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老师的风采

    我在撰写个人回忆录“南京大学”那一章的时候，气象専业的晁淑懿同学建议，有必要撰写“老师的风采”一节，追忆老师们讲课时的大师风范，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老师们谆谆善教的点点滴滴，以及老师们平凡人生中闪耀着人性和亲情的光辉。我立即联络了若干同学，迅速有许多同学响应，他们一起撰写“老师的风采”，就成为“南京大学”那一章的最重要的一节。

天气专业学习委员晁淑懿同学的回忆

     五年的高等学府时光虽已远去，除了同学们朝夕相处的情景外，陪伴和传授我们知识的师长们的亲切形象也依然历历在目、风趣多彩。

绅士风度的徐尔灏教授

     徐尔灏教授当时是我们气象系的系主任，他在旧社会时考上了公派国外的留学生，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回国。给我们讲授《动力气象学》，他的讲课既严谨而又慢条斯理，平时也注重穿着仪表，他总是梳着整齐光亮的分头，常常穿着熨烫平整的上衣，再配上西装吊带裤，一付皇家绅士的栩栩风度。记得在一次课堂上后排有几个同学在窃窃私语，引起徐教授的极为不满，即刻终止了上课内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一番，因此在他的课堂上气氛是比较肃静的。其实徐教授的讲课很有技巧。对一个疑难的问题，他有时从两个看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解答，让我们深刻理解其原理，为之许多同学肃然起敬，这个教授学问了不得，从而特别欣赏徐教授的讲课。当时学生都十分认可徐教授的讲课，虽然《动力气象》涉及的内容比较难于理解，而这个学科考试的成绩普遍比较好。非常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受学生尊敬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受到不公待遇，于一九七一年坠楼而亡，年仅五十二岁。在当时气象界，徐教授是为数很少的动力气象方面的佼佼者，哀哉！

热情奔放的黄士松教授

     黄仕松教授是我们《天气学》的老师，老师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象系，一九五一年回国报效祖国。他是一个十分开朗的老师，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就让人记忆犹新，因为给新班上课，老师就按名册点名，以便认识一下学生。当老师念到徐夏囡时，在“囡”字上停顿了一下，因为此字在南方是指女娃娃，平时少用，所以老师就念成了“徐夏娃”，结果引起全堂大笑，老师问清了缘由，自己也笑了。在他的课堂上气氛就比较活跃，讲课时精力充沛，热情奔放，时而还有点手舞足蹈。特别是在讲解低层空气辐合上升和上层空气辐散时，双手开合上下的比划着。黄老师往往在讲解比较难懂的问题后，笑着向我们发问“你们懂了哇？”“清楚了哇？”，直到我们点头为止。上他的课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拖课”，每当第二节课下课铃响时（一次上两节课），他似乎“没有听到”，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他想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我们），此时教室门外已站满了后面两节上课的同学，而我们也焦急地要赶往下面课时的教室，可想而知此时的状况是多么的热闹。这样热情的教授在生活上同样是充满激情。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去黄老师家有事，见黄老师亲自在给女儿洗手、擦脸，一边还与女儿笑着说话，而他夫人汤敏明老师也在身傍笑着帮忙，多么快乐的一家啊！

语重心长的么枕生教授

     么枕生教授是我们《统计学》的启蒙老师，统计学的内容比较抽象，有些也不易理解和接受，同学们也提了些意见，但么先生镇定自若，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的讲课大纲。先生上课最大的特点是从不拖课，只要下课铃一响，哪怕他一句话还没讲完或者面对黑板正在用粉笔写公式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停止讲话或停下写字，立即结束上课。更有意思的是下课时值班班长要喊口令“起立”，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但是等同学们起立时，先生收起讲稿已经走到了教室门口，然后回首点头示意。么老师与同学们的交流也不多，但是他教学很认真，对学生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统计学》讲授结束时，么先生根据他自己毕生的感受，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谈心得，意思是知识的增长、学术的提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他自己想要往上走一步就感到很难很难的，并以此鼓励我们今后要努力。为此他曾经风趣地说过“不要看我头大，头大的不一定聪明，头小的不一定不聪明，要看脑袋的皱纹多少而定”，老师以这样的言论来激励我们。么先生平时不太注重修边幅，也偶见进教室时裤腿一长一短（一个裤腿卷起）。一个偶尔的机会在晚饭后到么老师家中，一进门见满桌子凌乱地放着吃完的碗筷菜碟，饭锅放在地上，锅盖又放在锅子边上，我愣在门边不敢再前进一步，直到老师和颜悦色的叫我进去，我才放下心走进去，想不到么老师也这样和善。

年轻羞涩的陆菊中老师

     这里还可以回忆的是我们的专业课之一《长期天气预报》的趣事，那时专业课通常是由教授上课，年轻老师（一般是助教也有讲师）课后进行答疑和辅导。《长期天气预报》课是由女教授陈其恭教学，年轻女老师（也是教授的学生）陆菊中辅导。由于那时学校周边一到晚上比较僻静，陆老师从其宿舍到校园路上比较黑暗，每当晚上来答疑辅导我们时，因胆小害怕经常带着她的十余岁小弟弟一同前来，也就是“伴驾”提升胆子吧。《长期天气预报》课开讲不久，由于教授的丈夫（物理系主任魏荣爵教授）因病在外地诊治疗养，需其去陪护，因此讲课的重任落在了陆老师的肩上了。当时长期预报学科还不是很成熟，讲义中内容很多是从原苏联引进的，数理基础比较薄弱，而更偏重于统计学的结果，所以要讲清楚也不容易，学起来也枯燥无味，多数学生也无兴趣。结果考试时除少数人及格外，大部分同学都开了红灯（不及格），急得陆菊中老师在课堂上当众伤心落泪。过后，陈其恭老师返校得知情况后在班上将我们好好的数落了一顿…。人的变化有时会很大，陆老师当时给我们上《长期天气预报》课，由于是首次走上讲坛，加之其讲话嗓音分贝也比较低，因此授课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但是若干年以后，有多次机会在气候预测研究学术会和气候预测会商会上，聆听她的报告和发言时，已是侃侃而谈、声音洪亮，宛若俩人。

天气专业的赵善智同学的回忆

     莫绍揆教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福建还是广东的口音，清瘦，个子较高。他讲课思路清楚，逻辑严谨，讲话不快不慢，铿锵有声，每到听他的课，不经意的就会全神贯注。虽然我数学学的不好，但他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使我得益匪浅。

     黄士松教授的夫人汤敏明老师上课时，教室里充满笑声，当然，主要是她的笑声。她也长的美，按现今的说法，是美女老师，上她的课是一种享受。

     还有几位老师在我脑里只有一些飘浮的影子，如刘长盛和一位有两条长辩子的女老师打羽毛球的情景，包澄澜老师刚毅的脸相等等。噢，还有，在去黄山轮船上，看到徐尔灏教授吃饭，有好几个咸鸭蛋，那时，国内经济已经不行，所以心里煞是羡慕。好像他的筷子还用酒精消毒呢。

大气物理专业施介宽同学的回忆

许绍祖老师与云雾物理学

     十余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去拜访许绍祖老师，敲了一会儿门，老师就来开门了。当我迎上去刚叫了声‘许老师’，老师马上就脱口叫出了‘施介宽’。这让我激动不已，想不到分别了几十年，老师还能清楚地喊出三十几年前的那个毛头小伙子学生的名字。

     许老师是北大的高才生，分配到南大气象系当老师。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喊出了‘呼风唤雨’的口号，设立了‘人工降水与云雾物理专业（后改名大气物理专业）’，老师主讲‘云雾物理学’。他讲课的神态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印象中：娓娓道来，知识一点点地传输到了学生的脑海中。更特别的是，老师不按传统的考试办法，期末采用了开卷考，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看笔记。题目也只有一道：在一定的地面和气象条件下，下垫面产生的水蒸气升到了空中，形成了云雨，最后落到地面的是多大的雨滴？在教科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从地面蒸发、气流上升、凝结成云、云中翻滚、冲併增大、掉出云底、雨滴再部分蒸发，最后落到地面，所有过程无一超出教科书的基本原理、理论、技术和方法，考核了同学们学习该课程后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后来我也当了老师，想学许老师的榜样，依样画葫芦，也经常采用开卷考试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在我的几个学生也当了老师，我希望他们传承优良的教学传统，做一个像许绍祖老师这样的优秀教师。

大气环境保护的启蒙导师-王彦昌老师

     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按所学的大气物理专业，我将和其他同学一起分到云雾物理研究室工作，这是一个当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近二十人的大研究室，有较大的课题。在犹豫了两天以后，我向所领导提出：我希望到近地层大气物理研究组工作，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非常小的研究组，当时只有四个研究人员，研究的课题又少又小。研究所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到了那个组，从而起步进入了大气环境保护这个领域，至今一直工作了五十年。为什么我要到这个小小的研究组呢？那正是缘于在大学里王彦昌老师给我的专业启蒙教育。

     在大学四年级，王老师给我们开设《大气湍流》课程，对我们原来定位为人工降水与云雾物理方向的学生而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边界层大气物理领域。五年级，六个同学分到徐尔灏教授名下做毕业论文，我和苗曼倩合作做一个课题，并由当时的研究生蒋维楣老师协助和指导。研究的题目是《近地层温度场结构的探测研究》，从研制探测仪器开始，进而野外观测、对数据分析研究，最终写出论文。每个星期参加徐教授领导的研究组活动，经常聆听徐教授的讲课和多位老师及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报告。作为研究组中仅次于徐教授的最年长的教师，王老师成了事实上的副导师，给予我们学习、生活等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教我们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逐步明白怎样做研究，做实验、做学问。为了要对试制的仪器进行准时观测，王老师把自己家中的仅有的小闹钟拿来借给了我们。实际上王老师生活也是很艰苦的，一家子挤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大气环境保护和研究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在一九八三年的包钢环保工作会议和一九八五年厦门的大气污染学术会议上，又见到了王老师，他的许多学生也在全国各个地方和岗位上从事大气环境保护的研究、教学、工程和管理工作。这两次王老师都把我们这些南大的学子们招呼到他的房间里，畅谈工作的心得体会，交流各自的成绩和经验，校友们相见感到特别亲切。

     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兴旺、繁荣，许多校友从大气湍流、大气扩散角度对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展现了南大学子的才华和风采，这是可以告慰我们尊敬的王彦昌老师的。

大气物理专业的张亚同学的回忆

     时间长了，当时大家年轻，又缺少文字记载，今天都是靠回忆，零零碎碎记起一些当初的事情，既模煳又可能有差错。我就更说不出多少东西来了，因为我一九六一年就离校了。

  一九五八年我们新生报到，那天晚上我在下关车站下车，出站后被南大的大客车接到学校住进五舍。当时正逢全国轰轰烈烈大炼钢铁之际，入学后，当时的系总支书记白玲（原南京军区政委夫人）就要我们搞个炼铝厂，原料就是煤灰和生石灰，把它们粉碎加水再做成小圆球，再把晾干的圆球放进小高炉里烧炼就有二氧化铝生成，到底有没有炼出二氧化铝，我也不知道，而这些工作都是用两只手来完成的，女生手掌皮都烂破了，真苦了我们十来个同学。

     除了《气象学引论》（大概是王德翰付教授教的）外，仅学了几门基础课，而数学、物理和外语等课都是到物理系，或由别的系老师上课。现在也只记得莫绍癸老师的高等数学课了，莫老师虽然有点口吃，但课讲得很好，两个手指捏一张小纸片，连讲两节课，层次清楚，内容扎实，真不愧为数理逻辑专家。在东南大楼物理系，那位可能是浙江人的物理老师，讲课方言重，高度近视，备课笔记本贴近眼镜，口语又不清楚流畅，听他的课很吃力。另一位讲麦克斯威电磁波理论的老教师讲得比较好。那位教英语的女老师个子不高，穿着打扮很朴素，像位农村女青年，课也教得不错。我们五八届的学生初中是学的英语，高中学的是俄语，进南大后又学英语，真别扭。好在英语字母和基本语法还没有忘，这才能学下去，只是刚开始我们要求那位女英语教师讲得慢一点，内容少一点。教农业气象好像是我们系的龙斯玉老师吧。物理系那位教应用电子学的老师讲课和动手能力都很强，我们虽然来自不错省立常州中学，但动手实验的能力差，在北大楼地下实验室，我领了一套电子管零件，组装了一架稳压器，总算通过了老师的检测。

     我们系里当时还有个苏联专家叫谢尔班，他到云雾实验室去过几次。皖南人工降水工作，我们十来个学生(还有两个山西来培训的小伙子)开始住在百岁宫，不久又移住到九华山顶的天台正顶，另一组人马在黄山搞，中途许绍祖老师到九华山正顶来看过我们一次。上山一次三四个小时，不容易，真辛苦他了。

     入学后记得一天晚上，各年级学生集会批判前系主任朱炳海教授，几个高年级学生发言那么高亢卖力，我们什么都听不懂。我离校时系党总支书记已是张淑贞(大概是从南通那边过来的)。时任系主任徐尔灏死得可惜，他是世界有名的数值预报专家。他性格内向温文尔雅，是位做学问的科技精英。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都撹混了。

大气物理专业金继忠同学的回忆

     我是五年里头改学了三个专业：前二年是天气专业，中间一年半是无线电气象，该专业撤消后，最后一年半又去了大气物理专业。有很大部份课程是在物理系上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门课是王德翰老师上的《气象学导论》，讲课的特奌同学巳有生动描述，这里不再赘述了。但这门课是我们年级所有专业同学上的入大学后的第一门课，而且是专业启䝉课，对全面了解气象学科，巩固专业思想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我是来学气象的，这门课就不能象一般科普常䛊的水平，又因为这是入大学上的第一门课程，气象学所用的数理基础还没学到，王德𨌺老师深入浅出，把这门课讲得生动翔实，又讲了气象各个方面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据说这门课也是气象系开的一门新课程，结果这一门就受到同学们的广泛欢迎。王德翰老师好象时任付系主任、付教授。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是王彦昌老师，给我们开的是流体力学，后来有六同学考徐尔灏教授的大气扩散专业的研究生时，也是由王彦昌老师考前辅导的流体力学，记得在南草教室辅导上课时，正值南京冬天极冷的一月份，王老师还是非常聚精会神地讲重奌，讲关键，结果几乎全部“命中＂考题。据以后查找的文献表明，他编著的流体力学成了全国高校的指定教材，他在大气扩散方面也有多篇著作发表。可惜他英年早逝于八十年代后期。

     那时系里的学术交流很少，学生更是很少参予，除了作为高级劳动力，如一九五九年晥南黄山人工降水，暖云催化降水在当时国外也鲜有报道，当时动员近百名学生，分布在黄山周围的数万平方公里，作云层发展的跟踪观察，整个暑假的工作，回校后既没有让学生参加的学术讨论，更没看到有关暖云人工降水的学术报告。

     黄士松教授仗义执言，为一九六三年江苏气象局岐视女性，寻找政策上的借口，迫害分配去的晁淑懿同学，他多次利用其学术地位上的影响，向江苏省气象局提出交涉，支持晁向上级部门控告，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条罪状，遭到批判。

     汤敏明老师五十年代曾是当时海归归来的黄士松付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即嫁给黄士松教授，可谓郎才女貎，当时传为美谈，其实汤敏明老师，与黄士松教授联合多次发表论文，也是位才女。

     黄士松教授和汤明敏老师已八九十岁高龄，每次校庆同学会都是与同学们一起渡过的，最近一次是二零一二年南大一百一十週年校庆。

我们“无线电气象专门化”曾在物理系，与当时南大办的《无线电师训班》一起上了一年半的旡线电课程，其中有鲍家善教授上“无线电理论基础”，鲍家善教授是美国留学归国的雷达专家，曾参加过美国第一台雷达的设计制造。他讲课通俗易懂又非常精采。而他手下的辅导老师叫吴培亨，高个子又长得秀气，辅导课同样精采，现今已是中科院院士和南大著名博导及资深教授。鲍家善老师后来调往上海科技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名誉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气候专业张仁华同学的回忆

傅抱璞老师,勇于开拓

     这段回忆是傅抱璞老师的同学王懿贤先生对我说的。王懿贤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研究室的前辈，在六十年代与我在同一研究室。王懿贤先生在大学毕业前选择方向时征求傅抱璞老师的意见。王懿贤先生表示愿意从事动力气象。傅抱璞认为：叶笃正先生、陶诗言先生已经在动力气象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建议应该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王懿贤先生没有听他的建议，选择了动力气象。而傅抱璞老师选择了小气候作为攻克方向。两位先生经过数年的奋斗，傅抱璞老师在小气候方向上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发表的“论山地的太阳辐射分布”获得了叶笃正先生的高度赞赏。而王懿贤先在晚年终因没有像样的成果产出，而常常失眠，最后得了忧郁症。

敢于向权威挑战

     一九五八年年底，南京大学气象系接到一项考察长江三峡气候的任务，由苏联专家谢尔班进行学术领导。当时，对苏联专家还是迷信得很，“一边倒”的倾向是明显的。我不了解苏联专家谢尔班的试验方案。当时我知道傅抱璞老师不完全同意苏联专家谢尔班的试验方案，提出了他的设想和试验方案。

     傅抱璞老师在考察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思路：考察的科学目标是预报长江三峡水库建成后的气候变化。应该在长江的巴东、奉节、万县和涪陵四个县城的江边、山腰、山顶设置小气候观测点，形成与长江相垂直的立体剖面，获取当时长江不同四个观测点的不同水面积对周围的温度、湿度和风速的影响规律。这种规律对预测将来水库建成水面积扩大后的小气候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长江三峡气候考察的方案基本上按在上述思路设计方案的。

“让我来试试”

     傅抱璞老师平易近人，不搭架子。身高与邓小平同志差不多，黑幽幽的脸颊像农民，对我们学生和蔼可亲。傅抱璞老师在长江三峡气候考察期间到我们的观测点了解观测进展，解决在观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奉节队的山顶观测点设在气象站。有一次傅老师来到山顶，看见气象站的一位同志用钥匙开房间门的锁，开来开去就是打不开。傅老师看了毫不犹豫说：“让我来试试”。经过傅老师的“不懈的努力”终于打开了。我看到这一情景十分感动，这本来与傅老师不相干的事，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傅老师不仅是助人为乐，而是体现了傅老师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傅老师是江西人，讲课时带一句口头禅：“这个话啦”。而江西口音“这个话啦”的快速发音成为“贵啦”。我们有聪明调皮的同学，给傅老师提了个绰号：“傅贵啦”。后来转换为“富贵啦”。

施永年老师，才华横溢，风流倜傥

     我第一次见到施永年老师是在四川万县大学（刚由专科学校大跃进为大学）教我们高等数学。为什么南京大学的学生要到四川万县去学数学？长话短说，一九五八年我们气候班刚入学的全体一年级同学和大部分气候专业四年级同学参加长江三峡气候考察。观测为冬、春、夏三个季节，每季节观测不到一个月。冬春和春夏的观测间隙期间均长达两个月。当时领导决定考察队不往返南京与四川，就地在万县整修学习。于是，请刚毕业两年的年轻老师施永年教高等数学。同时请年轻老师余志豪教普通物理。

     施永年老师虽然学的不是数学专业，但是数学基础扎实。从极限讲到微分和积分，是高等数学的入门课程。施老师步入教室的姿势和讲课总是风度翩翩，深入浅出，重概念，少推导。当时有几位工农兵学员都能听懂，可以说教学效果不亚于数学专业的教师。我们回南京后，概率论课程是与数学天文系的同学一起听课的，我们没有感到吃力，这不能不感谢施老师在四川万县大学给我们打下的基础。

创新的启蒙者

     施老师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论文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是气候预报的一部分计算方法。他鼓励我创新的同时，又在概念上严格把关，关键点上给启发。我记得最后给我的评语有一句“在计算中有创新”。这对我确实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联想到我目前从事的科研工作中一些创新，与施老师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当时气候专业的年轻老师施永年，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除了在我们一年级在四川长江三峡气候考察的整修期间，教我们高等数学外；五年级又教我们动力气候预报。又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当时并不得志，当权派认为他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改革开放后，他却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施老师在中尺度数值模拟很有建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到南宁参加学术会议，从在广西气象局工作的同班同学杨柱龙获悉，施老师正应广西气象局邀请在南宁作《中尺度数值模拟》专题报告。我与杨柱龙一起在广西气象局拜访了阔别多年的施老师，知道他已任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所长。向他祝贺同时也旁听了他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的风采比大学讲课时更深、更博、更创新，领悟他在热带中尺度数值预报领域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创新成果。

气候专业学习委员孙安健同学的片断回忆

长江三峡气候考察之行

     一九五九年一月，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可是为了追随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愿景，我们六三届和五九届的气候专业同学从南京下关登船，经武汉换乘吃水浅的江轮，直奔四川，一直到七月份返回。一路之上，我们领略了三峡的秀丽风光，水急滩险的情景，如今巳是荡然无存了。

     我们在苏联专家谢尔班和傅抱璞老师的带领下，在选定的气候观测四个剖面:巴东，奉节，万县和涪陵进行一月，四月和七月的观测。每一个剖面从江边到山顶设四处，一共八个点。每个点两个人，一天十二次观测。当时已经是人民公社，吃大食堂，我在山顶，天天是山芋，没几颗米粒，后来又是土豆当饭，一小碟泡菜。尤其是夜里观测，一连好几个小时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顶上，一个人自己为自己壮胆，就大声唱歌，用手电筒照对岸，喊话。要是见到江轮经过，那就目不转睛地追随它的踪迹。李永康同学在山腰，老乡都搬到山下去，他独居其室，旁边的房子里摆放着寿材。他不仅要十二个小时观测，还要自己做饭吃，比我更忙乎。二-三月和五-六月我们各个剖面上的人，都聚集到万县大学(原先是教师进修学校，大跃进就变成了“大学”)，老师给我们上课，学的是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生活也大改变，每周有一-二次打牙祭，也就是有几个荤菜。因为野外考察有补贴，我们还可下到市里去吃个“三鲜面”花个一角二分到一角五分，算是一次生活享受了。

气侯学泰斗么枕生教授二三事

     我的毕业论文是跟么先生做的，又考得研究生，所以，毕业后与他交往不断。他是河北唐山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供职于西北农大，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论著颇丰，曾著书《气候学原理》和《气候统计》等。

     朱炳海老师和么枕生老师都是搞气候的，但是学术观点不同。朱老师是地学，么老师是物理学。一九五七年反右，朱老师有右派言论，系主任被免职，教研室主任是么老师。所以，我们的课程设置和以往各届就不一样，偏重于数理，五年级还新开了动力气候。虽然这两位老师学术观点相左，但个人交往却很融合。一九七八年文革后恢复气象学会活动，在邯郸召开。朱老师眼睛深度近视，么老师搀扶他过马路，进会堂，很是周到。

     么老师讲授气候统计课，期中考试，题目很难，有些我们从未学过，结果，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屠其璞最高分也才七十分多一点，我也刚过及格线。我是班学习委员，就和么先生说大家很担心。他说，他是故意出难题，看看班上有那些同学学得好的。他说到期终考试，我会让大家过关的。试想想，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要是拿个不及格的成绩见父母，那父母是什么滋味。我也是做父母的人，有同感。结果期终考试，每个人都过了及格线。

     么先生是博士生导师，七十岁退休。可是他退而不休，终生学术耕耘。借助于计算器，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还有几篇在英国有关杂志上发表，对方知道他退休，文章发表的费用免收。他九十多岁了，还在写论文，我跟他说，我们这些你的学生都退休了，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您这么高龄还在干，真是让我们无地自容了。南大百年校庆，我去看他，他已因摔跤而卧床不起，后来就无疾而终。我问及他怎么摔倒的，他说，他投寄给英国的论文，对方让他修改，他睡到半夜醒来，忽然想到如何修改了，就立马起身下床，不慎跌倒在地上。听其言，我真是感慨万千，终身难忘。

深切怀念我大学时代的老师

     我是1956年考入南大气象系的，一九五八年夏休学，59年秋复学，60年夏又休学，一九六一年再复学。一九六三年毕业。我对于我的母校、我的五年的大学生活、我的老师和同学，以及我们的东南大楼、南平房和五舍，却无一不充满了深切的怀念之情。下面我仅就“老师的风采”这一话题无保留地如实记叙我的大学所见所感所思所行。

入学后最先见到的是朱炳海教授

     一九五六年夏，我刚一到南大气象系报到，就闹着要转入数天系。系里不同意。最后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找到系主任朱炳海教授，心里想系主任恐怕理都不会理我。谁知朱教授竟然很耐心地听了我的恳求，立即领着我到另一个房间查阅我的入学成绩，然后叹了一口气，缓缓地对我说：“你的数学成绩很好，我们气象系正需要数学好的学生。”接着他用略带江阴口音的平缓话语向我谈了气象科学的学理特征、发展前景以及数理基础的重要。面对这样一位学界泰斗，我一面聆听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劝勉，一面打量着他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敦厚风范，不由得肃然起敬。转系的念头也随之终止。此后再也未听过朱老的课，但最初的印象总是最深刻的。

     我为什么要转数天系呢？这是由于我在苏州市四中时，深受三位数学老师讲课激情的感染，向往“一张纸一支笔”的理想境界，醉心于数学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超然性。多少年之后我终于明白，我当时的醉心数学恰似初恋，幻想远多于现实。但我这一生始终未与我所学专业靠拢，同床异梦数十年，也未尝不是一场人生悲剧。

平易近人、思维敏捷，循循善诱的黄仕松教授

     黄仕松教授担任我们天气学。天气学是我们的重点课，学了大概三个学期。因此黄教授是我们最熟悉的老师，黄教授的天气学也大家最爱听的一门课。黄教授讲课思维敏捷，教材丰富，语速较快，激情四溢。对待学生则是循循善诱，因人施教。对此我有切身感受。毕业前黄教授指导我们做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梅雨期副高进退研究”，我舍不得花大量时间读取数据，因此论文未完成。后来系里来信要我回校补做。黄教授好像洞察我心里所想，并未因为我未完成论文而不高兴，而是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和指导。当时天气已冷，而我所带衣被很少。为了我少走弯路，早日完成毕业论文，黄教授让我每做完一部分先拿到他家里，他审阅之后，我再做下一部分，这样我得以用最少的时间通过了论文，拿到了毕业文凭。

     黄教授好像对他的每个学生都很了解，从而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深获学生的爱戴。我每次和他谈话总觉得他对我的情况好像十分了解似的，使我倍感亲切。黄教授终日忙于教学和科研，衣食很不讲究，经常是一身穿旧了中山服。

治学严谨、讲课充满说服力的徐尔灏教授

     徐尔灏教授担任过我们的动力气象课。动力气象是一门較难学的课，徐教授讲课中贯穿着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推理严密，深入浅出，声音平缓而充满说服力，对较难理解的地方，总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直到大家听懂为止。徐教授生活也和他做学问一样朴实严谨，平时衣着朴素，但却整齐干净。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在离校门西边不远处看到他和夫人散步，在一个小商店里买了一瓶汽水，慢慢地倒在两个杯子里，分着喝了。动作的优雅从容，使我突然发现了一种优美的绅士风度，至今难忘。就是这样一位与世无争勤恳治学的知名教授，听说在十年浩劫中却被迫害致死，临终惨状令人不忍闻。听说对徐教授批斗最凶狠的竟是系里一个比我们低两届的南京本地产“红五类”，有名有姓，他为了往上爬，竟然加害自己的老师，实在可耻可憎。

有意设置难度和深度以激发学生进取心的么枕生教授

     么枕生教授给我们上气候学。我原来以为气候学是一门描述性学科，么枕生教授的课使我对古老的气候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次发现在气候预测这一领域竟然泛出哲学的光彩。近几十年为了解决气候预测这个难题,几乎所有新的数学理论和思想刚一出现立即被气象界引用。么教授在四十年前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这种情况，他当年在课堂上常向我们暗示气候统计这门学科的艰深和神秘莫测，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他对于所从事的气候统计研究愈难愈喜爱的心情。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求难天性吧。他甚至有意把考试题出得很难，以激发人的求难心理。难，确实足以锤炼思维，激发学习者的求知欲望，诱惑他们去攀登。我有时发现先生在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好像时不时地在观察学生，似乎在关注着他们究竟听懂了没有。

     二十多年后，我读到先生的《气候统计学的研究展望》一文。他在文中特别提出：我国在气候统计学方面“仍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气候统计方法多偏于引进国外方法，自己创造的方法很少，甚至有的还是空白，今后要在气候统计的研究上赶超国际水平，首先要借重于数学专业出身的人才。”读其文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先生昔日讲课时时而凝思时而奋激的神情，又宛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年青有为的学者许绍祖老师

     大概在两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普通气象课由许绍祖老师担任。许老师年纪很轻，不苟言笑，课堂上讲课非常认真，语言简练清晰而自信，特别注重基本概念和公式，往往解释基本概念先从公式开始。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和年青有为。我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他对比重比空气大得多的砂粒在空气中的下沉速度以及何以能久久停留在空中的数学推导，推导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令我们感到信服。

讲授数值预报举重若轻的金汉良老师

     金汉良老师上海人，具有上海人特有的爽朗和聪明的特点。他给我们讲授的数值预报，可能被大家认为是最难的一门课程，但金老师讲来举重若轻，减少了学生的畏难心理。他和许绍祖老师一样，也是注重基本概念，特别是预报方程组中各项的物理意义，分分合合，不断总结，让同学们逐步加深理解。期末考试，我的成绩4+，金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写了“能抓住要点”的评语，给了我很大鼓舞。

     走出校门后，40年匆匆过去，光阴虚度，一事无成。我在气科院退休前曾发表“气象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从方法论层面看天气预报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概率天气预报的兴起及其认识论动机和社会经济意义”等几篇论文，在我一生所有的专业工作和发表的专业论文中，无一可以足道，唯有这几篇文章是我真正想说的心里话，它们反映了我的气象哲学观。这些观点的酝酿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30多年前我的大学时代，追溯到诸位老师对我的启发和激励。

晁淑懿同学回忆老师风采的感慨

     光阴荏苒，当年在校园我们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现在都进入耄耋之年了，然而回首往事，相信每一个同学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留下师长可敬可爱的风采，让我们以感恩之心，永远祝福和缅怀我们敬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