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我和韻倩團圓北大荒

   “913林彪叛逃事件”給中共帶來了太大的震撼，又給囯人留下了太多的疑問。不過，人們起碼可以確認這一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親手挑選和扶植的接班人林彪又被毛澤東親手打倒了。因此“9.13”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從盛而衰的分水岒，在我國社會各方面都逐漸呈現出來，祗是屁民們剛剛才開始覺得氣氛不對頭了，怎麼昨天還在吹捧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寫進黨章和憲法的林付統帥，一下子要發動政變，一下子要殺毛主席，一下子又乘飛機叛逃，最後又摔死在外蒙的溫都爾汗，成了千古罪人了。

   航空護林局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被拆除了，所有“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批鬥中被控為“叛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漏網右派分子”的，以及按不上罪名卻一律扣上“壞分子”帽子的，統統釋放回家，美其名曰“落實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寬大政策”。接着一年半前下放到霍龍門公社的幹部，隨着一聲令下，歷經了苦難後悉數回來了。

   其後大約是一九七二年夏我所在的森林保護研究所付所長（當時尚未正所長）官復原職，開始了準備恢復研究所研究工作的各項準備，他找到了還在航空護林局子弟學校當老師的我，說研究所工作正在恢復，各方面都需要科技人員，希望你回歸科研隊伍，考慮到你愛人還在南方工作而分居着，我們想把她調來我們森保所工作。

   當時森林保護所由於林業部部長和有關司長專斷獨行的決策，把處於北京中國林科院森林航空滅火研究室，以及瀋陽的中國科學院的林業土壤研究所的二個森林防火研究組，於一九六六年二月強行搬遷到北大荒嫩江飛機場，成立了部屬的森林保護研究所。造成許多家庭兩地分居，怨聲載道。每年春節臨近我們一幫二地分居的男男女女結伴而行，把夫妻兩地遙遙無期的分居的苦痛暫時放在一邊，在漫長的火車旅程中大家歡笑着，去迎接短暫的夫妻團圓。

   隨着一九七二年各單位逐漸開始貫徹中央政策“抓革命、促生產”，人事調動也有了鬆動，這些兩地分居的已婚或獨身男女，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竟然在一年多時間內都調回南方和北京等地，連一個都沒剩下，就連當時的未婚的獨身，也在南方找了對象結婚調離了北大荒。

   我並非沒有作過努力要調到湖南去，有二次組織上有人帶了我個人檔案去湖南零陵地區組織部，要求對方接收安排我工作，可以在韻倩單位的氣象專業工作，或是地區的無綫電工廠，我有無線電電子二年正規訓練和三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甚至願意到某照相舘工作，因為我有豐富的業餘愛好照相的經驗。每次遭到拒絕時，內心的怨恨和憤怒令我達到瘋狂的程度，有一次甚至狂踢辦公室的門，把門踹壞了腳也受傷了。

   記得一九六八年被當“現行反革命分子”揪斗時，有一位在研究所當年工友三代都是“貧下中農”出身，稱自己斗大字不識三筐的大老粗，有着“純樸的階級感情”。批判我為什麼對毛主席對黨那樣的“刻骨仇恨”，說是因為我二地夫妻生活沒有得到解決。照他的儍逼邏輯，祇要解決了我“二地生活”問題，就立馬會感激涕零，“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了。

   究其原因在當時想，一定是我“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影響在韻倩那面還沒消除，儘管在我單位早已經平反。若干年後才琢磨過來，原來兩面都沒送禮，包括替我送檔案那位老兄和那頭接收安排我工作的地區組織部。那時送禮也就是斤把糖果或一瓶好酒就能搞定。而我們那時的思想又是那麼單純，認為送禮是對收禮者的不敬甚至是侮辱，幹部越高越是清亷，毛主席教導我們，“為人民服務”嗎，然而我們又想錯了。

   我最終無奈地同意讓韻倩逆向調來北大荒與我團圓，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根據中共中央傳達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項罪行是，林彪兒子林立果正在組織實施的武裝政變《571工程計劃》中提到，如果武裝政變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就決心以廣州為中心，實行南北分治與中央對抗，國家就象柏林牆分割東徳和西德，十七度線分割南越和北越，以及三十八度附近的軍事分界線分割南韓和北韓一樣，中國除台灣外，又多了南北分治的局面。我對高層政權鬥爭確實不甚了了，但對我們小人物命運的擔憂，衹能局限於眼前能否團圓，能否過上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而已。我們當時擔憂如果又一次出現林彪式的人物，弄不好真的同老毛形成長期的南北對峙局面，我和韻倩真的要永久分離，就象今日南北朝鮮分離家屬那樣，要幾年一次憑抽籤從成百人中抽出的幸運者，才能獲得三天的團圓。

   為了儘快落實把韻倩調到森林保護所，所長專門派遣人去湖南零陵。其實那派去辦理韻倩調來森保所的人，也是為了辦理自己去南方森林植物檢疫站工作的。眼看研究所的“走資派”，開始官復原職，昔日被造反派打倒在地(如我)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沉默的大多數“臭老九”，都逐漸得到重用重返科研隊伍，那些靠“造反”“革命”起家、靠出身背景作靠山的幺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傢伙們，都紛紛考慮離開，怕日後會遭受打擊報復。為我去湖南調韻倩的那個人就是曾掌權的革命領導小組的頭頭張某，“文革”前是剛畢業的科技人員。

   張某人在一九六八年春帶頭揪斗我，並在一次點着洋蠟夜審我時，為了要我招出某某人是我“反革命”的後台，我遭到二個打手的刑訊逼供，而張某是主持這場非法審訊的。張某此時去南方辦調動，雖明顯為自己調離辦事，但為韻倩調動一事也算是下了決心非成不回。也許也是還我曾經加害於我的舊債吧。

      據後來韻倩向我談起為她調動事，張某確實講了一些絕話使了一些絕招。張某對韻倩單位領導說，“原先我們有人把楊韻倩同志愛人的檔案都拿來了，要求的工作也並不挑剔，被你們都拒絕了。根據目前全國“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形勢，我所研究工作正在恢復和發展，我們不會再放走楊韻倩同志愛人了，為解決他們的夫妻二地生活，特地派我來與貴單位協商，調楊韻倩同志到我單位工作”。韻倩單位的領導打起了太極拳說“現在單位天氣預報的人手不夠，待有新大學生分配來以後，就可將她調離去貴所”。事實上高校一九六六年就停止招生，一九七零年最後一批畢業生出校，從此再也沒有招收和畢業的學生，說新來大學生根本八字沒一敝，在忽悠人呢。於是張某說，“考慮到調走楊韻倩同志確實造成你們工作安排上較大的困難，我們把她暫時放在你單位使用，但把她的組織關係先調過來，她的工資可由森林保護所開着，你們什麼時候新人來了，楊韻倩同志就可來我所上班了”。張某打算在招待所長期住下，大有不把韻倩調來決不罷休之勢。終於零陵地區氣象局同意韻倩調出，到我們北大荒來了。此時是一九七二年九月，離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們剛畢業時，巳有九年零四個月的分離了。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去上海與韻倩及二歲三個月大的金若蕾團圓，一九七三年二月農曆新年初三從上海動身，接了韻倩到達天寒地凍的北大荒。住進連廚房和走廊總共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頂棚還掛着厚厚的霜，開始了我們新的家庭生活。年幼的女兒如來北大荒生活環境太惡劣，就繼續留在上海她外婆家，由她舅媽幫着照看她，直到十歲才與我們在哈爾濱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