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七十年代初林彪出逃機毀人亡，毛澤東親自發動，“四人幫”拼命推行的“文革”似乎到了徹底失敗的盡頭，我個人在“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之後,巳開始了平反的過程，夫妻在兩地生活九年後，我調南方工作無望情況下，韻倩就義無反顧地來到黑龍江“北大荒”與我團聚。生活就相對安定了些，就按着所里安排，想着科研工作的發展了。

紅外技術“大會戰”以大吃大喝開場

   隨着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岀，“抓革命，促生產”被第一次提到日程。那時的軍工研究除了“二彈一星”所在單位(二機部的原子能、七機部的航天技術）人員還在不間斷地“促”着生產外，大部分象一機部（民用）、三機部（空軍）、四機部（電子）、五機部（常規武器）、六機部（海軍）研發人員都停止了工作，光幹革命不促生產已經有六、七個年頭了，這些科技人員大都是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生，眼看青春大好時光一天天的溜走，大家都焦急等待想干點什麼。

   “文革”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都給打亂打散甚至不知打到哪裡去了。老毛說了“煤炭部就一個煤炭科行了”。到七十年代初，要“抓革命，促生產”了，就不得不恢復政府機構，但是談何容易。國務院把科技部、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等統統撤消不要，不倫不類地弄一個“國務院科教組”，把前國家科委、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等部委都歸了“科教組”領導，好在當時全國科技領域的科技活動少得可憐，不是今天能同日而語的。

   不知上層哪個領導知道國外用紅外線技朮能探測森林火情，紅外線技術在當時聽起來十分先進，聽說可解決森林火災及早發現及早撲救問題，而我國森林復蓋面積既少（當時數據僅佔16%），毎年林火發生數量和過火的面積又很大，於是領導腦門子一拍就來個全囯紅外技術科研單位的“大會戰”。現實情況是，我國要治理嚴重的森林火災，首先要建立有效的林火管理體系，要增加予防經費和措施的投入，組織必要撲火交通和工具等資源，當時撲火隊員幾乎徒歩追趕林火，用樹條作為撲火工具，當林火蔓延後如何運用適當的戰術、合理的調配撲火人員把林火撲滅。這些問題基層防火領導和撲火隊員都知道，而做決策的高層領導卻沉緬於靠先進的紅外技朮去解決森林防火的關鍵問題。

   既然囯務院科教組已定下紅外技術探測林火，並採用了“大會戰”形式來攻關，於是把全國紅外技朮有關的軍用和民用的科技單位邀請來，從鐵路部門包了一節臥舖車廂，把他們統統都請到林區參觀。我所在的森林保護研究所，當時號稱全國唯一搞森林防火研究的機構，理所當然地（沒什麼能耐也只能）作“大會戰”的後勤工作，從省商業局請示特批肉類和細糧供應，到大興安嶺林業局的伙食安排，住宿和接送汽車保障等等。

   全國各地來的科研單位，先到哈爾濱報到，再從哈爾濱出發，乘着包的臥舖車廂，我和韻倩也參加了這個聚會，登上了列車。這趟專列直接開到大興安嶺林區，毎到一個林業局就停下來參觀，各單位科技人員停停走走前後逛盪了近一周，所到的各林業局，一天三餐都是大魚大肉紅酒白酒的招待，那時的科技人員都比較實在，心想無功受祿，大吃大喝之後怎麼向各林業局領導交待？我在這種可以狂飲爛醉的場合，從來不參與喝酒，怕醉酒後放蕩起來口無遮攔，冒出對毛對黨不敬的言語。

   其實大興安嶺各林業局領導才不管那些講究，趁着這大好的吃喝機會先來個一醉方休，“文化大革命”當時在這邊陲林區生活還是相當艱苦，一般平頭百姓毎天都是土豆白菜大蘿蔔，逢年過節包個餃子，或者酸菜粉條燉大白肉片子。其時北京上海廣卅等大城市一月才半斤豬肉、四兩食油一人，至於中小城鎮一人每月才三、四兩豬肉、二、三兩食油。大興安嶺林區的各級機關，門口掛的都是共產黨的牌子，如果那天把牌子摘了，一個個都是貨真價實的土匪窩。頭頭們成天成夜的宴請酒桌，開始還人模狗樣地裝一陣，到後來行令划拳推杯換盞，面呈赤色酒氣衝天，大聲嚷嚷，廢話連篇，活象京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裡的座山鵰搞的百雞宴。

知青樣板下掩蓋着多少心酸事

   一邊是醉生夢死的“天堂”盛宴，另一邊是女知青們為了天堂主人的榮耀，在冰天雪地里掙扎，形成鮮明的對照。

   大興安嶺的領導為了炫耀本地區貫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豐碩成果，把女子採伐連和女子架橋連拿出來給大家參觀。大約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在黑龍江省西北端大興安嶺林區，有支紅遍全國的女子採伐連，清一色由上海支邊的女知識青年組成，按軍事化組織“戰鬥”在林業戰線最前線（常規應由青壯年的男子作業），卻在冰天雪地零下三、四十度天氣下，全由不到二十歲的女知識青年，承擔着伐木、運輸、清理森林採伐現場繁重的體力勞動。相隔不遠處有一個女子架橋連，與女子採伐連幾乎以同樣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下，同樣聞名於全國，成為大興安嶺地區領導的兩個耀眼的樣板。

   哈爾濱氣候的寒冷在全國是聞名的，而其西北500公里的北大荒比起哈爾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到大興安嶺又向北深入300多公里，滴水成冰呼出氣立刻變成冰霧，與俄國的西伯利亞同屬極寒帶氣候。上海女知青長年住在棉帳篷里，三十多人就分二側搭起的木板作床睡覺，帳篷內外均沒有也不可能有廁所，帳篷中央用磚砌的底座架一個截成一半的大油桶，整天燒着大木頭作為取暖，燒生活和食用水，水源來自帳篷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冰塊，沒有新鮮蔬菜祇有土豆酸菜蘿蔔最多大白菜，主食是窩窩頭大渣子，偶爾有小米白麺等細糧。幾乎所有女孩子都從上海帶回大米鹹肉醤菜糖果之類，但終究不能維持長年營養所需，特別是繁重的體力勞動。我在“文革”早期“牛棚”生話，和眼前見到上海女知青類似，而她們的苦日子更甚於我們曾經經歷過的，盼何時是盡頭，卻是漫漫長夜無盡期。

   我和韻倩也一同參觀了由上海知青女子採伐連的連隊，因為我倆同她們是上海同鄉，比他們也就大了十來歲，她們見到我們大吐苦水，訴說着種種委屈，任由連長向參觀者大談戰天鬥地的輝煌戰績…。現在這些老知青也有六十出頭了吧，他們的孩子大概巳經到了父輩們當年上山下鄉的年齡，他們可曾記得父輩們曾經的斗天斗地的“戰鬥”經歷？

領導樹立的樣板-上海知青女子採伐連

我們二家知青遭遇

   “文革”時期差不多每個普通的上海家庭，凡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知識青年必須有一個或一個以上被迫離開上海，近到安徽江蘇浙江農村“插隊落戶”，遠的到黑龍江、雲南和新疆等偏遠省份或揷隊或去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幾乎絕大多數家庭都有兒女遠離上海，骨肉分離的家庭隨處可見。那時從上海—昆明，上海—哈爾濱，上海—烏魯木齊的火車常年擁擠不堪，大半都是背井離鄉的知青，這些旅客列車從上海站開車前幾小時，知青們就排隊等候進場，一開閘門知青奮踴上車搶占行李架，拼命把帶去的大米鹹肉豆油，以及一切家裡能省下的食物放上空間很小的行李架上，為了爭搶這有限的空間，經常會大打出手。等到列車一開動，車上的知青和站台上去送別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哭聲喊聲響徹整個月台，這樣悲慘的場景每日都在上海火車站重演着。

   由於我和韻倩二家都是上海人，我家兄弟姐妹八個，年齡跨度很大，大哥家五個子女有二個被迫到江西安徽挿隊，大姐家二個孩子有一個挿隊安徽，二姐三姐和我有幸上了大學有幸上了大學卻分配在外地，四妹及五妹被迫到江西就業，最小的六妹不能倖免到了黃山茶林卻分配在外地，四妹及五妹被迫到江西就業，最小的六妹不能倖免到了黃山茶林場挿隊。韻倩家有兄弟姐妹四人，除韻倩上大學分配去湖南外，大弟到江西挿隊，妹妹到新疆阿克蘇建設兵團，小弟被迫去蘭州當學陡。我們二家既無背景更無後台，被弄得家庭如此離散，上海一般家庭可想而知的了。

   韻倩的一位閨密的家庭，有兄弟姐妹六人，其中“適齡”上山下鄉的有三個弟妹，她的母親硬是挺住各方壓力，把三個本來要上山下鄉的子女留在了身邊。那時候居民委員會的大媽們一天到晚逼着當媽的放人，甚至不讓做家務不讓做飯甚至不讓吃飯，這位英雄母親受盡磨難，終於所有子女都留在了上海。改革開放後有三女一男分別移居國外，其中小弟獲得博士學位。留在國內的二姐弟，大弟從街道工廠的小工人到大學生，再從一般的職員升任中百公司的總經理，這是我見過的同命運抗爭最成功的母親，但是在“文革”中這種例子是少而又少。

山下鄉運動以徹底失敗告終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一千六百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對一代青年的愚弄,甚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都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到七十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一九七八年十月，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上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一九七九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並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也有很多知青，為了回到原來的城市，和在當地結婚的丈夫或妻子離婚。以後他們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尋親，造成很多悲歡離合。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劇《孽債》以真人真事為原型，描寫由返城一方的父親或母親拋棄在農村的子女，去上海尋親的悲喜的歷程。據統計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不知他們對當前社會上一些毛左憤青們，還在聲嘶力竭地叫喊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到底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