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苦澀浪漫的初戀 初涉愛河 氣象系天氣專業有二個班，1958年第一次迎新會就在一起開的。我們都是新大學生，對幾乎所有的事物都感到新鮮，在東南大樓梯級教室里，坐在扶手椅上，一切都很有趣。我在上海就讀的是屬於前教會的一個男子中學，六年中學生活從沒接觸過女生，大學的第一天就有眾多女生們在一個教室里坐着，感覺特別不自在，卻又要裝着熟視無睹的樣子。有一個女孩引起我的注意，雖然我是用漫不經心的餘光，不斷對她掃描。她穿着一條深蘭棉布三角裙，一件泡泡紗的襯衫，梳着兩條又粗又長而又黑的大辮子，兩隻青純的眼睛注視着四周的一切，那麼純正卻又青澀，我看到她的第一個瞬間，留下深深的印象，直到今天還記着，這就是與我終生相伴的我妻楊韻倩。六十年來，歷經了共同的歡樂和苦難。 楊韻倩是我同班同學，一個整天嘻嘻哈哈甚至吵吵鬧鬧的調皮女孩，有感覺但不強烈，想接近但又不好意思，雖在同一班級但很少單獨相處，不過見面時卻相互調侃，我說東她非說西，話從來沒有說到一處去，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初戀。 大二時，我是班裡團支部宣傳委員，我見她整天裡“無所事事”，有時還嘻笑人生，覺得她“世界觀出了問題”，我一向以為自己的世界觀十分端正，就同支部書記說我要找她談談，要糾正她的世界觀。找到她在宿舍的走廊里，談不上幾句，就沒詞了，方才知道，我其實根本不懂世界觀，更談不上去開導教育別人。她咪起眼睛，頭略抬高，用一種高的視角，帶着微笑看着我，似是在聆聽，實質是嘲笑，弄得我很沒面子，下不了台。 楊韻倩寫得一手好字，據說是從小練就的，鋼筆毛筆粉筆都寫得相當漂亮。我是團支部宣傳委員，三年級時又兼任年級宣傳委員，有一塊黑板是 “宣傳陣地”，我一人負責寫稿，就請楊韻倩抄在黑板上，年級里誰也不看黑板報，我們二人一亇寫稿一個抄稿，也是不關心誰看誰不看，但是我就有了一個同楊韻倩接近的好機會。 1960年暑假她和嚴文良同學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的堂兄比我們大十來歲，要到外灘黃浦江畔拍照，嚴文良也愛好攝影，我邀請他們二位，楊韻倩很高興，穿了裙子，還戴了一付不知從那裡弄來的大墨鏡。後來又有一次到虹口公園，在魯迅先生的塑象前三人有一張合影。我堂兄帶到他上海皮鞋廠的暗室，把照片放得很大，至今還保留着。從此我們三人便經常在課餘時間一起玩。 同楊韻倩沒有單獨出去玩（現在叫“約會”），而且我們相處時從來沒一句正經話，我嘗試試探對方，又找不到一個進退適當的方式，我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雖已萌生了要戀愛的感覺，但是遠沒有捅開窗戶紙的程度。 第一次約會 大三時，我同她分了班級，他們班下鄉勞動，而她因健康原因留校勞動。我們班要同物理系一起上課，也就留在校內勞動，同在學校的“人造肉精廠”工作，因此有了單獨接觸的機會。 1961年秋湖北省歌劇團到南京演出歌劇《洪湖赤衛隊》，該劇在1961年拍了電影，拍攝期間正值大饑荒，演員們一天只有七兩口糧，許多人都浮腫了，女主角王玉珍也不例外，男主角夏奎斌由於餓得面頰消瘦，只好在嘴裡填入棉花來保證不影響形象，這保證了影片的藝術性，當時獲得了空前的好評。 這是我與楊韻倩同學第一次約會觀劇，學生囊中羞澀，從僅剩二元錢中買了二張六角一張《洪湖赤衛隊》歌劇票，這在當時幾乎三天半的伙食費。猶豫了三天二夜（沒睡着），終於鼓起勇氣，把票子親手送在她手裡，她居然欣然接受了。 在觀劇那天，我們分別前往劇場，怕被同學看到，我們上大學期間，學生是禁止談戀愛的。我在戲院門前等了十分鐘，她才姍姍來遲，楊韻倩帶來一架極簡易的望遠鏡，輪流用望遠鏡觀劇感到意想不到的溫馨。 我們看的是原班人馬原創演出，之後《洪湖赤衛隊》的歌就迅速紅遍全國。我和她的關係也有了一個新的發展，大家心照不宣，是二人去觀劇，沒有第三者，但我還是懷疑是否有別的男孩在追求她。 家裡要我去相親 1961年寒假回上海，家裡要給我介紹對象。我一回到家父親就跟我提出此事，我以為在跟我開玩笑，因為我家父從來都是平等待人，對待子女更是，時不時戲弄一下兒女，大家一笑過去是很平常的事，當我弄清了父親確有此意，而且已定了要去相親的對象，實實讓我驚恐起來。 他問我有沒有對象，我就含糊其辭，但對於他要我去見女孩的提議，確實沒有興趣。我在上海時間短暫，過了寒假還要回南京上學，家裡認為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這時我三姐的決斷起了作用，三姐比我大二歲，但對事情的明了卻與她年齡不相符，好象三十多歲女人的老到，她一針見血地問我，是不是那個女孩，戴了一付太陽眼鏡，你給她拍了不少照片？還有一張是你和她還有另一男孩一起的三人合照？三姐怕我“交友不慎”而“誤入歧途”。確實，那個時代很少有女孩，戴着大墨鏡，在人前晃來晃去的。我當時也實在是有口難言，說她不是女朋友，照都一起拍了，戱都一起看了，當時那個社會，往往連手都沒有拉過的，就能決定終身。說她是正式的女朋友，但雙方都沒有說過在談朋友，我沒有把握，因為還沒做過板上訂釘的事。 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其實在上海，我們二家距離步行只有十五分鐘，但總是以筆談代會面，為了打筆仗，斗鬥嘴，就經常寫信，上午寄出，下午收到，至多今天發明天就到。我在那封關鍵的信中說，我父親讓我用毛筆寫字，我卻想用鋼筆寫，不知你有何高見？她立馬就回了信說，你是孝子，你父親要你用毛筆寫，你就聽你父親吧。收到這樣的回信，我就更加吃不准，她算是明確說了不字，還是反過來試探我的誠意，或者是她想我肯定會用“鋼筆寫”的，只是她假裝矜持而已。她說來年齡與我相當，也就二十出頭，但卻有着許多“虛擬”的戀愛經歷，在高中畢業前就通讀了三遍《紅樓夢》，閱讀過無數歐美情愛小說，諸如《安娜卡列妮娜》、《復活》、《約翰克利斯多夫》、《飄》、《茶花女》等等，她還看過不少言情越劇、滬劇，諸如《庵堂相會》、《碧落黃泉》、《紅樓二尤》等等。相比之下，我還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小毛孩，中學六年，在一所清一色男生的男中度過的，當了六年的“見習和尚”，有的是與男同學爭鬥鬧騰的經歷，卻沒有戀愛中應對和決斷經驗，更沒有佯裝和撒謊的技巧。 一邊是家人急急地催促，一邊是“那女孩”分辨不清是和否的表態，弄得我心猿意馬，非常不定，晚上失眠了。這時家人說，去見見也沒什麼，看不中就不一定聯繫下去，況且已經說好要去的，就當一次客人，認識一下人家。在家人連哄帶勸（其實是騙）下，我終於同意去“看看”，我真的就是去“看看”而已，但沒有把去“看看”告訴“那女孩”，想去“看看”後，事情就會告一段落，還是繼續我與“那女孩”的故事，把模稜二可的關係進行到底。 可是，我的家人卻不把去“看看”當作就去“看看”，他們立馬就開始了緊鑼密鼓地準備起這次相親。物色禮品，設計出場的人物和我亮相的行頭都考慮得十分周到。去相親以我父親為“代表團團長”，由夫人即我母親陪同，我大姐和三姐作為“團員”，三姐兼作“秘書長”，前後上下，跑前跑後，非常忙碌。我作為“主角”，服飾上下了一番工夫，上身是咖啡色萬立丁面料的絲棉棉襖，下穿一條同樣面料的銀灰色西褲，腳蹬鋥亮的黑皮鞋，剛理了發，塗了凡士林，吹得油光水滑，用現在的話講cool到置頂了。禮品送的是什麼已記不清了，毫無疑問用的都是精品。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相親女孩的姑母家，住在上海重慶南路的大陸坊，說起大陸坊，現在人可能已不熟悉它曾經的輝煌，三四十年代上海一些知名文人墨客如魯迅等人曾居住在這裡，直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在此居住的還有不少名人或者有錢人家。她姑母到底是什麼背景，並不清楚，但至少家境殷實，住的三層樓上下的大房子，可見一斑。 大家進門後，相互介紹並寒喧着，他們出席這次相親儀式的有女孩父親，戴一付金絲邊眼鏡，但初一看像個鄉下紳士，後來才知道他原是商人，1957年打成右派後一直住在紹興鄉下，與妾為伴，這次為女兒相親一事專程來上海。另一位是女孩的母親，就生活在上海，與女兒及小兒子在龍門新邨居住。為參加相親，特地與丈夫在姑母家來接待我們，其母看上去忠厚善良，甚少言語，但極其關注，始終目不轉睛地看着我。此時，不但是她母親，而且全部的家人都注視我，我被眾人目光聚焦得面頰都發燙了。 坐定後，才發覺我來“看看”的女孩並沒在場，但誰也沒問，我更沒問，因為我當時確實是來“看看”的，因此沒有強烈的欲望“看看”她，但多少還是想看一下到底是怎樣的女孩會出現。我父親和女孩的父親在不着邊際地漫談着，不見女孩出來，似乎並不着急，好象觀京劇，任憑開場鑼鼓敲得震天價響，卻不見主角登場，直到龍套們做足工夫，拉開了架勢，主角才姍姍上場，是一個道理。 大概她姑媽看到架子已拉得差不多了，才差人把女孩從樓上深閨中請了下來。那女孩姓曹芳名曼倩，長得白皙，略略胖一點點，是上海工學院二年級學生，低我二級，卻與我同齡。後來才知道1958年與我同一年參加高考，因家庭出身不好被發配到安徽工業專科學校大專班（現安徽工業大學），半年後藉故綴學，1960年重新參加高考，去了上海工學院，並任學生會學習委員，可見學習成績相當不錯。 她姑媽向我介紹說這是曹曼倩同志，把同志這個詞拉得特長，又對曹曼倩介紹，這是金繼忠同志，這二聲同志，就把我和她拉在了同一陣線，以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作為終生的志向。曹曼倩自始到終都沒開口講一句話，但一直保持友好的微笑。我也保持同樣的姿態，僅偶然應答一句來自曹曼倩方面的父母姑媽的詢問，但不斷拿餘光偷偷地掃一眼曹曼倩。 接下來是吃點心、交換彼此的地址，約定下一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這已完全超出我僅來“看看”的範圍，豈止是“看看”，完全被有計劃有預謀的操縱所左右，一旦進入這個相親程序，已是身不由已了。 從此開啟了一段“情史”，每年寒暑假期間，我們有幾次約會，其餘時間，我在南京，曹曼倩在上海，大約半月或一月通一次信，直到一年半後結束了這場戀愛關係。我們互相連手都沒拉過，二地相隔的通信，甚算不上柏拉圖式的戀愛，至少柏拉圖還有愛意其中。不過曹曼倩是個好女孩，她溫爾文雅，學習成績出色，以至二年後留校當了大學老師。她給我的生活留下的印記是古典音樂，在我們約會時，她時常請我去聽音樂會，我是話劇愛好者，則多數去上海人藝同她去觀話劇，從此後，我知道了著名歌唱家周小燕、於淑珍，至今我還有聆聽古典音樂的習慣，雖然我依然不太懂。 腳踏兩頭船的鴕鳥 在我去“看看”後的相當長時間，韻倩並不知情，以為我並沒按父親的意志，用毛筆寫字。在同曹曼倩相親後，我還同她約會去了老城隍廟玩了大半天，拍了許多照片，寒假快結束前，她請我去看滬劇《鐵漢嬌娃》，是中國版的《羅密歐與尤麗葉》，兩家世代仇恨，其兒女卻刻骨銘心的相愛，結果雙雙徇情於廟中（莎士比亞劇中描寫的是一座教堂），劇情很令觀眾感動。我隱隱約約感到，這有情人終於不能成眷屬的隱痛。 我很無奈，寒假結束返回南京後，我有意迴避她，我採取了鴕鳥政策，雖然在同一個學校，故意避免與韻倩接觸，這種情形長達一年之久。期間，我另有女朋友之事，逐漸在同學們中間傳開，由韻倩閨中死黨李蘭英憤怒地將實情告訴了她，並且表示要為她“採取行動”。同時系團總支委員，我的同班女同學魯秀珍也介入了，詢問韻倩事情來龍去脈，韻倩表示，不要說金繼忠有女朋友，就是他沒有，我也可以給他介紹幾個，其憤怒情形已溢於言表了。之後，她親自遞給我一封信，要以“同學”的身份同我談一談，我自知理虧，閃爍其詞地談了陣子，又毫無結果地結束了。從此金繼忠因為談戀愛腳踏兩頭船的壞名聲就在同學中傳開了。 玄武湖公園之約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我歷經了二次考試，一次是期末大考，溫習了一個月功課考了，接着是考研究生，強度更大地複習了一個月，好不容易考結束了，卻得了神經性腸炎，拉肚子人已消瘦了許多，精神上的疲倦到接近崩潰，那年寒假因此而沒回上海。考後在校園裡遇到同樣寒假不曾回上海的韻倩，她看見我明顯的消瘦，十分驚訝，很“順便”地說，我請你吃肉。此時校內正值寒假，同學大多已回家，我們接觸也不用避人耳目，就選擇某天在南京玄武湖公園一個餐廳中午就餐，真正是吃肉，很豐盛的一頓飯菜，花了二元錢，韻倩很慷慨地買了單，這相當於女同學一個星期的伙食費。 午後在公園內一處大草坪中間，坐在暖洋洋的陽光下，慢慢地聊了起來。與往常不一樣的是談話比較嚴肅，從中得知她中學時的學習居然在年級中也是名列前茅，又得知一直以來她收到一些追求者的來信，也有一些同學給她介紹對象，均被一一婉絕。她給我發送的“信息”再也明顯不過，我覺得很為難，很難表態，很難過，我覺得腳踩兩隻船是不道德的，感情的天平卻在向着韻倩傾傾斜。此後的半年中，我們又恢復了約會，我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同學間交往，不是在談情說愛，在這期間我們看了不少話劇，如《卓文君》、《越王勾踐》等，也看了不少電影如《生的權利》、《復活》。 電影《復活》爭論   七千人大會後，校園飢餓有所緩和，對思想的政治控制也有一定程度的放鬆，學校當局允許開設一些文藝和電影講座和音樂欣賞會，重大節日還允許學生舉行交誼舞會。 記得當時社會上放映一部電影《復活》反響很熱烈，這部電影是根據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同名小說改編的蘇聯電影。電影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本是一個貴族地主家的養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公爵誘姦後遭到遺棄。由此她陷入了苦難的生活，她懷着身孕被主人趕走，四處漂泊，淪為妓女達八年之久。後來她被人誣陷謀財害命而被捕入獄。十年後，聶赫留朵夫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參與審理瑪絲洛娃的案件。他認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遺棄的瑪絲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為了給自己的靈魂贖罪，他四處奔走為她減刑。當所有的努力都無效時，瑪絲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與她同行。途中，傳來了沙皇恩准瑪絲洛娃減刑的通知，苦役改為流放。這時的瑪絲洛娃儘管還愛着聶赫留朵夫，但為了他的前途，拒絕了他的求婚，最後與政治犯西蒙松結成夫婦。 關於《復活》這部電影舉辦了一個講座，可能政治大背景下，瑪和聶的衝突成了階級矛盾，聶對瑪的懺悔被認為是虛偽的，瑪選擇西蒙是明智的選擇……。我和楊韻倩也一起看了電影並聽了講座，講座後我們又在黑夜的校園裡遊蕩了近二個小時，一九六二年後我們相處出現的困難，她借題發揮強烈地譴責了聶赫留朵夫先期的行為及後期的虛偽，說他與其是為自己靈魂贖罪，為了對瑪絲洛娃的愛，更不如說為自己聲名的洗刷。我則極力為聶赫留朵夫辨護，就好象為我自己辨護一樣。我們二人相互傳遞的信息再也明確不過了。 命運的轉折 1963年7月，我們大學五年的學習生活行將結束，我確定分配在瀋陽中科院林業士琅研究所，韻倩則被分配在湖南省氣象局，臨離校的一天晚上，韻倩請我到她在南大當副教授的阿姨家去，當時她阿姨正出差在外地，韻倩幫她看家，我也就有機會同她單獨相處。相聚時，大家為即將的分別，感到隱隱的傷痛，見面後，大家都不說話，卻有着說不盡的哀傷。我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去改變一切，向她表示深深地歉意，並且說我會常常地想念你的，韻倩則似乎看透了一切，反而勸說我不要難過了，一切都會過去的，過去了的事，會隨着時光的逐漸淡忘的。但是我確信，這段愛的記憶已深深地烙在彼此的心靈上，不但是初戀純潔的感情，還有有情人終於不能成為眷屬的永恆痛楚。 曹曼倩和我的分手是在我1963年畢業時，我確定分配到瀋陽之後。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到龍門新邨她家時，她的母親已去姑媽家，我們單獨談了二個小時，我要求與她“確定關係”，所謂“確定關係”是指以後“保證要結婚”的關係。理由是我已畢業，並且分配到了瀋陽，當時在上海人眼裡，出關到了東北，就是冰雪荒漠之地。她說現在她還未畢業，要確定關係，也要等二年後再說。我當時有意逼她，一定要她馬上決定。估計她是聽了她姑媽和母親的話，就堅持要兩年後看情況再做決定是否確定關係。雙方似乎都沒有退讓的意思，最後我只能告辭，在她送我上電車回家時，她說，我們都不對，我說，那麼我們從此之後，又是自由的了。 從此一別再也沒見面，之後我到了瀋陽後，與她還通過幾封信，她在最後一封信上寫了一首德國詩人歌德的詩，詩中（大意）說， 誰說哪一個女孩不善懷春， 誰說哪一個男孩不會鍾情。 ……， 啊！迸發的愛情啊……。 回到上海沒幾天，即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同曹曼倩關繫結束了，與其說她拒絕了我，還不如說我“逼”着走向分手。這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要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要行動，並且當機立斷，刻不容緩。 中午與曹曼倩分手時，我記得還對她說，現在我們彼此自由了，到了晚上七時半左右，就到了韻倩家裡。此時她正在招待一大幫同學，快吃完晚飯，她的同學也是我的同學，都知道我和韻倩之間的分分離離的戀愛糾葛，見我來了，飯局也結束了，紛紛與韻倩告別，不一會兒就走得一個都不剩了。我鼓起勇氣說，我想找你談談好嗎？此時已是晚八時左右，我們沿着淮海路再到延安路，直到十一點許才送她回家，她在談話中問了一個問題，如果曹曼倩同意與你確定關係，你還會來找我嗎？此時，我失去了所有道義上的制高點，無話可說了。 三天后，我左等右盼總算收到韻倩的信，信中說，“經過考慮，決定發展朋友關係（或戀愛關係）”，此時離開我的南北分離僅二個星期時間，我們高興着，因為終於正式相愛了，我們悲傷着，因為從此又將無限期的分離了。這一分離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結束，而這九年中，我們歷經了更慘痛的人生，差一點就永別了。在上海西郊公園，我為韻倩拍幾張照片，這一“定格”成為永遠的經典。 1963年8月25日，對我們是個永遠不會遣忘的紀念日。這一天的夜晚，我們在上海黃浦江畔蘇州河口，外灘公園幽靜的樹叢里，在一把黑傘下，我們有了初吻。60年過去了，外灘公園改名為黃浦公園，三塊巨大板塊豎立起一座高矗的巨塔，見證當年我們的初吻，它象着證我們愛情堅貞不屈，堅如磐石。 傷感的回憶 我想寫這樣一段回憶錄已經構思了很長時間，原本想寫成一段輕鬆的甚至是搞笑的故事，但是，寫着寫着就變成了悽美而傷感的回憶。 據說曹曼倩後來的命運也是苦難的，自從我們分手後，她的姑媽又為她物色了一個男朋友，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前結了婚，可她丈夫在文革中得了精神病，最終英年早逝。她姑媽也深感內疚，把文革後落實政策退回的財產及大陸坊這套大房子全給了她，然後曹曼倩說，我什麼都沒有了，要房子遺產還有什麼意思呢。八十年代她移民去了美國，因為她哥哥已早先從香港移民美國。據說她已定居在洛杉機，也許沒她姑媽對她強烈的控制欲，而由她自己作出戀愛和婚姻的選擇，她會過着幸福、安定的晚年。 一直以來，對於五十八年前我去相親，以及一系列事情的後果，我以為韻倩說過的，“你父親要你用毛筆寫字，你就聽你父親的吧”，要負一半責任。隨年代越來越久遠，回憶則越來越深刻，韻倩用一系列的事實來表明她對我們初戀的愛的堅貞，1963年當我們要面臨無期的南北分離時，毅然與我確定戀愛關係，1966年我即將由瀋陽調往北大荒工作時，義無反顧地與我結婚，1968年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政治已宣判了我死刑時，她還是毫無動搖之意堅守着這份愛，1972年我南調無望時，她又堅定不移地來到了冰天雪地的荒原與我會合，開創了艱難生活歷程。 想以此回憶錄獻給她，作為對她八十歲生日的獻禮。最後引一首韻倩於1964作的七絕，見證愛的堅貞： 客鳥千里棲枝窩， 野曠天清苦無伴。 瀟湘足跡期有盡， 飛越洞庭入遼空。 敬繼忠留存 韻倩 癸卯末(1964) 願天下的有情人終成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