯，“我的馒头，掉了！”爬起来就去追馒头，慌张中头撞上了下面一层楼梯扶手柱子，又痛又气，捂着头，委屈的看着一直站在上面梯口等我的哥哥。他放下手中的大碗，走下楼，摸摸我头上的“青头儿包”，对着我的前额吹了几下，轻声地说“好像没事儿了，走吧，爸爸他们还等着吃饭喃！”。哥哥的性格很像我母亲，和善可亲，不急不燥，永远都是一付笑眯咪的样子。我拣起地板上的馒头，在身上袛了几下，随便咬了一口，自言自语的说“可以吃的，还是可以吃的。” 边走边用小手使劲的抓着“妹妹头”的刘海，想要遮住右上方有点儿红肿的前额，生怕回家被爸爸发现了。

哥哥先于我在八角亭住了一阵子，交了几个朋友，我呢就只有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东跑西颠的。大人们都不会放心我一个人出门玩，尤其是严厉的父亲，我和哥哥常常会在爸爸午休的时候，溜出去玩。

就这样，慢熟的我在与哥哥的朋友们玩耍中，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伙伴，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都是叫我“曾松的妹妹”。各方位被懂事，人缘又好的哥哥照着，我更加像个小男孩子了。一次在玩跳绳的游戏中，不是很灵动的哥哥，不小心把另外一个小男孩绊倒在地，只见那哥们儿爬起来就直冲我哥而去，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当他怒吼着举起拳头要打我哥哥的时候，我冲上去挡在他俩中间，噔着我那双大大的生气的眼睛，“他又不是故意的！” 见我还有点厉害，小男孩放下拳头，嘴里不停的嘀咕着。我扯着哥哥的手，朝家走去，咱不玩了！这就是我，不惹事，但决不怕事，从来如此，厉害了吧！我这小女孩！

一个下雨天，我们一帮小孩子躲在八角亭主大门的楼梯口玩耍，我第一次看见几个比我大一点点的小女孩子们，相互的辫着辫子，我极好奇的眼神，引起了一个大姐姐的注意，好心的她，把我叫到她的身边，让我坐在楼梯上，用她的双手作梳子，给我梳理零乱的短发，试图把我的头发弄起一个可以套上橡皮筋的翘纠纠（小而短的辫子），她用心的，费劲的尝试着，弄得我的头发很痛很痛，但我的心暖暖的，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像个小姑娘一样，渴望有一双自己的小辫子！这个懂事又善良的大姐姐姓吴，后来上小学在学校里又再見到过她，她压根不记得我了，我也没有告诉她我是谁，她后来成为了一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我为她高兴，因为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曾经的“恩人”！

另外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一天傍晚，我听见哥哥他们一帮男孩子叽叽呱呱的谈论着什么事情，神秘又兴奋，间断的“好吓人了！“ “好多伤员，打伤的！”耳朵都没了！“，“满脸都是血…！”。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直觉告诉我，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可怕的事情。那段时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我们住家的八角亭与武斗圣地成都市第十六中学正处两隔壁。经常在夜间听到“??““砰砰”零星的枪声，大人们都会不让小孩出楼房的大门。

至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人们是那样的不安定，兴奋烦燥！大人们也在楼下的院子里，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的议论着，心思也没在乱跑乱窜的小孩子们身上。我父亲因为身体不适，仍旧躺在床上休息，阿伢一如往常的，安静的看着他的报纸。吃完晚饭，我和哥哥遛出八角亭的大门，受到人们的情绪影响，哥哥他们几个男孩子决定到医院门口去看看。

川医的附一医院是当时的主要医院所在，正对黉门街的是医院急诊室和门诊大楼，左手边一个大红门里是医院行政大楼，顺着左边向里走是妇产科儿科及皮肤科住院部，再朝里面去，就是家属区的八角亭。这些楼是相通的，楼上楼下都有几个入口处，样子也差不多，一般人进去了就出不来，极少有人还能从原路返回的。那时候的大红门与行政楼之间有长长的，乱七八糟的防空道，没有大人带着，我是绝对不会到这里来的。

看着哥哥他们朝着大红门的方向走，我抓住哥哥的手不放，我怕万一爸爸知道我们乱跑不乖的话，爸爸会生气的，说不定病又要加重！哥哥今天有点歪（厉害的意思），不仅不听我的劝，还冲着我说“你回去，别跟着我！”。我哪里会听他的，“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我要跟着你！“。 耐不过我，哥哥牵着我的手，跟着大伙边走边跑的来到了大门口处，到处灯火通明，大人们忙忙碌碌的行走着，有的穿着白大褂，有的穿着军装，也有很多老百姓。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味道，火药枪弹的气味，走出大红门，街上自行车，三轮车穿梭不停，伴随着“呜呜，呜呜！”的救护车鸣笛声声，快到急诊室门口啦，我开始害怕了。使劲的摇晃着哥哥的手，急切的重复地说到“哥哥，我们回去吧！回去吧！”。

我从小在医院长大，经常跟妈妈去她工作的科室，但一般都是在住院部的病房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待在医生护士的值班室，只是穿过开着门的病房时，会看见一张张床上坐着躺着穿着竖条纹病人衣服的患者。也会好奇的东看看西看看。但基本上没有去过急诊室，到是常常听到关于急诊室里发生的各种吓人的故事。

“不行，一定不要进到急诊室去！“。我开始头疼起来，身体也有点抖了。哥哥见到我这么怕的样子，就说“好吧，我们回去吧！”。说着话，哥哥牵着我的手向回走。穿过人群，走入大红门，突然被几个匆匆忙忙的大人给撞了一下，两个紧握的小手被分开了。我急切的大声叫喊着，“哥哥，哥哥，你在哪里！”。又牵上了哥哥的手，好像走错路了，怎么来到了一道道防空战壕，里面有人，很多很多的人，横竖坐着躺下的，路旁暗黃色的灯光，一晃一晃的，焦急中的我，不知所措，一再暗示自己“不要怕，他们只是病人”。继续走着，试图寻找回家的路，突然，我看到了什么？血，有些人在流血，白色的纱布，绷带包扎下的伤口在流血，我的心一阵颤抖，把眼睛转开，不要盯着流血的伤口看。说话间，“嗖嗖！“一下子蹿出来一个穿着红卫兵模样的大男孩，从地上爬起来，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头上包裏着纱布，血还在向下顺着右边眼睛流着，“啊，他没有耳朵！” 不知是谁大声的喊着，我不由自主的定神地向他的耳朵的部位看过去，等我醒来，发现爸爸在我的身边，用他那严肃而带埋怨的眼神看着我。

后来听说，那天是川医，十六中还有不远处的成都市气象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职工们，为了各自的理想和目标，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打起来了，动武动枪，武斗在进行着！

每当我向父亲抱怨说，什么时候可以搬到一个像河西那样的院子里住的时候，爸爸总是叹息着说，“唉，有什么办法呢？能够有一个住得地方就不错了，等我身体好一些，在成都找个工作，我们就可以分到好一点的房子，到时候你妈也就会待在成都了！” 从那之后，“找工作”这三个字，就一直回荡在我小小的耳边，每天都在期盼着父亲能找到工作。这无疑给了我无尽的希望和梦想，殊不知，这三个看似普通的字眼，在我们一家人后来五六个年头里，吃尽苦头，碰足了钉子，父母的工作和外地户口，就像多年以后我出国留学，办绿卡和身份成了许许多多留学生的伤痛处！

童年追忆 （二）

曾华 写於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文革在升温，武斗在加剧，川医附一院的八角楼位处亊非之地。自从那天晚上我跟着哥哥他们一群男孩子乱撞急诊室，误遇武斗伤残青年事件以后，身患重病，有心无力的父亲开始担心我和哥哥的安全问题，与川医主管房屋分配的朋友商议后，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搬家到了成都市电信路老四号，一个当时归属川医职工家属区的小洋楼庭院，这个院子又名瑯园。

关于美丽的瑯园，在《我的童年》第十章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父亲由于长期休病假，没有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和帮派组织，反倒落得清闲。在那拉帮结派的特殊年代，人心惶惶互不相让，猜疑和恐惧心理充满在单位和邻里。造反派，保皇派，老产派，消遥派等等，我父亲成天教导我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家是什么派，就坚定的回答，消遥派！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小消遥派，我的理解就是自由自在的意思！

那个年代，经常会听别人说，半夜三更有人敲门，问你是哪一派的？如果是与来者相反的派别，说不定就会暴打你一顿！也听说有人在路上或自家门口被所谓的冷子弹飞来打伤或丢命的。反正晚上是比较吓人的时候，一般的人家都是不敢轻易出门的。

儿童必竟是儿童，总是在寻求着快乐和自由的方式生活着。一件糗事发生在瑯园改建之前，在我刚满七岁的那个夏天，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称他为阿伢）在院子里喂了几只鸡，其中有一只又高又壮的大母鸡，品种叫九斤黄，站着的话个子差不多比我还高一点，几乎每天都会下蛋，我们几个小孩子有点怕它。还有一群“来杭”鸡，加上几只鸭子，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还会约好一起，到院子前面及旁边的河沟去放鸭子耍，院子里成天满热闹的。

阿伢总是每天晩饭的时间，喝点小酒，伴着一小碟豆腐干或花生米。我是一个典型的小馋猫，很偏食挑食，正餐不好好吃，钟爱吃零食，经常闹肚子疼，大人也就格外的“将就”我，每到阿伢喝酒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旁边晃来晃去，总是能晃点搞头，一会儿阿伢用筷子蘸一滴洒让我尝一下，一会儿捻一个花生米喂我，吃得不松口的时候，还会不要脸的重复说着“阿伢！再吃一个，最后一个，我保证！”直到小碟已空，才肯罢休……。

因为爱喝小酒，在那物质供应贫乏的时候，阿伢很会做酒酿，四川人又叫醪糟。把糯米蒸熟了以后，放上醪糟粬子，粬子是一种酵母菌，经过发酵过程把糯米变成酒酿，又甜又香又有点醉人。蒸熟的糯米加入粬子后放入青花坛子里，如果在冬天还会用厚厚的棉被包裹着，以保持一定的温度让酵母菌充分的发酵。根据粬子的多少和质量，以及环境的温度等因素，每次发酵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天，多则一两个星期。我最喜欢吃醪糟了，特别是那香甜的酒酿味道，不摆了。每次看到阿伢做醪糟就兴奋不已。对发酵过程的等待，折磨着我那棵幼小的心，比长大以后等待着与心上人见面还要急迫，每天都要偷偷地去探访一下那个放坛子的地方，使劲的抱着坛子不放手，一是为它加奌我的体温盼着醪糟早点熟，二是生怕被别人抱走了。看见我这个样子的大人总是会说，“出去玩你的，别把坛子打碎了！” 我会依依不舍的离开。

一天傍晚，一家人围着厨房外面的小桌子吃饭，我掂念着厨房里那个熟悉的青花坛子，心不在焉的吃着碗里的东西，吃的什么，完全不记得了。这几天，阿伢的酒酿熟透了，我听见他得意地对我爸爸说起过这事儿，而且好像他还专门提到说什么“很甜“ “酒味浓“ ”这次很成功！”之类的话，怎么能逃脱我这精明的小耳朵喃。但是，为什么还不拿出来给大家尝尝呢？我百思不解。这可是我昐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的好时光呀！心里在作摸着，找个什么样的借口去探访我親爱的醪糟坛子。

父亲严厉精明，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吃饭的时候不能东走西跑的，反正不好对付。阿伢善良忠厚，还得从他身上下手。正好赶上阿伢喂了我一个凉拌黄瓜，有点辣，我被辣椒呛到了，使劲呛咳几下，还是不行，阿伢很抱歉的对我说“以后吃东西小心一点，慢慢吃。” 说完，阿伢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去厨房里给我倒水喝，“阿伢，你吃你的，我自己可以倒水” 说着我就趁机跟着阿伢走进厨房，阿伢见我拿着杯子在倒热水瓶的水，就放心的回到桌子继续吃饭，这时正好邻居家也摆好桌子开饭，大人们开始聊天。

我慢慢吞吞的倒着水，又慢慢悠悠的喝着水，太烫了，多吹几下，观察着外面的动静。眼睛一直盯着那青花坛子不放。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贼呵呵地爬上了放坛子的桌子。揭开那神秘的盖子，一阵久为的酒香扑鼻而来，啊親爱的醪糟我终于得到了妳，来不及了，来不及，用我那不太干净的小手，伸进坛里，食指蘸了一下，放到张得大大的，早就等不及的嘴里，浓郁的甜味和醉人的酿酒气，我成仙了，爽！一口接一口，再来一口，唉，不行，最后一口，真的是最最最后一口…！我开始有点轻飘飘的了，太过瘾了！”大妺，大妹在干啥子呢？” 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喊我（我的乳名叫大妺），着了，好像是爸爸的声音，我跟头扑爬地朝桌子下面滾，慌乱中发现坛坛盖子还紧紧地握在左手上，又急忙爬转去盖盖子，手膀短了，差一点，刚刚盖上，脚一滑，坛子顺势向我倒过来，碎了！

我二晕二晕的，向厨房外跑去，胆子也大起来了，??知道为什么，绕过家人的饭桌，直奔前院的鸡群而去，傻笑着追逐着地上的鸡鸭，它们不知所措地满院子飞，我像个小疯子一样的全然不顾平时柔雅的形象，正在鸡飞鸭跳的时候，父亲高声的独特的生气声，把我振住，我停止追跑，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惹祸了！

那天我醉了，把青花坛子打碎了！生平第一次惹父亲生气了。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醉酒！从那天开始，我向自己发誓，从今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能失态，酒可以适当喝点，但是绝对不能过量，喝醉！

童年追忆 （三）

曾华 写於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家住的院子在电信路与小学路交叉口附近，三面是农田，左手边的农田旁是一个老红军院子，高高的围墙，庞大的独院里面只住着两三家人，院子很宽敞，种满了各种果树和花草及蔬菜，非常整洁舒适，院子的大门永远都是关得紧紧的，对我来说它充满了神秘和高贵。那老红军爷爷和太太们都是瘦高高的，大多穿着军绿色的呢子衣装，外省的口音，一半听不懂，除了一个姓李的老爷爷比较和蔼可亲以外，院子里其他人都比较傲漫。那里的几个年轻人或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孩，都长得壮壮的胖乎乎的，常常见到他们穿的是军装背军挎包，还有就是那些小孩子大多都有自行车。虽然两个院子中间只隔着一亩农田，但很少来往，好像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一样。这也是我小时候比较近距离接触和对所谓“高干子弟”粗约的印象。

我们这两个院子之间农田正前方马路对面有一条小河沟，河沟边上分散的住着六家居民，有草房，也有瓦房，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几家人房前屋后都有一片大小不一的自留地，种满了各种蔬菜，大人小孩都很友好，其中一家的幺女儿是我小学同学，我经常到他们几户人家去玩，那些自留地也是满足我好奇心，并喜爱接触了解农作物的好地方。

我家院子正对面跨过马路和河沟又是一大遍农田，农田左面是川医的第三员工食堂和宿舍区，再过去一奌就是川医的精神病院的后门，那绝对是一个神奇又让人紧张的地方，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大喊大叫的声音，大人们说那是“疯子”（老百姓对精神病患者的俗称）在乱喊乱叫发疯的声音，这些声音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尤其是大人们述说时候的表情，更让人若有所思，千万不要得精神病呀！偶尔，听说有“疯子”逃跑了，四周的人们紧张的气氛，很是吓人，人们相互传说着，这些病人由于精神失常，会乱打人的！只见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在农田上到处寻找着走失的病人。无形中对“疯子”产生了愄惧，和害怕被受到伤害。

我们院子右手边紧邻着两个洋楼格式的川医职工家属院，林园和晓园，二十多户人家是我们院子来往最密切和要好的朋友。林园是电信路的结尾处，再向南跨过一个叫拱拱桥的小桥及桥下面的河，就算进入小天几路居民区，九如村在桥的左手边，门前也有四户带有自留地的居民，往里走就是小天一路，直到小天九路和一环路。小桥右边有一条长长的小路通往更加神秘令人望而生畏的川医结核病院。

那个年代，结核病防治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医疗卫生防疫大亊。由于结核病（大多数是指肺结核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尤其是通过咳嗽吐痰等呼吸道途径传播，病房位置安排在离医院主体相对最远的地方，面积比较大，有围墙严实的包围着，栅栏状的铁门大多数时间是锁住的，院子里也是种满了果树和花草植物，环境非常的幽静，有两三个亭子和几条小路，供病人及探视的家属散步休息。这里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向往的地方，经常约着三五个好友，想着花样找机会偷偷的溜进去，探索各自的目标，打鸟，粘蜻蜓，偷摘果子和鲜花，尤其是夏天香味浓郁的栀子花，秋天的桂花。毕竞穿着竖条患者衣裤的病人神情正常，有的还友善的与我们打招呼，所以，尽管大人们一再强调不能到结核病院去玩，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贪婪心还是难已阻挡！

唯一感到害怕的事情，就是每当看到川医停尸房有名的丁大爷，面无表情的推着那让人毛骨悚然的铁棺材形状的车子，慢悠悠地从结核病院走出来的时候，小孩子们顿然鸦雀无声，小心翼翼的站在路边，目送着丁大爷沉重的步伐，渐渐远去，小小的心灵对遥远而陌生的死亡，不自觉地产生了阴森诡异的恐惧，人为什么要生病，生了病的人为什么会死呢？

当然，夏天来到的时候，结核病院围墙外的藕田从来都是令人心动不已的地方。绿悠悠的荷叶，飘来阵阵清香，下午时分去偷摘一匹荷叶回家做一大锅荷叶稀饭还是不错的小日子。粉红色的荷花随风摇曳，美丽动人，偶尔捲起裤管，光着脚丫，跟着几个胆子大的男孩子们，在藕田边的水里抓泥鳅夹黃鳝，捉青蛙，其乐无穷！每当农民们收获了藕以后，四周的大人小孩子们都会赤脚下阵，去到那水泥田里去用脚踩探遗留的断了的藕节把和藕根，滑溜溜的泥土里，充满了希望和乐趣，人们不厌其烦的找呀，找呀，欢笑和惊喜声不断，最好笑的是，有时候，大家集中在一块儿，踏着其他人的脚，以为找到了藕节，用手去摸索，使劲一抓，结果一起哈哈大笑！

童年追忆 （四）

曾华 写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童年的记忆有些是淸楚的，有些是模糊的，这些都不重要，我想写的关于我自己的童年故事，其实并不是这些事情或场景怎么样，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去重述一下那个特殊年代每天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去探索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小孩子，是怎样观察周围世界的，原生家庭和环境对于孩子内心深处及情感的终生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成年以后的生活都会有什么样的意义。难道真的他们只是孩子吗？家长或成年人可以随意的忽视孩子们的感受吗？

这些都是困扰我很多年的问题，尤其是自己当了母亲以后，加上又是学医的，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更是常常回想自己儿时的点点滴滴，总是希望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去伪存真，不要犯不必要的错误去无意中伤害自己的下一代，尽量悟出来一些普遍存在的道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或许是社会，怎样去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减少人为的伤害，善意的伤害，给予我们自己和后代一个宽容的人生！

再说回来，我们的院子与老红军院之间的农田后面，是一片坟地，是的，坟墓成堆的地方！在那个封资修混存的年代，尤其是风水多少有些讲究的城乡交融的地方，坟地还是一个有些让人顾忌的事情，大人们一般都不会去那里的，但小孩子们就不一样了。一是因为那片土地空空如野，木草丛生，有几棵大树遮盖着，没人管，是小孩子自由自在玩耍的地方。二是充满了神秘色彩，遐想和意念交错，对生死的疑惑不解。它是当地生产队农民们祖祖辈辈息生之地。

每次跟着一群大孩子们去那里玩，我都是兴奋而紧张，又怕又好奇，游玩在一排排一座座并不是十分规则整齐的大小不一坟包之间，玩藏猫猫的游戏，爬树，讲吓人的故事，幽灵的故事，当然一般晚上是不敢去的。据说，晚上那里有鬼，有时候会发出蓝色的灵光，一闪一闪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人说半夜三更还会有鬼的哭叫声。反正我是很怕这些事情，从来不敢单独去坟地里，尽管我怀疑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我曾经被几个大孩子吓着了，哭着跑回去，正好遇见爸爸，他把我臭骂一顿，说“哪里有鬼嘛？也不自已动一下脑筋！要怕就別去，要去就别怕！” 

自那以后，我也不怎么怕了，但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人死了以后究竟变成了什么？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呢？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又为什么这个地方阴森悽凉，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呢？尤其是每当看到安葬仪式的时候，人们穿着白色的长衬衫，头上包着白帕子，又哭又闹的，烧香烧纸钱，青烟缭绕，悲哀惨痛的气氛，让我非常的难受和压抑，联想到小时候在西昌河西目睹父亲重病休克的场景，在我幼小的心灵，病痛和死亡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有意识地选择逃避对这方面的想象和接触。

讲完院子后面的坟地，又来讲一下我们住家院子大门正对面右方不远处，沿着拱拱桥下的河水向下流，就是一个大堰塘，叫罗家堰。这是一个事非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堰塘，就是由于特殊地形的原因，此处的河床突然变得深而宽，不记得是人为挖出来的，还是天然形成，河水流到这里时，不顺畅，起旋涡，有些急流险滩暗礁重重的感觉。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游泳池是绝对的稀罕和奢侈之处，洗澡堂也不是到处可见，尤其是对于生活在社会底下层的居民和无单位的农民来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洗一次正规意义上的澡，是常态。所以，河沟里的游泳也好，洗澡也好，泡澡，搓澡或擦澡都是变相的清洁皮肤污垢的方法，夏天更是绝佳的机会。

我们旁边的那条河，就是周围居民的好去处，胆子小的人就在河沟头游玩，顺便搓一下“夹夹”，胆子大的人，特别是男人们，就喜欢在罗家堰的地方显身手，跳水，游泳，打水仗，栽跟头，闷水，潜水，打“迷”头，各种各样的花召换着来，好热闹呀！尤其是中午时分，许多学生娃儿，趁着午休和父母工作不在家，偷偷地去游泳玩水，我们在家里坐着都能听见罗家堰传来吵吵闹闹的笑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午觉都睡不安稳。

我们家的孩子是享受不到这个乐趣的，因为父亲管教严格，说一不二，我和哥哥就只能站在岸边看着其他小伙伴们玩，经常就是帮着他们抱衣服或看守衣裤和鞋子！我哥哥可能到现在都不会游泳，我也是在上大学后为了体育考试成绩才学会游泳的。

可是，游水带来的乐趣常常被可恶又无情的流水和旋涡掩盖，经常有人溺水，运气好的被人救起来，惊吓一场。运气不好的，命失罗家堰，这样的事故几乎是每个夏天都有发生，一起或几起，悲剧重演着，每当听见从罗家堰传来的阵阵哭喊声，我的心就会纠得紧巴巴的，不知道是不是又出事了……。

童年追忆 （五）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人这一生，日子总是有苦有甜，去年写的《我的童年》让人苦到心碎。这里讲讲童年的趣事，也是想记录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片断，毕竟要忘记过去还是很难的事情，既然忘不了，就乐观地面对，你说呢！

我是1968年的秋天，也就是文革稍稍消停下来，开始了我人生最大的里程碑之一，上小学，那时候我刚满7岁。

至今我都常常感慨，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在阴差阳错中，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我幸运地，偶然地被分配到上了成都市第五中心小学（曾经的华西协和大学附属幼儿教学基地第维小学，现在又正式改名为成都市第维小学），更是被随机地分配到了我终身难忘的五小二班，命运把我和班上的同学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一道开启了我们共同的学习生涯。

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主要由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小孩子组成，加上学校附近的几个部队大院的子弟和周围的部分居民，所以学习风气很浓，孩子们大多都很单纯善良可爱，我有幸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我们班一直在年级里面无论学习成绩，体育文艺及班风等都是名列前茅。加上各位优秀敬业的老师们，尤其是先后几位班主任老师以身作则的为人品质和谆谆教导，让小小的我们受益终身，做事先做人。

为什么说我很幸运呢？因为我家住的大院正好在当时的学区分区的边界上，如果再向南一百米或向东一百米左右，我就会被分配到另外的三个小学之一，那今天我可能就不是你们眼前的我，或许就是一个扫大街的老大妈了。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或许没有，或许就是有这么大。那有人会说，原生家庭和父母也很重要呀？是的，但成天一起鬼混的同学和班风校风，对一个人的成长及人生观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而且相应的小学划分的中学高中也就不一样，特别是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并不是那么看重学习，基本是敞放，学不学习全靠自己，所以一个班级里的学生来源，同学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争强“好斗”的风气无疑对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影响。当然我后来随着这个小学划区分配到的成都市第十六中学，也是我一生难忘的学习生涯，从那里我得到了很多知识和鼓励，才有了可能最终在1978年考入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四川医学院（后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并于1983年就读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或许现在的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的时候，我还是为自己走出的每一步而感到欣慰，因为其中任何一步的失误都可能彻底改变我的命运，人生的确充满了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交错不确定性。

记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都是毎天早上与院子里或邻院的同学朋友一起走路上学，大约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说说笑笑，手牵手，上下学的路上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因为小时候都是父母带着去上街或走親窜门，去哪都是父母决定。现在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小自由了，尤其是路过上学路上两边的各种商店餐馆的时候，这些对好吃嘴的我有无比的诱惑。东看看西看看，尽管常常没有钱去买，但是小脑袋里时不时地观察，看着心里也爽，记下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价格或是有降价打折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让爸爸给一点钱去买来吃。

或者就是与同学朋友几个小女孩儿，凑钱买个东西平分着吃，这样的感觉真的很棒。几分钱的丁丁麻糖，粘着牙齿取也取不出来。凉拌大头菜丝丝，一个个小手伸着，手心放一小堆，直接往小嘴巴里放，麻辣麻辣的，直哈气，心里却乐滋滋的。一角二分一两的炒花生就是高档的奢侈品了，一人分一点，一边走一边剥壳，脆香脆香的味道，简直像是过了一下神仙的日子，关键是自由自在，没有大人的唠叨和啰嗦，你说人就是这么贱，这么小就知道自由的保贵。

夏天的时候，附近的牛奶厂经常有用剩下的牛奶做的奶油冰棍儿，那可了得，几分钱凑齐买一根，就站在旁边你舔一口我吸一嘴，张张小脸都是灿烂的微笑，满意的样子真的很可爱，剩下的冰棍棒棒都不放过，争吵着舔，童趣无穷。

学校门口排队等候看“小电影“，什么简陋的小纸片制作的孙悟空，红灯记片断，一转一翻篇，甚至于两个小孩一个用左眼一个用右眼分享着看，那小眼睛睁得可大了，眼皮子都舍不得眨一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图片。还有就是争着看“大千世界”般的万花筒，转来转去怎么也看不够，你争我抢，看完后还乐呵呵地讨论争吵，你一句我一言，意见不合，小男生甚至动手打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吸收知识营养的窗口呀！

那时候男女生界线分明得很，就算是自己的親哥哥，在学校见面也装作不认识。其实我有点像个小男孩子，女孩子的打毛线打勾勾针什么的并不在行，也不願做家务活。可是就喜欢与邻桌的几个小男生聊天，听他们讲故事，常常我都插不上嘴，我最喜欢的课就是自习课，不用坐得端端正正，调皮捣蛋的孩子窜来窜去，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我却大都是在转过身去听后座的那个小男孩讲故事，我前座的一个小男孩也是侧过身子，一起听故事，那个小男孩的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看的书多，讲得活灵活现，我们听得精精有味，眼睛眨巴眨巴的。

童年追忆 （六）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

小学第一学期懵懂懵懂的，对人对事基本上一片空白，主要任务就是学笔划拼音和简单的算术，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课的班主任张老师。一位中年女老师，剪着整齐的短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非常耐心和敬业，她的家就住在我们教室的楼上，有几次放学后，我和几个小姑娘跑到她家里去玩，东看看西瞧瞧，喜欢看她墙上挂的照片，悄悄议论说老师年轻的时候好漂亮哦。

不幸的是半年后我们这位班主任老师生病了，学校不断的给我们班换着代课老师，但我的心里老是惦念着我们的张老师，希望她早点康复回来教我们。可是她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可恶的疾病夺走了她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今她温柔可亲的笑容仍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她是我人生的啟蒙老师，虽然教我们的时间不长，却永难忘！

快三年级的时候迊来了新的班主任扬老师，也是语文老师，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长长的辫子好令人羡慕，带着一付眼镜，秀秀气气的样子。因为看上去太年轻了，刚开始班上有些调皮捣蛋男生不怎么怕她，让她很为难，但她的真诚和善良征服了我们。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大雨，杨老师迟到了几分钟，一踏进数室，雨伞都还没有关好，就立刻郑重的向全体同学道歉，头发上的雨水伴着她眼里流出的泪水，我们在场的小孩子们都楞住了，呆呆地望着杨老师，许多同学心里敬意即起，包括我自己也有在心里想着，这老师真好，不就是一个短短几分钟的迟到嘛，再说班上的同学也没有来齐，况且下着大雨。

这件事情对我们班上同学们的触动特别大，而且这以后三年的时间里，杨老师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常常是提前到教室里在黑板上写下当天的学习题要什么的。杨老师也从来不发脾气，细心呵护着我们每一位同学，认真敬业的精神让调皮的孩子都收敛起来，在她面前没有人会不尊重和不敬佩，因为她就是一个为人师表，做人诚实守信的活榜样！

还真的要感谢杨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细微地关注。话说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偏食挑食，个子也廋小，经常不吃早饭，快到中午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叫，趴在课桌上懒洋洋的样子，上课也就不怎么专心听讲。杨老师在一次家长会告诉我爸爸，曾华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不错，就是身体不好，脸色苍白，很安静，一定要好好注意她的饮食，鼓励她多做体育运动。尤其是杨老师了解到我妈妈当时在外地工作，父亲身患重病在家病休后，常常对我特别地关心疼爱，叮嘱我一定要吃早餐，问我肚子痛好些了吗？冬天我的手生冻疮很厉害，右手肿得像个包子，笔都握不住，杨老师常常心疼地握着我的小手，一边说道“怎么这冻疮生成这样子“，而且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是全班同学唯一一个可以不交家庭作业的学生，让我心里暖暖的，终身难忘！

就这样，我爸爸开始每天早上把我们三兄妹叫起来跑步，刚开始的时候真是要我的命。冬天起床穿衣服是一件痛苦的事，成都的潮湿气候加上冬季的寒冷刺骨，小小廋廋的身体钻进冰冷的衣裤，半天都暖不起来，因为我的体温又特别的低，阴虚阳也虚。天也阴暗暗的，路上还有晨雾缭绕，只见远处的路灯忽亮忽暗，不敢吭声，不敢叫苦，硬着头皮向前跑，脸和鼻子被风吹得红红的，还要跑多远呀？心里嘀咕着！

爸爸看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累得喘气，他心也软了。除了给我们打气加油外，就是许诺说，如果能够坚持跑到盐巿口（成都市中心当时比较繁华地段），就可以在那里吃早餐。那可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尤其是对我来说。我虽然平时挑食偏食，那可只是在家里。说起吃餐馆，我就不挑了，餐馆里面的东西都好吃。

那是1970年左右，物质极度缺乏，一般的家庭都是自己做饭菜，很少有人上餐馆吃饭的，除非是招待外地来的客人，偶尔会下馆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盐市口有一个市内售票处，坐火车去全国各地，那时候旅游的人很少，一般都是回老家探亲或出公差的人多，售票处旁边正好有个专门卖小吃的餐馆，早上的食品花样繁多，稀饭馒头，花圈，糖包子，肉包子，糖油果子，椒盐糯米油糕，豆沙馅儿窝子油糕，小面，肉臊子面，当然少不了油条豆浆。

由于地处闹市区，大清早这个餐馆就挤满了人，我们三个小孩子负责找坐位，爸爸就去排队买早餐票，桌子大多没有空位，我的眼睛比较尖，东挤西钻的看哪一桌的人剩下的空碗空盘比较多，就说明桌子很快就会空出来，满怀希望和信心，把哥哥妹妹叫过来，三个人站在正在吃早饭的人家后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别人看，小孩子嘛也不会掩盖内心想法，眼珠子就随着别人的手的移动而移动，伸手抓馒头，张嘴咬一口，拿起筷子夹一块泡菜，放下筷子又端起小碗，对着热气腾腾的碗吹几下，喝一口稀饭，就这么慢慢吞吞的，我都快急死了，本来就是跑步过来的，又累又饿，偏偏等到香喷喷的早餐快到手的时候，又找不到位子。因为怕豆浆稀饭烫到客人，餐厅规定必须等客人坐下后，买好的食物由餐厅服务员端上来。

有时候也有猜错的时候，本来以为这个桌子马上会空出来，等呀等呀，那几个人突然觉得还没有吃饱，又去加点食物，这一折腾，等我们醒悟过来，马上转去看其他桌子的时候，早就被另外人家抢占了，那个失望才不是滋味哟。后来我们学聪明了，三个小孩子，一人守一个桌子，等到确定谁面前的桌子空出来，敢紧叫另外两个人过来，这个把戏还很管用的，因为我爸爸作为大人怎么说也不好意思去守桌子吧。

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叫花子挺多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穿着又脏又烂，头发乱糟糟，脸庞消瘦，眼神木讷，尤其是一双手，脏兮兮发黑，他们也是在餐厅里面挤过来钻过去的，紧贴着吃饭的人，那饥渴的眼神比我们严重几百倍，至少从我们的穿着没有人把我们当做叫花子。

话说这些人真可怜，全靠拾破烂或捡别人剩下的饭菜为生，晚上就睡在大街上，我一直都在疑惑为什么天下有这么一些人，宁可流浪乞讨，也不要回到家里去，家里至少有屋顶可以掩风避雨，而且在外面常常被人瞧不起，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我很同情他们，我常常一直盯着他们看，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总是想看出一点什么明堂出来，尤其是那些与我当时同龄的孩子，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有时会看到他们等不急餐厅吃饭的客人吃完，人还没有站起来，他们就一窝蜂地抓起别人吃剩下的东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有时候还相互争抢，吓得客人赶紧离开。我常常也是有些怕他们，生怕他们会抢我的碗，我尽量靠着爸爸的身后，好奇心又趋使我不停地观望着他们，有时也会主动地把手上的馒头包子分一半给贴近我身边的小孩子，心里想说其实他们也很可爱的。

后来听大人们说，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饮食文化尤其丰富，一天里的早中晚餐的顺序和吃法有很多讲究，据说就算是成都的叫花子，对早餐特别挑剔，如果有好心的人给他们送一碗面条或炒手，很有可能被拒绝，为什么呢？听听他们怎么婉言拒绝的，“我们，早上一般都是吃甜食！”，你说牛不牛！

童年追忆 （七）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

那个冬天的跑步还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我，身体好多了，人长结实一些，胃口大开，关键是精神状态好很多，没有以前那么爱闹肚子疼，脸蛋儿也红润红润的，爸爸很高兴，逢人就夸我。

正好成都市业余体操队到我们学校来招收新学员，体育老师招集了一帮男女学生去应试，我也是其中之一，要是放在以前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因为压根对体育运动没有兴趣，那时正好记住班主任杨老师的话，加上身体健康有所改善，也就乐意去参加应试。经过反复挑选，一共选中五个女孩子，其中三个都是我们班上的，我和另外两个女生，红和蓉，她俩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大家都好高兴。

就这样在我九岁的时候，开始了我人生的运动员生涯，当然是业余的啰。我们几个小女孩儿，每天下午放学后，就约着一起走路到口腔医院门口，乘十六号公共汽车，至少有八至十站路吧，到成都市体育场内的体操馆去参加训练，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又一起坐车回来，下车后再走十五至二十分钟回到家里。

冬季天黑得早，常常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又累又饿，去的路上我们总是高高兴兴，叽叽喳喳的，回来的路上却疲惫地不想说话。吃完饭，晚上才能有时间做家庭作业，人困得不行，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慢慢地我的生活规律越来越差了，想到我在体校训练已经很辛苦，早上爸爸也就没有带我们跑步了。

体操房里有男孩女孩，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参差不一。技术水平更是差别很大，教练们也根据学员的情况分成不同的小组。刚开始我们新来的都分在一组，主要练习基本功，踢腿劈叉，前滚翻，后滚翻，前软翻，后软翻，侧手翻，还有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都很喜欢。随着进程加快，力度也开始加大，我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就是身体素质不好，尤其是双臂没劲。

本身个子也比较偏小，常常训练到后半段时间，就有些力不从心，跟不上趟了。特别是每个星期四下午的体能训练课，做许多跑跳，蛙跳什么的，对我来说就是活受罪。经常偷懒，甚至想过凡是星期四就逃课，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还是不敢。可是硬撑着也不好受呀，我平时很乖巧懂事，教练也很喜欢我将就我，可这里是凭实力和技能的地方。平时的一些测试我的成绩也不太理想，总是让教练失望，我自己也有些退缩，每天练得精疲力尽，长进又不大，分组的时候也被留在最差的组，我的两位好朋友都被提升到其他强组去了，我有些自卑和失落，渐渐地我就对训练没有多少兴趣了，心里明白是我受不了这份苦，玩玩可以，来真的，不行。

果然，一年后的大测试，我有几个关键动作没有发挥好，尽管当时教我这组的卿师很想把我留下，但体操队的主教练周老师和她的先生（当时在北京国家体操队当教练的冯老师正好回成都探親，没事也经常到我们体操房来玩，有时也帮着训练我们）慎重考虑后，认为我的体质太弱，仅仅只是自由体操部分就这样，以后的高低杠需要的双臂力量和跳鞍马等高强度的弹跳及暴发力，那我怎么能行呢，鉴于此他俩认为我在体育方面没有太多的发展前途。就这样，我被刷下来了，尽管有些难过，主要是面子上过不去，心里也有准备，并暗自庆幸以后不再受这些罪了。

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要搞体育了，话虽这么说，有一天下午，我们学校体育教研室的赖老师看见我在学校操场玩，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沒有去参加体操训练，我说我被开除了，他说太可惜了，他告诉我说，当时我们几个被选中去体操队的学生里面，教练告诉他我是条件最好，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怎么最先被淘汰呢。

然后赖老师问我想不想学打排球，要不就参加他带领的排球队吧，我说好呀！就这样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当然一直都是板凳队员，而且还持续到中学和高中一年级。也是因为我的力气比较小，传球垫球托球还马马虎虎，可是发球就是我的短板，十次发球至少五次不过网，手臂就是没有劲，你说气人不气人，偶尔有幸上场比赛，也是一轮到该我发球的时候，教练就把我换下场。而且冬天双手生冻疮的时候，直接就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不去参加训练，教练也很关照我，从来不批评我，我想可能是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有我无我对这个球队都没什么影响吧！

正说每天和队友们练习打排球也是很好玩的是，毕竟是校队，没有市体操队压力大，挺好的。结果半年后学校里另外一个体育老师杜老师有一天找我说，四川省体育学院正在组建业余体操队，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选拔考试，我说不要，我不是搞体操的料。杜老师平时默默无闻，对我们学生很好，经他左劝右赞的，我同意去试试，他还说我们学校也要建体操队，我的好友红和蓉因为忙着在市体校训练，所以让我当学校体操队长，她俩当指导。哦哟，横竖还封了一个队长当，总比在排球队坐冷板凳好。

不出所料，我入选为四川省体育学院业余体操队的队员，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们的教练姓林，个子不高，性格很好，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很耐心。每天放学后我和另外两个比我小一个年级的女孩子一齐走路去体校。训练完了后与队里的朋友抄小路沿着河边回家，她们都在半路的地方就拐弯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单地穿过田间小道走回家。幸运当年社会治安还好，我也好象大大咧咧的不知道害怕。

后来有幸代表我们学校参加成都市小学生体操比赛，当然没有拿到任何名次，参与就好。比赛就在成都市体育馆以前每天训练的体操房旁边，很巧碰见了卿老师，她看我长高长大了，很高兴，问我要不要回她教的队参加训练，我一时高兴就答应了，那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红和蓉早已晋升到强队去了，尤其是坚韧顽强的红，后来参加过国家体操比赛，还拿了名次。蓉也厉害，曾经到重庆接受集训并参加过四川省青少年体操比赛。不管怎样，又可以与俩位好朋友天天一起上学，参加训练，一起回家。

还有比较快乐的事情，当年的成都市体育运动会在市体育场举行，我们体操队的小朋友们参加了开幕式，作为一个什么方队还表演团体操，关键是运动会那几天，天天每个人发一小口袋的点心和糖果。遗憾的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一年后的评选还是没有过关，又一次被淘汰出局。

还有一个记忆深刻的小插曲，杜老师赖老师看我表现不错，总是很看好我，怕担误我的体操“天赋”，决定让杜老师直接送我到四川省体校的体操队去参加选拔，这可是专业队呀，我多少心里还是有数，知道自己后劲不足，其实两位体育老师对体操专业并不在行，经不起好奇心的驱使，我就跟着杜老师来到了成都著名的跳伞塔旁边的省体操房，那天可能有二十多位女孩子参加测试，大多是从全省各城市或地区体操队送来的运动员。

结果我还阴差阳错的被选中了，主考教练已经告知一直在旁边陪我考试的杜老师我被录取了，正在高兴与忐忑不安之间徘徊，高兴的是能绕过成都市体操队（杜老师知道我两次被刷下来）直接考入省队做专业运动员，忐忑的当然是知道自己的天生身体素质差，根本经受不住高強度的训练课程，再加上我这人还真的吃不了肉体之苦。一边在换衣服穿鞋，同时正为这又要被逼上梁山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刚才一直站在主考教练旁边的冯教练向我走来，其实我进体操房的时候就认出了以前在市体操队的周老师的丈夫冯教练，红和蓉有讲过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冯教练放弃国家队的职务调回四川省体操队当教练。

我以为他忘记我了，所以也沒有去给他打招呼。冯教练走过来问我说“你以前是不是在周老师那边训练过？“，我说“是的，我认识你的“。说完冯教练就走回去与主考教练嘀咕着什么，我心里不由自主的?噔一下，不妙，见我好像突然不高兴的样子，杜老师一头雾水的看着我。果然，只见主考教练和冯教练一起向我们走来，示意杜老师到旁边去一下，他俩与杜老师低声聊了一会儿，杜老师失望的走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不录取我了，主要原因是认为我没有潜力做专业体操运动员。后来我把以前在市体操队认识周老师冯教练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杜老师。回去的路上，杜老师难过的默默不语，我还一个劲的安慰他，我说冯教练是从国家队调过来的，他很有经验，我的确不适合搞专业运动员，人家也要为国家作想啊，辛辛苦苦培养我，我又是稀泥巴敷不上墙，那怎么办呢？

忘了是怎么回事，厚脸皮的我又是什么情况下回到四川省体育学院的业余体校继续体操训练，虽然这个时候我长大了许多，但每次上高低杠的时候就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的我，手掌细细嫩嫩的，哪里经得住这般肉体折磨，四个手指与手掌连接处长的茧子，黄红黄红的，一用力就拉开口，疼得我钻心，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长不起老茧子，一直都在受伤痛。虽然女生没有单杠比赛项目，但我们常常在单杠上练习高低杠的一些基本动作。也是因为手臂没有劲，经常抓不住杠而掉下来，然后又重新做，越练越无力，超过我的极限，为了完成每天指定动作的训练任务，我只有饱含着眼泪，一遍又一遍的上去又摔下来。

另外一个难忘的经历就是平横木，一般来说都是在矮矮的木头上先反复练习，跳跃或翻身动作，上下时的平衡控制能力。但真的上了正常高度的平衡木还是有些不一样，尤其是心理素质不是那么好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杂念或害怕，就很容易掉下来。

事实就是如此，大概在我十四岁左右，一天在练习平衡木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右脚踝关节扭伤，整整在家待了三个月，幸好当时正要放暑假，父母害怕这样下去会担误我的学习，从此以后不让我再回去练体操。而且由于突然停止运动，我就开始发体，正好也是青春期肥胖吧，那个时候我都胖变形了，这又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害怕运动过多停下来的发体，听说许多运动员都有这种经历。

哦，差点忘了当初我也中途被四川省体育学院体操队踢出过，原因也是考试的时候没过关。反正我是在这两个体操队几进几出，当年都是公平竞争淘汰，不象现在的小孩子，靠父母拿钱去参加各种培训班，有天赋的能吃苦的人还是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而没有能力的人也一直可以混下去，只要你的父母願意花钱，教练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我是想说，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经历，却无形中给我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增加了不少考验和磨炼，让我在后来的生活工作中比较坚忍不拔，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

童年追忆 （八）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

刚上小学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家住的医院宿舍小洋楼美丽的瑯園要折除，听大人们说这块地被房产公司征用了，要重新盖两个楼房。当时住在这里的八户人家都暂时搬到四川医学院（简称川医）附属第一医院的精神科大院里去住，直到新的楼房修好了再搬回到原来的地址。

川医以前是由洋人教会创办的，除了医院的主体结构有门诊大楼，急诊室，妇产科儿科皮肤大楼，内外科为主的大楼外还有三个特殊的科室住院部是各自单独安置在离医院主体结构比较远的地方，它们分别是传染科，结核科及精神科。从科室的名字不难看出猫腻，传染科（各种传染病尤以甲型肝炎为主）和结核科（几十年前结核病流行还是比较厉害的）是因为这些病人可以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给正常的人，所以专门针对这些住院病人修建的小院子，以起到隔离作用。

精神科则是因为一些病情控制不好的患者出现打闹伤人的情况，虽然不会传染别人，但还是需要加強监管。而且精神科的门诊部都是设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精神病院的住院部是在大院后方的一个楼房里，很象监狱一样，每个房间的窗户很小，窗户被铁柱钉着，一般人进不到住院大楼，只有工作人员及许可的患者家属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经过几道铁门才能进去。每天都能听到住院楼旁边的院子里有“疯子“们“放风”的说话声，这些能够被放风的病人大多是病情稳定下来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医生认为不会伤人的。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八家人安住在精神病院里呢？精神病院在华西坝的小学路上，离医院主体约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里面有三个小洋楼，原本就是用作精神科的部分医生护士住家，进大门的右手一排平房也是用于医生护士住家，左手一排四个教室就临时改为我们这些拆迁户的住所，我家被分配到最后面的一个教室。

以前就对秘密的精神病院有所畏怕，因为听说有时候“疯子”偷跑出来，会打人什么的，对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真的很害怕。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而又无奈的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不象那些原本就在这里工作的医生护士们，他们都比较习以为常了，我非常不习惯。除了经常听见精神病人的哭闹声外，也会听见他们的“歌声“和“笑声“，男的女的，风格各异，有的时候歌声真的很美，但大多数时候是乱唱一通，尤其是夜里，没有人愿意听到他或她的“夜半歌声“，常常让我纠着心，心惊胆战中睡着又醒来。

有一次放学，正好爸爸上街买东西去了。我回家突然发现有一个“疯子阿姨“在我家里乱翻东西，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唱着，把我吓得转头跑掉，边跑边叫喊着守大门的爷爷，“有个疯子跑到我家里面了！”。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大门口的收发室里去躲起来。幸好有几个医生护士正在四处寻找这个偷偷蹓出来的女病人，听说在我家，他们就去把她“押回“到病房了。从此以后，我们出门前一定要反复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了！生怕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幸运的是沒有出什么事情，但还是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心里障碍，希望早点搬出这个让人心烦气躁的精神病院。

记得正好是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著名的九大）召开，全国一片沸腾，精神科的医生护士和家属们放鞭炮庆祝九大的召开。印象深刻的是大门口悬挂着一个用许多医院里靑霉素注射液的空瓶子，装满红水水，制作的灯笼，高高在上，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凑热闹，在那里东窜西跑，跟着大人们扭秧歌跳忠字舞，瞎高兴！

话说回来，川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面非常漂亮，种了许多花，也栽了好多果树，我们家门前就是一条长长的过道，从大门口一直到里边的公共开水房洗澡室，全部都是七里香藤，随便走走逛逛都是扑鼻的清香。我爸爸还在我家旁边的小院里种了点菜，养了一个会下蛋的母鸡，每天傍晚都要检查一下第二天有没有可能生蛋，有时候我也争着去摸鸡屁股后面的储蛋的部位。早上起来去鸡窝里拾起暖乎乎的蛋的感觉，还是很开心的事情。

有一天晩上，我们正准备关灯睡觉，细心的爸爸发现怎么今天这么晚了，我家的母鸡还不进窝呢？爸爸走去小院，招呼着鸡快去睡了，可是这平时很听话的鸡，怎样也不进窝，我爸爸把它抱起来放入鸡窝，它一下子就钻出来了。怎么回事儿呢？爸爸找了一个手电筒去照看了一下鸡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条大蟒蛇安安静静地盘据了整个鸡窝。

这下子热闹起来了，我爸爸叫来了院子里的几个叔叔伯伯，商量着如何处理这条蛇，我也挤过去看了一眼，至今难忘那个令人心寒的场景，吓得赶紧跑路。后来还是一个胆大的伯伯把那条蛇震住了，倒挂在大门口的一个木头架子上，剝掉蛇皮，听说他们几个人最后是顿了一大锅蛇肉和汤，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还提议给我们家里送一碗，被我爸爸婉言拒绝了。

这段时间，进进出出于“精神病院“，认识许多精神科的医生护士叔叔阿姨们和他们的孩子，经常听他们讲述一些精神病人的故事！我一直不明白，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会变成精神病，大人们说有些人是受了精神刺激就疯了，有些人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了某一根“神经出问题“了，神经又怎么会出问题呢？为什么这些病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平时心目中瘦瘦弱弱病病殃殃的“病人“呢？而且还听大人说，我们有时听到有病人高声的“惨叫声”就是医生在给病人做电疗，让疯狂的情绪安静下来。越说越玄乎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从小就对精神病患者及心理障碍的人产生了相对敏感的认识，观察，同情，思考，当然后来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对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及预后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和探讨，虽然最终没有选择做精神科医生，但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中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永远挥之不去的疑问，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

童年追忆 （九）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本来是想写童年的趣事，结果怎么也绕不开一些并不“有趣“的无奈和无助的人和事，既然绕不开，就把它记录下来，毕竟这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故事，唉！）

今天早上醒来听到我的研究生导师九十多岁高龄的全国著名皮肤科专家罗汉超教授给我的微信语音留言，老人家说读了我昨天写的《童年的趣事》第四章，他想补充几句话。罗教授说他是1946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留在附属医院的皮肤科当医生，现在的传染病院在那个时候是麻风病院，是解放前修建的，当时就算是成都巿很郊外的偏辟地点，作为皮肤科医生他每周都会去麻风病院查两次房, 大概有八十个床位。1958年国家对麻风病防治作了一些规划，那年就把华西的麻风病人转院到四川阿坝州理县的麻风防治中心。然后把华西的麻风病院改为传染病院，主要收治传染性比较强的黄疸性肝炎（甲型肝炎）及一些流行性脑膜炎等病人。

非常感谢罗教授的支持和补充，象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结核病有印象，但对麻风病却没有任何概念。

话说我家在精神病院职工宿舍区借住了半年多以后，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地址没有变，可整个院子面目全非，由以前茂密的花草树木，优雅的洋房阁楼，庭院深深的别墅小院变成了两幢连体楼房，每一个角落都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楼房之间的空地全是水泥地面，你怎么也猜不到，整个院子没有一株小草，更没有一棵树，真的让人很失望。

好在新的房子面积比旧房子至少大一倍，厨房也是在各自家里，不用跑来跑去。住户由以前的八家增加到二十六家，有一半左右不是川医的员工，所以多了许多新朋友。而且再也不会害怕被精神病院的“夜半歌声“吵醒，终于每晚可以睡个好觉。

万万没想到的是，比夜半歌声更烦人的事情偏偏就发生在我们的院子里。话得从搬来的新邻居说起，新楼房一幢是木质结构，另一幢是水泥板结构，我家住在木质结构这幢楼房的楼下最后面一间，比中间几家人的住房面积要宽出一个过道的面积。这讨厌的木质材料的墙壁和地板几乎不隔音，除非是贴着耳朵说悄悄话，一般来说邻居家的说话，楼上有人走路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时间久一点后，凭借楼上人走路的“嗄嗞“声就能判断出是谁，邻居之间几乎没有隐私和秘密。

正巧遇到新来的邻居中有一家C姓的伯伯与我父亲家还有那么一层八杆子打得着的远房亲戚关系，大概是我父亲的一个表姐嫁给了C伯伯的表哥。C家住在我们同一个楼的中间靠楼梯的楼上，一共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最小的是个女儿比我哥哥还要大一岁左右。当时他家的大儿子已经在东郊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二儿子在农村当知青，三儿子初中毕业就在家闲着，女儿跟着妈妈在外县上学。C伯伯的夫人是一个中学老师，一看就是大家闺秀，人长得文文静静，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从来没有见她大声说过话，总是轻声细语，见到人就礼貌地点点头微笑着打招呼，我们都叫她李阿姨，每到放寒暑假李阿姨就会把女儿带回来与家人团聚。

正由于有那么一点親戚关系，我们俩家自然走得比较近一点，他家的三儿子与我哥哥特别要好，经常教我哥哥煮饭做菜。C伯伯有时也会到我家与我爸爸聊天，摆过去的老龙门阵，所以我与C伯伯也算熟悉，每次见到都会親热地打招呼。听爸爸讲C伯伯出生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文笔很好，是一个当年某名校的高才生，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出生不好，但又心高气傲，与上级领导关系闹僵，不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被开除公职，后来为了生存只能委屈求全，经朋友介绍在川医门诊部外面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属下的生产组当一个小工人。

每当提到C伯伯，我爸总是用叹息的口气说道“老C，可惜了，人才呀！“。 C伯伯个子瘦高瘦高的，头发总是打理得整整齐齐，向后反梳，亮着高阔的额头，戴着一付圆边的金丝眼睛，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有些粗亮，很健谈，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啥都能聊半天，出口成章，扬扬洒洒，好有才华的人。特别记得在冬天的时候，C伯伯穿着一件比较考究的棉袄，总是配上一条小方格的深色长条围巾，永远是把围巾潇洒地向身后一甩，严然就象过去那些老电影里面的教授的形象。

C伯伯在院子里人缘不错，对人礼貌友善，无论大人小孩，而且他还很风趣幽默，尤其夏天的晚上，大家在院子大门外的小河沟旁聊天乘凉的时候，C伯伯常常是唱主角，给大家带来许多乐趣。可是，两年后的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听见C伯伯高声的在他家门口骂人，大家甚感意外，平时从来没有听过他骂过人或与谁吵架。

刚开始，大家以为是他在生儿子的气，也没太在意。结果C伯伯就这样，骂了一个晚上，奇怪的是，他的儿子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做什么惹他生气的事情，况且他骂的东西好像让人摸不到头脑。有些好心的人包括我爸爸试着去劝他，C伯伯也不听劝，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给他说什么事情或讲道理，完全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没法说。

本以为骂骂出口气就算了，没想到连续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听他儿子讲，C伯伯这几天不吃不喝，白天睡觉，晩上烦燥，班也不上，劝也劝不住，而且有时候一边骂人又一边唱歌，哼着小曲儿，手舞足蹈，完全就是疯登了！人们已经意识到，C伯伯疯了，得精神病了。

渐渐地C伯伯变得越来越消瘦，为了怕吵到院子里的邻居，他的儿子们就试图把他关在家里，结果他与儿子们反抗，住他家隔壁和楼下的邻居可受累了。一天在与儿子打闹中C伯伯的衣服裤子也扯烂了，冲出院子跑到院子对面的农田里去，又唱又喊，声音早巳嘶哑。大家目睹着他的变化，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情，可又眼睁睁看着而无可奈何，除了同情就是叹息，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事情导致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疯子？

大人们之间商议着怎么去帮他，他的儿子们也被搞得经疲力尽，带着许多羞愧和歉意，一直都在给大家说对不起，他们的爸爸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等等。儿子们也试过带他去医院看病，可说什么都不行，C伯伯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还骂他儿子们，“你们才有病！”

情况越来越糟糕，C伯伯有一次自己走出来，走丢了，不小心掉进我们那条街上的一条臭水沟里，被好心的路人拖起来，全身上下又臭又脏，真是让人觉得很可怜。这段时间里，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子都被C伯伯的“疯癫“搞得很闹心，晚上都睡不好觉。又正值放暑假前的时候，他的太太学校里也忙着学生考试的事情，没法请假回家照顾他。

一天晩上，不知道为什么C伯伯从街上回来，有人看到他把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裤子脱了，向院里走来，那人大声叫喊着大家赶快回家去，我也吓得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打门紧紧关上，还用一把椅子抵住。惊吓中喘着粗气，听动静。果然一会儿，听到C伯伯在院子中间开始大吵大闹，看见没什么人，他又走到大门口的马路上发疯。

本来以为没事儿了，大家就洗洗睡觉了。正在半睡半梦中，突然半夜醒来，是被C伯伯嘶吼声吵醒的，只听见他大声喊道“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接下来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十一岁左右，妹妹已经到北京去我姑妈家了。我和哥哥住在外面房间，哥哥的床在屋子里面的窗户下面，偏偏我的小床正好靠近我家的门，尽管爸爸睡在里屋，但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父亲平时很严厉，他最不喜欢我们表现得胆小懦弱，更不会骄惯我们，那怕我是女孩子，也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不敢吱声，我吓得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枕头，大气不敢出一口，头一会放在枕头上，一会儿不由自主的又紧张地抬起来，悬在半空中，听动静。

只听见C伯伯边哭边笑边骂边唱，失望的烦躁不安的开始挨家逐户地敲打门窗，从这头走到那头，忽远忽近，走走停停。糟了，好像朝我家的方向走来，嘴里似乎还念叨着“老曾！老曾！“（他平时就这么称呼我爸爸的），我的心跳立马加速到一百八，全身哆嗦，唉呀妈呀，怎么办？他冲着我家来找我爸。幸亏我家的窗户向着外面的农田，他现在看不见我们，只有门向着院子的方向。正在琢磨着，C伯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骂声也如此的震耳，我连忙把头钻进枕头下面，把两个耳朵死死地捂住，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以为他会把我家的门砸坏，走进来打人。结果，刚听见他快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又停下来，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走去对面的某家人去敲打别人的门窗去了。半抬着头，直到确定C伯伯走远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全身上下冷汗淋漓。

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好，天刚亮不久，我们院子里一位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阿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她科室，叫来一位医生和几位男护士，在C伯伯三个儿子的帮助下，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然后五花大绑着用板板车把他送到了川医的精神病院，入院接受治疗。

听那位好心的阿姨说，因为C伯伯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除了全院子的人都得不到安宁以外，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C伯伯身上，他的儿子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她不得已站出来，毕竟她在精神病院工作许多年，她知道像C伯伯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没有正规的住院治疗，是不可能自行好转的。而且C伯伯工作的生产组本身就是城市里最低一级的工作单位，可能都算不上什么正式的单位，是当年的街道办事处下面的临时居民组织，工资待遇非常低，只是能挣口饭吃而已，没有什么公费医疗保障。所以自从C伯伯生病以后，没去上班，单位也不管他了，一切的重担落在了三个儿子身上。

就这样，几个月后，C伯伯出院回家，完全变了一个人，既不“疯癫“，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风趣幽默。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C伯伯变得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见到大家就回避，看得出来他内心深处的愧疚和无奈。李阿姨和女儿一起回来照顾他，李阿姨见到院子里的人就说“老C生病，给大家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边说边鞠躬道歉，真是让人心酸。

说实话，如果没有以前因为我们院子拆迁时暂时安置在精神病院职工家属区里住了大半年的经历，对精神病人不算太陌生，我对C伯伯生病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又或许是因为我们俩家人比较熟悉，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和身世背景，对他的崇敬和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在他整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中，除了同情外，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厌恨和责怪，尽管院子里也有个别人表现出对C伯伯及家人的抱怨和歧视！不管怎样，幸运还有好心的精神科医务人员当邻居，否则C伯伯及家人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的结局？

长大后，特别是自己学医以后，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也学习到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医学认知，其实至今也是一个医学上的难题。细心想想，作为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往往他们的家人可能经受的苦难和挫折更加艰辛，因为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活生生地看着自己的親人或爱的人变成一个常人无法言喻的“陌生人“，无法理解无法沟通交流。况且这种病还存在着复发性，治疗也有限，有时可能是人财两空。人生的许多不确定性永远伴随着病人和家属，难道他和他的家人乐意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大家的理解宽容是很重要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精神疾病会发生在谁的身上？怎么去面对？怎么去防范？除了象C伯伯这种精神分裂症比较极端以外，还有许多比较常见的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紊乱疾病患者，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经历的各种伤痛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很多人都觉得难以启齿，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尤其是抑郁症患者，严重的后果可能是自杀或伤害家人及一些无辜的外人。

心身心身，心在前，身在后。人们平时在生活中，除了加强身体健康以外，学习如果增强心理素质，情绪管理，调节好心态和合理平衡工作压力和事业的追求，诚然均衡的饮食结构和规律的生活习惯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心身健康，这是我近年来的一些个人体验和感受。

童年追忆 （十）

曾华 写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四日

大约在我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一天在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大门口了，我那天正好是与院子里的一位姓吴的大姐姐一起去上学，边走边聊，突然我俩同时被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小女孩儿的背影吸引住了。那是一个穿着绿色小碎花连衣裙的小姑娘，裙子一定是新的，颜色异常鲜艳夺目，看起来特别的舒服好看，小姑娘扎着两个翘翘的小辫子，只见她娇小玲珑的身体不停地小步蹦跳着，难道真的是因为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兴奋不已？

一手牵着送她上学的年轻妈妈，另一只手边走边比划着什么，远远看上去就是四个字“机灵可爱！“。我和大姐姐不约而同地说道，“那个小女孩儿的裙子好漂亮呀！“，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想要追上去看看她是谁，快追上小女孩儿和她妈妈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小女孩儿突然转身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这个短暂的对望让我终生难忘，哇，她长得真好看，精致的五官放在一张瓜子小脸蛋儿，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小天使！

正当我和大姐姐还在津津有味的谈论着那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学校的大门口，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小女孩儿也向我们的学校里走去，哦，原来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

从个头判断，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比我大几岁，而又比我的那位大姐姐小几岁，所以平时都没注意到彼此，真的是那件鲜艳明亮的裙子吸引住了我们的眼球，进而注意到了那女孩儿的美丽可爱。说实话，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很少见到有人穿着鲜颜色的衣服，而且那裙子的样式也非常时髦，所以难怪我们会那么的好奇。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大家的日子照样过着，本来以为就是一次偶然的相遇而已。殊不知，命运很少让你错过特别的相遇，让你遗憾没有认识那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刚刚走进院子的大门，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住了！这不就是那天上学路上偶然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儿吗？穿着同样的裙子，扎着同样的小辫儿，她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院子里？我默默地注视着她，静静地从她身边走过，不好意思与她对望，按耐住心中的喜悦，走回家把书包一放就赶快跑出来，急于想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在这儿呢？

正好看见那天和我一起遇见小女孩儿的吴姐姐也在她自己家门口好奇地观望着眼前的一切，我走向吴姐姐，轻声地问道“这个小姐姐为什么在这儿呢？“。吴姐姐告诉我说，“你看嘛，她们家正在搬到那个房间里去“，说着，用手指着吴姐姐家隔壁的隔壁那个空房子。哦，原来那个小女孩儿是我们的新邻居呀！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能够认识那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儿！

是的，新搬来的邻居姓W，他们的家正好在我家和吴姐姐家的中间位置。W家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已经工作成家了，在成都市铁路局工作，我们称她为W姐，她的丈夫是重庆人，非常健谈，我们院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也喜欢听他正宗的重庆口音，与成都话很不一样，很好玩！W家的老二是个儿子，那时在农村当知青，不常回家，长得帅气，比较沉默寡言。老三是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聪明倔犟，调皮捣蛋，更多的是青春期的叛逆。第四个孩子就是那一个我恋恋不忘的美丽的小女孩儿，我跟着大家叫她W妹儿，尽管她比我大三四岁左右。

W姐长得很洋气，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泼辣，直言快语，原来那天是她牵着她妹妹的手送妹妹去上学，我们还误以为她们是母女俩。W姐因为在铁路局工作，认识许多跑北京上海广州大城市的列车员，所以信息比较灵通，见识也广，时常会买到一些“高档商品“和“时尚的衣服“，甚是令人羡慕不已。当然她也把本来就长得乖巧的妹妹打扮得美丽漂亮，像个小公主。

W伯伯高子瘦高瘦高，五官非常端正帅气，据说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翻译官，文化大革命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臭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基层单位，安排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原来的新华书店对面的国营水果铺卖水果，记得小时候每次路过那个水果店，W伯伯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水果吃，所以我们院里的小孩子们都喜欢W伯伯。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吃水果的原因，主要是W伯伯的为人正直善良，宽厚大度，彬彬有理，遇事沉着淡定。纵使因为他的历史问题给他和他的家人，尤其是几个儿女的一生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挫折，从来没有听见W伯伯抱怨或发脾气，总是谦和的待人，大多数时候看见他都是在读报纸或者抱着厚厚的英文书看，甚是令人敬佩！

W伯伯的夫人姓陈，是川医附属医院门诊手术室的一名护士，我们叫她陈嬢嬢。陈嬢嬢个子娇小秀气，皮肤白白嫩嫩，五官精致完美，一看就是一个大家闺秀。他们夫妻非常恩爱，彼此之间相互支持，即使在那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从来没有见他俩争吵过一句。

有这么才貌双全的父母，W妹儿的美丽聪慧就不难理解了，加上又是幺女儿，被父母和哥哥姐姐宠着爱着，活泼可爱的天性让人喜欢。更重要的是W妹儿的为人处事特别的好，漂亮但不张扬，学习成绩优异，平时文文静静的样子，喜欢做家务，很会讲故事，绘声绘色，不忙不急燥，有条不紊，特别是我常常站在她旁边陪着她做家务活或陪她去食堂打饭买菜的时候，我的乖巧懂事也让她喜欢带着我玩。

原来W妹儿比我高两个年级，因为他们那阵儿刚上小学就遭到文化大革命停工停学，所以尽管她比我大三四岁，但读书的年级只高两级，我经常去他们班里玩，所以她的许多好朋友我都认识，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她上高中，我们也是在一个学校。其实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优点以外，W妹儿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她天生的舞蹈演员的素质。

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小时候也是喜欢蹦蹦跳跳，但没什么章法，纯粹就是那种乱跳，平时也会与小伙伴们一起跳房，跳橡皮筋跳绳子，捉迷藏，踢毽子等疯玩儿。自从W妹儿搬来以后，她就把院子里的小女孩儿们组织起来跳舞，她很认真负责，严然像个小老师，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舞蹈，帮这个纠正手的姿势，又帮那个修改动作，她还自编自导自演，让我们一帮小孩儿五体投地。看到大家的基本功太差劲，她又开始教大家练习踢腿，劈叉，增强灵活性和柔韧性。对着墙壁打倒立，一排排小伙伴整齐有序地倒立在我们院子门外的墙壁上，她严肃认真地检查每个小孩子的姿势是否正确，嘴里还读着数，一，二，三，四，五，至到她认为满意了，才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休息。奇怪的是，大家真的很听她的话，没人偷懒，没人抱怨，没人装怪，有时候也有小男孩子加入。

慢慢地也激发了我对舞蹈兴趣和对音乐的痴迷。这无疑对我后来被选去当成都市业余体校体操运动员垫定了一些基础吧。有一次放学后我到W妹儿的教室去找她一起回家，她让我等她一会儿，她说她正在排练舞蹈，要参加学校的宣传队演出。当然可以呀，我从小就最喜欢看文艺表演。我坐在她们教室的后面，安安静静地看着她和她的几个同学排练节目。看着看着，突然发现，W妹儿原来就是上次学校后坝台上表演白毛女的那个跳“扎红头绳”的小姑娘！

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我们学校的大型文艺演出上，三个高年级的大姐姐以芭蕾舞的形式，分别扮演不同的白毛女片段，第一个是“北风吹“，第二个是“扎红头绳“，第三个是“送大春“（这个题目有点忘了，不知道对不对哈）。当时看得我好喜欢，目瞪口呆，那音乐，那每一个动作，表情真的很到位，尤其是那第二位出场跳“扎红头绳“的小姐姐，好像就是电影里看到专业的舞蹈演员，精美绝伦！因为演出的时候她们都化妆造型了，所以也不知道她们是谁，什么名字，平时长什么样子？

所以当我看到W妹儿正在排练“扎红头绳“的时候，那动作，节奏感，份位十足的样子，不就是那天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大姐姐吗？我好激动哦，原来是她？回来的路上，我把我的心情和新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W妹儿，沒想到，她只是淡淡的微笑着，点点头而已，仿佛这样的夸奖和称赞她早就习已为常。

的确是，W妹儿从小就能歌善舞，人见人爱，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是文艺骨干，加上她的大姐以前也是很喜欢跳舞，一直对她都有潜意默化的影响。W妹儿自己也酷爱舞蹈，她曾经告诉我说，她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位专业的舞蹈演员。也许就是受她的影响，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是当一个舞蹈演员，最初想过芭蕾舞，后来听说跳芭蕾舞很苦，因为是用脚尖跳舞，所以两个脚的脚尖都会磨烂，要流很多很多的血，直到把脚指头“磨平“，我一听就吓得直接说“不要，不要去跳芭蕾舞”。还是跳一般的舞适合我，因为我这人就是怕肉体的苦。

我一直都很看好W妹儿，她一定会考上当年令许多女孩子羡慕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什么的，因为她是为舞蹈而生的，舞台是她的梦想，而她也是我的偶像，无论是舞蹈表演，还是为人处事，我都对她崇拜的五体投地。结果命运总是喜欢与人开玩笑，人这一辈子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公平公正的，有些时候与你的努力与付出并不成正比，可恶的命运！

就这样，当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希望渐渐地长大成人，才发现原来现实如此的残酷无情和无奈！W妹儿越长越漂亮，亭亭玉立，生材五官精致优雅，天生丽质，活脱脱就是一个舞蹈演员的架子，听说有些专业团队的人到我们学校来挑选舞蹈队员，W妹儿父母和她的姐姐也有送她去文工团歌舞团去参加应试，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失望，每一次得到的回复都是五个字“正审不过关！“。因为W伯伯曾经的工作经历和文革时期的受政治迫害，他心爱的小女儿就这样受到牵连，而无辜的屡次被机遇所抛弃。慢慢地，W妹儿变得不那么自信，脸上也少了一些笑容，在学校也不那么积极参与班上和年级的活动，好像当时申请加入令人向往的共青团也被受阻，一切的借口都是因为她的“出生不好“。 

记得有一段时间，社会上积极提倡搞街道革命委员会，我们院子里也成立了一个由几位邻居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除了组织院子里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做广播体操，冬天的百日跑步，每个周末大扫除，学习中央指示，也有组织青少年唱歌跳舞表演节目等，这个时候W妹儿参与得比较少了，反而我成了院子里跳舞的主角，她有时候会帮我编动作，像个大姐姐一样鼓励我，关照我，我却没有真正的懂得或理会到她所经历的内心感受，也没有给她一些安慰，这是我至今都很遗憾的事。记得W妹儿知道我很喜欢跳舞，看我身体不怎么好，个子也不长，她还细心地提醒我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如果长不过一米六，许多专业文艺团体是不会招收。结果我真的在十二岁之后怎么也长不过一米六就停止长个子，所以早早地就放弃了做专业舞蹈演员的理想。

让我深感不安的事情还有，话说那时候的街道革命委员会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还偏偏要号召大家一起来批判院子里的“反革命加臭知识分子“，那时候C伯伯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见《童年的趣事》（五）），被批斗的另一个人选就是W伯伯。几次全院开大会，提前通知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在院里拉上大大的标语横幅，大意是“坚决打倒W某某！“，这个时候就要W伯伯自己汇报解放前的“不光荣“历史，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然后就是院里的邻居发言，责问声讨，打倒“W某某“的高呼声此起彼伏！

我看着可怜兮兮的W妹儿独自一人坐在她家门口的小木凳上，低头不语，我的心里也为她难过。永远都是谦和礼貌的W伯伯，依然是轻言细语地，不厌其烦地回复着那些无聊无趣无理的提问和无端指责。这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令我难忘，或许是因为W妹儿是我的好朋友好姐姐！

随着年龄增长，W家的老三越来越叛逆好斗，经常逃课，在外面与人打架斗殴，成了我们当初华西坝上小有“名气“的小霸王，父母和他的哥哥姐姐也拿他没办法，更是经常欺负W妹儿。记得一次他与W姐吵架，还威胁说要拿刀出来，当时他们的父母都在上班，W姐和W妹儿高声呼救，不停地大喊“曾伯伯！曾伯伯！“让我爸爸去管管W老三，结果还是管用，我爸去了他就冷静下来了，因为我爸爸的严厉是远近出名了，邻居们多少有些怕我爸爸。

结果有一次W老三在外面惹祸，把别人家的孩子打伤了，那天派出所（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来了几位干士，到W家抓人，我们小孩子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又好奇心强，跟着后面看热闹，经过几番挣扎，最后W老三被干士们制服，记得用绳子将他的双手臂从后面捆住，一个从上向下，一个从下向上，听旁边的大人说，这叫“书琴背剑“，是公安干警逮捕坏蛋的惯用方式，难以挣脱！

W家闹心的情况总是不断，常常听见W妹儿轻声地叹息，昔日阳光灿烂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忧心忡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什么好呢？安慰也不是，鼓励也不是，只有默默地陪伴着W妹儿，也不怎么爱讲故事给我听了，我也嘴笨不会说话。清楚记得，那几天W老三关押在我们那个区域的小天竺派出所，每天都要由家属送饭，这自然落在了W妹儿的身上。只见W妹儿每天要做一家人的三顿饭，做好以后用一个铁饭盒装好，趁热给她的哥哥送去，一天要送三趟，如果我在家的话，W妹儿都会叫我陪她一起去，我也很乐意陪她，从我们院子走路到派出所单边需要二十分钟左右，路上我俩很少说话，俩人心照不宣的默默地走着。到了派出所后，W妹儿把饭交给她哥哥，简单交流几句话，把上一顿饭的空碗筷收拾一下带回家清洗。在等待W妹儿的时候，我就细细地观察整个派出所的情况，好奇地发现，楼梯口处有个铁栏杆围住的小黑屋，关着几个“犯人“，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家具，只见那几个人的一只手被手铐铐在楼梯的柱子上，全部都无聊之极地向外望着，时不时的发出不耐烦的吼叫声，大概是“放我出去！“之类的话。我也不敢老盯着他们看，心里总有那么的不安，觉得他们又可恨又可怜。后来听W妹儿讲，那个小黑屋关的都是刚抓到的小偷，等待家人来领取，或者案件还在处理中，我心里一直嘀咕着，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饭吃？

陈孃孃退休后，他们一家就搬走了，那时候沒有电话，也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再后来，我出国前在东门大桥附近的路上，偶然遇到了W妹儿，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匆匆忙忙打了一个招呼，也没有聊天，回家后我告诉我妈妈今天在街上碰到W妹儿了，妈妈告诉我W妺儿就在东大街的一个水果店卖水果，是她爸爸退休后成都市水果公司让她去顶替的工作。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W妹儿，去年回成都，在我的一位闺蜜请客吃饭的餐桌上，见到了W妹儿以前的一位同班同学，我很好奇的问他W妹儿的近况，他说W妹儿已经退休了，一切都挺好的。然后我又追问有没有她的近照，好心的他在手机上翻了半天，找到了一张他们同学聚会的照片，W妹儿仍旧是那么端庄清秀，我的心也跟着放轻松一点，尽管她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她依然顽强地面对，确实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