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苦涩浪漫的初恋 初涉爱河 气象系天气专业有二个班，1958年第一次迎新会就在一起开的。我们都是新大学生，对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感到新鲜，在东南大楼梯级教室里，坐在扶手椅上，一切都很有趣。我在上海就读的是属于前教会的一个男子中学，六年中学生活从没接触过女生，大学的第一天就有众多女生们在一个教室里坐着，感觉特別不自在，却又要装着熟视无睹的样子。有一个女孩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我是用漫不经心的余光，不断对她扫描。她穿着一条深兰棉布三角裙，一件泡泡纱的襯衫，梳着两条又粗又长而又黑的大辮子，两只青纯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的一切，那么纯正却又青涩，我看到她的第一个瞬间，留下深深的印象，直到今天还记着，这就是与我终生相伴的我妻杨韵倩。六十年来，历经了共同的欢乐和苦难。 杨韵倩是我同班同学，一个整天嘻嘻哈哈甚至吵吵闹闹的调皮女孩，有感觉但不强烈，想接近但又不好意思，虽在同一班级但很少单独相处，不过见面时却相互调侃，我说东她非说西，话从来没有说到一处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初恋。 大二时，我是班里团支部宣传委员，我见她整天里“无所事事”，有时还嘻笑人生，觉得她“世界观出了问题”，我一向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十分端正，就同支部书记说我要找她谈谈，要纠正她的世界观。找到她在宿舍的走廊里，谈不上几句，就没词了，方才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懂世界观，更谈不上去开导教育别人。她咪起眼睛，头略抬高，用一种高的视角，带着微笑看着我，似是在聆听，实质是嘲笑，弄得我很没面子，下不了台。 杨韵倩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是从小练就的，钢筆毛筆粉筆都写得相当漂亮。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三年级时又兼任年级宣传委员，有一块黑板是 “宣传阵地”，我一人负责写稿，就请杨韵倩抄在黑板上，年级里谁也不看黑板报，我们二人一亇写稿一个抄稿，也是不关心谁看谁不看，但是我就有了一个同杨韵倩接近的好机会。 1960年暑假她和严文良同学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的堂兄比我们大十来岁，要到外滩黄浦江畔拍照，严文良也爱好摄影，我邀请他们二位，杨韵倩很高兴，穿了裙子，还戴了一付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大墨镜。后来又有一次到虹口公园，在鲁迅先生的塑象前三人有一张合影。我堂兄带到他上海皮鞋厂的暗室，把照片放得很大，至今还保留着。从此我们三人便经常在课余时间一起玩。 同杨韵倩沒有单独出去玩（现在叫“约会”），而且我们相处时从来没一句正经话，我尝试试探对方，又找不到一个进退适当的方式，我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虽已萌生了要恋爱的感觉，但是远没有捅开窗户纸的程度。 第一次约会 大三时，我同她分了班级，他们班下乡劳动，而她因健康原因留校劳动。我们班要同物理系一起上课，也就留在校内劳动，同在学校的“人造肉精厂”工作，因此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 1961年秋湖北省歌剧团到南京演出歌剧《洪湖赤卫队》，该剧在1961年拍了电影，拍摄期间正值大饥荒，演员们一天只有七两口粮，许多人都浮肿了，女主角王玉珍也不例外，男主角夏奎斌由于饿得面颊消瘦，只好在嘴里填入棉花来保证不影响形象，这保证了影片的艺术性，当时获得了空前的好评。 这是我与杨韵倩同学第一次约会观剧，学生囊中羞涩，从仅剩二元钱中买了二张六角一张《洪湖赤卫队》歌剧票，这在当时几乎三天半的伙食费。犹豫了三天二夜（没睡着），终于鼓起勇气，把票子亲手送在她手里，她居然欣然接受了。 在观剧那天，我们分别前往剧场，怕被同学看到，我们上大学期间，学生是禁止谈恋爱的。我在戏院门前等了十分钟，她才姗姗来迟，杨韵倩带来一架极简易的望远镜，轮流用望远镜观剧感到意想不到的温馨。 我们看的是原班人马原创演出，之后《洪湖赤卫队》的歌就迅速红遍全国。我和她的关系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大家心照不宣，是二人去观剧，没有第三者，但我还是怀疑是否有别的男孩在追求她。 家里要我去相亲 1961年寒假回上海，家里要给我介绍对象。我一回到家父亲就跟我提出此事，我以为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家父从来都是平等待人，对待子女更是，时不时戏弄一下儿女，大家一笑过去是很平常的事，当我弄清了父亲确有此意，而且已定了要去相亲的对象，实实让我惊恐起来。 他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就含糊其辞，但对于他要我去见女孩的提议，确实没有兴趣。我在上海时间短暂，过了寒假还要回南京上学，家里认为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这时我三姐的决断起了作用，三姐比我大二岁，但对事情的明了却与她年龄不相符，好象三十多岁女人的老到，她一针见血地问我，是不是那个女孩，戴了一付太阳眼镜，你给她拍了不少照片？还有一张是你和她还有另一男孩一起的三人合照？三姐怕我“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确实，那个时代很少有女孩，戴着大墨镜，在人前晃来晃去的。我当时也实在是有口难言，说她不是女朋友，照都一起拍了，戯都一起看了，当时那个社会，往往连手都没有拉过的，就能决定终身。说她是正式的女朋友，但双方都没有说过在谈朋友，我没有把握，因为还没做过板上订钉的事。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其实在上海，我们二家距离步行只有十五分钟，但总是以筆谈代会面，为了打筆仗，斗斗嘴，就经常写信，上午寄出，下午收到，至多今天发明天就到。我在那封关键的信中说，我父亲让我用毛筆写字，我却想用钢筆写，不知你有何高见？她立马就回了信说，你是孝子，你父亲要你用毛筆写，你就听你父亲吧。收到这样的回信，我就更加吃不准，她算是明确说了不字，还是反过来试探我的诚意，或者是她想我肯定会用“钢筆写”的，只是她假装矜持而已。她说来年龄与我相当，也就二十出头，但却有着许多“虚拟”的恋爱经历，在高中毕业前就通读了三遍《红楼梦》，阅读过无数欧美情爱小说，诸如《安娜卡列妮娜》、《复活》、《约翰克利斯多夫》、《飘》、《茶花女》等等，她还看过不少言情越剧、沪剧，诸如《庵堂相会》、《碧落黄泉》、《红楼二尤》等等。相比之下，我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毛孩，中学六年，在一所清一色男生的男中度过的，当了六年的“见习和尚”，有的是与男同学争斗闹腾的经历，却没有恋爱中应对和决断经验，更没有佯装和撒谎的技巧。 一边是家人急急地催促，一边是“那女孩”分辨不清是和否的表态，弄得我心猿意马，非常不定，晚上失眠了。这时家人说，去见见也没什么，看不中就不一定联系下去，况且已经说好要去的，就当一次客人，认识一下人家。在家人连哄带劝（其实是骗）下，我终于同意去“看看”，我真的就是去“看看”而已，但没有把去“看看”告诉“那女孩”，想去“看看”后，事情就会告一段落，还是继续我与“那女孩”的故事，把模棱二可的关系进行到底。 可是，我的家人却不把去“看看”当作就去“看看”，他们立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准备起这次相亲。物色礼品，设计出场的人物和我亮相的行头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去相亲以我父亲为“代表团团长”，由夫人即我母亲陪同，我大姐和三姐作为“团员”，三姐兼作“秘书长”，前后上下，跑前跑后，非常忙碌。我作为“主角”，服饰上下了一番工夫，上身是咖啡色万立丁面料的丝棉棉袄，下穿一条同样面料的银灰色西裤，脚蹬锃亮的黑皮鞋，刚理了发，涂了凡士林，吹得油光水滑，用现在的话讲cool到置顶了。礼品送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毫无疑问用的都是精品。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相亲女孩的姑母家，住在上海重庆南路的大陆坊，说起大陆坊，现在人可能已不熟悉它曾经的辉煌，三四十年代上海一些知名文人墨客如鲁迅等人曾居住在这里，直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在此居住的还有不少名人或者有钱人家。她姑母到底是什么背景，并不清楚，但至少家境殷实，住的三层楼上下的大房子，可见一斑。 大家进门后，相互介绍并寒喧着，他们出席这次相亲仪式的有女孩父亲，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但初一看像个乡下绅士，后来才知道他原是商人，1957年打成右派后一直住在绍兴乡下，与妾为伴，这次为女儿相亲一事专程来上海。另一位是女孩的母亲，就生活在上海，与女儿及小儿子在龙门新邨居住。为参加相亲，特地与丈夫在姑母家来接待我们，其母看上去忠厚善良，甚少言语，但极其关注，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此时，不但是她母亲，而且全部的家人都注视我，我被众人目光聚焦得面颊都发烫了。 坐定后，才发觉我来“看看”的女孩并没在场，但谁也没问，我更没问，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来“看看”的，因此没有强烈的欲望“看看”她，但多少还是想看一下到底是怎样的女孩会出现。我父亲和女孩的父亲在不着边际地漫谈着，不见女孩出来，似乎并不着急，好象观京剧，任凭开场锣鼓敲得震天价响，却不见主角登场，直到龙套们做足工夫，拉开了架势，主角才姗姗上场，是一个道理。 大概她姑妈看到架子已拉得差不多了，才差人把女孩从楼上深闺中请了下来。那女孩姓曹芳名曼倩，长得白皙，略略胖一点点，是上海工学院二年级学生，低我二级，却与我同龄。后来才知道1958年与我同一年参加高考，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到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大专班（现安徽工业大学），半年后借故缀学，1960年重新参加高考，去了上海工学院，并任学生会学习委员，可见学习成绩相当不错。 她姑妈向我介绍说这是曹曼倩同志，把同志这个词拉得特长，又对曹曼倩介绍，这是金继忠同志，这二声同志，就把我和她拉在了同一阵线，以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作为终生的志向。曹曼倩自始到终都没开口讲一句话，但一直保持友好的微笑。我也保持同样的姿态，仅偶然应答一句来自曹曼倩方面的父母姑妈的询问，但不断拿余光偷偷地扫一眼曹曼倩。 接下来是吃点心、交换彼此的地址，约定下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这已完全超出我仅来“看看”的范围，岂止是“看看”，完全被有计划有预谋的操纵所左右，一旦进入这个相亲程序，已是身不由已了。 从此开启了一段“情史”，每年寒暑假期间，我们有几次约会，其余时间，我在南京，曹曼倩在上海，大约半月或一月通一次信，直到一年半后结束了这场恋爱关系。我们互相连手都没拉过，二地相隔的通信，甚算不上柏拉图式的恋爱，至少柏拉图还有爱意其中。不过曹曼倩是个好女孩，她温尔文雅，学习成绩出色，以至二年后留校当了大学老师。她给我的生活留下的印记是古典音乐，在我们约会时，她时常请我去听音乐会，我是话剧爱好者，则多数去上海人艺同她去观话剧，从此后，我知道了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于淑珍，至今我还有聆听古典音乐的习惯，虽然我依然不太懂。 脚踏两头船的鸵鳥 在我去“看看”后的相当长时间，韵倩并不知情，以为我并没按父亲的意志，用毛筆写字。在同曹曼倩相亲后，我还同她约会去了老城隍庙玩了大半天，拍了许多照片，寒假快结束前，她请我去看沪剧《铁汉娇娃》，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尤丽叶》，两家世代仇恨，其儿女却刻骨铭心的相爱，结果双双徇情于庙中（莎士比亚剧中描写的是一座教堂），剧情很令观众感动。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有情人终于不能成眷属的隐痛。 我很无奈，寒假结束返回南京后，我有意迴避她，我採取了鸵鳥政策，虽然在同一个学校，故意避免与韵倩接触，这种情形长达一年之久。期间，我另有女朋友之事，逐渐在同学们中间传开，由韵倩闺中死党李兰英愤怒地将实情告诉了她，并且表示要为她“采取行动”。同时系团总支委员，我的同班女同学鲁秀珍也介入了，询问韵倩事情来龙去脉，韵倩表示，不要说金继忠有女朋友，就是他没有，我也可以给他介绍几个，其愤怒情形已溢于言表了。之后，她亲自递给我一封信，要以“同学”的身份同我谈一谈，我自知理亏，闪烁其词地谈了阵子，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从此金继忠因为谈恋爱脚踏两头船的坏名声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玄武湖公园之约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我历经了二次考试，一次是期末大考，温习了一个月功课考了，接着是考研究生，强度更大地复习了一个月，好不容易考结束了，却得了神经性肠炎，拉肚子人已消瘦了许多，精神上的疲倦到接近崩溃，那年寒假因此而没回上海。考后在校园里遇到同样寒假不曾回上海的韵倩，她看见我明显的消瘦，十分惊讶，很“顺便”地说，我请你吃肉。此时校内正值寒假，同学大多已回家，我们接触也不用避人耳目，就选择某天在南京玄武湖公园一个餐厅中午就餐，真正是吃肉，很丰盛的一顿饭菜，花了二元钱，韵倩很慷慨地买了单，这相当于女同学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午后在公园内一处大草坪中间，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慢慢地聊了起来。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谈话比较严肃，从中得知她中学时的学习居然在年级中也是名列前茅，又得知一直以来她收到一些追求者的来信，也有一些同学给她介绍对象，均被一一婉绝。她给我发送的“信息”再也明显不过，我觉得很为难，很难表态，很难过，我觉得脚踩两只船是不道德的，感情的天平却在向着韵倩倾倾斜。此后的半年中，我们又恢复了约会，我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同学间交往，不是在谈情说爱，在这期间我们看了不少话剧，如《卓文君》、《越王勾践》等，也看了不少电影如《生的权利》、《复活》。 电影《复活》争论   七千人大会后，校园饥饿有所缓和，对思想的政治控制也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学校当局允许开设一些文艺和电影讲座和音乐欣赏会，重大节日还允许学生举行交谊舞会。 记得当时社会上放映一部电影《复活》反响很热烈，这部电影是根据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电影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妓女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十年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参与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沙皇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玛丝洛娃尽管还爱着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他的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最后与政治犯西蒙松结成夫妇。 关于《复活》这部电影举办了一个讲座，可能政治大背景下，玛和聂的冲突成了阶级矛盾，聂对玛的忏悔被认为是虚伪的，玛选择西蒙是明智的选择……。我和杨韵倩也一起看了电影并听了讲座，讲座后我们又在黑夜的校园里游荡了近二个小时，一九六二年后我们相处出现的困难，她借题发挥强烈地谴责了聂赫留朵夫先期的行为及后期的虚伪，说他与其是为自己灵魂赎罪，为了对玛丝洛娃的爱，更不如说为自己声名的洗刷。我则极力为聂赫留朵夫辨护，就好象为我自己辨护一样。我们二人相互传递的信息再也明确不过了。 命运的转折 1963年7月，我们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行将结束，我确定分配在沈阳中科院林业士琅研究所，韵倩则被分配在湖南省气象局，临离校的一天晚上，韵倩请我到她在南大当副教授的阿姨家去，当时她阿姨正出差在外地，韵倩帮她看家，我也就有机会同她单独相处。相聚时，大家为即将的分别，感到隐隐的伤痛，见面后，大家都不说话，却有着说不尽的哀伤。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改变一切，向她表示深深地歉意，并且说我会常常地想念你的，韵倩则似乎看透了一切，反而劝说我不要难过了，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的事，会随着时光的逐渐淡忘的。但是我确信，这段爱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在彼此的心灵上，不但是初恋纯洁的感情，还有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的永恒痛楚。 曹曼倩和我的分手是在我1963年毕业时，我确定分配到沈阳之后。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到龙门新邨她家时，她的母亲已去姑妈家，我们单独谈了二个小时，我要求与她“确定关系”，所谓“确定关系”是指以后“保证要结婚”的关系。理由是我已毕业，并且分配到了沈阳，当时在上海人眼里，出关到了东北，就是冰雪荒漠之地。她说现在她还未毕业，要确定关系，也要等二年后再说。我当时有意逼她，一定要她马上决定。估计她是听了她姑妈和母亲的话，就坚持要两年后看情况再做决定是否确定关系。双方似乎都没有退让的意思，最后我只能告辞，在她送我上电车回家时，她说，我们都不对，我说，那么我们从此之后，又是自由的了。 从此一别再也没见面，之后我到了沈阳后，与她还通过几封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上写了一首德国诗人歌德的诗，诗中（大意）说， 谁说哪一个女孩不善怀春， 谁说哪一个男孩不会钟情。 ……， 啊！迸发的爱情啊……。 回到上海没几天，即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同曹曼倩关系结束了，与其说她拒绝了我，还不如说我“逼”着走向分手。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要行动，并且当机立断，刻不容缓。 中午与曹曼倩分手时，我记得还对她说，现在我们彼此自由了，到了晚上七时半左右，就到了韵倩家里。此时她正在招待一大帮同学，快吃完晚饭，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和韵倩之间的分分离离的恋爱纠葛，见我来了，饭局也结束了，纷纷与韵倩告别，不一会儿就走得一个都不剩了。我鼓起勇气说，我想找你谈谈好吗？此时已是晚八时左右，我们沿着淮海路再到延安路，直到十一点许才送她回家，她在谈话中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曹曼倩同意与你确定关系，你还会来找我吗？此时，我失去了所有道义上的制高点，无话可说了。 三天后，我左等右盼总算收到韵倩的信，信中说，“经过考虑，决定发展朋友关系（或恋爱关系）”，此时离开我的南北分离仅二个星期时间，我们高兴着，因为终于正式相爱了，我们悲伤着，因为从此又将无限期的分离了。这一分离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结束，而这九年中，我们历经了更惨痛的人生，差一点就永别了。在上海西郊公园，我为韵倩拍几张照片，这一“定格”成为永远的经典。 1963年8月25日，对我们是个永远不会遣忘的纪念日。这一天的夜晚，我们在上海黄浦江畔苏州河口，外滩公园幽静的树丛里，在一把黑伞下，我们有了初吻。60年过去了，外滩公园改名为黄浦公园，三块巨大板块竖立起一座高矗的巨塔，见证当年我们的初吻，它象着证我们爱情坚贞不屈，坚如磐石。 伤感的回忆 我想写这样一段回忆录已经构思了很长时间，原本想写成一段轻松的甚至是搞笑的故事，但是，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凄美而伤感的回忆。 据说曹曼倩后来的命运也是苦难的，自从我们分手后，她的姑妈又为她物色了一个男朋友，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前结了婚，可她丈夫在文革中得了精神病，最终英年早逝。她姑妈也深感内疚，把文革后落实政策退回的财产及大陆坊这套大房子全给了她，然后曹曼倩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要房子遗产还有什么意思呢。八十年代她移民去了美国，因为她哥哥已早先从香港移民美国。据说她已定居在洛杉机，也许没她姑妈对她强烈的控制欲，而由她自己作出恋爱和婚姻的选择，她会过着幸福、安定的晚年。 一直以来，对于五十八年前我去相亲，以及一系列事情的后果，我以为韵倩说过的，“你父亲要你用毛筆写字，你就听你父亲的吧”，要负一半责任。随年代越来越久远，回忆则越来越深刻，韵倩用一系列的事实来表明她对我们初恋的爱的坚贞，1963年当我们要面临无期的南北分离时，毅然与我确定恋爱关系，1966年我即将由沈阳调往北大荒工作时，义无反顾地与我结婚，1968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政治已宣判了我死刑时，她还是毫无动摇之意坚守着这份爱，1972年我南调无望时，她又坚定不移地来到了冰天雪地的荒原与我会合，开创了艰难生活历程。 想以此回忆录献给她，作为对她八十岁生日的献礼。最后引一首韵倩于1964作的七绝，见证爱的坚贞： 客鸟千里栖枝窝， 野旷天清苦无伴。 潇湘足迹期有尽， 飞越洞庭入辽空。 敬继忠留存 韵倩 癸卯末(1964) 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