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女兒誕生前前後後

      一九七零年六、七月間隨着韻倩的預產的臨近，由於我們仍在兩地工作生活，“文化大革命”使全社會都處於激烈的動盪之中，在無政府社會裡，有誰還管你解決兩地生活問題。我們面臨兩個緊迫的問題要作出選擇：第一，倒底在哪兒生下孩子；第二，生下孩子放在哪兒養。這兩個本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如果我們是生活在一起的家庭。韻倩誰來照顧她的生產以及生下的嬰兒又有誰來二十四小時照看他/她。在四千公里外的我又不能請了假去照看自己愛人生產，儘管我是多麼希望能盡丈夫的義務，待在韻倩身邊看着女兒/兒子的誕生，享受天倫之樂。這是個基本人權問題？“文化大革命”給飯吃已經算最大的人權，你還想要什麼？

      韻倩不得不回上海去生，她母親曾經是資深的助產士，上海有個有名的婦產科醫院，人們稱它為“紅房子”醫院，由於職業原因她的母親跟紅房子醫院的醫生比較熟悉，韻倩在“紅房子”里生孩子就比較放心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婦女的產假是五十六天，韻倩所在的零陵地區氣象局又規定，五十六天包括來回上海的路途天數，離預產期過早,而回到上海後一直沒生，造成產後剩下的日子少甚至不到滿月，單位也不會延長你的產假，必須在五十六天產假到後報到。那麼晚走離預產期近些，可以留出更多時間產後恢復，可是萬一返家旅途中生產了那不是麻煩更大了嗎？

      從湖南南部的零陵出發到上海也是一個艱苦的旅程。從山上氣象台陡步二公里到山下汽車站，然後搭乘二小時長途汽車，到達冷水灘，再徒步走到火車站等車。唯一可乘的是昆明-上海的長途列車，那趟車終年超員，許多都是往返於上海-昆明的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早巳在兩頭的起點站上海和昆明就巳占滿了座位和行李架，列車走廊都站滿旅客，中間站乘車的旅客上下車都極其困難，有些強壯的就爬窗戶登上列車。

      韻倩一個身懷六甲的孕婦還帶着隨身的行李物品，要登上那樣的列車簡直難於上青天。幸好韻倩單位有位好人宗祖輝，他的愛人也被“革命群眾”列為另冊，同是天下淪落人。他用扁擔挑着韻倩的行李，一起乘長途汽車到冷水灘，又挑着行李走到冷水灘火車站，火車到站時，幸好不是春運期間，火車不是特別擁擠，把韻倩連同帶的行李擠上了去上海的列車。

      韻倩到了上海在家待產，足足又等了二十五天，於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八日韻倩平安產下重六斤的寶寶，此時的我正在北大荒試製殺人的遙控地雷呢。我在第二天收到了來自上海的四個字的電報：母女平安，才知道我當了女兒的爸爸。收到電報的同時，遙控地雷發生意外爆炸，差點我又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共強有力的洗腦廣泛深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那年代出生的嬰兒起個名字都受影響，“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時，就給師大女附中的打人致死的宋彬彬㰝名為宋要武，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𣄃手”江青，就給御用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承忠。還有許多嬰兒就直接取命為“文革”叫“造反”，許多嬰兒取名“衛東”意為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學青”意為學習江青同志捍衛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選毛詩詞中的某字節作為名字的如“颯爽英姿五尺槍”，就取單名為“爽”，還有毛的詩詞《沁園春·北國風光》就給嬰兒起單名為“沁”…不一而足。

      我反其道而行之，毛對老百姓的思想行為的全面控制，我偏要給自己女兒取一個非毛非江非文革，一個寄希望于于未來的名字。當時法國有個雷諾汽車工廠，工人正在罷工，並且影響很大，連中國的《參考消息》都有報導，於是我將工廠名字前後顛倒去掉邊旁和加上草字頭，我女兒名字就成了“若蕾”，小名叫“小蕾”，韻倩和家裡人都喜歡這名字。

      韻倩在做月子期間，因為戶口不在上海，許多產後所需的營養食品要憑票證供應，如紅糖雞蛋肉類水產品等，韻倩的母親憑着廣泛的人際關係（她當時做計劃生育工作），走街串巷乞討來的票証才能買到營養品。即使有了票證，上海市每趕早在清晨三、四點鐘到菜場排隊。我家大姐、二姐和三姐也分別看望過韻倩並帶來了不少營養品。二姐還給韻倩母女倆拍了一張照片…。

韻倩和小蕾滿月

      二姐在江西上饒地區氣象台也同韻倩一樣做天氣預報員，一九七二年懷孕生產時，她的海軍軍官的丈夫，正在遠離江西的湖北某地的“五七”幹校，不准回來照顧妻子生產，而我二姐才剛得平反，原罪名是莫須有的“混進黨的革命隊伍的美國特務”，她懼怕由於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再遭迫害，不敢回上海父母家去生產，居然由她十四歲的兒子照顧，在上饒醫院裡生下最小的女兒。我父親得悉後異常憤怒，派三姐把產後不久的二姐迅速接了回來。生孩子與家庭出身又有什麼關係？！

      其間韻倩的閨蜜談虹霞帶着一歲的女兒來看她，虹霞在一九六六年我們結婚時做伴娘，比韻倩晚結婚一年，卻比韻倩早一年有了第一個女兒，在她懷孕生產時她的丈夫華東師範大學外文系英國文學的講師，卻被下放到“五七”干䘨勞動，她媽媽就負擔起照顧她和她新生寶寶的全部生活。

      韻倩生完女兒小蕾後祗剩下三十天產假了，她和她媽媽商量，在她結束產假後小蕾是帶去湖南呢還是留在上海。韻倩在單位里上班帶一個嬰兒，還要在單位食堂吃飯，而且每天除了本職工作天氣預報外，還有大量的體力勞動，而社會上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動盪中，顯然韻倩帶着嬰兒上班是不可能的。那時韻倩的母親還在上班，帶不了小外孫女，雖然作為外婆才有了第一個外孫女，疼愛得狠不得含在嘴裡，不讓她受到絲毫委曲和傷害。最後忍痛把出生不到一月的小蕾，寄養到一家和善的老夫婦家中，每月付四十元占去我們一人工資的將近四分之三。

      終於五十六天產假要結束了，韻倩雖經過產後的調理，身體還很消瘦，突然身邊多了一個自己親生骨肉，又要沒日沒夜的照看她，實在是前所未有的辛苦。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她瘦人奶水多，嬰兒不到滿月就象氣球一樣被迅速吹胖起來，但可憐的孩子好景不長，媽媽不得不扔下這孩子，趕着到期的產假去湖南上班。孩子只得斷了母乳改吃奶糕和奶粉充飢，而韻倩逼回去的奶水，直到上了回湖南的火車，胸脯還是一片濕漉漉的。

      外婆承擔起我女兒從嬰兒到十歲的全部成長過程。那時我女兒在上海也是沒有戶口的，而是隨媽媽在湖南零陵落戶。在上海一切憑票供應的食品，尤其是奶粉食糖之類的必需品，都是靠外婆討來的票証才能買到。外公是醫生，外婆由於做計劃生育工作，有了較廣的人情＂網絡＂，才讓我女兒從小就能按時注射各種疫苗。外婆抱了女兒去打針，女兒因害怕和疼痛而大哭，外婆也忍不住跟着落淚。外婆是媽媽的媽媽，雙倍於媽媽對外孫女的疼愛。

      作為媽媽與小蕾一別竟長達一年半之久，我是孩子出生後半年，在一次探親路過在上海，才第一次看到我和韻倩所生的小蕾。我們小小的三口之家，分別在相距幾千公里的黑龍江-上海-湖南三地生活，此刻又多了一個痛楚的的思念，這遙遙無期的分離哪天才是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