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去广场

每年，到了六四这几天，我都会自然地回忆起1989年的那个时候，虽然每年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一直不断地在改变。当然，自己也改变了，毕竟岁月如梭。

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这个东西就是永存于内心的记忆。在这个记忆里面，广场上的青年学生们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在记忆里，他们是青春永驻的一代。

他们，曾经是我的同龄人。而如今，他们当时的年龄与我现在的孩子们相仿。所以对我来说，在我记忆中广场上的他们，以前像是兄弟姐妹，现在像是自己的孩子们。为此，我更加怀念他们，为他们而感动。

除了怀念，还有无奈。因为，在新的一代中，似乎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群人的痕迹。

5年前的六四30周年那天，我在三弟陪同下去了广场，为的仅仅是 “怀旧” 而已。

去广场最方便的方法是，乘地铁一号线在天安门东站或者天安门西站下车。那天，西站因故关闭，人们都拥挤到了东站下车。游人满心期待，鱼贯出站，觉得很快就会在广场上漫步和拍照了。

并非如此。

游人们从地铁出站到达地面后，马上被工作人员分流到用栅栏围成的甬道里，俗称“走羊圈”。看上去，排队走羊圈的游人并不多嘛（这个疑问后面有解）。所以，我们并不介意需要排队等待。虽然时已近午，气温较高，等待一会儿也是值得的。

等了一会儿之后，就看出名堂了。

所有排队想要进入广场的人，都需要通过一个临时搭建的安检棚。检查内容包括随身携带的背包。由于没有用检测仪，所以背包里面的东西都要倒出来一一过目。还要检查身份证或者护照。每个护照持有者，还被要求填写表格。举目望去，排队的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大约有一半是外国游客。这就使得安检的进展异常缓慢。

更有甚者，安检工作每隔大约10分钟，就会无缘无故地停下来约20分钟，每次似乎都是在得到某种来源不明的指令之后才能恢复继续进行。

在烈日当空的6月天，如此漫长渺茫的等待非常消耗人的耐心和体能。许多游人在等待了长短不一的一段时间后，会决定放弃入场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开始看着没觉得排队的人非常多，因为许多人，往往是一些外国游客，选择中途放弃了，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本来计划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就不充足之故。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排了大约2个小时的队后，也不得不决定放弃，因为天气炎热，随身带的水已经喝完了，而队伍的进展仍然慢得令人心焦和煎熬。

我相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是那天大部分游人的体验。

显然，这个安检其实就是一个限制人流的手段。对满怀期待到来的游人来说，是一种简单的恶作剧式的折腾。

安检人员很容易被辨认，因为他们都穿着自己的职业制服。他们都带着日常例行公事的麻木表情。除了安检人员，还有一些活跃在安检人员和排队游客中间的便衣人员。可以看出，这些便衣人员在控制着安检人员的工作节奏和其它繁琐的安检细节。另外，还可以看出，安检人员只关注自己面前正在处理的工作，而这些便衣人员也会经常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游人们，特别是当有游人发泄抱怨和不耐烦的情绪时。发牢骚的游人，往往是国内的民众。而老外们，或者是在耐心安静地等待，或者在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在低声交谈，表面上看不出他们的焦虑和抱怨，好像他们对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况已经习惯和适应了。或者，他们至少不觉得今天这种情况很意外和不应该发生。

【画外音】很多人欣赏“入乡随俗”和“客随主便”这两句富含智慧的俗语，虽然有时联想到它们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和自我安慰的情绪。

这些“便衣人”其实不能被严格地看作是着便装的，看一眼就知道他们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几乎同龄的年轻男子，都留着相同的“寸头”（短发），都不带眼镜，都穿白衬衣黑裤子黑鞋子，都听命于一位看上去漫不经心地站在不远处，与这些便衣人有同样着装和发式的中年男子。这位男子，显然是这些年轻便衣人的领导。他的不同之处是，他有着凸起肚子和明显的烟酒气色。他的神态带着阴郁和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感。

记得排队的人群中有一位年长者可能看出这个中年便衣是个“官儿”，就用略微带着湖北口音的话对着他大声说：这样安检太慢了。可不可以快点儿啊？天这么热？

中年便衣人没有回答，只是看了这位年长者一眼，目光带着冷漠和威慑。这虽然只是看一眼，但是给人在时间上的感觉却挺长，因为这一眼让我们都看清楚了和记住了他的模样：脸色青灰、嘴唇暗紫、表情不容争辩。

年长者感受到了这些。因为在这以后，他没有再说抱怨的话。

这些便衣人有着不俗的身份：他们应该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和偶尔被谈论的“国安”或者“国保”人员。

【画外音】国家安全部（国安）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的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大多是穿便衣，而不是穿制服，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所需要的隐蔽性。国安人员主要从事情报收集、反间谍、反恐等工作。国保人员负责国内政治安全，防范和打击政治异议、颠覆、分裂等活动。尽管在某些正式场合或特定任务中，国安和国保人员也可能会穿制服。

这些便衣人的衣着和风纪的统一性告诉了人们他们是什么人。

虽然放弃了排队进入广场的愿望，我们又求其次地决定租赁自行车沿长安街骑行而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在这天留下几张可以回味的照片。

于是，我们在南池子大街南口处租到了两辆自行车后，就沿天安门前面的长安街由东向西骑行。

当进入了广场中的路段时，我们体验了什么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警戒环境。

这些岗位都是由武警和国安国保人员混合值守的。站立着的值岗人员都目光平视、面无表情。可是，我们一旦慢下车速想要环顾一下周围的情况，他们就会发出提醒：“请保持车速，尽快通过广场”；如果我们试图停下来拍照，他们就会发出指令：“此处禁止停留”。

在长安街路段的骑行就是一路上被驱赶的体验：一路上虽然没有“犯法”，但很容易就“犯规”了。

这种体验，令人郁闷和扫兴。

这天，游人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自由活动空间和时间都被挤压到了极限状态。虽然，在这里，空气的使用还没有被限制。

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再到南长街、景山前街、然后折回到南池子大街南口还车子，这样，我们完成了环绕天安门（包括故宫）的自行车自驾游。尽管转这么一圈儿不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但是还是完成了一种“还愿”的情感：我们毕竟用这种方式纪念了30年前的那个不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除了我们内心翻涌的波澜，这座城市仍然像每天一样繁忙、从容、有序地运行着：黎明、白天、夜晚、再黎明，周而复始。

显然，那个充满着希望和社会大众参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显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某种与“人”有关的东西的缺失。

虽然，与这种与人有关的缺失感形成对比的是，在这期间，中国人口数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都大幅度地增加了。

【画外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总人口在1989年约为11.32亿，2019年约为14.0亿，2023年约为14.1亿。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在1989年约为284万，2019年约为4002万，2023年约为4430万。

所以，缺失的不是“人”，而是人的精神，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

今天，人们几乎不知道年轻一代的精神和理想诉求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

也许，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能够让他们发声和表达的讲坛和窗口。

但是，他们曾经争取过吗？

也许，他们在灵魂深处根本就没有种下精神和理想的种子，更不用谈什么诉求了。

为此，许多人已经感到了担忧。毕竟，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一位哲人说：缺失感是存在感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年轻的一代在当今社会活动中的“物理”存在感是不容置疑的。例如，他们构成体量日益庞大的“维稳”行业的主力，包括前面故事中的便衣人群体。

应该反思的是，如此看来，他们正在参与挤压社会大众的活动和生存空间，而不是努力扩大这个空间。这个“社会大众”，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

这，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吗？

这，与30多年前的一代的精神诉求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另外一种体现他们存在的表达方式还没有展现出来。

因为，他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画外音】公允地说，新一代中的一些人，也曾经展现给社会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形单影孤、默无声息地高举着一张白纸。他们可能想告诉公众，自己想说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做法被看作是新一代的一种勇敢的表达艺术和智慧，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诉求和社会存在。是吗？

【画外音】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完全对社会开放的。外地人首次到北京旅游或者出差，都会去广场走走，拍照留念，永久珍藏。北京人节假日，也会想到去广场上溜溜，散散心或者怀怀旧。有时，家里老人也会想到去广场上看看，子女们可以搀扶着老人或者推个轮椅去，都是不难实现的。所有这些，现在都成了留在记忆里的曾经的生活环境。今天，社会大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空间还在不断地被挤压着。

【画外音】一个开放和自信的国家，应该为民众提供一个愈加宽松和自由的生活和生态环境。天安门广场的管控措施，成为考验这种开放和自信程度的指标和示范。

为了怀念，六四，去广场。

为了怀念，或者，哪怕从远处望着。

因为，人生的故事，是由能够珍藏在怀念中的东西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