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時分抵達北京，下得車來，千恩萬謝司機後，與那五個瀘州學生道別，我倆前往天安門廣場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

  當時的勞動人民文化宮裡面設置了群眾上訪接待處，負責接收來自全國各地訴苦的老百姓所寫的上訪材料，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到了晚上那些接待大廳都不關門，很多上訪群眾都在大廳裡面過夜，或合衣而坐，或就地倒臥，燈火通明，沸沸鼎鼎，熱鬧非凡。我來北京，純粹是臨時起意，毫無目的，根本沒有上訪訴苦之要求，來這裡就是解決臨時住宿的問題。

  前一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從北京領跑。老毛號召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起來造反，破四舊，立四新，而且明文規定部隊和公安機關不得對造反的群眾實行鎮壓，首先遭殃的就是大專院校和中學的那些校長和老師們。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的一群女紅衛兵們將時任學校副校長卞仲耘打死、將副校長胡志濤打成重傷，開了先河，然後迅速擴散。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報道，在1966年“紅八月”期間，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很多為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後來更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面做好二期整黨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殺事件中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北京開了頭，全國跟着鬧。上海大興抄家之風，一開始還主要針對敵特人員，後來擴展為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那些民族資本家有錢人不知道被抄了多少次家，狂被割韭菜，結果比平民還貧窮。成都自然也不能倖免，多年後得知，太座的父母與三哥的岳丈岳母當時都是學校老師，從來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實實做人，照樣被紅衛兵光顧抄家。所幸三哥的泰山大人事先有所預料，將銀行存摺捲起來塞入晾衣服的竹竿裡面，逃過一劫。天下大亂，作為中學生的我們倒是活了一把痛快。1966年10月底，我和同學們一起從成都坐火車到北京，進行了所謂的大串聯，見識了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還於11月3號在天安門廣場受到了老毛的接見。那會兒的大中學生，個個都是小粉紅，沒有5毛錢的補貼，成天還跟打了雞血一樣鬧騰。鬧了一年，全國各地冤假錯案堆積如山，這才引來源源不斷的地方老百姓赴京上訪的洪流，把文化宮裡面的工作人員忙得人仰馬翻。

  我們家在北京工作的親戚，只有姑姑一個人。當年全家去四川的時候，二哥上高中沒有隨行。1965年他考上位於北京玉泉路的中國科大數學系，一直住在學校。可是很不巧，我來到北京的時候，他去外地了。到達北京當天，因為時間太晚不敢前去打擾姑姑，因此和重慶學生相伴，打開塑料布，書包當做枕頭，在文化宮接待處一個空地就地倒下，先過一夜再說。

  半夜時分，坐在我面前的一位外地中年人仍然在興致勃勃的與他人聊天，毫無睡意。我頭枕書包，眼睛一直閉着，不斷地被他吵醒，可是又不好意思打斷他的發言。突然間，一位年輕人跑過來和他爭辯起來，我睜眼一看，只見那人拍拍中年人的肩膀跟他說：“同志，你在公共場所也要注意一下影響，這裡這麼多人，你不穿褲子坐在這裡嘮嗑，實在太不雅觀了。”聽他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眼前正對着的是大叔的光屁股。也許他前面用衣服蓋着，可是聊天聊得興起，忘記了後面還開着天窗。萬沒想到這人還有這等壞習慣，心裡一陣大罵晦氣，急忙換個位置掉頭再睡。

  第二天一早，坐上5路公共汽車來到右安門大街，姑姑在輕工業部工作的宿舍在那裡。以前住北京的時候，姑姑經常來我們家做客，我們也去她家做過客。姑姑孤身一人，不苟言笑，嚴肅刻板，我們小孩子以前都特別怕她。我這次前去找她，也不做什麼太大希望，只是存一絲僥倖心情，看她能不能容我居住幾天。姑姑以前是有老公的，名曰李達，是二野劉鄧大軍的參謀長，第三號人物。抗戰期間在延安的時候，李達經常半夜在外打牌，然後被姑姑前去揪着耳朵拉回窯洞，被眾人傳為笑談。據說“李達怕老婆”這話在延安廣為人知，可見我這姑姑脾氣有多暴躁。解放軍進城以後不久，李達有一次住院遇見了一位小護士，三兩下就對上眼了，出院以後姑姑就被蹬了，所以我是從來沒有見過這位前姑父。

           李達，鄧小平，劉伯承，張繼春 合影  （網絡圖片）

  李達1955年獲上將軍銜，曾經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副總參謀長。不過和另外一個李達相比，廣東話說那就麻麻哋啦。那一位李達才是真正的牛人，人稱文李達，他文革前是武漢大學校長，是真正的中共創始人。1920年8月，李達與陳獨秀等8人共同創辦了共產黨，1921年開一大會議時，老毛從湖南到上海，李達問他是CP（共產黨） 還是CY（青年團），毛說是CY，李達說你來都來了，那就火線加入CP吧。所以儘管老毛自己不願意承認，但是坊間卻公認為李達是老毛實際的入黨介紹人。李達才高八斗，文采出眾，文革初期被整，向老毛求救，無果，1966年8月在武漢去世。

  到了姑姑大院，重慶學生在院子裡等我，我一個人上樓去找姑姑。姑姑正好在家，先是吃了一驚，隨即嚴肅萬分地問我幹什麼來了。我也沒做啥準備，編不出什麼理由。只好實話實說：來瞎轉幾天。一邊聊天，姑姑一邊在廚房給我做了一碗雞蛋面。吃麵的功夫，姑姑的口氣軟了下來，看得出她一直在思索。我心裡冒出了一絲希望，開始考慮怎麼順便把那位重慶學生一起解決了。問完我們家的情況，姑姑攤牌：現在形勢太亂，各家各戶都不允許接待外來的人員，包括親戚，所以她也沒法容我居住幾天。得，空歡喜一場。第二年二哥回成都探親，我給他講了這一段往事，他大吃一驚，說姑姑趕你走是意料之中，但是居然給你下了碗面吃，簡直是天方夜譚。二哥居北京，與姑姑之間走動比較勤，萬萬沒有想到他對姑姑的評價如此之低。也許在他的心目中，姑姑就跟惡魔一樣。

  吃完面嘴一抹，灰溜溜的下了樓。重慶學生已經不見了蹤影，想必是等着不耐煩開拔了。我心裡那是一個空蕩蕩，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變成了光杆司令。沒辦法，逛逛大街吧，晚上仍然去勞動人民文化宮一個人打地鋪。

  在北京的幾天，公園基本上沒有去轉悠，彼時北海公園已完全封閉，成了江青的跑馬院。頤和園也時開時關，因為頭一年破四舊的時候，紅衛兵曾經叫嚷要把頤和園給鏟了，周恩來連哄帶勸才勉強存活。唯一光顧的公園是景山公園，小時候家住景山東街，加上景山公園對小學生免費，所以經常去溜達，1961年在景山公園裡面的北京少年宮前面還和獲得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的莊則棟握了手。景山公園與故宮神武門隔街相望，登上景山峰頂萬春亭，四周俯瞰宏偉壯麗的京城美景，心情稍稍舒暢一些。南看金碧輝煌的故宮建築群，北眺與中軸線一脈相承的鐘鼓樓，西觀同是皇家御苑北海的白塔，東望精巧美妙的故宮角樓，江山無限景，都取一亭中。下得景山，想參觀故宮卻是不得而入。故宮當時屬於四舊，不予開放，有一段時間還成為抄家物資堆放處。據史料，老毛1951年就對北京市長彭真講過，要把故宮給拆了。彭真極力贊成，甚至已經做好了規劃。消息傳出，當時的考古學界，建築學界一片哀鴻，梁思成們悲天哭地。要知道，當年日本兵占領北京的時候，還派兵守衛故宮，以免受到破壞。幸好中宣部長陸定一組織部里所有處長擬寫了一份決議，保留故宮，老毛的提議才沒有得以落實。2006年第1期《炎黃春秋》有一篇回憶文章，講的是陸定一去世了以後，其老家江蘇無錫市的故居要被拆掉修大馬路。但是北京去了一批專家學者和官員，把陸定一故居給完完整整的保護下來，他們當時說的原話是：“當年陸定一對得起北京城，我們今天要對得起陸定一。”。有趣的是，1966年文革開始，第一個被打倒的重量級人物集團是彭羅陸楊，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彭真十分不服氣，喊冤說：“當年我是支持毛主席拆故宮的，陸定一他是主張保留的，我倆怎麼能放在一起？”

  無景可看，當然只能是遛大街逛百貨公司，尤其是光顧一些專營無線電元件的商店。北京畢竟是首都，無線電商店裡比成都的商品豐富多了。計劃中去南京買的無線電元件偏流電阻在北京的大柵欄一家商店裡也有，雖然比南京的稍貴幾分錢，可也忍不住誘惑買了一些。當時萬萬沒有想到，這幾個偏流電阻在關鍵時候救了我的命。

  第3天在文化宮睡完覺起來以後，蓬頭垢面走上長安街。突然一個人大呼我的名字，跑到我的跟前。定睛一看，原來是雅生。失散了幾天再次重逢，兩人激動萬分。相問之下才知道，雅生比較老實，掉隊之後，自己花錢買了車票坐到北京，晚上自然也是無處可居，同樣睡在文化宮地上。

  第4天文化宮接待處貼出通知：大家去北京工人體育場聽周總理講話。雅生和我反正也是無事可干，頂着烈日就去了工體。進了門才知道，大會主題是動員外地的上訪人員回家鄉。這形勢變化得也是真快，去年8月份號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到北京來學習取經鬥批改。今年8月是動員在北京的人回自己家去。和現如今北京開大會的戒備森嚴完全不同，那天的大會雖然有周恩來謝富治戚本禹等大人物出席，結果連門票都不要，也沒有警察維護秩序，超級接地氣。體育場內，看台上坐滿了群眾，底下足球場上跑道上也站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各種造反派組織的人員。幾百面不同花式和顏色的旗幟和橫標亂七八糟豎立在場中，操着各種不同口音的不同派別的人們在球場中互相爭吵和謾罵，好一幅和諧畫面。

  周恩來總理首先講話，講的具體內容不太記得了，反正是奉勸大家回家的。有一句話很清楚：“回去吧，回去吧…”，言語中充滿了無奈和焦慮。文化大革命狼煙四起，要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而且不管大事小事，大多數要周恩來親自出面，就是神仙也招架不住。老爹以前跟我講過：在延安時，他們幾個給周恩來匯報工作，周是耳朵一邊在聽，眼睛一邊在看其他文件，手上握筆不停地在寫東西，嘴巴還要和匯報者交流。幾種器官同時運作而且還不出錯，協調有序，實在是超人一個。可就是這麼一位超人，文革中也幾乎被累垮了。

  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第二個講話，此公講話慢慢吞吞，死氣沉沉，無鹽無味，底下所有的人估計沒有一個人在聽。前一個月，謝富治與中央文革成員王力一起赴成都重慶和武漢去解決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紛爭的問題。7月份的成都和重慶，是全中國武鬥最厲害的兩個城市。由於彼時兩地的保守派組織基本上已經全部瓦解，他們的聽眾都是造反派成員，與他們講話的宗旨氣味相投，所以沒有遇到任何大麻煩。可是到了武漢就不同了，武漢當時有着人數眾多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背後還有武漢軍區的部隊支持。謝富治和王力的講話，由於是支持造反派，引起“百萬雄師”和部隊幹部戰士的強烈抵制。7月20日早晨，“百萬雄師”眾多保守派人員和武漢軍區獨立師8201部隊的戰士們湧進東湖賓館“百花二號”樓，揪住王力一陣拳打腳踢，帶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問。有意思的是，百萬雄師裡面的一個成員叫羅得勝，一開始誤把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上將當成了王力，將陳司令一頓胖揍。而此時，老毛也住在東湖賓館“梅嶺一號”。不知道他當時看到這場景做何感想，是否聯想到了西安事變的華清池？周恩來無法控制局勢，趕緊安排老毛乘飛機離開武漢，落荒而逃，那也是1958年之後老毛最後一次坐飛機。

  第三個講話的是戚本禹，說老實話，他的發言最精彩。因為說話很沖，很符合年輕人的脾氣，所以講話過程中還收到過一兩次掌聲。當時中央文革的4個筆桿子分別是王力，關峰，戚本禹和姚文元，都紅得發紫。來自上海的筆桿子姚文元，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革的序幕，憑此進入中央文革小組。而北京的戚本禹1963年就寫出了《評李秀成自述》，深得老毛欣賞。當年江青的機要秘書閻長貴曾撰文：“那時他（戚本禹）在《歷史研究》雜誌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轟動了史學界。文章大氣磅礴、先聲奪人、文字華美，讀起來使人酣暢淋漓，使人大歷史系的青年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1967年3月30號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大讚義和團，並且第一次不點名地公開指出，劉少奇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風頭一時無兩，遠超姚文元，炙手可熱。可不曾想就在這次對我們講話幾天以後的8月26號，老毛一句話，戚本禹和王力關峰就被一起打倒進了秦城。在那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年代，每個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朝不保夕，全中國只有老毛一個人完全正確。

  三個人講完話以後，全體聽眾一鬨而散。講話有沒有效果，只有天知道。

  第5天，我和雅生分手在北京火車站，他心虛不敢再走了，打道回府成都，順便帶回我寫給我媽的一封信。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朝着心目中的聖地南京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