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監國朱以海自舟山失守以後南下福建廈門。當時他手下兵將還留有不少，鄭成功把魯監國的兵敗來會，看成是建立自己獨霸東南沿海局面的良機。鄭成功自從起兵以來基本上是按照其父鄭芝龍的老路子走，就是以閩海為根據地，對浙江以北，廣東以西沿海武裝不管是屬明還是屬清，一概視為異己力量，千方百計加以兼併。

魯監國政權既然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基地，漂泊無所，糧餉無源，客觀上形成投奔鄭成功的態勢。這樣，在魯監國的文官武將中就出現了分化，有的轉入鄭成功部下，如閔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則以寓客自居；定西侯張名振和監軍張煌言就始終只願意同鄭成功保持同盟關係。這在雙方關係中實際存在着隔閡乃至於疑懼。鄭成功意圖要把張名振變成鄭軍部將，但以恢復明朝為己任的張名振不願屈從鄭氏。正是在這種微妙的情況下，張名振，張煌言決定率軍北上，憑藉自己的實力（原魯監國的軍隊）開闢抗清鬥爭的新局面。

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八月，張名振和監軍張煌言帶領五六百艘戰船向北進發，來到長江口的崇明一帶沙洲。崇明城中清軍兵力有限，不敢出戰，被圍困長達八個月。張部明軍以崇明和沙洲為基地，為發起長江戰役做準備。到次年，（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張名振軍三次進入長江作戰，發動了有名的“三入長江”之戰役。

張名振統帥的南明魯監國軍隊乘舟三次進入長江，第一次進抵鎮江，瓜州，第二次進至儀徵，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時間裡積極活動於長江下游和入海口。清方這時還沒有建立起一支像樣的水師，長江下游駐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嚴，重點保衛江南重鎮江寧（南京）。實際上雙方之間看似劍拔弩張但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戰鬥。張名振發動的三入長江戰役，實際上既沒有攻城掠地，也避免同清方派出的援軍正面交鋒。一年之內，三次進入內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動撤退，而且始終不離開長江入海口，這裡隱藏的戰略意圖是想聯絡東西復明勢力，同時並舉。

張名振軍的三次長江戰役是由內地反清復明人士聯絡東西，會師長江，恢復大江南北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謀劃此項計劃的有原弘光朝禮部尚書錢謙益，魯監國所封仁武伯姚志卓等一批覆明志士。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從貴州帶回永曆朝廷和實權人物孫可望的大批文書，一個多月後，張名振，張煌言等人率領海師大舉入江，三次進至京口，迫近南京，時間之長，活動之頻繁，都同等待上游明軍主力沿江東下密切相關。溯流而上的張名振軍實際上是應詔而來的偏師，戰略意圖是“接濟秦藩（秦王孫可望）”由湖北，湖南東下的主力。只是由於“上游師未至”，張名振軍徘徊終年，三度接應均無功而返。

錢謙益，姚志卓等人審時度勢，規劃提出長江戰役的計劃。他們不僅主動擔負起聯絡東西兩方面的南明軍隊和內地反清義士的責任，還以出資，出力等方式親自參加了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而發動長江戰役，奪取江南為基業，並不是錢謙益等內地少數復明志士一廂情願的幻想；張名振，張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們認為這個方案切實可行；西南的孫可望做出了相應的決策，證明他也欣賞和支持這個戰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員也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如有清廷官員大聲疾呼：“江南為皇上財賦之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那麼，這一關係全局的重大軍事行動為什麼會半途而廢了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