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跡-難忘的歲月》 第三章 南京大學生 (1958-1963) 第六節 苦澀浪漫的初戀 |
送交者: 晚成 2023年09月17日18:38:02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六 苦澀浪漫的初戀 初涉愛河 氣象系天氣專業有二個班,1958年第一次迎新會就在一起開的。我們都是新大學生,對幾乎所有的事物都感到新鮮,在東南大樓梯級教室里,坐在扶手椅上,一切都很有趣。我在上海就讀的是屬於前教會的一個男子中學,六年中學生活從沒接觸過女生,大學的第一天就有眾多女生們在一個教室里坐着,感覺特別不自在,卻又要裝着熟視無睹的樣子。有一個女孩引起我的注意,雖然我是用漫不經心的餘光,不斷對她掃描。她穿着一條深蘭棉布三角裙,一件泡泡紗的襯衫,梳着兩條又粗又長而又黑的大辮子,兩隻青純的眼睛注視着四周的一切,那麼純正卻又青澀,我看到她的第一個瞬間,留下深深的印象,直到今天還記着,這就是與我終生相伴的我妻楊韻倩。六十年來,歷經了共同的歡樂和苦難。 楊韻倩是我同班同學,一個整天嘻嘻哈哈甚至吵吵鬧鬧的調皮女孩,有感覺但不強烈,想接近但又不好意思,雖在同一班級但很少單獨相處,不過見面時卻相互調侃,我說東她非說西,話從來沒有說到一處去,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初戀。 大二時,我是班裡團支部宣傳委員,我見她整天裡“無所事事”,有時還嘻笑人生,覺得她“世界觀出了問題”,我一向以為自己的世界觀十分端正,就同支部書記說我要找她談談,要糾正她的世界觀。找到她在宿舍的走廊里,談不上幾句,就沒詞了,方才知道,我其實根本不懂世界觀,更談不上去開導教育別人。她咪起眼睛,頭略抬高,用一種高的視角,帶着微笑看着我,似是在聆聽,實質是嘲笑,弄得我很沒面子,下不了台。 楊韻倩寫得一手好字,據說是從小練就的,鋼筆毛筆粉筆都寫得相當漂亮。我是團支部宣傳委員,三年級時又兼任年級宣傳委員,有一塊黑板是 “宣傳陣地”,我一人負責寫稿,就請楊韻倩抄在黑板上,年級里誰也不看黑板報,我們二人一亇寫稿一個抄稿,也是不關心誰看誰不看,但是我就有了一個同楊韻倩接近的好機會。 1960年暑假她和嚴文良同學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的堂兄比我們大十來歲,要到外灘黃浦江畔拍照,嚴文良也愛好攝影,我邀請他們二位,楊韻倩很高興,穿了裙子,還戴了一付不知從那裡弄來的大墨鏡。後來又有一次到虹口公園,在魯迅先生的塑象前三人有一張合影。我堂兄帶到他上海皮鞋廠的暗室,把照片放得很大,至今還保留着。從此我們三人便經常在課餘時間一起玩。 同楊韻倩沒有單獨出去玩(現在叫“約會”),而且我們相處時從來沒一句正經話,我嘗試試探對方,又找不到一個進退適當的方式,我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雖已萌生了要戀愛的感覺,但是遠沒有捅開窗戶紙的程度。 第一次約會 大三時,我同她分了班級,他們班下鄉勞動,而她因健康原因留校勞動。我們班要同物理系一起上課,也就留在校內勞動,同在學校的“人造肉精廠”工作,因此有了單獨接觸的機會。 1961年秋湖北省歌劇團到南京演出歌劇《洪湖赤衛隊》,該劇在1961年拍了電影,拍攝期間正值大饑荒,演員們一天只有七兩口糧,許多人都浮腫了,女主角王玉珍也不例外,男主角夏奎斌由於餓得面頰消瘦,只好在嘴裡填入棉花來保證不影響形象,這保證了影片的藝術性,當時獲得了空前的好評。 這是我與楊韻倩同學第一次約會觀劇,學生囊中羞澀,從僅剩二元錢中買了二張六角一張《洪湖赤衛隊》歌劇票,這在當時幾乎三天半的伙食費。猶豫了三天二夜(沒睡着),終於鼓起勇氣,把票子親手送在她手裡,她居然欣然接受了。 在觀劇那天,我們分別前往劇場,怕被同學看到,我們上大學期間,學生是禁止談戀愛的。我在戲院門前等了十分鐘,她才姍姍來遲,楊韻倩帶來一架極簡易的望遠鏡,輪流用望遠鏡觀劇感到意想不到的溫馨。 我們看的是原班人馬原創演出,之後《洪湖赤衛隊》的歌就迅速紅遍全國。我和她的關係也有了一個新的發展,大家心照不宣,是二人去觀劇,沒有第三者,但我還是懷疑是否有別的男孩在追求她。 家裡要我去相親 1961年寒假回上海,家裡要給我介紹對象。我一回到家父親就跟我提出此事,我以為在跟我開玩笑,因為我家父從來都是平等待人,對待子女更是,時不時戲弄一下兒女,大家一笑過去是很平常的事,當我弄清了父親確有此意,而且已定了要去相親的對象,實實讓我驚恐起來。 他問我有沒有對象,我就含糊其辭,但對於他要我去見女孩的提議,確實沒有興趣。我在上海時間短暫,過了寒假還要回南京上學,家裡認為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這時我三姐的決斷起了作用,三姐比我大二歲,但對事情的明了卻與她年齡不相符,好象三十多歲女人的老到,她一針見血地問我,是不是那個女孩,戴了一付太陽眼鏡,你給她拍了不少照片?還有一張是你和她還有另一男孩一起的三人合照?三姐怕我“交友不慎”而“誤入歧途”。確實,那個時代很少有女孩,戴着大墨鏡,在人前晃來晃去的。我當時也實在是有口難言,說她不是女朋友,照都一起拍了,戱都一起看了,當時那個社會,往往連手都沒有拉過的,就能決定終身。說她是正式的女朋友,但雙方都沒有說過在談朋友,我沒有把握,因為還沒做過板上訂釘的事。 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其實在上海,我們二家距離步行只有十五分鐘,但總是以筆談代會面,為了打筆仗,斗鬥嘴,就經常寫信,上午寄出,下午收到,至多今天發明天就到。我在那封關鍵的信中說,我父親讓我用毛筆寫字,我卻想用鋼筆寫,不知你有何高見?她立馬就回了信說,你是孝子,你父親要你用毛筆寫,你就聽你父親吧。收到這樣的回信,我就更加吃不准,她算是明確說了不字,還是反過來試探我的誠意,或者是她想我肯定會用“鋼筆寫”的,只是她假裝矜持而已。她說來年齡與我相當,也就二十出頭,但卻有着許多“虛擬”的戀愛經歷,在高中畢業前就通讀了三遍《紅樓夢》,閱讀過無數歐美情愛小說,諸如《安娜卡列妮娜》、《復活》、《約翰克利斯多夫》、《飄》、《茶花女》等等,她還看過不少言情越劇、滬劇,諸如《庵堂相會》、《碧落黃泉》、《紅樓二尤》等等。相比之下,我還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小毛孩,中學六年,在一所清一色男生的男中度過的,當了六年的“見習和尚”,有的是與男同學爭鬥鬧騰的經歷,卻沒有戀愛中應對和決斷經驗,更沒有佯裝和撒謊的技巧。 一邊是家人急急地催促,一邊是“那女孩”分辨不清是和否的表態,弄得我心猿意馬,非常不定,晚上失眠了。這時家人說,去見見也沒什麼,看不中就不一定聯繫下去,況且已經說好要去的,就當一次客人,認識一下人家。在家人連哄帶勸(其實是騙)下,我終於同意去“看看”,我真的就是去“看看”而已,但沒有把去“看看”告訴“那女孩”,想去“看看”後,事情就會告一段落,還是繼續我與“那女孩”的故事,把模稜二可的關係進行到底。 可是,我的家人卻不把去“看看”當作就去“看看”,他們立馬就開始了緊鑼密鼓地準備起這次相親。物色禮品,設計出場的人物和我亮相的行頭都考慮得十分周到。去相親以我父親為“代表團團長”,由夫人即我母親陪同,我大姐和三姐作為“團員”,三姐兼作“秘書長”,前後上下,跑前跑後,非常忙碌。我作為“主角”,服飾上下了一番工夫,上身是咖啡色萬立丁面料的絲棉棉襖,下穿一條同樣面料的銀灰色西褲,腳蹬鋥亮的黑皮鞋,剛理了發,塗了凡士林,吹得油光水滑,用現在的話講cool到置頂了。禮品送的是什麼已記不清了,毫無疑問用的都是精品。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相親女孩的姑母家,住在上海重慶南路的大陸坊,說起大陸坊,現在人可能已不熟悉它曾經的輝煌,三四十年代上海一些知名文人墨客如魯迅等人曾居住在這裡,直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在此居住的還有不少名人或者有錢人家。她姑母到底是什麼背景,並不清楚,但至少家境殷實,住的三層樓上下的大房子,可見一斑。 大家進門後,相互介紹並寒喧着,他們出席這次相親儀式的有女孩父親,戴一付金絲邊眼鏡,但初一看像個鄉下紳士,後來才知道他原是商人,1957年打成右派後一直住在紹興鄉下,與妾為伴,這次為女兒相親一事專程來上海。另一位是女孩的母親,就生活在上海,與女兒及小兒子在龍門新邨居住。為參加相親,特地與丈夫在姑母家來接待我們,其母看上去忠厚善良,甚少言語,但極其關注,始終目不轉睛地看着我。此時,不但是她母親,而且全部的家人都注視我,我被眾人目光聚焦得面頰都發燙了。 坐定後,才發覺我來“看看”的女孩並沒在場,但誰也沒問,我更沒問,因為我當時確實是來“看看”的,因此沒有強烈的欲望“看看”她,但多少還是想看一下到底是怎樣的女孩會出現。我父親和女孩的父親在不着邊際地漫談着,不見女孩出來,似乎並不着急,好象觀京劇,任憑開場鑼鼓敲得震天價響,卻不見主角登場,直到龍套們做足工夫,拉開了架勢,主角才姍姍上場,是一個道理。 大概她姑媽看到架子已拉得差不多了,才差人把女孩從樓上深閨中請了下來。那女孩姓曹芳名曼倩,長得白皙,略略胖一點點,是上海工學院二年級學生,低我二級,卻與我同齡。後來才知道1958年與我同一年參加高考,因家庭出身不好被發配到安徽工業專科學校大專班(現安徽工業大學),半年後藉故綴學,1960年重新參加高考,去了上海工學院,並任學生會學習委員,可見學習成績相當不錯。 她姑媽向我介紹說這是曹曼倩同志,把同志這個詞拉得特長,又對曹曼倩介紹,這是金繼忠同志,這二聲同志,就把我和她拉在了同一陣線,以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作為終生的志向。曹曼倩自始到終都沒開口講一句話,但一直保持友好的微笑。我也保持同樣的姿態,僅偶然應答一句來自曹曼倩方面的父母姑媽的詢問,但不斷拿餘光偷偷地掃一眼曹曼倩。 接下來是吃點心、交換彼此的地址,約定下一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這已完全超出我僅來“看看”的範圍,豈止是“看看”,完全被有計劃有預謀的操縱所左右,一旦進入這個相親程序,已是身不由已了。 從此開啟了一段“情史”,每年寒暑假期間,我們有幾次約會,其餘時間,我在南京,曹曼倩在上海,大約半月或一月通一次信,直到一年半後結束了這場戀愛關係。我們互相連手都沒拉過,二地相隔的通信,甚算不上柏拉圖式的戀愛,至少柏拉圖還有愛意其中。不過曹曼倩是個好女孩,她溫爾文雅,學習成績出色,以至二年後留校當了大學老師。她給我的生活留下的印記是古典音樂,在我們約會時,她時常請我去聽音樂會,我是話劇愛好者,則多數去上海人藝同她去觀話劇,從此後,我知道了著名歌唱家周小燕、於淑珍,至今我還有聆聽古典音樂的習慣,雖然我依然不太懂。 腳踏兩頭船的鴕鳥 在我去“看看”後的相當長時間,韻倩並不知情,以為我並沒按父親的意志,用毛筆寫字。在同曹曼倩相親後,我還同她約會去了老城隍廟玩了大半天,拍了許多照片,寒假快結束前,她請我去看滬劇《鐵漢嬌娃》,是中國版的《羅密歐與尤麗葉》,兩家世代仇恨,其兒女卻刻骨銘心的相愛,結果雙雙徇情於廟中(莎士比亞劇中描寫的是一座教堂),劇情很令觀眾感動。我隱隱約約感到,這有情人終於不能成眷屬的隱痛。 我很無奈,寒假結束返回南京後,我有意迴避她,我採取了鴕鳥政策,雖然在同一個學校,故意避免與韻倩接觸,這種情形長達一年之久。期間,我另有女朋友之事,逐漸在同學們中間傳開,由韻倩閨中死黨李蘭英憤怒地將實情告訴了她,並且表示要為她“採取行動”。同時系團總支委員,我的同班女同學魯秀珍也介入了,詢問韻倩事情來龍去脈,韻倩表示,不要說金繼忠有女朋友,就是他沒有,我也可以給他介紹幾個,其憤怒情形已溢於言表了。之後,她親自遞給我一封信,要以“同學”的身份同我談一談,我自知理虧,閃爍其詞地談了陣子,又毫無結果地結束了。從此金繼忠因為談戀愛腳踏兩頭船的壞名聲就在同學中傳開了。 玄武湖公園之約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我歷經了二次考試,一次是期末大考,溫習了一個月功課考了,接着是考研究生,強度更大地複習了一個月,好不容易考結束了,卻得了神經性腸炎,拉肚子人已消瘦了許多,精神上的疲倦到接近崩潰,那年寒假因此而沒回上海。考後在校園裡遇到同樣寒假不曾回上海的韻倩,她看見我明顯的消瘦,十分驚訝,很“順便”地說,我請你吃肉。此時校內正值寒假,同學大多已回家,我們接觸也不用避人耳目,就選擇某天在南京玄武湖公園一個餐廳中午就餐,真正是吃肉,很豐盛的一頓飯菜,花了二元錢,韻倩很慷慨地買了單,這相當於女同學一個星期的伙食費。 午後在公園內一處大草坪中間,坐在暖洋洋的陽光下,慢慢地聊了起來。與往常不一樣的是談話比較嚴肅,從中得知她中學時的學習居然在年級中也是名列前茅,又得知一直以來她收到一些追求者的來信,也有一些同學給她介紹對象,均被一一婉絕。她給我發送的“信息”再也明顯不過,我覺得很為難,很難表態,很難過,我覺得腳踩兩隻船是不道德的,感情的天平卻在向着韻倩傾傾斜。此後的半年中,我們又恢復了約會,我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同學間交往,不是在談情說愛,在這期間我們看了不少話劇,如《卓文君》、《越王勾踐》等,也看了不少電影如《生的權利》、《復活》。 電影《復活》爭論 七千人大會後,校園飢餓有所緩和,對思想的政治控制也有一定程度的放鬆,學校當局允許開設一些文藝和電影講座和音樂欣賞會,重大節日還允許學生舉行交誼舞會。 記得當時社會上放映一部電影《復活》反響很熱烈,這部電影是根據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同名小說改編的蘇聯電影。電影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本是一個貴族地主家的養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公爵誘姦後遭到遺棄。由此她陷入了苦難的生活,她懷着身孕被主人趕走,四處漂泊,淪為妓女達八年之久。後來她被人誣陷謀財害命而被捕入獄。十年後,聶赫留朵夫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參與審理瑪絲洛娃的案件。他認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遺棄的瑪絲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為了給自己的靈魂贖罪,他四處奔走為她減刑。當所有的努力都無效時,瑪絲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與她同行。途中,傳來了沙皇恩准瑪絲洛娃減刑的通知,苦役改為流放。這時的瑪絲洛娃儘管還愛着聶赫留朵夫,但為了他的前途,拒絕了他的求婚,最後與政治犯西蒙松結成夫婦。 關於《復活》這部電影舉辦了一個講座,可能政治大背景下,瑪和聶的衝突成了階級矛盾,聶對瑪的懺悔被認為是虛偽的,瑪選擇西蒙是明智的選擇……。我和楊韻倩也一起看了電影並聽了講座,講座後我們又在黑夜的校園裡遊蕩了近二個小時,一九六二年後我們相處出現的困難,她借題發揮強烈地譴責了聶赫留朵夫先期的行為及後期的虛偽,說他與其是為自己靈魂贖罪,為了對瑪絲洛娃的愛,更不如說為自己聲名的洗刷。我則極力為聶赫留朵夫辨護,就好象為我自己辨護一樣。我們二人相互傳遞的信息再也明確不過了。 命運的轉折 1963年7月,我們大學五年的學習生活行將結束,我確定分配在瀋陽中科院林業士琅研究所,韻倩則被分配在湖南省氣象局,臨離校的一天晚上,韻倩請我到她在南大當副教授的阿姨家去,當時她阿姨正出差在外地,韻倩幫她看家,我也就有機會同她單獨相處。相聚時,大家為即將的分別,感到隱隱的傷痛,見面後,大家都不說話,卻有着說不盡的哀傷。我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去改變一切,向她表示深深地歉意,並且說我會常常地想念你的,韻倩則似乎看透了一切,反而勸說我不要難過了,一切都會過去的,過去了的事,會隨着時光的逐漸淡忘的。但是我確信,這段愛的記憶已深深地烙在彼此的心靈上,不但是初戀純潔的感情,還有有情人終於不能成為眷屬的永恆痛楚。 曹曼倩和我的分手是在我1963年畢業時,我確定分配到瀋陽之後。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到龍門新邨她家時,她的母親已去姑媽家,我們單獨談了二個小時,我要求與她“確定關係”,所謂“確定關係”是指以後“保證要結婚”的關係。理由是我已畢業,並且分配到了瀋陽,當時在上海人眼裡,出關到了東北,就是冰雪荒漠之地。她說現在她還未畢業,要確定關係,也要等二年後再說。我當時有意逼她,一定要她馬上決定。估計她是聽了她姑媽和母親的話,就堅持要兩年後看情況再做決定是否確定關係。雙方似乎都沒有退讓的意思,最後我只能告辭,在她送我上電車回家時,她說,我們都不對,我說,那麼我們從此之後,又是自由的了。 從此一別再也沒見面,之後我到了瀋陽後,與她還通過幾封信,她在最後一封信上寫了一首德國詩人歌德的詩,詩中(大意)說, 誰說哪一個女孩不善懷春, 誰說哪一個男孩不會鍾情。 ……, 啊!迸發的愛情啊……。 回到上海沒幾天,即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同曹曼倩關繫結束了,與其說她拒絕了我,還不如說我“逼”着走向分手。這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要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要行動,並且當機立斷,刻不容緩。 中午與曹曼倩分手時,我記得還對她說,現在我們彼此自由了,到了晚上七時半左右,就到了韻倩家裡。此時她正在招待一大幫同學,快吃完晚飯,她的同學也是我的同學,都知道我和韻倩之間的分分離離的戀愛糾葛,見我來了,飯局也結束了,紛紛與韻倩告別,不一會兒就走得一個都不剩了。我鼓起勇氣說,我想找你談談好嗎?此時已是晚八時左右,我們沿着淮海路再到延安路,直到十一點許才送她回家,她在談話中問了一個問題,如果曹曼倩同意與你確定關係,你還會來找我嗎?此時,我失去了所有道義上的制高點,無話可說了。 三天后,我左等右盼總算收到韻倩的信,信中說,“經過考慮,決定發展朋友關係(或戀愛關係)”,此時離開我的南北分離僅二個星期時間,我們高興着,因為終於正式相愛了,我們悲傷着,因為從此又將無限期的分離了。這一分離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結束,而這九年中,我們歷經了更慘痛的人生,差一點就永別了。在上海西郊公園,我為韻倩拍幾張照片,這一“定格”成為永遠的經典。 1963年8月25日,對我們是個永遠不會遣忘的紀念日。這一天的夜晚,我們在上海黃浦江畔蘇州河口,外灘公園幽靜的樹叢里,在一把黑傘下,我們有了初吻。60年過去了,外灘公園改名為黃浦公園,三塊巨大板塊豎立起一座高矗的巨塔,見證當年我們的初吻,它象着證我們愛情堅貞不屈,堅如磐石。
傷感的回憶 我想寫這樣一段回憶錄已經構思了很長時間,原本想寫成一段輕鬆的甚至是搞笑的故事,但是,寫着寫着就變成了悽美而傷感的回憶。 據說曹曼倩後來的命運也是苦難的,自從我們分手後,她的姑媽又為她物色了一個男朋友,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前結了婚,可她丈夫在文革中得了精神病,最終英年早逝。她姑媽也深感內疚,把文革後落實政策退回的財產及大陸坊這套大房子全給了她,然後曹曼倩說,我什麼都沒有了,要房子遺產還有什麼意思呢。八十年代她移民去了美國,因為她哥哥已早先從香港移民美國。據說她已定居在洛杉機,也許沒她姑媽對她強烈的控制欲,而由她自己作出戀愛和婚姻的選擇,她會過着幸福、安定的晚年。 一直以來,對於五十八年前我去相親,以及一系列事情的後果,我以為韻倩說過的,“你父親要你用毛筆寫字,你就聽你父親的吧”,要負一半責任。隨年代越來越久遠,回憶則越來越深刻,韻倩用一系列的事實來表明她對我們初戀的愛的堅貞,1963年當我們要面臨無期的南北分離時,毅然與我確定戀愛關係,1966年我即將由瀋陽調往北大荒工作時,義無反顧地與我結婚,1968年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政治已宣判了我死刑時,她還是毫無動搖之意堅守着這份愛,1972年我南調無望時,她又堅定不移地來到了冰天雪地的荒原與我會合,開創了艱難生活歷程。 想以此回憶錄獻給她,作為對她八十歲生日的獻禮。最後引一首韻倩於1964作的七絕,見證愛的堅貞: 客鳥千里棲枝窩, 野曠天清苦無伴。 瀟湘足跡期有盡, 飛越洞庭入遼空。 敬繼忠留存 韻倩 癸卯末(1964) 願天下的有情人終成眷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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