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下)

從渥太華又回到Chalk River 的Els家，一直呆到四月底，直到Brian Stocks派來的大湖林業中心的人，來接我們到Sault Ste Marie去。在那兒由Brian給我們準備了三個月的訪問研究，並專門給我們一個辦公室使用。我們住在Tom Blake家，他是一名技術員，為人十分誠懇，我們每天來去辦公室上下班都搭他的車去的。Tom提供住的房間雖小，但還很安靜舒適。

我們在Sault Ste. Marie暫時安頓下來後，跟三姐通了電話，報告所見所聞和所受到的接待。她知道我們正處於最困難的時候，一再鼓勵要堅持下去，還答應給我們經濟上支援，儘管我們說暫時還能挺過去，但是，如何想法留下的事卻一點門都沒有。

這期間是我們一生中最難熬的日子，三個月的簽證期很快會過去，而我們對去留在加拿大卻一點沒有進展，因為，這是無法由我們控制的事。韻倩有時會說，算了還是回去吧，只當我們是一次出國旅遊。韻倩也許是對的，國內到底還有一個完整的家，還有自己的女兒，還有周圍的親戚和朋友，還有父母雙親，總之，有着割不斷的聯繫。但是，我想是這麼想，嘴上卻強硬地對她聲明，你要麼回去，跟着共產黨走，要麼留下一來，跟我走到底。想到過去一生中所受到的迫害、打擊、排擠，要我再回去重新在這種環境下生活，我怎麼也不甘心。這樣的爭論一直在進行着，有時甚至達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氣呼呼的誰也不想讓步。

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抗議遊行越演越烈

在Tom家初期的一段日子，雖然，韻倩和我在“去留”問題爭論一直在持續進行着，但每天生活倒也規律，特別是下班回來晚飯後，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其中有一個頻道整天都是字幕新聞，對英語聽力不太過關的我們特別合適。在國際新聞中，有關中國的報道與日俱增，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由一般悼念活動升級為示威遊行，再由示威遊行升級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體絕食抗議，與政府談判破裂，各階層人士捲入更大的抗議遊行，事態在日益擴大。

其時，天安門事件前一個月，正值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國官方也罕見地開放西方媒體對他訪問的自由報導，於是，各西方媒體的電視轉播車和大批記者都蜂擁到北京。等到戈爾巴喬夫訪問一結束，還沒等西方媒體和電視轉播設備撤出北京，北京學生示威遊行活動就越演越烈了，所以，那些西方媒體人員及設備也就留在了北京，中國當局也無心監控這些了，讓其任意報導中國事態的發展，報道當然也包括了電視現場直播。

全世界觀看衛星電視直播：天安門屠殺

五月十九日中共發布了戒嚴令後，局勢惡化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最後至“六·四”夜，發生大量傷亡的流血事件，西方媒體稱為“天安門屠殺”。“六·四”的晚上，正是加拿大的白天，又是星期日，電視中一整天都在播放從北京發回的軍隊“清場”的現場直播，學生和軍隊的對峙，學生包圍坦克，坦克發動攻擊。現場直播時而切換到各醫院，都躺滿了死傷的學生，到處都是鮮血，還直播了學生們蹬着三輪板車，急急地運送着滿身是血的傷員。到了北京六月五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結束，廣場上到處瀰漫着硝煙，被損壞的坦克、公共汽車、大量的廢棄自行車遍地都是。此時，有一青年，雙手持兩面白旗，趕上前去奮勇阻擋前進的坦克，坦克被迫停下來，一會坦克企圖避開青年向左行駛，該青年就向左去擋，坦克轉向右邊，青年就向右邊阻擋。這位手無寸鐵的青年擋坦克的畫面立即傳向世界四面八方，以後，這一畫面反覆被播放，成了“天安門屠殺”中的英雄形象。但是從此這個年青就在人間中消失了。請記住這青年名字：王偉林。

現在，“天安門事件”過去了三十年，中共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由“暴亂”變為“動亂”，最後又改變為“風波”，對學生發動的和平遊行，及全民起來響應，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慘案，到底是誰的過錯，還在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造成流血，幾百名學生及無辜平民死亡，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觀看電視的當時，我真是義憤填膺，為死難同胞呼喊、哭泣。那天夜裡，我一夜無眠，一直想着衝撞的坦克、嚎叫的學生、陳屍的醫院、流血的傷員…。為什麼一個為人民服務，以解放全人類為自己目標的中國共產黨，自解放以來，就一直沒有讓中國人民過上安寧的日子。“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有國家統計數字），“反右傾”、“四清運動”，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鬥死了幾百萬人，加上上百萬人“非正常（自殺）死亡”。本想“文化大革命”後，國家能安定下來，不想一九八五年又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次“六·四”天安門事件總算使我對中國共產黨徹底地絕望了。

對《蘇聖瑪利星報》的訪談

六月五日一早，我們就上辦公室，一會兒大湖林業中心負責公共關係的官員通過Brian Stocks找到了我，說本地的報紙《蘇聖瑪利星報》（Sault Star），要求就“六·四”事件採訪我，我知道在敏感時刻接受這樣採訪，而又就敏感的問題談自己的看法，並在報紙上發表，無疑很快就會被中國大使館知道，如果回國的話，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更何況，當時金若蕾還在國內哈爾濱。但又想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想到在槍林彈雨中倒下的學生，在醫院裡躺着的死難同胞，我在國外一個小小的地方，還要怕什麼。我考慮了片刻後，我很快答應了採訪，一個電話立刻打了進來，說由於時間緊迫，只能用電話採訪了，那時是早晨九點鐘左右，大約用了二十分鐘，採訪就完畢了。

當日中午過後一點鐘左右，有人遞給我一張新出的報紙《蘇聖瑪利星報》，在B版第一頁，用相當的篇幅刊登了三位當地華人對天安門事件的訪談，其中二人是學生，但都不是大陸出來的，唯有我是大陸來的。標題稱“中國林火科學家徹夜未眠”。所發表的採訪報導全是電話錄音記錄，刊登我的談話十分詳細。現在已記不清報導的細節了，大致說了三點，一是譴責中國政府對和平請願和示威學生的屠殺；二是中國應廢除專制制度，象加拿大那樣，實行議會民主政治；三是對遠在中國的女兒，雖離北京有一千五百公里，但多少有些擔心。後來才知道，八萬多人口的Sault Ste Marie小鎮上，有很多人都讀了這篇報道。

加拿大移民局和“人道和同情”項目

六月六日，我們到移民局在Sault Ste Marie的辦事處，去詢問簽證的延期問題，我們想簽證有效期延長越長越好，以便以合法身份在加拿大多逗留幾天，尋找時機解決身份問題。接待我們的是資深移民官Audrey McPhail，她就是後來一直被我稱呼為“移民局老太太”。她慈眉善目，一看就像是非常有同情心，在以後在辦理我們移民的過程中，她積極主動的幫助我們收集文件、資料，甚至超出了一個移民官的職務範圍。我們在以後的日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朋友關係。原來，她在“六·四”期間非常關注事態發展，憑她從事移民官多年的經歷，往往世界上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發生重大的流血事件時，總有一些所在國的訪客來尋求幫助。

懷着不安的心情，我們首先說明來意，是想延長簽證。她回答我們，簽證有效期為入境起三個月，看了我們護照上入境加拿大的日期後，說要七月九日才到期，你們可以在七月九日前幾天來延長簽證。接着她把話題一轉，說你們也可以考慮申請政治避難。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雖然也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但是出自移民官的口中，由移民官主動提出，是極為罕見的。我佯稱說關於這種申請，我們還沒有考慮過，她見我們並不迫切，就說，當然對你們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你們可以好好考慮，加拿大政府對所有申請政治避難的人，都是保密的，中國政府不會知道你們曾經申請過，假如你們申請不成，也不會在護照上留下任何標記的。她又說，已讀了昨日的報紙上關於你發表的談話，她沒有對談話做任何評價。以移民官的公職的身份，顯然，她對我們前去詢問簽證是有準備的，才說了以上的一些事。

經過三天考慮，決定進一步詢問政治避難的細節。六月九日，再度訪問移民局，還是由Audrey McPhail接待。正當我們問到申請政治避難的具體步驟時，她說，我馬上打個電話問一下渥太華的就業和移民部。她可能已經知道，加拿大政府對中國學生和學者在“六·四”後去留加拿大有了新的政策。詢問後，她馬上對我們說，你們可以申請一種叫“人道和同情立場 (Humanity and compassionate)”的簽證留在加拿大。我聽不懂這些詞彙的意思，她就用手寫在一張白紙上，並且解釋說，這種簽證，對那些想留在加拿大的藝術家、科學家和運動員之類的人員較適用。她舉例說,像蘇聯的科學家和運動員，許多都是通過獲得這類簽證留下的，這種簽證的發放，既不得罪護照持有人員所在國的政府，因為這不算政治避難，又使護照持有者能合法地留在加拿大。後來才知道，當時在加拿大的八千名大陸來加的學生和學者，絕大多數都在一兩年內申請了這類簽證，並獲得了批准。為了申請這類簽證就必須提供證據，以證明如果回國就會受到政治迫害，這些人都紛紛拿出證據，如在中國大使館前示威的照片，在某集會反對“六·四”鎮壓的照片等等。現在有些‘愛黨’和‘愛國’的‘海歸’不少是當年八千人中的一員。記得當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責加拿大政府此舉是乘機‘掠奪中國人才’。那時，在加的八千名中國學生和學者中，大多是政府公派出來的，都是各院校科研單位有培養前途的尖子，或本部門的佼佼者，加拿大政府確實是大撈了一把。其後幾年，這些人陸續的讀完博士碩士，走上加拿大的各個工作崗位，不少人成了本領域的帶頭人，我所認識的人中有的成為瘋牛病權威科學家、有的成為國際上遙感學界非常有名望的學者,更有成為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的。

Audrey McPhail 一刻也沒有耽誤，請我們馬上寫出自己的簡歷，家庭成員，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姓名、年齡等。我在簡歷上寫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以及父親和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送去勞動改造，二姐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美國特務等等，既不誇大也不隱瞞。共產黨能在中國大地上實施一次又一次的紅色恐怖，那麼我們這些受害者就有權利也有義務，在儘可能的場合下，控訴所遭受的不幸。與此同時，我提供了二位科學家，他們在我作為訪問學者時，對我工作給過許多指導，對我能力有較多了解，提請移民局致電他們，請他們作為我的證明人（Reference）.他們是大湖林業中心的研究室主任Brian Stocks （在Sault Ste Marie）和Petawawa國家林業研究所的研究科學家Peter Kourtz博士（在Chalk river）。沒過幾天，他們分別發回了很好的推薦信函。當一切手續辦完後，Audrey McPhail很感性地對我說，‘加拿大需要你’。幾年後，我們在大陸工作的研究所所長說，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培養並發揮個這人才的作用不容易，而留住他更不容易。

“六·四”的國際反應

“六·四”之後，世界各地不分國家、民族、人群的左、中、右，壓倒性地一致譴責中國政府，對中國平民學生的血腥鎮壓。加拿大一直以來都是理性地對待世界上的各種爭端和衝突。但是，這次在天安門事件中，卻表現得史無前例的激烈，加拿大駐中國大使公開譴責中國，“‘由長征走過來的老人’下令對徒手學生開槍”，顯然是指鄧小平。加拿大政府在國際上，首先為在加拿大的中國學生學者提供“人道和同情立場”的臨時居住權（其後經過審查一般都批准為永久居住權）。美國隨後也容許因“六·四” 政治原因而不能回中國的學生學者四萬五千人申請永久居住權，同時西方各國採取了相應的政策，給中國學生學者以各種居住權方面的優惠。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開始以來，對被稱為“遭受共產主義奴役”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第四次大規模的容許逃亡者合法留在西方國家。前三次是朝鮮戰爭結束，大量韓國人流入西方；一次是一九五六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後，大批匈牙利人逃亡到西方，得到合法定居；再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北越占據南越後，大批越南人紛紛乘小船，不顧風險，漂泊到東南亞各國，轉而獲准在西方國家定居。“六·四”事件後，則輪到中國人大逃亡。這就是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較量的結果，到“六·四” 時，雙方執政的優勢是再明顯不過了。“六·四” 事件的後續效應是一九九零年“蘇東波”­­，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崩潰，蘇聯的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變體制，世界上只剩下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支撐着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中國，近三十年來行的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除了僵化的政治制度外，其“社會主義”的制度，已經名存實亡了。

永久居住權獲得原則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們在申請“以人道和同情”為由的永久居住權獲得原則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後來，我們看到那一天的《世界日報》報道，這是第一批中國學生、學者六十一人獲得的批准。我稱我們是六十一個“階級兄弟”，這是比喻，在一九六一年大陸發生的一個災難事件中，有六十一名“階級兄弟”獲救，說是奏響了一曲“共產主義的凱歌”。

“六·四”之後，困擾着我多時的合法居住權問題，初步有了解決。接下來必須考慮如何在加拿大生存下去，因為有了合法的工作，才能有一定的收入，過一般人過的正常生活。六月份Tim Lynham告訴我們，可以申請一種針對“六·四”後留加的學生學者的生活補助，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得到了二千多加元的補助。之後有一個在Chalk river加拿大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台灣人尹世澤博士，介紹我們去多倫多，找台灣朋友唐友寧和她的丈夫李華錫，由他們介紹韻倩到梁姓香港家庭當住家保姆，尹世澤在電話中對我們說，你們現在應放下“身段”，為了生活，去當保姆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韻倩家在解放前，她的父親開一家醫院，家中有汽車，也雇了兩位保姆。但是，即使有這樣的背景，為了開始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她還是無所顧忌地接受了保姆這份工作。

從Sault Ste Marie到多倫多有七百多公里路，我們兩人乘灰狗巴士前往，光是路上就要走十二個小時，在中間站Sudbury有一個多小時休息，我出站走走。那時，我們不得不節省每一分錢，但這次巴士客票，就花去我們二百多元，十分心疼，也是無可奈何。我們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家雜貨店，看到一種類似上海賣的紫雪糕，經過再三猶豫，就買了一條，記得當時花的是五角錢，我們二人想對半分來吃，在店鋪內這樣做不好意思，就拿了紫雪糕走到外面，不料，在拆紙的過程中突然溶化摔在了地上，於是，吃紫雪糕的美夢也像泡沫一樣被打破了，我們一臉的苦笑，面面相覷，此景此情的心酸將成為我們永遠的記憶。在多倫多當保姆歷時二個多月，後來，因為永久居民身份得到原則批准，又申請了一個由移民局資助的學習英語的課程，韻倩於九月初又回到了Sault Ste Marie，進入Sault College（社區學院）學習一年的英語。學期結束時得了一項國際學生獎，並不是因為成績出色，而是因為學習刻苦。我在代她起草一封獲獎感謝信中稱：“我（楊韻倩）獲得國際學生獎殊榮，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更把它看作是天安門事件上英勇獻身的學生的光榮”。

小蕾其後移民驚動國會議員

此時，小蕾仍在哈爾濱，要弄她出來，與我們家庭團聚談何容易。她所在的大學根本不放人，顯而易見是受了我們的牽連。我在加拿大雖然做好所有申請她來加的文件，並提交給了移民局，但關鍵似乎在國內。我硬了頭皮，給中國駐加使館打電話，提出請他們放我女兒出來，因為，在當時使館有人專門記錄中國公民在加的各種“反國家”行為，重者列入黑名單，這樣的人，要一生中與家屬團聚，就連想都不用想了。我對中國駐加使館領事部負責人說，“我對國內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很失望，希望移民加拿大”。這樣說是為了避免他們會以“反革命”將我列入黑名單。最後，不知是她敷衍還是真的去辦了，答應幫助我去“反映，反映”。其後，我還找到了Sault Ste Marie選區的國會議員Steve Butland，他是新民主黨的議員，我和韻倩先見了他的秘書，一見面，原來這位秘書竟是韻倩在Sault College學英文時的老師，她一下子就把我們引見給了Butland先生，談話很親切，問了幾個關鍵問題，要我們放心，他一定為我們盡力。隨後，他二次親筆寫信給移民部長。當兩年後的一九九一年九月，小蕾的移民簽證批下來時，Butland親自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喜訊。此時，在中國小蕾尚沒接到簽證已下達的通知呢！一九九一年十月，經過二年多苦苦奮鬥、奔走，小蕾終於在多倫多與我們團聚。回到Sault Ste. Marie, 我們同小蕾一起再次拜訪了Butland先生，當面致謝，並且拍照留念。

她在離開上海時，到機場送行的有九十二歲的爺爺和八十七歲的外公，以及舅舅和姑姑們一大幫親人。小姑（我六妹）在小蕾臨離上海的前幾天，每當出門總是手拉着小蕾的手，生怕還有意外，讓我們能夠在加拿大圓滿團聚。親人們對小蕾的關心和愛護超越了我們的愛，小蕾和我們將永遠銘記。

回到故鄉全家大團圓

一九九零年七月，我們正式獲得永久居住權的移民簽證，即綠卡。三年後，我們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向英國女王宣誓，唱加拿大國歌“啊，加拿大…”，成為加拿大公民。

一九九四年一月，我到香港與三姐會合，再回上海，香港機場三姐來接我，見面時悲喜交集，不勝感慨。到上海時，同爸爸見面時，他老人家已九十五歲我們又與兄弟姐妹來了個大團圓，歡天喜地過了春節，我們去寧波給母親掃墓，我們拍了一張全家福，人數竟有近四十人之多，這是爸爸在世時，最後一次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