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伐專制檄文！向專制主義開戰！向傳統的周文化開戰！向打江山坐江山的文化觀念開戰！

------暗夜尋燈

自初中學習物理以來，我們就深以相信牛頓的物理定律：物體有保持它原來狀態的一種特性；而也是自初中學習物理以來，我們也深以相信我們生活着的這個世界，處在不斷地變化當中。風力、水力、地震、野火不斷地在侵蝕着我們周圍的世界。黃河在流淌，長江在奔騰，滄海變桑田！世界在突變。某年我旅遊太行山，看到高高山頂岩石中裸露的貝殼和魚類化石，就不由自主地感概大千世界的變化；海沉山起,雲騰風驟！

我們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何嘗不是滄海桑田。發生在舊石器時代的隊群社會（band），由幾人或者十幾個人組成的小型社會，懷着“萬物有靈”的信仰體系，在舊石器時代的末期演變進入了猶如今天的靈長類動物一樣的軍群社會（troop)。這種演變就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新石器時代隨着農業的發明和普及，食物供應的富足，人口不斷地繁衍，我們的社會規模不斷擴大，社會組織形式也在不斷演變。大致在新石器技術的中期，我們形成了以講故事為核心的部落制度的核心社會。在這樣的部落社會裡，我們相信我們是龍的傳人，我們相信我們是玄鳥的後代，我們相信我們是天黿的子孫；在挖掘出虎抱人卣的湖南寧鄉，我們相信我們的祖先是虎，威風凜凜的虎，威武俊美的虎，虎氣騰騰的虎，虎視眈眈的虎。

我們的信仰決定了我們的行動；我們的行動決定了我們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體系塑造了我們和我們的社會。不僅僅在半人半獸神如伏羲女媧的時代，我們的祖先發生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近代西方的一種新的信仰體系以船堅炮利打開我們中土的大門以來，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更加強勢的文化。雖然文化不分優劣，但文化有分強弱；有強弱就有馬鐙效應。

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摻入天主教的人文和人本主義精神首先促進了西方新教的信仰改革；接着經由啟蒙運動促進了西方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變革；使得在其之前西方社會馬不停蹄地接連發生的社會演變和社會變化得到了人類文明的豐碩成果。這是指自公元800年西歐的農業革命，緊接着就發生了公元1000年的商業革命。商業革命又促進了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隨着地理大發現，也促進了埋在西方天主教信仰里的亞里士多德的人類理性主義這個特洛伊木馬開始發揮作用；並隨後與文藝復興結合產生了科學革命。幾下里的、幾個方向的合力發作，促成了科學革命首先在英國誕生了人類最燦爛的文明果實：工業革命這種以知識資本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

這場工業革命，就是我們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所遇到的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繼上次多神體系演變到一神體系；再由一神體系演變到人本和人文主義的信仰體系的大變局。

而在當時的清國和直至今天的華夏大地，說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李鴻章和洋務派們並不明白西方之所以造就船堅炮利，其實是人類社會組織建構形式的演變革命所造成的；這是一場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革命；從農業的生活方式到工商業的生活方式的革命。他們不能夠明白以農耕的周文化推翻殷商商業文化以後所建立的“以農為本”的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是與西方以希臘商業文化和商業文明為本的社會建構模式的針尖對準麥芒和針鋒相對。一個是以農立國，一個是以商立國；這種社會建構模式的衝突，以人口增長模式的邏輯斯蒂方程的圖形分叉為表現形式，直接導致了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重農輕商”的國家政策。

這種重農輕商的國家政策，防止了華夏大地出現商業革命的可能。沒有商業革命在思想上的徹底轉變，當然也就不可能出現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生活模式演變的可能；宋代的商業化“敲門運動”以及明代的瞭望工業化大門的“望門運動”當然都不可能產生工業化的結果------以知識資本為核心、以金融資本為輔助的生產模式與生活模式。

細究華夏大地重農輕商的這種價值取向，可以發現它肇始在武王克商的歷史事件。商業和手工業發達的殷人由於偶然的原因做了亡國奴，連帶地他們拿手的、他們所從事的商業和手工業也被放在了被歧視的地位。“氓人嗤嗤，抱布貿私”。《詩經》的這句話，就是貶低這幫亡國奴們，在做着交換來交換去的沒有目的無用的忙碌。《史記·周本紀》中也通過“后稷好桑麻，公劉好農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的宣揚很好地表現了周人拿手的農耕做為價值取向的歷史。

雖然歷朝歷代打擊商業，但交換物品、互通有無、互利互惠是人類的本性；考古發現的人類最早的商業交換行為是七萬四千年前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冷港市5公里外的科塔譚班地區（Kota Tampan）。歷朝歷代的政府稍有疏忽，商業行為就會陡然興起。這樣的歷史現象，造就了宋代中國文化和科技的頂峰。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有在文化上超越宋代人所創立的成就。這樣我們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帶有着濃烈的和強烈的農業社會的鄉巴佬的文化觀念、價值取向、價值判斷。所以我們也就很輕易地接受了強加給我們的、同樣是出生長大在農業社會的鄉巴佬卡爾·馬克思的價值取向。

被船堅炮利闖進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如何建構？清末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清國人認清了日本的勝利是憲政對專制的勝利；是民主對獨裁的勝利。這讓滿清專制政府也不得不“預備立憲”。可是一場皇族內閣，繼續讓以“打天下，坐天下”的農業的文化觀念猖獗出台。這就使得海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保皇黨，以海內大清國的張騫為代表的保皇黨，不得不在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不斷內訌的“革命黨人”的競爭中倒向革命。一場輕微的風吹草動的騷亂，就能夠讓同樣傾向社會變革的洋務派官員袁世凱重新主導局面，實現南北議和。

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如何建構？孫中山在依照約定辭去總統職位時依然率領文武百官去南京明孝陵祭奠專制主義的代表。宋教仁等革命黨人本着中國文化的底蘊、本着江湖爭霸、人心險惡的天下觀念，對袁世凱這樣的洋務派官員採取不取信態度。於是在原本打算學習美國的總統負責制的臨時約法中加進了內閣負責制的內容。這就讓臨時約法具有了不可操作性。而憲法的不可操作性，讓吵來吵去的正常的民主現象變得在價值觀取向上由傾向於農業文化和農業文明的不明覺厲的鄉巴佬們有了另外一種判斷。民國初年的讀書人為當官而爭吵不斷；這就讓受儒家薰陶的普通人和鄉巴佬們認為這幫讀書人顯然不是君子。因為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這幫讀遍孔孟之書的人卻對他人緊追緊逼，不重也不威，“無人能比自己本事大”。哪裡有一點治國安邦的君子穩穩重重的模樣。胡耀邦剛上台的時候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就形容他做為黨主席這種身份講話的時候不能在椅子上穩穩噹噹、四平八穩地坐着；而是眉飛色舞屁股粘不住板凳像只猴子。巧言令色鮮矣仁啊！。用孔子的觀念判斷國家領導人也是民國初年甚至今天某些人的不自覺的文化習性。普通民眾的這種思潮，釀就了民國初年華夏大地上對最初的民主實踐思潮的一種反動：民國不如大清；民主不如獨裁。這種對初生的民主思潮的反動，結合古德諾的政治理論體系，造成了袁世凱“一足失成千古恨”之復辟的一種社會動力。

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如何建構？孫中山有過他的信仰體系。孫認為人分三等，而並非是在那個時刻的他所未曾提到想到也未曾理解到的眾生平等。孫說：“有些人是不知不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有些人是先知先覺”。在這種中國傳統“聖人文化”的影響下，孫主張每個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都必須向他個人宣誓效忠。從祭奠專制到明示推翻他人的專制而實現自己的專制，我們不得不說這種帶有江湖文化觀念和天下觀念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孫的影響，當然也有孫個人的實現自我的個人願望混雜期間。

儒家的文化系統研究和關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不關心人本身的問題。也就是說儒家研究人文但不研究人本“humanism vs. human nature” “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儒家的這個缺陷又可以追索到周公。而孔子等儒家又認為應該“為尊者諱”。這樣人本的問題就無法提及或根本解決。也就是說春秋戰國的軸心時代，中國人解決不了今天生物學裡講授的“叨食順序”和眾生平等的生物多樣性的複雜社會的建構問題。

而西方社會，在人類從青銅時代轉向鐵器時代的初期就已經解決了人本的問題。希臘神話在進入神人同形同性的“萬國時代”前，就通過希臘神話表達了神性與人性的相通；人性的所有惡都能夠在神的身上找到。而儒家卻把人性的惡為尊者諱了都春秋筆法了。宙斯不斷地下凡勾引美少女；其妻在不斷地嫉妒丈夫的偷腥行為；海神波塞冬僅僅為了一頭牛而跟他的侄子，克里特島的國王米諾斯較勁，讓他的妻子女神帕西菲患上動物戀。。。。。。而中國在青銅向鐵器轉型的軸心時代，因為是後邊朝代推翻前邊的朝代；因而為了權力的合法性也就不斷地抹殺前邊朝代的信仰體系。這就造成了東亞大地上人類智慧和人類文明成果的不斷毀壞和重建；這不僅僅讓我們根本無法讀到像希臘神話那樣美倫美奐有關人性的故事；（雖然《山海經》中也有一些美倫美奐的故事遺蹟和線索）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的社會形式、社會建構模式無法發生演化和演變。更讓一些文物販子水平的文化名人，認為“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種常態或者“天理”。這種抹殺前朝的思想成就而出現的歪理邪說，在古代典籍里也可以看到。史書《尚書》裡說“殷之先人，有冊有典”可是我們哪裡能找到殷商的典冊呢？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周公為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像抹殺神話故事一樣，抹殺掉了殷商的典冊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天子架六”“列鼎制度”等等周禮學說。

抹殺前朝的神話、抹殺前朝的信仰體系，不僅割斷歷史，比如今天我們的歷史學家也懵懵懂懂、懵然不知我們歷史上對部族首領的稱呼是從“後”到“皇”到“帝”到“王”的演變過程；三皇五帝之前還有一個被稱為“後”的部族首領時期；（后母戊鼎被錯誤解讀為司母戊鼎）它也更讓我們無法深入了解人性。這樣我們讀希臘的神話就無法理解為什麼米迪亞面對父親派來的追兵，會殺死自己的血親弟弟，還把弟弟的肉骨一塊一塊切成長條灑向海面以阻止父親派來的追兵。對歷史的閹割，對歷史的割斷，也讓我們在姓氏起源的研究上，比如研究姓氏起源的陳潔、雁俠、趙燕霞等眾多學者都沒有認識到人這個物種，也是一種領域型動物；對地盤“氏”的觀念其實發源於在我們還是動物的採集狩獵之流浪階段。儘管《五帝本紀》中司馬遷也已經說過：“軒轅時，神農氏世衰”這彷佛是在告訴人們“氏”的這種地盤觀念的出現遠遠早於“姓”和五帝的出現。

由於不了解人本，不了解人性；我們就無法理解米迪亞作為母親親手殺死自己兩個兒子的複雜內心情感勾結。因為不了解人性，我們更無法理解現代人類學家所研究的母親怎麼會有殺嬰現象的存在？infanticide？

但是我們讀同樣農業文明體系下的《天方夜譚》這種故事，我們不由地心領神會，會心點頭：理解其中的倫理和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及故事的結局。這與讀希臘神話中學到的人倫、倫理天然相反。

周公抹殺前代的神話和信仰體系，可以在古代典籍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中找到答案。比如《史記·殷本紀》中“武乙射天”的故事，明顯看到的是不同的信仰體系之間的衝突和殺伐。可惜我們今天的歷史學家沒有看懂武乙射天背後的歷史事實。在典籍中，射天的故事不僅僅是在武乙,《史記·宋微子世家》中有戰國時期的宋王君偃射天；《戰國策·宋衛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𪇥》也記載康王“射天笞地”。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殷周革命時期的殷商人所遇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巨大的意識形態也即信仰上的變化和革命。殷商最後一個君王受的回答也能說明殷人沒有用天代表神的觀念。《尚書·西伯戡黎》中記載商紂王在祖伊的面見直陳時反問：“我生不有命？在天？”

軸心時代前的殷周革命在忙於扼殺前人的信仰和建立自己的信仰體系，以此來實現“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僅僅能看到《周易》而不能看到殷時期的《歸藏》；夏時期的《連山》。對前代成就的抹殺難免錯過或迷失對人本的關注和對人性的深入了解與研究。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頌聖文化，抬高聖人成為了文化常態。即使也有“人命關天”這種簡單的淺淺的人文觀念；但卻不能把人本的“把人當人”的思想系統化地灌入我們的文化。

抬高聖人，就不得不找出聖人的對立面。“小人文化”也就可以在“多子多福”的文化觀念下在人口總量與環境可供應量的K值達到飽和時大行其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布式競爭在這個時候演變為爭奪式競爭。從而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的王朝重複在東亞大地上接連地、殘酷地循環社科院馬勇先生所說的“歷史的終結”。

希臘在軸心時代的悲劇都是命運悲劇；如俄狄浦斯的殺父娶母的命運悲劇或阿伽門農和《典酒人》的命運悲劇。而之後的劇目隨哲學的出現和興起都轉向了道德問題的探討；比如莎士比亞的悲劇劇目幾乎都是道德悲劇。從命運悲劇到道德悲劇，也正是殷周革命那個時期信仰的切換主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題。為了宣揚武王克商奪得政權合法，沒有把天當作神的殷商人，也就被周人用創造出來的“德”的觀念詛咒。甚至今天我們連神的這個叫法其實也是周人所創新，殷人講上帝，下帝來代表今人的神這一觀念；殷人沒有用神或申來表示超自然力的神的這個觀念（後期受周人影響有兩片甲骨文可以證明殷的某些人接受了周人的這個觀念。這是發生在殷的末期）帝的這個名稱，本來也因是殷人所創而被周人抹黑丟棄的，只是後來秦王嬴政想復古翻新，才把殷商之前的皇和殷商人的帝字重新賦予了光榮的使命。周人說“天命彌長，惟德是輔”。因為紂王無德，所以被“天降喪於殷”（《尚書·周書·君奭》）；因為夏桀無德，所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商書·湯誓》）

西方和華夏大地都在軸心時代抬升了人的地位。但西方因進入了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時代因而抬升的徹底所以誕生了最早的雅典民主；東方的華夏也在周人與殷商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抬升了人的地位但沒有開出任何花結出任何果；即使後來的孔孟也只在人文這個主題上打了個擦邊球。這是因為殷商的“命運、命定”的宿命思想、不可抗拒的命運（定命或宿命）是被周人用《周易》的“易的思想”“變更的思想”做了意識形態的對手。周人宣揚“易”的原則，“變更”的原則是“德”。甚至為了宣揚自己的“天命彌長，惟德是輔”的“易”，不惜湮滅前人的《連山》、《歸藏》。《周易》的“易”字也就是說“變”是從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核心。用“變”來對抗商的“定”。

強調了“易”，強調了“德”，也就沒有可能去研究和深挖人性和人本。現代生物學研究“動物的道德行為”（參見德·瓦爾的有關研究）。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德的動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道德的動物。這樣發自我們每一個人由內心深處的自發的感覺，自然就會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也就是說，自武王克商，周公制禮，“天命彌長，惟德是輔”以來，就奠定了我們王朝循環的後邊的歷史。

了解了發生在公元前1046年的那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我們今天所遇到的這場工商業社會轉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就能夠明白我們今天的處境。我們說現代社會，“現代”這詞的具體且到底的涵義是什麼？我們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的信仰體系才是我們今天建構新型的社會結構所需要的信仰體系；這個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以發明創造新產品、創新新科技、把知識轉化為資本的、已經有了榜樣的、可視覺的社會結構。

今天的我們------華夏大地上的人們既缺乏系統的人本的觀念，更缺乏人本和人文的體系。我們還生活在朱維錚教授所闡述的中世紀。我們不僅僅需要一場文藝復興；我們還需要一場頭腦中的商業革命。美國建國的先賢們，因為已經解決了帶有人本和人文的信仰的問題，所以他們可以用暴力宣布獨立。而我們的華夏大地的人們，不僅僅缺乏系統的人文，也缺乏系統的人本，更缺乏判斷價值體系的商業思想和商業革命。

所謂人文，也就是把人當人；所謂把人當人，就是首先要理解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再用人的本性本能來對待每一個人。作家韓秀在其著作中不無恨意地抱怨母親如何推她入“火坑”。這與我們中國文化到處宣揚的人性中的“母愛”這種本性、本能、人性卻形成了衝突和矛盾。如何理解實際生活中的這類玄妙？是把它們當作病態？當作例外？還是把它們當作人性？這是人本主義的認知核心。

對於中國文化來講，人文的概念是有兩重涵義的。一個是把人當人，不能把人不當人，不能貶低任何人。因為社會是同一個物種形成協作關係的一群個體。對於每一個個體，都存在着他所應該被賦予的社會公共問題的責任：比如道路建設、垃圾處理、水源和公共建築以及由誰來管理這些事物和公共建築等等這些問題。對於這些公共問題的處理就是我們從西方引進的政治學這一概念。政治就是在公共領域內有關什麼人處理什麼事的一門專門學問。公共問題牽扯到每一個人的利益，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力。這種權力是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但是，就從我們人類在幾百萬年裡的生活養成的習慣來講，大自然演化出來的各種各樣的基因頻率，天生的就是有些人對公共問題沒有興趣；就是會有一些人痴迷於木匠、石匠、甚至走雞逗狗這類事情。當然也有些人會痴迷於政治這樣的專門學問。這些人在政治方面表現出來的突出的才能，或突出的愚笨，就牽扯到我們人文主義的第二個核心，第二重涵義：也就是我們要把人當人；不要把這些天生對政治有興趣的人不當人，拔高他們，崇拜他們，把他們放在神的位置或者聖人的位置；而把那些天生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貶低為不算人。

把人當人，既不貶低，又不拔高！這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如果再了解了人本、人性，也就是人類的生物學屬性。才有可能真正地實踐把人當人這樣基本的社會原則。在此一把人當人的基本原則下才可以建構設立我們的法律系統。

專制主義者把自己凌駕於他們自己製造的法律之上；原因在於他們像孫中山一樣認為自己是個先知先覺。它也是建構複雜社會的一種方式。“天子”、“聖人”、“履巨人跡而生”、“食玄鳥之卵而生”，這類故事題材建構起來的社會我們可以叫做用權力建構的文明。它與西方以市場的自組織現象建立的文明針鋒相對。這種針鋒相對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許多多的文化認知：

• 父母官vs西方的公僕官；

• 棍棒底下出孝子vs孩子是我們的朋友；

• 無商不奸vs無商不尖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vs市場原則下的願買願賣；

• 天下爭雄、江湖爭霸vs社會是同一個物種形成協作關係的一群個體；

• 社會是個江湖、是個複雜的人際關係vs社會是許許多多協作起來的個體

• 父母官、公僕官vs社會的分工協作、勞動分工

•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vs搶奪輿論陣地

• 。。。。。。

我們可以把這些文化觀念的價值對立列出一個長長的表格。這樣長長的表格反映的就是農業文明的價值體系和商業文明的價值體系。

用專制手段建構文明、建構複雜社會的方式是一種愚蠢的方式；它分不清人本中的人性因素和人文中的文化因素。比如吃是我們做為人的本能、本性、人性。如何吃、吃什麼、在哪裡吃、跟誰一起吃，這是我們的由地理條件等因素決定的文化。由吃的本能或人性發展出來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飲食文化。同樣，在社會建構和政治結構中由真社會型動物建立出來的“叨食順序”也是我們的人本、人性。這種與生俱來的本性、人性讓我們在見到長輩、上級說話的時候自然地拉高說話的語音頻率；我們的長輩或者上級也會自然地毫無察覺地拉沉拉低自己語音說話的頻率。由這種社會“叨食順序”的人性發展出來的社會階層、社會階級這種事實卻是各地各方千差萬別的文化現象。農業社會的鄉巴佬們是無法區別人性、本能與文化之間的差別的。

華夏大地用權力建構文明而不是如西方用社會演變的自然選擇、自組織現象建構社會、建構文明的原始肇因是廣袤的華夏大地被北方的凍土、東邊和東南邊的海洋、西邊的沙漠、西南的高山封閉起來而無法實現假晶文化造成的。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殷周革命之前的三千年前，也就是六千年前所發生的那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家為巫史”到“絕地天通”是暴力把民間信仰自由的話語權收歸國有的一場社會演變和革命。在最早的國家建立之初，華夏大地就把國家建構的兩大元素：信仰和暴力，收歸暴力者所有(國之重器在祀與戎)。也就是西方人說的政教合一和政教分離。因而我們也就能很容易地理解陳元先生所接受的要求紅二代有統治階級意識的一套列寧主義的世界觀。

列寧作為俄國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型期間的鄉巴佬，很容易接受和發展出來這種農業社會才會有的價值體系；然後經由自己手中的暴力把這種國家觀念灌輸給大眾。

列寧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而西方文化認為國家是一種社會發展到一定複雜程度所出現的一種狀態“state”。它是指生物界的社會演化所達到的一種複雜狀態：社會生物學把動物的生存行為做了一個分類：大致可以認為動物界依據行為可以分出獨居動物、前社會型動物、半社會型動物和真社會型動物。在真社會型動物中又依據社會行為和社會規模龐大緊密的協作程度而分出另外一類文明動物。如螞蟻、蜜蜂和人類。螞蟻蜜蜂都屬於膜翅目昆蟲，能否建成出現文明現象取決於來自同一個母親的一半的基因。相同的基因容易協作和合作起來。但並不是所有膜翅目昆蟲都能發展演化出來文明。這取決於子代與親代的矛盾如何控制演化；子代之間內部的如米迪亞對待弟弟的複雜情感糾結。英文裡叫sibling rivalry中文裡有一個勉強的詞彙叫姐妹或兄弟鬩牆。

馬蜂行一夫一妻制繁衍方式；子代的姐妹之間都來自同一父母。在社會規模達到瓶頸的大概100只的時候就會產出指甲蓋大小的一塊蜂蜜。誰來坐享此一成果開始生養後代？而讓其它姐妹繼續從事生產勞作？馬蜂無法解決此一姐妹鬩牆的問題。

所以很快，馬蜂的社會就會分崩離析。而蜜蜂螞蟻的社會由於採取一雌多雄的繁殖方式。子代的同一個父親之間會形成多數個體的智慧；而去組織起來與同母異父的其它個體談判。所以蜜蜂螞蟻的社會能很好地解決“姐妹鬩牆”的問題從而形成文明的警察制度來保證只讓母親不斷地生育，以達成社會規模的龐大和分工協作的精細。這就是我們能吃到蜂蜜，看到百萬隻個體合作所形成的巨型蟻穴等等文明的標誌。而人類不能依賴膜翅目昆蟲的共享的基因；而只能依賴共享的虛構的故事;從萬物有靈到圖騰崇拜再到一神崇拜的信仰體系和故事體系(參見《未來簡史》)。下邊列表大致可以說明社會演變過程當中分形與自組織現象最後形成吸引子的大致情形：（這裡技術標誌是分形；經濟形態是一級混沌；信仰體系是二級混沌；社會組織形態是三級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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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表格基本解釋了專制主義體系通過講述各種各樣故事來建構社會、建構國家、建構人類共同體的過程和來龍去脈。我們還有何種理由不相信把人當人對待的人本和人文主義體系是現代社會的標誌呢？

西方的雅典民主制度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希臘與波斯的戰爭之後，希臘雖然贏得了戰爭的軍事勝利，但卻沒有在文化上抵禦得住專制的病毒；希臘得了帝國病。專制病毒的爆發以伯羅奔尼撒戰爭為標誌。斯巴達與雅典為了爭奪霸主地位而開始了雙方的廝殺。商業文明中保持獨立性的個體的分離主義敗給了農業文明的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操縱者們非常熟悉這段歷史。他們用了巨大的金錢；希望能通過糖衣炮彈的方式滲透西方的政治人物、學界領袖和輿論場上的人物。他們希冀用搶奪輿論陣地的方式，用專制的文化病毒侵蝕西方的媒體和政商學界領袖。他們的理論基礎就在於這一段希臘歷史。

帝國主義在希臘文化圈的興起以馬其頓帝國和後來的羅馬共和國走向羅馬帝國為標誌。隨着帝國主義、專制主義興起的一神論信仰體系和它所營造的理論在東方華夏大地的表達非常複雜。這是因為中國的信仰體系是儒釋道加歷史宗教以及更早的社會信仰比如半人半獸神信仰的混合。也就是說中國的信仰體系是一個大混雜；它混雜了一神教（儒家）、佛教、道教、歷史宗教和半人半獸神信仰。

儒家的君臣父子的社會倫理經陰陽家董仲舒的整合演變成了“天子”的一神論觀念。皇帝之上還有一個“天”的自然神觀念。自然神“天”的觀念出自西周。或許是周人從繼承紅山文化的良渚文化學習而來。在殷周革命時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前，周人信仰的還是圖騰崇拜的動物神“黿”。周人說“我姬氏出自天黿”（《國語·周語下》）。這是圖騰崇拜後期的黿混合了天的假晶體文化現象和觀念。更早一點的氏族時代，周人說自己是有熊氏的後代。學界一般認為有熊氏是黃能氏的訛傳。黃能的音是黃諾，其實就是黿。《爾雅·釋魚》說：“鱉三足，能”。《左轉·昭公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這裡把黃熊理解為黃黿入了水淵就非常合理；如果理解成黃色的熊回到了水淵就會很奇怪。總之，周人的信仰體系經歷了從黿到天黿到天的過程。

周人從動物的圖騰崇拜，跳過圖騰崇拜後發生的半人半獸神崇拜與全人形人性的多神崇拜而直接接受“天”的自然神崇拜。這就帶給了歷史學家所說的中國文化的早熟特徵。今天的科學時代，我們把天理解成大自然；把天道理解成各種各樣的科學定律；把人文科學中的經濟規律，社會建構與歷史發展規律、文化行為規律都理解成自組織現象和數學的分支：混沌與分形的規律，我們就自然看到了人文科學中的天道。這樣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的文化具有早熟性；也就能理解為什麼這種早熟性會長成巨嬰。

中國傳統社會受佛教和道家的影響不必贅述；這在我們的語言和信念當中多有表現；歷史宗教對我們文化和觀念的影響也是起源於周公。《尚書·周書·昭告》裡，周公旦說：“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也不可不監於有殷”。這是最早的“以史為鑑”的說法。因為這樣的緣故，歷史成為中國人文化里的一種宗教。這在任何一個其他的文化里都是不曾出現的現象。在其它的國家和文化里，歷史就如有些人喜好木匠活兒、有些人喜歡繪畫一樣是某些人的一種愛好。但是在中國，因為要以史為鑑，所以才有官修的歷史。因而也就有了“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樣的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帶動了歷史的虛無、虛構和有意或無意扭曲的現象。比如極享盛名的一流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馮友蘭先生等都不敢秉筆直書宋金戰爭爆發的原因是大宋國背盟；背叛海上之盟。歷史不能被直面，也表現在我們今天比如郭岱君先生在《重探抗戰史》中，不能把握抗日戰爭起源的原因。

由以上簡單列舉的幾項中國文化特徵，我們很容易看出今天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周文化。周文化給了我們框架，雖幾經歷史的挫折、三千年的滌盪，即使經過了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王國時代（或叫萬國時代末期）到中央集權制的大一統社會轉型，也始終沒有跳出“天”、“道”、“德”、“易”、“神”的社會政治和社會文化框架。

在今天的人文科學背景下，我們比較中西方的文化觀念。我們比較中亞西亞阿拉伯的游牧文明和我們的農耕文明，我們當然找到眾多我們與游牧文明的相似性。因為無論是游牧還是農耕，都是生產型的農業文化和農業文明。而西方的源頭，希臘雅典民主社會的崛起，都與他們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條件，能夠在商業行為中把埃及農業文明的優勢和兩河流域游牧與農耕文明的優勢結合起來，形成文化學上說的假晶文化。文化的互相滲透猶如寶石的一種成分滲入到另外一種成分形成假晶體一樣產生奪目的色澤和紋理。這就是雅典為代表的希臘文明之所以如此輝煌燦爛的秘密。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只有在西方才出現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秘密。中國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如果沒有西方的文化入侵和文化滲透，這塊被詛咒的大地之上是開不出現代社會的碩果的。

因而我們要反思我們的周文化；反思我們的天下觀；反思我們江湖爭霸、江湖義氣、天下爭雄的觀念；反思我們的普天之下一切都屬於國家的這種文化觀念；反思我們與孩子們的關係；反思我們作為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反思我們的社會與政府的關係，走出我們傳統固有的官家文化（吳思先生語），官家操控一切的觀念然後我們又不得不絕對依賴官家，把官家當作父母的觀念；走出我們的江湖觀念與朝廷觀念；走出我們打天下坐天下的循環觀念。我們為什麼不能像做生意的商人一樣與顧客共存，互動，建立長期的信任與合作的分工關係？我們對待我們上下游的生意夥伴為什麼不能做到各自安好，各盡職責，個人維護好個人門前的雪地的獨立和小國寡民之心呢？為什麼要像斯巴達和後期的雅典那樣一山不容二虎？爭做周遭老大的修昔底德陷阱呢？為什麼不把同行業的競爭（兄弟鬩牆）放在公平公開的原則下像體育競賽一樣有規則地競爭呢？我們比較一下馬蜂與蜜蜂處理兄弟鬩牆、姐妹鬩牆的本性中的智慧，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建立一套蜜蜂式的法制體系來維護社會的運作呢？

只有專制主義者，把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把自己理解成高於人民，自認是統治階級，才會追求國家虛妄的“老大”心態；追求虛妄的“民族主義”心態。當年費希特創造“民族”這一概念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哲學上的推理論證和形而上的演繹過程；這種虛構以後變成“虛擬的存在”的觀念帶給德意志民族的就是我們今天回看的德國作為第二波工業化國家經歷二次大戰的歷史苦難。

當然我們這裡敘述的是中國文化中該擯棄反思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文化。我們沒有提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建築、服裝、飲食、戲曲等等其它文化的優美絕倫。在西風漸進的時刻，我們一切的其它文化都已經全盤西化，而唯有我們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文化，始終裹足不前，甚至拒絕西化。作為迎接西方文化的滲透和發生假晶體文化的自然現象，我們自然也會看到假晶體文化形成過程當中的文化現象的此消彼長。由於華夏大地自仰韶文化晚期就發生了“絕地天通”這一政教合一現象，中國的信仰體系沒有像上邊的列表那樣簡單地循規蹈矩。在進入帝國的中央集權制的秦制以後，各種信仰體系混雜入內，形成了貌似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實質上這種包容性，是在抹黑誣陷商業文化和商業文明的前提下進行的。因這種抹黑，使得西方的商業文化和商業文明進入華夏大地的難度係數增加百倍。它讓我們本該在保留服裝、建築、戲曲等等傳統文化的同時，卻把該保留的丟棄；該丟棄的保留。

最近刀郎的新專輯《山歌廖哉》爆紅；這也是一種傳統音樂和山歌與戲曲文化的回歸而成為流行音樂的現象。它是歷經40年中共的洋務運動以後，在音樂娛樂界普遍受西洋音樂和西洋曲風主宰的情形下對傳統音樂以自然選擇的方式回歸的現象。這種自然選擇的回歸，比人工選擇的、以權力主宰的回歸要好上百倍。我們在做人工選擇的時候，我們是由着我們頭腦中的農業社會的鄉巴佬的價值觀念來區分判斷的；這樣難免無法分辨什麼是“真好”，什麼是“真壞”。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商業革命，我們的價值判斷就無法拿到對工業化社會正確的和有用的東西。毛澤東也曾想改造中國，但他撿拾到的是馬克思的鄉巴佬的社會文化觀念。他重新拾回了西周早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國家擁有一切控制一切的政治制度。他用了農業文化的手段和觀念打擊了另外一些農業文化的觀念和文化。這就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荒唐。（注釋：上古的時候沒有國家的概念；只有類似國家的方的概念，比如人方，鬼方，虎方；上古時代說的王就是今天說的國家；所謂朕即國家。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就是一切財產和資源都屬於國家這樣一種文化概念）

反觀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脫亞入歐運動，她不做判斷地一切都學習西方。讓自然選擇進行好壞的篩選。她們全盤西化的脫亞入歐運動，從1868年一直持續到1929年，以“公車道歉”事件為標誌，結束了脫亞入歐而開始回歸日本傳統文化。

“公車道歉”事件的時代背景是在日本被美國逼迫歸還中國五四運動討要的山東利益，又依據海軍協議限制日本海軍發展以及簽字承認旨在保護中國不受各個工業國瓜分的《九國公約》以後。這讓日本覺得她在國際社會受到或收到不公正待遇。“公車道歉”事件是當時一齣戲劇的情節，在上公交車的時候後邊的人不小心踩到了前邊人的鞋子而行西方的脫帽欠身道歉。而被踩腳的女士要求道歉者以日本的禮節鞠躬道歉。雙方為此事而對薄公堂。戲劇中的法官要求男士對女士行日本禮節道歉。戲劇因這一情節的加入而爆紅當時的日本社會。它反映了日本社會自脫亞入歐以來傳統文化情結的反彈。這個戲劇反映的思潮不僅僅標誌着日本傳統文化又回歸進日本的現代生活，它也造就日本在1931年918國聯接受李頓調查報告後毫不猶豫地退出國聯的事件。

退出國聯後的日本在民族情緒支配下、在軍國主義的以下犯上情緒支配下一路狂奔。今天刀郎的音樂爆紅也有類似的時代背景。它與前些年浙江拆毀教堂和高考停止英語考試等大背景有關。

這樣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社會中的慣性在社會演變中的此起彼伏的波動。傳統與社會演變之間達成的一對陰陽結合的事件整體隨時間的此起彼伏。

在社會演變中傳統保持派的存在可以讓社會改革派的腳步穩健起來；但傳統保持派的力量太大就會讓社會演變的速度慢下來許多。清末的人們相信電報的電流和火車的轟鳴會驚擾我們地下的祖宗；出洋考察回來的人們向慈禧報告西洋的的制度是“利國利民不利君”，作為支持清末洋務派官員的慈禧顯然是放慢了改革的腳步。華夏大地不接受西方文化的惡果是中國工業化的腳步不像日本、德國、美國這些第二波工業化國家一樣迅速在30~40年的時間內完成工業化革命；而是在清末的“改革開放”到中共的“洋務運動”中花費了17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華夏大地工業化成功的標誌性事件是胡溫政府時代的取消農業稅。老百姓不再把交“皇糧”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

中共的40年的“洋務運動”的成就顯然離不開為其量身打造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西方包括日本對其“最惠國待遇”的支持。我把二戰以來世界所流行的一種“地球村村民”合作共贏的意識形態稱為“新達爾文主義4.0”。把世界工廠和製造業技術和資本轉移向日本、四小龍和中國的過程稱為馬歇爾計劃2.0、3.0和4.0的演變過程。

西方的制度真的“利國利民不利君”嗎？專制制度造成的天下大勢分分合合和改朝換代期間的人口殺戮、蟑螂互吃是社會演變的幾種模式中效率最低的制度。猴王、獅王衛冕的行為模式猶如馬蜂社會的分崩離析。而採取依賴群體智慧的螞蟻蜜蜂卻能演變出高效率的文明社會。懂得了大自然賦予我們的這些天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向專制主義的制度和思想意識發出猛烈的炮火呢？

從生物學的知識和角度來講，打江山者的下一代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競爭中，由於從成長階段獲得的資源、獲得的心理上的優勢、家庭的教養和教育、從長輩繼承來的社會人脈和社會資源都比平民子弟多得多，龐大得多；在自由民主競選中得到領導位置的概率自然也比平民子弟的機會多的多，大的多。不僅僅是人類的社會有如此的天道和規律；即使在猴子的社會、黑猩猩的社會依然如此。民主社會通過保障每個人的安全和人權來保障社會的良好運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西方的制度當然也是利國利民又利君。它比改朝換代期間的人口殺戮和蟑螂互吃要好上萬倍。

專制主義者希望打江山坐江山。他們不理解西方社會如何運作就把西方的國家想象成是一個公司。在中共的洋務運動中他們也聲稱“我們家在這個公司也是有股份”的。對社會、對國家、對制度等等這些基本詞彙在概念上的錯誤理解造就他們對現實有一套不同的鄉巴佬的另類的貌似“真理”的解釋。某權力操控者在胡溫的擊鼓傳花時代過去後向大家介紹《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來警告清末的倒台是在預備立憲取得的成就中發生的。用曲解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來警告、恐嚇希冀政治改革的一批人。知識結構的貧乏和對虛無歷史的虛構知識讓他不了解清末的倒台正是他們打江山的後代不願意放棄坐江山的觀念而引起的。他更不會知道他們抹黑的民國早年的軍閥混戰又是如何緣起、如何經由人性的儀式化戰鬥發展成為國共兩黨血流成河的人口殺戮、蟑螂式的在環境惡化情況下的互吃。專制主義者希望在歷史中不被“吃掉”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學習現代人文和人本的知識。

所以，打倒專制思想，普及天道， 普及我們基本的人本知識、人文知識是我們目前面臨的當務之急。不僅僅是糾正他們頭腦中“社會就是一個江湖”的中國文化特有的一種錯誤觀念，讓他們真正理解西方的“社會是同一個物種形成協作關係的一群個體”；更應該讓他們知道，各種各樣的動物之所以要形成社會，原因是協作起來的個體更容易得到其它個體的保護和生存繁衍的機會。國家不僅僅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更不是“一個大的公司”；而是“許許多多的個體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互相協作起來組成的一個超級有機體”。

讓我們協作、合作和團結起來，共同糾正、推翻專制的思想和他們背後的那個從集權到極權的政體！讓我們衝破周文化的框架、迎接賦有歷史意義的、我們這個時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讓我們把“打江山坐江山”的“天下觀”、“江湖”觀念埋葬在歷史的垃圾場裡！

讓我們已經生活在工業化社會裡的人們不再用農業的鄉巴佬的價值觀念來判斷我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