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交官同窗鄭欣堡

      我和鄭欣堡同學是在讀徐匯中學高中認識的。他是1941年出生，家庭出身為小業主，家住黃浦江畔的董家渡路102號。是22路公交車的起點站，該路公交車穿過整個巿區到達終點徐家匯，走幾步就到了徐匯中學。正因為在公交車的起點站上車，他總是坐在公交車的後排座，利用到校的45分鐘車程，預習了當天所有的科目，他就是抓緊每段空閒時間用於學習上的。我家就在22路公交線大世界站附近，每天也要乘坐這路公交車到徐匯中學去上學，下午放學後大部分時間同鄭欣堡同乘同輛公交車回家，所以很快我們便熟悉起來成了好朋友。

     在寒暑假裡，我們用“密碼”通信，密碼由二部份組成，一部份用自己編制的有含意的符號，叧一部分是用俄語單詞，這二部分符號和俄文單詞寫成的“密碼信”，就成為雙方的通信工具。我們還成立一個由二人組成的“航海俱樂部”，時常到上海郊區康健園（現改名桂林公園）去划船，算是航海俱樂部的活動，每次都有航海日誌作記錄。兩人在暑假裡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我那時已能在池的深水區游了，我就鼓勵他到深水區試試，我說能保護他。他信了我在深水區撲騰開了，但力不從心還是往下沉去，被我用力把他推向池邊，他嗆着喝了幾口水，掙扎地上了岸。1956年暑假，我們決定到上海高橋海濱浴場去野營，我的堂兄一起去玩，他還借來了一頂能容納三四人的帆布帳篷。我們帶了二天的食品，先乘二小時輪渡，從十六鋪到高橋碼頭，再扛着帳篷和必備的生活用品，向五公里外海濱浴場前進。所謂“海濱浴場”，臨近東海邊，其實還在長江邊，長江口寬得一眼望去竟望不見對岸，誤認為是海濱了。我們在高高的江堤下邊搭起了帳篷，然後搭柴生火，吃了一頓野餐。晚飯後大家為新鮮野營生活興奮異常，吹牛聊天,望着星空，享受海濱浴場的夜景，周邊亦有露營的野餐的，歡聲笑語此起彼伏，不過彼此離得很遠。在帳篷里入睡到半夜時分，先是聽到雨滴打在帳篷頂，後來風雨驟起，逐漸轉變成電閃雷鳴狂風暴雨，堤岸上大量衝下的雨水，注入帳篷地面，我們三人不得不半蹲在帳篷里，幸好發現不遠處有一頂大帳篷，大概海濱浴場工作帳篷晚上空着，於是三人飛奔了過去避雨，一直到天亮，暴風雨停了天空卻還是陰沉，做早餐的柴火全濕，衣服也濕了，三人變成飢寒交迫的落湯雞。我們悻悻然地抬着沉重的帳篷，露營敗興而歸。

     鄭欣堡有個哥哥鄭欣名，比他大二歲，也在徐匯中學就讀，我們上高中一年級時他哥哥巳在高三，鄭欣堡入團時介紹人就是他哥哥。幾十年後鄭欣名教授在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因研製超級銀河計算機，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我是高二下學期入的團，之所以吸收了我，是因為那年有一段時間，我手術開刀，之後雖能複課但在校就安靜了很久，團支部看我那段時間比較“老實”，於是吸收了我，入團介紹人便是鄭欣堡。

     鄭欣堡在高考中屬於第一批高考提前錄取的學生，提前一個多月這些考生進行考試，最後由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錄取。這批學校包括各類藝朮及外語等特殊專業的院校，學生成績都很好，家庭歷史清白，在中學各方面表現優秀。鄭欣堡是個平時很低調的優秀學生。

     我則以第一志願氣象專業考人南京大學，我自己也是懵懂為什麼我愛氣象。當時我對自己能否進大學校門是一點信心都沒有，填報最後一個第六志願是上海體育學院，我想上個體育學院至少也算是個大學生吧。

     1963年畢業大學生達20萬人左右，招收研究生人數才1千餘人，據估計報考人數在1萬餘人，錄取比例在1/10左右。而欣堡說在“不經意”間報考北外的英語專業，研究生錄取比例是80人報名取4名，居然被鄭欣堡考中，可見他的實力確實不是一般。

     讀了二年研究生鄭欣堡提前一年借調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因此1965年成了開始外交生涯的第一年。經常有一些非洲小國來朝聖紅色中國，其目的是弄點美元，好回去點燃革命的火種，鄭欣堡作翻譯陪同，親手交給某國組織領導人美元現金。

     1966年5月中共發表了“5·16通知”標誌着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毛隨即在天安門城樓上多次檢閱數以幾十萬計的紅衛兵。天安門城樓上也出現所謂某某國的（馬列）共產黨，以及某些國家激進的武裝革命者，因此鄭欣堡作為翻譯人員多次陪同上了城樓。有一次鄭欣堡居然被毛握了一次手，在給我寫信時興奮地說，我的那雙被毛主席握過的手，保留好幾天沒有洗，可見崇拜毛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

     當一陣陣紅衛兵的狂熱過去了之後，毛就讓大批知識青年去“廣闊天地”的農村“大有作為地斗天斗地”去了。同時1966年後歷屆大學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一律參加軍事訓練，鄭欣堡是66屆畢業的研究生，被分配到福建的海邊牛田洋受訓，卻在1970年遭遇強颱風，正在搶修海堤的軍訓學生，差點在一段段相繼坍塌的海堤下葬身大海。這一天楊韻倩在上海生下了女兒若蕾，在黑龍江北大荒研製遙控地雷的我，因誤觸了開關爆炸，差點釀成人命事故，我將成為萬劫不復的階級敵人。

     軍訓結束後鄭欣堡又被直接送往外交部江西上高的五七幹校，那些年倚着毛作為後台，外交部由兩個年輕女人王海容和唐聞生把持着，外交部長喬冠華和他老婆章含之在剛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大大地秀了一把。而在五七幹校面朝黃土背朝天，過着沒有盡頭的生活。

     1973年後鄭欣堡調回北京，分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綜合室任助理研究員，同時分配了一小間住房，廚房和廁所與另一家合用。我因紅外探火儀在天津海軍302所常駐，時常利用周末去北京與鄭欣堡會面閒聊，就住在那小屋外的過道邊，晚飯就到樓外附近的小飯店搓一頓，無正經事，邊吃邊聊，大多是聊些“文化大革命”各人的遭遇，以及許多外交部的趣事和醜聞。

     比如說王海容唐聞生二人的霸道，外交部以他們劃線任人唯親路線。章含之怎麼背着前夫出軌後，一付潑婦的樣子。毛在延安與一個英語女翻譯一段情被賀子珍發現大鬧後，把女翻譯往蘇聯一送了事。有許多重大外交事件我是聽不到的，他是外交部的人才知道。那時候哈爾濱有個稍有知名度的焊接研究所，有一個國際焊接研究學術會議在荷蘭召開，焊接研究所派了一個焊接專家前往開會，不料這位專家暗中卻策劃叛逃事，不知用什麼方法在開會第一天與中情局的人接好頭，決定當晩由中國駐荷蘭代辦處逃出，由中情局人在門外接應。是夜，他從外牆的下水管向前下滑行，不想沒有滑到地面就掉下摔傷，他忍痛爬到門外被中情局人接走。叛逃者雖然已逃脫了控制，卻因摔得不輕被送醫院搶救，這時中共使出絕招，派了四名彪形大漢，找到叛逃者救治的醫院，硬是從手術台上搶回到代辦處內，次日就宣布此人死亡，非常離奇的死亡發生被綁架之後。此事件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遭到各國嚴勵譴責，荷蘭政府宣布該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因迫於外交人員有豁免權，變相地被逐逐出境了。另有一件叛逃者的故事，哪一年忘記了。他作為年輕的外交官一個人去駐非洲喀麥隆使館赴任，但飛機到埃及開羅首都，那叛逃者離開開羅機㘯直奔美國駐埃及大使館，進入後要求政治避難，使舘工作人員馬上請來中情局的人把他接運到美國，而中國駐喀麥隆大使館沒見人來報到好幾天，才意識到人已跑得無影蹤。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具體是那一年忘了，鄭欣堡要到黑龍江省大慶開會。毛頭那時還不滿十歲，把毛頭一人放在北京不放心，就把毛頭帶着路過哈爾濱時把毛頭放在我家，跟我女兒玩幾天，等鄭欣堡開完會，過哈爾濱時再接毛頭回北京。一切安計劃，開完會的鄭欣堡在哈爾濱多留一天，聊聊天逛逛街放鬆一下。我們帶了兩個小孩，小蕾和毛頭上街玩，到了哈爾濱最大的秋林百貨公司，在裡面走着逛着到了四樓，就有人守着不讓我們進，我們問為什麼不讓進，說是為外賓開放的，其他人不可以進。我們硬是要進他們硬是不讓進，這樣就起了爭執，我們說我們目睹解放前在上海的公園大門口，寫着“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侮辱國人的牌子，難道你哈爾濱還要走回解放前嗎？那人請我們到裡面“談談”，我們決不進去，哈爾濱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看再吵下去也沒意思，轉身回去，他問你們是哪個單位的？鄭欣堡隨口說外交部的，那人一聽外交部的，肯定不是善茬，也就認慫了。

我陪鄭欣堡和毛頭游松花江(略)

鄭欣堡和我在哈爾濱(略)

     1984年外交部終於放他出國了，說來令人不解，外交部的人員居然一直因為出身“問題”而祗能在國內工作。鄭欣堡是受福特基金會贊助去美國訪問的。據鄭欣堡說，福特基金會小瞧了中國外交人員的素質，用些常識性的問題，來測試初來基金會的訪問者。而鄭欣堡此時已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綜合研究室的主任了。但此後他出國就像在國內出差一樣再也無障礙了。

     1986年秋我因去加拿大做訪問研究一年，出囯在即，就把我岳母從上海接到哈尓濱幫助照顧我家。由於怕坐40小時火車，受不了暈車，決定先在北京休息幾天再北上哈爾濱，鄭欣堡歡迎老太太把自己一間宿舍讓出來給楊韻倩和她媽住，直到適應後才把老太送走，老太太從此始終念道鄭欣堡。

     1989年“六.四”前，他寫信告訴我說，巳被派遣到駐英國使舘任一等秘書，他的太太也奉調到駐英使舘工作，她保留在外交部國際關係學院國際經濟學講師一職。直到“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在加拿大我們和八千多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一起，以人道和同情原因，原則批准獲得了加拿大居住權，但是一直設有聯繫上，鄭欣堡還一直以為我們仍在國內。

     在“8964"以後，我怕我當時的狀況會影響他作為外交人員的身份，有很長時間彼此無任何聯繫。我們已由特殊原因定居加拿大了，自己覺得若此時與一位中共外交部的官員進行接觸，與彼此都沒有好處。又過了幾年，稍微運離那血腥的1989年，我試着小心翼翼地在加拿大給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他寫了一封信，出人意料地他很快給我回了信，信中表示恢復通信他很高興外，對“8964”都隻字不提，而以往無論國內外大事在信中都要花很大篇幅評論一番的。

     1997年年㡳我因心臟不適，我三姐要我到上海去試試用中醫治療一段時間，當我到上海與他聯繫時，卻由他太太告訴我，他已被奉調到加拿大的多倫多，當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舘的總領事，我聽了十分高興，同在加拿大我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了。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命，加拿大華裔人口177萬，佔加拿大總人口的5.1%，而多倫多，華裔人口卻佔多倫多總人口582萬的12%，達70萬，這是2016年最新數據。假定在1998年，至少在多倫多生話也有40萬到50萬華人，而且在199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在迅速地増加。

     說來巧合，1998年9月，我在渥太華加拿大遙感中心找到工作，於是在赴任之前我從蘇聖瑪利去渥太華繞道到了多倫多，居然在他官邸住了二天，後來他告��我外交部規定駐外機構人員是不允許同外人發展私人關係，更談不上邀請客人在官邸宴請或住宿。官邸在多倫多市中心一座豪華的公寓樓的頂層（Penthouse)，頂層還有私人㳺泳池，當時他的月工資才每月700美元，而這套房的租金怕7、8千美元一月。鄭欣堡工作特別繁忙，多倫多和世界各大城市的華人一樣，各種華人的社團特別多，可以比喻多如牛毛，大多數華人社團都想同中國大陸派駐的大使總領事拉關係，所以宴請特多，多到每天有三四撥，所以鄭總（領事），就象當地黑老大似的，一場一場赴宴請一場一場地拜碼頭。一般使節平均三年換一地，每個社團平均三年至少開一個歡迎宴會和送別宴會，可以有無窮無盡的飯局等着鄭總。總領舘的總領事上任初主動宴請僑社領袖，以及離任前必須的告別宴會，每年的囯慶招待會，和新年的招待會又要花去大量的心血。如果適逢當時有大陸的國家領導人（主席和付主席、總理和付總理、人大常委會主任和付主任）來訪多倫多，迎來送往，按級別高低，定出接待規格，以及相應的安全保障，外交事再小不能有半點差錯，都會忙得使領舘上下累個半死。

     我住了兩天就趕赴渥大華去履新了，那二天晚飯就是在他那裡吃的，仿佛在國內時在他家吃飯情景，他的拿手的川肉圓子湯，是在外交部五七幹校在江西學的。邊喝酒邊聊天，聊“8964”在英國與一英國家庭友好往來，以及“6.4”後又如何不再無往來。我也談到“6.4”也沒有迴避，談到我和楊韻倩被加拿大政府一紙命令而取得居留權的。我和楊韻倩第二次在他官邸過夜是1999年年末，他的妻子柳姍莉已經調來領舘工作，實際工作是安排各項外事活動，她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一直堅持她不是一位夫唱婦隨的女人，而是一位有頭銜的獨立的女外交官。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官邸，圖右為鄭欣堡和柳姍莉夫婦(略)

     1999年末我同韻倩到多倫多去訪問鄭欣堡，表面上鄭欣堡和柳姍莉還是和往常一樣，每天應敷僑界沒完沒了的飯局，同時針對台灣駐多倫多經濟聯絡處的種種招數，努力加強“統戰”，想出對策促進兩岸統一。

     外交部將鄭欣堡調離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總領事一職，鄭欣堡後來才告訴我告��他將離任，但沒有說什麼原因。通常象總領事職務，一次在職至少三年時間。我知道柳姍莉有個女兒，當她和鄭欣堡同時來多倫多領舘工作時，把女兒留在北京她不放心，此時女兒已經高二。柳姍莉千方百計找了許多藉口把女兒弄到多倫多讀書，在當時是違背外交部規定的，而況到了多倫多後又住在官邸，這也是不被允許的。我不知道內部有沒有互相監督機制，還是有人想把鄭總拉下馬，告密到部里，還算客氣不指明原因把鄭總提前一年調離了。

     外交部當時的規定，其後自然巳取誚了，因為各國的外交機構駐外供職的成員，其未成年的子女自然必須跟着父母在一起生活，不管父母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後來柳姍莉告訴我，鄭欣堡為此事傷心地流下了眼淚，很難想象他如此堅強的意志會輕易地流淚，這其中的悔恨和怨屈祗有他自己知道。

     說說他是如何奉公亷潔的。自從“8964”以後駐世界各地的使領錧加緊了對當地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統戰工作，幫助各地成立學生學者聯誼會，每年都對這些組織提供有關信息分發經費，毎年招集到使領舘開會。我們在蘇聖瑪利也有學生學者聯誼會，同領舘保持聯繫領取經費。我們幾次邀請鄭欣堡總領事來視察工作，我個人也邀請他藉機來這裡旅遊，都被他謝絕了，蘇聖瑪利地方太小，還不值得做一次公務訪問，會花許多公款。即使象我這樣老朋友邀請都不給個“面子”。我在他官邸住過二次，每天晚上同我聊天已經很晚了，等我去睡了之後，他就批閱文件，尤其要把本地的報紙文章看完，為的是更多地掌握重要事件發展的動態。我們那次去看他是開車去的，他不用公家的奔馳汽車，而請我把他女兒東西都搬到學校去。

     有些當地富商，或者稱作鄭總為“朋友”的人，願意為鄭總夫婦的女兒提供在加拿大學習和住宿的費用，被鄭總婉言謝絕了。在他二年的任期中，許多豪富紛紛邀請他到自家豪宅訪問，甚至到豪華遊艇飲酒作樂，他去了作為禮節應敷從來沒有進一步的特殊關係。

     2000年春天的時候，我特地從渥太華過來為鄭欣堡送行，我們以為在此一別以後很少有機會再碰頭，世界是太大了。又一次見面後的分手，是在多倫多灰狗(Greyhound)長途汽車站，我和鄭欣堡握手擁抱，在汽車開動的一瞬間，我感動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我們的友誼始終長存。

     2001年11月初我當時巳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工作，突然不知原因造成的中風，幸好沒往嚴重方面發展，但是腦子已不允許做用腦的工作，2002年1月底辭去工作，又回到蘇聖瑪利的家裡休養。這是一年正是我和韻倩求讀的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我決定回國。韻倩還在工作，於5月10日單獨回上海，我則繞道香港再回上海。

     鄭欣堡夫婦自從多倫多離職回北京不久，柳姍莉就被派往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在領事部工作，鄭欣堡作為外交部司局級幹部卻遲遲沒有再分配工作，祗能作為駐外人員的家屬隨柳姍莉在香港整日無所事事混日子。後據柳姍莉對我說，她在領事部也是作為一般工作人員發發籤證、港澳同胞證及台胞證。就連這份低級別的前台工作，還是靠個人關係向外交部人事部弄來的，目的就是賺點外匯供女兒在加拿大求學所需。公署有關管理部門，對那些隨同的家屬又有嚴格規定，有一條最有意思，即如該家屬過去在駐外機構任職期間所接觸過的外人，在作為家屬時就不能與過去認得的外人相認和發展關係，作進一步交往。象鄭欣堡曾在多倫多做過總領事一職，認識不少華人和僑領，這些人中有不少人常因公私事會來香港，如知道曾經的鄭總正在香港，也必須六親不認。

     在港一星期，我去了幾次駐港公署的宿舍樓，見到鄭欣堡後就一道下山，在灣仔區一帶幾個大型購物中心漫步，天南地北的閒聊，也聊到公署領事部對工作人員家屬的Stupid(愚蠢)管理。我們仿佛又回到五十年代高中時，在上海衡山路上閒逛的自由時光。

     我在加拿大來不及去辦大陸簽證，我就在駐港公署領事部辦了加快簽證，具體就由柳姍莉親自經手的。我定居香港的三姐因我平時經常提起鄭欣堡，雖然未曾謀面，但也是較熟悉的，特別是鄭欣堡在多倫多作總領事的經歷十分感興趣，於是和我三姐夫一起請鄭欣堡一起飲茶，見面後相談甚歡。

     鄭欣堡在香港當了二三年外交人員“家屬”後，部里正式任命他為“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這頭銜聽起來名聲很大，實際是個虛職，這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也就各國已退休的外交家，不定期開開會，是一個亞太清談俱樂部。鄭欣堡卻和任何事情一樣，各國之間飛來飛去不說，每次“清談”完畢，他必定要寫一份完整報告上報外交部，到後來身患多種疾病逐年加重，幾個小時飛行逐漸變得異常困難，他還是堅持着開會和寫報告。這幾年我每年發一些電郵，除了表示聖誕和新年的祝福外，有時還會有幾次長途電話聊天，談談彼此家庭和子女情況。

     2005年柳姍莉女兒從McMaster大學畢業，又經過幾年拼搏取得了加拿大永久居住權並在皇家銀行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後來又嫁了一個同樣留學生的丈夫，家裡有較好的經濟基礎，2012年為他們添了一個外孫，一切都是柳姍莉為女兒設計的人生道路，有了一個光明的起點。

     柳姍莉在2000年前也在外交部國際關係學院從付教授晉升為世界經濟教授，她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工農兵學員，到遼寧大學第一批“文革”後的碩士研究生，到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遇見了鄭欣堡，一起奉調駐英使館任職，後又作為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第一夫人，輔佐鄭欣堡總領事，又進入外交部國際關學院任教，當終身教授，達到完美人生的終極目標。

     從2012年起鄭欣堡從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任上正式退休，用柳姍莉的話說：“He is now just an ordinary elderly man in neighborhood（他現在袛是鄰家大院的一位普通的老大爺）。” 在同一封電郵信里柳姍莉說，鄭欣堡在9月份因尿血住院20天，出院後因為感到虛弱，就不經常外出了。2012年年末我們向他們發聖誔新年賀詞時說，希望欣堡的病已經康復，並期望在2013年同你們見面。

     從此再也沒有得到他的任何信息，莫非他…，我真不敢去證實他還在不在人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