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一路风驰电掣，我和雅生站在钢材堆上，昂首挺胸，自认为颇有几分当年拿破仑指挥千军万马时的雄姿，甚为得意。美中不足的是，这列货车慢慢腾腾，在每个小站都要停留，沿途也就不断有人加入我们的蹭车大军。开出100多公里，还没有到绵阳，车厢里已经是人满为患。只可惜根本无人视我们这两位最先上车者为主帅，气馁之至，再也不敢挺胸。

  风餐露宿一晚，第2天中午货车到达其终点站广元货运车站。犹如历经千辛万苦的一条老牛，列车长喘一声，停下不动了。广元，四川省北部的咽喉重镇，武则天的故居，有许许多多令文人墨客叹为观止的古迹名胜和优美风景。许多年以后，令作为观光客的我流连忘返，但当时却对其旅游价值鲜有所知，因此未做停留，匆匆赶至广元客车站等车。由于武斗的影响，广元车站没有工作人员执勤。下午一辆真正的绿皮火车一声长鸣，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到广元车站，站台上所有等车的旅客，不管有票还是没有票，全部都堂而皇之的挤上了这一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快车。

  挤进车厢里才发现，车里拥挤不堪，椅子背上，行李架上，椅子底下，到处都站着蹲着躺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旅客。时值酷暑，车厢里的空气浑浊难闻。我俩身上无票，对环境自然也不敢奢求，东挪西凑，终于找到一个椅子旁边小空地站了下来。

  列车沿着嘉陵江边飞驰，车轮与铁轨之间发着极有节奏的声响，相较于之前乘坐的那辆慢悠悠的货车，这客车犹如奔腾的骏马，在风景如画的巴山蜀水之间飞驰。没过多久，车厢尽头处几个重庆京剧团的专业演员应周围旅客之邀，开始了一段京剧清唱，演唱的是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后易名《沙家浜》）里面的“智斗”一节。拥挤的车厢居然为他们开辟出一块空地，让这些科班们一招一式地唱念作打。胡传魁的豪爽大气，刁德一的睿智阴冷，阿庆嫂的聪明伶俐，被这几位演员演绎到了极致，丝毫不比原创者北京京剧团那几位演员逊色。随着阿庆嫂最后一句“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嗓音落地，喝彩声鼓掌声几乎能够掀破车顶。我看得那是如醉如痴，万分投入，从那一刻起彻底的爱上了京剧。那两年看的节目，多半都是由红卫兵自己主演的小节目，那水平简直是超级业余。记得有一个舞剧的结尾是一群红卫兵一式弓步，齐齐指向一个龟缩在角落的人大声地唱到：“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你你你，你这个刘少奇。”。看上去就跟骂大街一样，毫无任何艺术成分可以让人欣赏，与此时此刻列车上正宗的京剧表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两年的神州大地，七亿人能看的国产电影，除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就是《新闻简报》，其余的文娱活动几乎为零。现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从1966年到1974年近八年时间里中国没有拍一部故事片，1970年以后成为中国电影头号明星的西哈努克亲王，1967年还待在柬埔寨坐在国王的宝座上面呢。那会儿一部《列宁在10月》的陈年苏联进口片看了不知有多少遍，里面的台词都能一句不落的背下来。此等文化沙漠的环境之下，能在拥挤的火车里白蹭一顿高水平的演出，彼时的心情能不激动万分吗？

  翻秦岭，越汉江，经宝鸡，列车半夜三更抵达西安站。我睁大双眼，环顾四周，紧张万分，担心如同班长D同学一般，又遭到暴徒们查问。谁知竟是无事，也许是上次那个重庆崽儿的一枪，余威尚存吧。客车上没有乘务员查票，更没有乘警执法，一路无阻，第二天抵达郑州。郑州是交通枢纽，很多列车在这里交错，是很多旅客换乘列车的重要车站。雅生牛高马大，做事却是毫无主见，问我作何决策，是继续乘车北上还是转车去江南？本来我的首选地是南京，应该在郑州下车转乘去上海的列车。可是因为在郑州下车的旅客太多，让我们意外的得到了一个双人座椅，高兴万分。在拥挤的人群中站立了一天一夜，疲惫不堪，屁股一落座，那是何等舒服。此时不享受一下痛苦之后的快感，更待何时？加上小时候在北京长大，离开了几年也想回去看看。所以未加思索就作出了决定：“继续走”。听我一声令下，雅生不再言语。停留片刻，绿皮火车又继续北上了。

  有道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当我们沉浸在即将抵京的胜利喜悦之中时，车在保定站停下了。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解放军，正紧张地列队奔来跑去，一副如临大敌之势。我暗想不对，恐难逃一劫，急忙招呼雅生下车开溜。岂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没有溜出站台就被挡住。查问我们，当然是没有票，被叫到一边排队。随即见车上如潮涌般被清下来一大堆人，车厢里顿时空空如也，原来客车里绝大多数都是逃票的人。

  被解放军带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外面一溜的解放牌大卡车。我们被一车一车地拉到市体育馆，那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过了两个小时，大家集合听首长指示。一位气宇轩昂的的解放军中年首长拿起一个大喇叭开始讲话，他告诫我们：北京近来上访者太多，给市里的食宿和交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国务院和军委下令组织部队在保定设防，拦截新来的上访者。大家不要担心，你们可以有苦的诉苦，有冤的申冤，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可以交给解放军，保证送上去。诉完苦出完气以后，大家各自回家，车票由解放军解决。讲话完毕，众人被编成若干个小组，每组十几个人，每个小组有一个当地的义务人员来领导，同时负责大家的吃和睡。不能不承认，组织工作是相当出色的，体育馆内几千号人，居然能够井然有序地轮流学习，吃饭，睡觉。接下来两天，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中央文件，当然就是动员大家回家的文件，然后就是发言诉苦，递交材料，反正是不能出去的，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我俩赴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上访诉苦，因此只是扮演听众的角色。同组四个来自重庆的中学生，发起言来滔滔不绝，声称由于战乱，自己的亲爹老娘或死或残，现在已经无家可归，非要去北京找上级申冤。同组还有一位四川老大爷，声泪俱下地诉起60年代初“办食堂”的苦来。声言自己的生产队里当年家家饿死人，户户嚎哀歌，家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了，因此也要去上访。我听了半天，仍然是似懂非懂，如坠云雾之中。后经人点拨，方知“办食堂”乃“大跃进”之别称。我心中顿时大不以为然，认为老头反动透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可是三面红旗啊，岂能容你在此胡言乱语。两年以后我自己响应毛老人家号召，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亲耳又听了一遍一位老姝的诉苦发言，其内容与保定体育馆里的老大爷所言几乎完全相同，加之生产队两片丘陵上布满了上百个坟头，而且被贫下中农告知里面埋的人几乎都是“办食堂”期间饿死的人。那时才恍然大悟，老者所言不虚，全为事实，实实在在是位思想解放的先驱。

  体育馆内住了两天，首长又召见我们，告知已经为我们每个人办好了返程火车票，当日即乘火车返回。随之，一位解放军战士负责“护送”我们几个四川来的人到车站。进了车厢以后，每个人都有座位，这回我们可是有正规的火车票了。我们让这位战士回去，他坚决不肯，极其认真，极其热情，直到列车开动以后才转身离去。我对他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也为他当时的友好态度感动不已。有车票在身，大摇大摆安安全全地回成都，这一趟旅程也可以全须全尾地完成。可我们不甘心到了北京的边上又离开，车刚停在第一个小站，我们就毫不犹豫的全体下了车，转身登上一列北上的列车，又到了保定。这一次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了六个人，包括那四个重庆学生。这一次保定车站上没有任何解放军拦截，可是我们在一个戴眼镜的重庆学生带领下，又傻乎乎地回到体育馆。我直到现在都没有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首长一见我们又回来了，勃然大怒，使劲一拍桌子，怒斥我们太不像话，声言绝不再接待我们。我们自知理亏，灰溜溜的回到街上。偏偏此时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来，把我们淋得如同落汤鸡一般。此刻毫无心思逛保定府，赶紧冲到火车站候车室，当晚提心吊胆度过了一夜。顺便一提，从那天晚上开始，在火车站里睡觉，带的那张塑料布铺在地上就是床，书包就是枕头，这张硬板床和这个软枕头伴随了我将近一个月。

  第二天，每人买了一张三毛钱的火车票，登上了一辆北去的慢车。三角钱只能乘坐一站地，我们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像以前一样蒙混过关。没想到保定到北京一线查票非常严格，才坐了两站即被查出而被驱赶下车。第一次被驱出，我们直接又迈进同车另一辆车厢。下一站第二次被赶下，所有的列车员都提高了警惕，严把车门不让我们进去。火车开动之后，一个重庆学生猛地冲向列车，飞身跳上车门外的扶梯。其余人见状，个个不顾安危，跟着先后跳上火车，站在车门外的扶梯上（当时的慢车车门外有扶梯可以站立）。那滋味比站在货车的钢材堆上带劲多了，很有几番铁道游击队的风采。没两分钟，一位随车执勤的军代表把门打开拉我们进去。我们担心有诈，不敢进入，他着急万分，连说：’你们既然已经上来了，我就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人命不是闹着玩的！”，其态度无比诚恳，我们只有一一鱼贯而入。下一站当然又被请下去，我们再如法炮制一番。虽说是次次成功，但每次都有人掉队，雅生也不知何时失踪。车到徐水站，只剩下我和另一个重庆学生还健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