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百姓瘋狂、悲哀和無奈

日記、黑材料和“二地書”

   自從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以現行反革命分子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後，我與韻倩就失去了通信聯繫，韻倩對於失聯的我十分焦急。當時我和韻倩正處在兩地生活，她在湖南零陵地區，我在黑龍江西部的北大荒，從南到北相距四千多公里之遙，信要走二週，現在連二週一封信都中斷了，革命群眾阻止我寫信，直到有一天他們單位在她住房前糊滿了大字報，她頓時淪落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家屬”，“勒令”叫她交出我藏在她那裡的黑材料，她才知道我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單位甚至一度考慮是否也要把她揪出，後來因為找不出一點點理由，何況他們單位已經有一半以上職工被揪出了，才使她免遭毒手。

   我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還殃及我的父親，我父親在上海也算是個小資本家，1956年公私合營時國家早就把廠子收了上去，之後他因年邁而退休了。“文化大革命”初也被迫站台上和我母親被批判過，紅衛兵例行公事批鬥完了，就放他回家了。不料我遭誣陷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後，他的單位又把他揪去批鬥。自從我六三年大學畢業去東北工作後，就回過二次家，一次是探親另一次就是結婚，二次回上海時間很短，共享天倫之樂都不夠，幾乎沒有時間細談別的事情。在批鬥會上關於我的“罪行”對七十多歲的父親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批”和“斗”的。有個造反派突然向他發問，你必須交待他們(指韻倩和我)倆口子在上海期間說了哪些黑話快交待，我父親斗膽反問道，他們兩口子黑夜裡頭說的黑話，我哪兒去知道？那廝被嗆得很沒面子，就手操起一根拖把，朝我父親掄將過來，幸虧被會議主持人制止。同樣連累還殃及江西鋼廠工作的二個妹妹，要她們交出據說我藏在他們處的黑材料。

   所謂“黑材料”我和韻倩是有過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不約而同地燒掉了。韻倩從初中開始就有寫日記的習慣，初中時懵懵懂懂，高中時初入人世，大學時情竇初開，畢業後兩地分居，愛的思念的煎熬，等等等等，累積起來有好幾大本。我也寫日記，始於大學三年級，我收到我女友（後來韻倩）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一本精美的日記本，從此記錄着種種生活經歷，但是時斷時續，不如韻倩那樣從不間斷而內容廣泛。燒掉最可惜的是我們兩地分居時的成百封書信，這裡借用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戀愛時的通信集，後整理出版的《兩地書》書名。我們的《兩地書》隔着數千公里，毎一日或二日，最長不超過一星期寫一封信，表達彼此極度的思念，感情纏綿悱惻。沒有今日裡的Skype和微信，雖不可及但是可視頻聊天，也沒有現時的高鐵，可以在幾小時內到達你思念人的身邊。我們就這樣相思相守、遙遙地相望着。而如今我身陷囹圄，自由通信被禁，還要滿天下追查我的黑材料（即日記和信件）。最後只有韻倩來信竟還說，“你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好好改造思想，爭取重新做人”。我則在回信中裝得特別虔誠地說，“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是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搞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把很平常的事，總要千方百計同毛及毛語錄聯在一起，有時反而弄得很搞笑。例如去食堂買飯菜，有一時期規定必須以毛及其有關的最高指示作為第一句話，於是就有了“毛主席萬歲，一塊臭豆腐乳，一兩稀飯，一個饅頭”，“要鬥私批修，一盤紅燒肉要肥一點的，三個窩頭”，“要憶苦思甜，一盤鹹菜疙瘩，二兩大渣子粥，一個窩頭”...。“文化大革命”過去已近五十年了，現在始終有少數的毛左們，“文化大革命”時還沒出生，他們也跟着懷念“文化大革命”美好的時光，好像人造衛星上天后還有人相信地球是方的一樣，今天的北朝鮮社會就是五十年前中國社會的活化石，毛左們你們移民到那兒去吧！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有“偉大領袖”新的最高指示發表，時間不分晝夜，天氣不分好壞，甚至風雪雨霜、雷鳴閃電，老百姓都要出來，鼓樂齊鳴慶祝一番，並且大跳“忠字舞”，類似現今大媽跳的廣場舞，或者象目前風糜全球的韓國的騎馬舞，不過舞姿更瘋狂，聳動雙臂向上一閃一舉彷彿把心掏出來，獻給天上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的好學生、無產階級文藝的旗手江青同志”也來湊熱鬧，把一襲尼姑領口的連衣裙向全國“革命婦女”大肆推廣，有不少單位還逼女同胞購買這種不倫不類江青尼姑裙。我們“牛鬼蛇神”當然沒有資格恭逢其盛，倒省了不少能量，卻冷眼看着這世界，看到了全國人民狂野下的悲哀和無奈。

   毛澤東名字前有“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外，還有一個“偉大詩人”的光環，毛詩人一九七六年春臨死前半年，發表了最後一首叫做《念奴嬌·鳥兒問答》（一九六五）的詩，末尾幾句詩曰“...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半年後就在放出了最後的臭屁後，一命嗚呼見馬克思去了，留下屍橫遍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道德淪喪萬劫不復的中國社會，這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遺產。

“文化大革命”和性

   隨着文革的深入許多前所未有的革命行動都經過了，就變得枯燥乏味了，你總不見得整天整夜牽着“牛鬼蛇神”們戴高帽㳺街，於是便回復到以往的平靜和無聊，性的話題卻一直貫穿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永遠吸引着大眾眼球，被人津津樂道。

   森林防火研究所有個“革命女將”，叫張啟繡外號叫張“氣球”，把丈夫留在了北京，自己與我們一大幫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來到了嫩江，為建設森林防火的大拳頭的重要部分，森林防火研究所作貢獻。來所不久就開始了“文革”，她上竄下跳不但每次大會在台上成了呼喊口號的領頭人，而且不久便成了航空護林局廣播室“文革”宣傳機器的掌控人，不但管宣傳事宜，最後索性搬了進去成為搞什麼都可以的居室。不久可能荷爾蒙溢出太多，與一瀋陽空軍轉業的單身幹部，發生了男女關係，這醜聞一經揭露，比林彪乘機外逃的消息都使人興奮，又一名造反派積極分子，不用對立派打擊就轟然倒地了。但是奇怪的是她居然沒有因此醜聞而受到任何處分，過不久竟然跑回北京生下一大胖小子，而又把她名義上與身在北京的丈夫生的大胖小子帶到嫩江，人們注意到這胖小子竟跟她的相好十分相像，而她也抱着胖小子有意在相好面前嘚瑟，毫不知恥。

   我在牛棚時與一個的瀋陽空軍司令部轉業來人稱許胖子傢伙關係不錯，他是對立派，在兩派大辯論中作為一派的辯手很是風光了一陣。可是在後來與總機室的小李在值班時“搞破鞋”，加上本人是地主家庭出身，很快就作為壞分子被揪斗而投入牛棚。說實話此類男女偷情之事，放在對方人員，因為是台上掌權一派就會馬虎過去，要是放到現在社會就更是小菜一碟。我們“偉大導師”就是偉大破鞋，不正在受到億萬革命群眾頂禮膜拜嗎？此兄雖生性好色，但知識頗豐，很快成為我在牛棚中“棚”友。

   某晩緊急集合，全局職工及家屬群眾在可容納五百人，在由疊傘室改造的大禮堂開大會，台上聲嘶力竭地領着大家喊口號，什麼“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予示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我們十八個“牛鬼蛇神”在舞台前一字排開，隨時準備被揪上台去接受批鬥，場面確實震撼，讓我們“牛鬼蛇神”膽顫心驚。

   原來在“牛鬼蛇神”隊伍中有個人犯了所謂“重婚罪”，為了打擊對立派的臉面，就把該派的人在群眾大會上抓起來。此人張某也是瀋陽空司轉業幹部，文筆相當可以，在二派大字報唾沫戰中頗具攻擊性。他本人是回民有過一次婚姻，但是從來沒有作過結婚登記，據他自己說是聽從父母意志，被迫以回族傳統舉行的婚禮，從婚姻法來衡量是無效的。轉業到了航空護林局後又與護林局子弟學校老師登記結婚，於是構成了“重婚罪”。

   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把張犯帶走後，群眾大會就鳥獸散了。回到“牛棚”後一些“牛鬼蛇神”還驚魂未定，這不僅僅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悲哀，更有下一個“張某”會不會輪到自己的的恐懼。許胖子特別害怕下一個會是他，就拜託我說“萬一”進去之後，要求我把他在“牛棚”里留下的個人生活用品收起來後，讓他老婆來取走。…若干年後有人告訴我，在我被揪斗後，曾把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上報到嫩江縣的公檢法（文化大革命期間專政機關統一叫法），準備抓捕我關進正式的監獄，然而那時的監獄早巳人滿為患，我的“罪行”聽起來嚇人，關進去“道行”還不夠深的，但可見策劃這些陰謀的人心思是何其毒也。

   關進“牛棚”的“牛鬼蛇神”整天在各處勞動，但是不能接觸任何人，連自己家屬也不行，當然包括自己的愛人。唯有在“牛鬼蛇神”隊伍中當隊長叫劉貴的例外。此兄在部隊轉業時才當一個小排長，解放戰爭中當過國民黨兵被我軍俘虜，“文革”中對立一派就把他打成“叛徒”。一次批鬥時有革命群眾要打他，結果他們全家上至老父下至老婆、兒子、女兒，竟然一起上台武力捍衛。在“牛棚”里隔三差五的在清晨四五點鐘回家一次，公然說“和老婆睡覺去”，平時里隊裡閒談時也是黃段子不斷，一個典型的兵痞子，卻令牛棚內外幾乎所有人都敬畏。不久落實了政策，便從牛棚放回了家，以後就由我接替成了“牛鬼蛇神”隊長。                                                                      前巳提到我們局裡先後有三人在“文革”中自殺，其中一人留下了孤兒寡母，女的還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屬，雖然能在家屬組織的生產隊有份低微收入，但是對一個家庭來說，特別是地處寒帶的家庭絕對是入不敷出的。幸而這個寡婦還頗有幾份姿色，但長年在田間地頭勞作，曬黑了皮膚故男人們就給她起了個“黑牡丹”的艷名，局裡那些垃圾男人象餓狼撲向她，這個遺孀就被迫成了門庭若市的公共情婦，她用出賣自己的身體支撐起這個家，用她自己的話說，唯有這樣我們孤兒寡母的才能生存下去。

   局裡有一對夫婦都姓趙，男的叫趙希雨是空中火情觀察員，女的叫趙莉君是子弟學校的音樂老師。“文革”開始後，對立派不知從哪兒弄來的材料，說趙希雨曾在昆明航空護林站工作期間與人打架，把人家耳朵都咬了，為的是爭奪面容嬌好的趙莉君，據說她曾經是雲南省歌舞團的舞蹈演員。趙希雨受了處分後才被調到嫩江，並說二趙原是姑侄關係。且不說大字報這些“揭發”有多少是靠譜的，挖掘別人的隱私本是非法的，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心靈是多麼空虛，在大字報里曝曬別人的隱私，成了人們最喜聞樂見的事，既響應了毛澤東號召，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以揭人隱私來打擊對方，還滿足了自己窺探欲，這是何樂不為的好事啊。

   三十五年後我們巳移民到多倫多定居，有一天忽然在央視四套節目中，看到記者正在採訪一位新型飛機的試飛員，字幕上顯示該試飛員是某航校付校長兼新型飛機的試飛員趙鵬，我們先是一驚，後比對字幕的說明和本人相貌，確實是當年的䞥小三（他排行老三），與我們女兒同歲，在二小無猜的年齡時，趙小三還嚷嚷着要和我們女兒“結婚”呢！這趙小三體魄和智能是如此優秀，“文革”時別人加在兩趙的誹謗之事不是不攻自破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