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極限，覺醒共生

——我為什麼依然支持習近平？

附錄《中國應當有創製自信》、《習近平學不了毛澤東，也學不了普京——從最後一位文革當事人戚本禹逝世說起!》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中國作家恊會會員）

今天（2017年10月4日）是個好日子，我的第一個外孫女在溫哥華出生了！

剛寫完《試論“共生權範式”——怎麼建立基於“科斯忠告”的社會創新機制？》，得知外孫女REBECCA中秋降生加國而獲靈感貫通所思所求，還有話要說。

一、“共生權”事關所有社會階層

在這個世界上，人並不只是以“民族”“國家”“統治階級”“強勢集團”“經濟利益”為固化單位的存在物。如是我聞，那麼“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周期性入局出局成王敗寇的非“自己活也要別人活”乃至零和博弈“你死我活”，從而加劇社會、自然生態背負的惡性循環局面，就難免會出現——這種誰都不能保障自己笑到最後的非人體制，是現時代中國特色之一！

沒有“共生之光”照耀下的“制度-文化-人性”社會重建，人生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就沒有保障——甚至人的基本休養生息都會成為問題！

對政治家而言，問題就是機遇。我相信，一如剛剛踏入20世紀的美國，面臨壟斷、腐敗、造假、環污、暴發戶形象、人心惶惶的問題，出了一個西奧多·羅斯福，進入21世紀的中國，也必將迎來一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翻轉極限、覺醒共生的進步主義新時代。

為此，我支持習近平為中國確立了新的出發點，展開“兩改一走”新政：改變片面接受文革教訓形成於後鄧時代的“集體領導制”或“集體總統制”或“集團政權分贓制”，特別是改變七十來中國叫社會主義卻沒有社會因而也沒有共和的國體政體局面，走“生態統領，共生為魂”的社會元勛立憲共生政體中道政改路線。

社會元勛立憲共生政體，是2003年回答當時人民日報分管理論版的副總編輯謝宏先生關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總結我自己三十年觀察研究思考分析了中國可能面臨的四種前途後，認為最好的一種結局——能不能實現也就打個概率賭了，原是為胡準備，後來證明無論當時官場格局還是胡本人的情況都不可能，但我相信，這“兩改一走”總會有人實施，否則，中國很能避免一場可能比法國大革命更猛烈的社會大革命。

我相信，同齡人習近平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定會有感同身受認知和參與意向！說到改變特權導致壟斷與腐敗兩大毒瘤的“國家資本主義”邏輯最有效辦法和力量，依然要靠沒有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最高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積極主動扶持中國社會成長，重建社會，為實現社會再平衡創造條件，以超越官粹（精英）主義與民粹（草根）主義二元對立格局，在國家政體上建立起公民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動態平衡機制，從而解決“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會（官民）在權控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面前的無助、無奈、無力及無方向感、無安全感、無尊嚴感，並將這一過程用憲政共和制加以鞏固，然後過渡到“社會元勛立憲制共生政體”。

經過這兩年的軍改和19大前的人事安排，“兩改一走”的概率在提高。儘管我多次講習老庚必須從“言必己出”“行必己令”的吃力不討好的“准政教合一”重負中擺脫出來。但早在2009年7月20日，我與於向東<他與陳原用拼音名字的長篇對話在網上曾廣為流傳>的研究院，討論當代中國可能的前途命運時，碰巧電視台正在播放胡錦濤授予馬曉天、劉源、張海陽上將軍銜的現場畫面，他笑着對我說：“錢宏你看，三個上將，子弟兵占倆，這說明什麼？天下歸子弟兵啊，這是早就安排好的。不知老胡心裡是什麼滋味……”。可如今，抱定“打天下，坐江山”的紅二代，或“子弟兵”們不免也和其他社會群體一樣有點失落感——我在2011、2012年他們最得意時，已經作過預言，我對他們說：習老庚一旦掌實權，絕對不會為他們及任何利益集團站台（瘦身去瘤的反腐是必經陣病，但培元固本的制度建設更為根本），而且有條件將近百年來所有政治性“歷史欠債”，一次性還清。去年我還對老朋友戚本禹先生明確說過：“習近平不會做什麼……的接班人，他不會做毛澤東，也學不了普京。”

在這種情勢下，我想，紅二代，或“子弟兵”們，大概會從過去以“主子自居”的天然優越感，回歸正常人的感覺。這也是我這些年一一直對主張“民主憲政”的朋友們經常說的話。所以，他們也許也有“共生權”的需要了——“不捨棄任何人”的“官生、民生恊同生，是謂共生”之共生權範式，不只是草根、弱勢者（泛指“民粹主義”的民粹）的政治訴求，而是包括精英、強勢者（泛指“官粹主義”的官粹）在內的所有社會群體的心靈共生之光——倘若如是，那就再好不過了，畢竟，他們中有一大批素養高能量大的人士！其實，這才是新常態。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提出“共生權範式”，其現實意義和價值，不言而喻。念茲在茲，也就區區一念：先把“兩改一走”，認認真真當作一件事兒辦了，別無他念，什麼文革啦、專政啦、民主啦、君主啦、黨主啦、憲政啦之皮或毛，都不去扯！

這件事辦了，辦通了，一通百達，其他萬般事務，相信社會，相信人民，相信互聯網時代的全生態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創新偉力吧！

二、我為什麼依舊支持習近平？

我的思行定位已經漸漸明朗：若以中國著名佛教史大家王雷泉教授的“三王論”——貫通天地人者為王，人王、素王、法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觀之，我始終讓自己在一個所謂“素王”的本位邊界內思行（決不要做所謂的“國師”），僅僅是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包括“人王”（管政經立法）與“法王”（管信仰道德）在內的人士或組織，成為他們的朋友。這樣，我會感到，既不越位，也給自己留下縱深的生活空間，又普惠身邊周遭生靈的人生。

寫到這裡，我且袒露心扉，我為何至今支持同齡人習近平？但我不稱“今上”或“習大大”，而按我們老家習慣，稱他為“習老庚”。我至今依然支持習老庚的原因很簡單，除了他與我一樣親身走過中國最近這非常態的“前後三十年”，是因為2009年應共青團中央《中華兒女》之約，寫作《思想力——十億分之一話高錕》時，我注意到一件“小事”：

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做了一件富有歷史意義的大好事、大善事，即批准浙江人民迎回他們的老鄉——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出生於中國杭州，1962年9月19日逝世於美國華盛頓）的骨灰，並安葬在杭州市的安賢園公墓。老實說，我特別看重這件“小事”蘊含的象徵意義。如果中國的大學教育要恢復一種我稱之為“三本通學教育”——發現本心的身心靈健康教育、成就本事的博雅通識覺知教育、守住本分的開放全人格教育的傳統，就應當從一個有傳統、有基礎而又沒有現實體制包袱、人事糾結的實體開始——我在鳳凰網、騰訊網發表《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請從恢復燕京大學開始——代<重建燕京大學宣言>（徵求意見稿）》、《重建燕京大學與展開中國教育八大學科建設》。請允許我在此向所有促成這件“小事”的人們表示崇高的敬意！^[1]

後來我到福建培田村幫助農民舉辦“中國春耕節”期間，進一步了解了習近平在福建情況，於是有了三個非常簡單的判斷，這就是：習近平經一位好人的政治培植，做過一件無畏的好事，說過一句共生的好話：

A、遇到一個好人。眾所周知這位好人，就是不惜丟官呵護“鄉鎮企業一枝花”的項南（五十年代任團中央宣傳部長時發簡報提出保護言論自由的辦法而獲罪，被束之高閣二十年）。“精準扶貧”就是項南的政治遺產！順便說一句，為了將帕累托改進與降低恩格爾係數結合起來施政，精準扶貧的內涵需要更新，外延也要拓寬——重在培植內生機制，引入“社區經濟”形態。中國不必搞“福利國家”，但凡涉及直接民生（衣食住行信教醫養）、創新領域（雙創小微企業），除少數行業奢侈品（高檔煙、酒、妝品、飾品、高檔住宅等）外，一律實行用立法的方式“限價格”“零稅收”或“低稅收”和“適當補貼”政策，以改變大量幹部下鄉下基層的傳統做法（不能說沒有作用和收穫，但相對客觀上的“擾民”和迎來送往成本，收穫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外，無論實行直接稅還是間接稅，都必須遏制超級地租（土地財政與房地產金融），將土地資源歸還社會。

B、做了一件好事。即上面講的習在浙江省委書記位上，首肯把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迎回中國，先安置在距“之江大學”（司徒雷登從美國學成回來不久在此任教）不遠的安賢園。須知這可是毛澤東之後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燕京校友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國的遺願，三十年不遺餘力先後給華、胡、鄧、趙、江、胡打報告）都心有畏懼，想做都不敢做的看似小事卻又非同小可意味深長的大事！這件好事，預示了中國執政者將尊重歷史順應民心“依靠人民，重建社會”的智慧與擔當。

C、說了一句好話。這就是2012年7月4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老庚發出“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的中國聲音！順便說一句，象量子纏繞一樣巧的是，就在這一年的1個月前（6月），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這一“共生之音”（音學比聲學、光學更根本，所謂“共生之光”，亦“共生之音”），剛剛由時年92歲的何兆武先生在清華西南區寓所傳到我心裡，點亮我的心燈，並定下作為1個月後全球共生研究院在清華大學舉辦“首屆全球共生論壇”的基調！這句好話，為中國執政者“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預留了“創製自信”無限廣闊的建設空間，也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臻美共生的聲音。

總之，遇好人的機緣、做好事的無畏、說好話的位格，聚集到一個人三十年的歷練成長中，在中國最高領導人中實屬罕見，堪稱一個奇蹟（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文化－人性”運轉機制，幾屬逆淘汰機制！）。這奇蹟的後面，正是那顆“境由心生”的“天地之心”。

我相信奇蹟，因為我的哲學就是“追尋可能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類不會走到同歸於儘自取滅亡，這不，律法之約-福音之約-共生之約，這就來了！

三、轉換政治芯片，克服三大弊端

但習老庚也不例外，自我救贖是必須的：人生在世，“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無論共業、別業，無論官業、商業、民業，只要是業（Karma），包括業因、業力、業果，悉皆救贖修煉，至於贖罪、贖福，內外隨緣方便就好，反正：贖罪上天堂，贖福得共生！

是謂“存同尊異，八教共生”。

我相信，只要中國的謀士智囊或各色經濟學家們，不依舊自陷在“東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廟堂農工商”的意識形態泥潭，中國就會有辦法克服“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帶來的三大弊端：一是“三大壟斷”，即政府除了暴力壟斷（安全保障）和稅收壟斷（公共品保障）之外，還要進行資源壟斷（國民生產生活生態保障）；二是以“集體分權相互掣肘”為特色的所謂“集體總統制”（這是片面接受文革教訓的產物），而非國家政體縱橫上下的機制性分權交互制衡；三是“半統制半市場”的所謂“中國模式”，確保“三大自組織力”（公民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基礎上的在位者政治執行力和公信力。

那麼，怎樣改變中國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不相適應這一根本矛盾？

大前提：一切從心開始，一切從心改變，一切從心出發。

中前提：政治是一種藝術，經世濟民的藝術，社會優先的藝術。

小前提：從《鐵面人》到《鐵面國》，讓社會主義共和國名副其實——如果ROC台灣當局不喜歡“中華民國”這個厚重的名稱，PRC大陸為何不能先接過來？即使ROC當局繼續用，只要承認PRC的存在事實，彼此在政治法理上就沒有問題——再殖入社會元勛立憲制共生政體芯片的藝術。

這裡的關鍵是：

心：好人、好事、好言，三件小事。

政治：俠道知忠藎，禮失求諸野，不動聲色，無需干戈的改變。

名與實：社會優先，三大法典，破解特權帶來的腐敗與浪費，改變政經人文生態環境；經世濟民，三大形態，破解發展硬道理帶來與民爭利的財政死結；生態統領，共生為魂，破解五大衝突，重建世界秩序，走向全球共生，永續和平！

政治芯片：喻指轉換既有思維方式的路徑依賴和價值取向的利益羈絆，讓國人“翻轉極限，覺醒共生”。

政治轉換應當採取“最低阻力原則”。英國1977年版《鐵面人》，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不動聲色未經流血的“政治芯片”轉換故事。

轉換芯片代表：菲利普

基本心性象徵：路易絲

民心官心代表：柯爾培爾

義勇智慧象徵：達達尼昂

上層建築代表：富凱、王后

政治符號象徵：路易十四，轉換芯片後，暴政變太陽王

菲利普在巴士底獄第一次見到路易絲時問：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

路易絲和她閨密談到對路易十四的感受時說：光看他的外貌，我確實很愛他，可是他的內心……

路易絲勃艮弟第二次見到菲利普時：你們倆太不一樣了，我真反感你兄弟。

菲利浦與路易絲在勃艮弟不期而遇旋即訣別：我的心，我的生命都交給你。

路易絲：我會好好保存的。

內務大臣柯爾培爾和勇敢正直的火槍手隊長達達尼昂，實施了一個不動聲色的政治轉換計劃。以下高超政治談判對話，值得欣賞：

菲利普：說說你們的計劃。

柯爾培爾：但要接受一個條件，這次權力轉移應當一舉成功，不能讓外界察覺宮中有任何變動，所以，你要繼續作為路易十四。一直到你百年之後。

菲利普：我是長子應該合法繼承！

柯爾培爾：現在不談合法不合法，這完全是政治需要。政變會加劇國家的動亂。

菲利普：那我呢？我不是路易，我是菲利浦，難道我沒有權利作為我嗎？不，我決不參與你們這一出鬧劇。

柯爾培爾：哦，你這話真叫我痛心。我看到多少人間苦難，而你隱居在勃艮弟，路易的暴政波及不到你，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這麼幸運。就我的僕人安得瑞作例子，他老不開口你不覺得奇怪嗎？他們割了他的舌頭。為什麼？因為這個人親眼看見你生下來，又拒絕說出你的藏身之所。人既然有了舌頭，就要開導人的。在遙遠的阿爾卑斯山有一個莊園，那兒天氣暖和，土地肥沃，有好多奇禽異獸，你可以去那裡隱居，平平安安度過你的餘生，永遠不讓人知道你的王族身份，享不盡榮華富貴，你要走這條路，沒人能責備你。

菲利普：為我，還是為了繼承？

達達尼昂：你理應繼承法國王位。

菲利普：你跟我的父親熟悉嗎？

柯爾培爾：少有的好人。

菲利普：他勇敢嗎？

柯爾培爾：他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善良的人！可你沒見過他。

菲利普：我是他的長子，是他王位合法的繼承者。

柯爾培爾：那繼承吧，不過目前要有耐心，你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個性，逐步抹掉路易的特徵，可現在不行。（菲一直在看着路易絲留下的帶血的手帕）

達達尼昂：那法國就會興旺發達了。

菲利普：那好吧，我同意了。

柯爾培爾：吾王萬歲。

達達尼昂：進去的時候是僕人，出來的時候是國王。

菲利普：還象我自己。

達達尼昂為菲利普化妝瞞過富凱：再敷點潤膚的杏仁膏，在臉上嘴唇上擦點口紅，渾身噴灑點香水，就可以改頭換面，脫胎換骨了。

這個政治芯片轉換的“最低阻力原則”，如果運用到當代中國的政治芯片轉換上來，依舊是實施《以社會建設為中心——重建有社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7.9.7）和《錢宏在DC談和解共生再造中國——改良中國政治行生態的十六個切入點》（2008.2.2）中表達的目標與策略（分別見《中國：共生崛起》P160-165，P234-248，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5），以解決三大弊端。

唯其如此，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才能發揮出“功成不必在我”和“壯士斷腕”的大無畏、大智慧、大格局，從而“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當然，這是PRC的一場“寧靜革命”！

結論還是：堅定支持習近平——中國克服政治運行上的三大弊端以將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由不相適應轉換為相匹配的最後機會！

孞烎2017年10月4日凌晨於復旦大學望道樓39A1

附錄1：

中國應當有創製自信？

今天是2017年12月19日晨，中共19大已在兩個月前開過了，今天，我想說說俄羅斯，說說普京，為去年寫的《我為什麼依舊支持習近平？——中國應當有創製自信：超越“政黨政治”勢在必行》這篇小文補寫一個後綴，把話完全挑明了說。

我知道中、美、歐有許多有影響力的人，不喜歡普京，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葉利欽在俄羅斯開創了一項超越東西方“政黨政治”的偉大制度，到目前為止，還是普京在努力篤行着！

俄羅斯聯邦，沒有集中國民資源巧取豪奪條件下的國家財政包養的執政黨，及其與政府搭配的各級黨組織超行政長官雙重、多重體系，普京照樣可以自薦參加總統選舉！

我就讚賞普京，不用俄羅斯財政養一個超級龐大的黨，照樣可以當自薦總統候選人，這種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不只是制度自信，也是對自己人格魅力的自信，對自己駕馭局勢能力的自信，以及身為俄羅斯人的文化自信——四個自信！

俄羅斯18日正式開啟總統選舉活動，現任總統普京宣布將以“自薦候選人”身份參加大選。如果當選，普京也不需要實際並不靠譜的“自己人官階一統”，照樣治國理政！

我在收入《原德：大國哲學》（2012）一書的《從“中國向何處去？”到“中國何以處世？”的主題轉換》中，經過比較後指出：從政治制度這個根上看，俄羅斯聯邦是現在世界上不僅超越了共產專政實驗，也超越了美國政黨政治的最好的制度，只是她才剛剛開始展開，象個新生代孩子才邁開腳步，看上去難免有些跌跌爬爬，但她終究會很快適應而獨自行走。

美國、歐洲，特別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人好好研究轉型後的俄羅斯聯邦，沒有在意由葉利欽主導，並且冒着極大政治風險堅持要全民公決而非杜馬人大表決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沒有人認真閱讀葉利欽的兩本自傳《總統手記》（1995）和《午夜日記》（2000），更沒有人好好讀葉利欽的反對派瓦寄姆·佩切涅夫寫的《戈爾巴喬夫傳》《普京》。受思維方式路徑依賴和價值取向利益羈絆的美國人、歐洲人和中國人，不了解從葉利欽到普京及其自發的支持者——富有歷史感的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在探索現代政治文明更新之路上的一脈相承。至於普京會不會犯錯（比如“接受”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肯定是個錯誤，都什麼時代了？玩這種把戲！普京在議會拿起筆來的那一瞬間，我也非常失望），他會不會浪費自己的政治力量，大家走着瞧吧！

回到中國的事，我想，再有5年制度建設過渡，2022年時中國的習近平，也應當有這樣的“超越政黨政治”的新制度自信吧？！否則，如果思維方式不改變，就跳不出權力博弈，跳不出權力博弈，就越會囿閉於眼下得失利弊，而看不清方向，就越不能“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只能由着已經成型的思維定勢走，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慣性和惰性，他的力量就浪費了。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們的交談是真誠的，那些社論（參看陳敏編的《歷史的得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也不是虛的，但是，先是抗美援朝後大勝農民、資本家，順利進入蘇聯式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後又在黨內完勝所有對手，早把那點初心丟得乾乾淨淨不說，到後期完全失去了手握至高無上權力的價值目標，剩下的除了權謀還是權謀，這個民族為毛澤東獲得巨大力量——比如文革奪權後毛可以利用自己空前威望，無阻力地實行“全國普選”——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可惜就那樣白白浪費了。那麼，也許中國還需要最後一位英雄，到2022年習近平能不能成為中國最後一位英雄，而不是象毛澤東那樣白白浪費生命！

我並非毛粉，也不是毛砸，但說一句得罪右派朋友的話，我感覺毛澤東在秦制漢儒絞肉機式的中共那一幫人里還算是好的，其他哪一個不是一個比一個更鬥狠且陰毒？！

其實，中國就這麼點事兒。只要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當“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走到臨界狀態時：一個缺乏自組織力的收縮型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主權在官”而內部幫派不斷取而代之的超級政黨派出的疊床架屋擴張型政府，不僅是要縮減政府規模，更要縮減政府行為，超越政黨政治勢在必行。這也是工商文明亦即現代政治文明所謂“以法治國”的根本要義。而且，同是中國人的ROC已經做出了榜樣示範證明中國照樣可以實行“主權在民”的政治體制！我真不相信習近平看不到這種“和尚頭上的虱子”似的事情。

當然，這需要觀念上的徹底改變。

說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2011年國務院一份針對“中國威脅論”說明中國是“和平崛起”的《白皮書》裡，2013年習近平接過了這個概念。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全球性概念，因為它為人類解決“超主權”“超地緣”問題拓展了思維空間。

然而，如果把自然，特別是整個地球生靈特別是野生動物、植物及微生物這些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生靈運行考慮進來，我們就不是要突出“人類”及“以人為本”或“天人合一”，而是要“限制人類文明的足跡”。因而，必須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聯繫在一起來理解。也就是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Human destiny community）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的邏輯延伸和歷史展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基礎和本質屬性。而生態文明是這一歷史邏輯與哲學本質的文明承載形態。我想表達的意思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物質變換”的思想，以及工商文明民族（主權）國家世界秩序條件下出現“雙重斷裂”的判斷，因而需要實現“兩大和解”即人與自然、人與本身和解的方略，到習近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意味着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先得超越現行民族（主權）國家世界秩序,實現“人與本身的和解”，這就是通過樹立“凡事交互主體共生”的觀念，重建中國新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

這就是我為何至今還在支持習近平的原因——中國的事，不就是個“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讓別人過得好的”（live and let live）而不要“自己邪惡，也讓別人邪惡”（evil and let evil）的事兒麼？！

從辛亥革命展開振興中華、民主共和、民生均富三大歷史使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襄生成（長）核心價值訴求，概括起來就是兩個字：共生（Symbiosism）！歷史將證明，中國不僅要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也是全球第一個共生政體的國度！在共生價值訴求下，什麼樣的黨派利益不可以放下？

因而，必須“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

所以，我支持習近平改變思維方式做全民主席，全軍由全民主席統領分駐各地（非出現分裂國家行為，不得干預地方政權運行），不必做一黨的總書記！對大政治家來說，各派夾裏或突發政治、經濟、文化危機事件，乃至社會危機、民族危機、國際危機，非但都不是什麼問題，相反，正是施展大智慧、大擔當、大格局的機會（參看《再訪問遵義，芻議“習近平精神”》，刊《經濟要參》2015年第4期；《社會優先論——特朗普執政，中國究竟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刊《經濟要參》2016年第50期）！

有道是往者不可憶，來者猶可追。無論是站在中華民族，還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更不要說宇宙和歷史長河看，“兩個一百年”又怎麼樣？當“國家政權與資本的結合”，並“由國家掌握和控制經濟”，包括“鹽鐵”“煙酒油電”專營、“土地（財政）金融”、“外匯管控”等成為現實，我們的政體國體不就滑入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權控資本主義”或“官粹資本主義”，而與“有社會的社會主義”遠離了嗎？包括“權控政府（國營）經濟”和“權控市場（民營）經濟”，前者必然導致壟斷，後者必然導致腐敗，是事實，也是應當承認的常識。

當“學而優則仕”（自漢以降士農工商制度文化人性使然）歷史慣性、“資而優則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然）現實惰性成為政治常態，中國共產黨還是馬克思設計的“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性質的政黨嗎？與《The Communist Manifesto》表達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有關係嗎？我問過很多老黨員，包括今天80歲上下任過高職的共產黨員，今天的中共還是1921、1927、1939、1945年時的中共嗎？除了日本人將Communist翻譯過來的中文“共產黨”名稱還是那三個字，完全不是一回事嘛！你叫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哪個初心，哪個使命？延安時期“歷史的先聲”，是不是初心？辛亥革命三個夢想，是不是初心？然而，一旦取得政權，治國即是治吏，進入官場、進入商場，進入現實幫派利益及“官多為患”（張全景）“官滿為患”（劉錫榮）的格局，最後統統都是修辭而已[2]——看一眼中國政府收入（財政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種預算外收入、彩票收入、匯率差價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吧，占中國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億吃財政飯人數+領取養老金人數消耗掉當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這遠非社會財富分配的“二八定律”，而是制度性、結構性的人為的“二八定律”——以其華而不實，不如實事求是。

十多年來，我經常被朋友（包括身為中共高職）問到的一個問題是：“我黨更名為共生黨如何？”而且，當他們講到“共生黨”三個字時，幾乎都是脫口而出。我的回答是，別說更名“共生黨”，先把“共產黨”三個字正本清源了，再說能不能要不要更名的事不遲！

其實，Communist的詞頭Commune，是“公社”（如Paris Commune,巴黎公社）“共同體”，本來就有“（同一地區的）全體居民”之意，Commune: a group of people, not all of one family, living together and sharing property and responsibilities 共同生活、共享財產、分擔責任而並非都是一家人的群體；後綴-ist，表示“具有某種信仰、主義或從事某職業、研究的人”。所以，Communist Party本來就應當翻譯為“公社黨”“全民黨”“全民黨員”，而翻成中文“共產黨”，“共產黨員”，就暗了“共…產”（如“打土豪，分田地”，及被人攻擊為“共產共妻”）之義，一旦奪取政權成為執政黨，就似乎有了“資源壟斷”“公有”“國進民退”集團階級法權和精英主義“官本位”天經地義的意思。

這實在是一個有違常識的悲劇性誤導，而日本人真的就這樣誤導了我們一百年（參看高名凱 、劉正埮、史有為、麥永乾等編 《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版）！

從20世紀初日本人誤譯Communist（“公社”“社區”“共同體”），為中文“共產”；到1980年代在對外經貿關係和談判中，錯譯Reciprocity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people, countries etc. provide the same help or advantages to each other作為機制、原則的“對等”，即“相互交換的原則”或“對等和相互發揮優勢”），為中文“互惠”（不能體現“規制的對等”之意，儘管在優勢不對等情況下，可能在真金白銀之實利上占便宜，但失去的將是可拓展的空間之利）；再到2017年10月18日19大新聞中心19大報告英文新聞稿漏譯中文“共生”（Symbiosism）……似乎構成了一個誤導、錯誤、疏漏的邏輯鏈，造成一個多世紀思維方式上的路徑依賴與價值取向上的利益羈絆，形成中國特色“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終致造成當代不可調和的“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

是時候了——中國亟需更正日本人對我們的百年誤導！中國更需要對外開放的同時，實行全面“對內開放”，以驅動“改革突圍”（突破以“公”兌“私”之圍）和“創新突圍”（既定思維方式之圍）。

以便完成四項歷史任務：全面補好工商文明的課，穩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對內實現全社會大和解，對外樹立魅力大國風範！

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應當有創製自信！

錢宏2017年12月19日補寫。

附錄2：

習近平不再是誰的接班人，更不必再為哪個圈子站台！

——從最後一位文革當事人戚本禹逝世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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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朋友告之：最後一位文革當事人——戚本禹，於2016年4月20日今晨7:58逝世。謹以重刊此文，以志悼念！

Super Order ：

香港明報《文革文膽撐習近平：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一文，雖然有些湊熱鬧，但撇開套上毛主席的名頭可能引來的誤讀，文中引述的戚本禹這些話本質方向上沒有錯——中國特色“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寡頭”問題、“利益集團”問題，亦即今日“權力資本勾兌雙輪驅動”的中國模式問題，在“這一代”必須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現實歷史要求，戚本禹的表述，在當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但是，至於如何解決？就別拿“戚本禹們”的話當真了。習主席，不需要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也不可能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2008年與戚本禹先生相逢於上海

是的，毛澤東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力量的一個領導者。可惜的是，由於他思維方式單一（中國最發達的權謀性智慧）、而價值目標空泛，“十一次路線鬥爭”下來，又造就了他只會使用甚至只相信他個人的權威，“100個秦始皇”依舊是秦始皇啊！

毛主席自然不懂得在當代社會，國家治理上的程序正義這一通約法則，才能避免政治上的隨心所欲帶來的不確定性甚至失控、“無路可走”的法寶。致使他發動文革，最後陷入困（獸）境，既不想當“鍾馗”，又不能繼續“動亂”，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把被他打倒的“閻王”——信奉並擁有“資產階級法權”（張春橋語）者，請回權力寶座。他們自是口蜜擁護不翻案，腹劍取代懷鬼胎，讓包括戚本禹在內的一批批被解放的“小鬼”們——從學生、工人、農民、機關職工，到身邊工作人員及近親等等追隨者作了犧牲－－“被賣了還幫着數錢”，且感恩戴德。

我儘管讀毛主席書長大，但從這個事實中不能不看到，毛澤東骨子裡還是不懂得、也不相信國家進步和治理，真的需要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自身通過一定程序參與，而不是只靠缺失社會底層驅動的黨政頂層設計（必然受主導者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局限，且不說被利益集團綁架），來建立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機制和體制。

在《原德：大國哲學》中，編輯選用的一張合影中，碰巧有戚本禹先生。8年前，我在上海和他兩次見面，都談論到毛澤東，他不大能理解我對毛的評述，認為毛髮動文革的動機，真的是“反對資產階級法權”，這一點我表示認同。

所以，按照他對毛主席的這個理解，戚本禹今天發表挺習的言論，確實寄託了他對習主席的這種想象。

    我使用“想象”一詞，指的是，撇開動機這一層，戚本禹先生很難區分習和毛的根本性的差異。

毛澤東敢於善於發動人民造“資產階級”法權者的反，甚至讓人民“踢開黨委鬧革命”，搞“大民主”，樹立自己的唯一權威，而掌握絕對主導權後，再選擇性地讓被人民打倒的法權者們“歸位”（又讓他們雖偽裝感激涕零，但始終不敢倒毛的旗幟）。

可能是接受文革“大民主”的教訓，習主席現在並不敢發動人民幫助反腐，只在法權內“集權”反腐。這有一定的程序正義觀念，卻不能獲得建立在“底層驅動”基礎上的政治權威（權力並不直接等於權威。當時既沒掌控黨組織又無政府行政權力，能對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動動小指頭”，這是權威！），一旦陷入單槍匹馬孤家寡人（官員消極怠工），很可能招致“利益集團”的對抗（如利用他的話，挖坑下套，隔間人民）和反撲（可憐又可嫌的“四人幫”，文革後期警告或哀嘆過“胡漢山又回來了”）。

    再來，我必須明確指出：習近平也不大可能如戚本禹所願“做不了毛澤東，就做普京”。

習近平學不了普京，是因為普京在俄羅斯的地位，一開始就是尊重憲法並按程度正義獲得。普京總統執政期內沒有挑戰者和陰謀篡權者，又很容易與“寡頭們”、“利益集團”切割，不被其綁架。這得益於葉利欽推舉他時，已經為他掃清了同代人的俄羅斯政治舞台。

所以，普京反腐只要程序正義，就能進行，他的名言是“在俄羅斯社會變革中，有人渾水摸魚竊取了大量國家財富，人問要不要進行第二次革命？我說不用，國家已經承受了太多混亂，但從現在開始，人人都得遵守法律。”他的意思是，如果誰還想繼續渾水摸魚，決不姑息！

依法治國真的是普京的法寶，所以，包括公布官員個人財產，議會通過法案，都不用和任何“利益集團”商量（黑箱操作），按程序執行，一點不含糊！更微妙的是，普京的個人魅力，大到不需要擔任把他推上俄羅斯聯邦總統之位的“俄羅斯統一黨”的黨魁，照樣穩穩噹噹做總統！更重要的一點，經過“總統-總理-總統”選舉輪替的俄羅斯人普京，敢於面對自己的歷史——不再糾結於“黑暗沙俄”，也不再忌諱“紅色恐怖”，更不在乎“改革混亂”，終於在精神上解脫了沉重的過去。這是習近平在思想上和實踐都無法企及的。順便說一句，正如普京總統的政治顧問莫洛夫在索契冬季奧運會期間接受中國學者那小兵採訪在中說的那樣，“中俄文化都具有濃厚的蒙古集權傳統色彩，更貼切的說，都有秦始皇的影子。刻薄一點說，我們兩國都曾經是蒙古人的奴隸民族，當我們不當奴隸時，卻無法擺脫要讓別人當‘奴隸’的壞習慣，否則我們不知道如何統一管理如此巨大的國家。這註定我們兩國在無法吞併對方時，會形成某種聯盟關係”（《俄羅斯與中國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國家》，2014；另請參考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李玉貞）。就是說，基於中俄“文化基因”的共同性，習近平與普京可能成為準結盟的朋友。

不過，習近平學不了毛澤東和普京，照樣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人物－－甚至一位超過普京和毛澤東的偉大歷史人物。我說的是“可能”有機會成為一個歷史人物。

這是因為，對政治家來說，問題就是機遇，問題越大，機遇越好。中國模式造成的當今“中國亂象”，及可能引發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必然會造就一位偉大的政治人物——在一個不需要英雄的時代中國還需要最後一位英雄——來收拾局面。中國的國家大勢，也已然造就了推出這樣的歷史人物的條件，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除卻中國過去三十年通過超高“沉沒成本”獲得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地位，真正的進步，在於社會底層能量的積累！

就在社會能量積累到了展現擺平一切“資產階級法權”、“寡頭”和“利益集團”的整體力量的當口，恰在此時，依然葆有共生紳士理想的習近平（他還在任國家副主席時就說過“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2012.7），站上了“風口浪尖”之位。他只要靜默深思，明心見性，順勢而為，體行共生，中國一念之間可大興（面沒有理由相反），從此走出“秦制漢儒”以來的周期性治亂循環！

我想說，習近平如果非要觀今鑑古，非要向一位偉大歷史人物學習的話，那麼，在堅守自己“人民是我們力量源泉”的承諾前提下，向兩位歷史人物學習，正好可針對性解決中國模式的“亂象”問題。

這兩個人物一是西奧多·羅斯福，一個是葉利欽。

向美國鍍金時代“進步主義運動”時期的西奧多·羅斯福學習，一邊以堅決反腐敗、反操縱、反壟斷為切入點，依靠人民，重建社會；向俄羅斯“天鵝絨革命”時期的葉利欽學習，一邊完善國家政體程序正義，修憲立憲，固本化權。前者為20世紀的美國奠定了“人民資本主義”的基礎，後者為20-21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奠定了“人民尊嚴主義”的基礎。

但是，我必須說明：學習是為了自組織創新，習主席是全民主席，不是哪個圈子的老大，也必將自主創新，別無選擇——習近平不再是誰的接班人。甚至不妨公開聲明：“我是全國人民的主席，不是哪個集團的主席，不會為任何利益圈子站台！”這就是：毫不含糊地向特權宣戰！

剩下的事，諾大的中國，三十年積累的政府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公民自組織力，擺在這裡，習主席只需運用好“新三大法寶”即——第一大法寶（方向感）：存同尊異，重建社會；第二大法寶（安全感）：瘦身去瘤，降本賦能；第三大法寶（幸福感）：生態統領，共生為魂——而無需“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地吃力不討好，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願“共生”智慧用於中國內部政策實踐中，落在立法、行政、司法制度建設行為上！造就公民、社會、政府三大自組織力相互制衡（管子）共襄生長的法權環境，中國的一切復象、亂象，都請相信“這一代”必將擺平！

唯其如此，我相信什麼樣的人間奇蹟都能夠創造出來。

當然，他能不能一以貫之，這是他自己的福報，也是中國人能否儘快修復社會正常機能的關鍵一步。願習主席好運！願中國人好運！願中國與世界，共生吉祥！

陽子2016年3月2日於北京10號線地鐵

（看此文，請索要已經被鳳凰網連續刪除的三篇時評錢 宏：《再次呼喚中國的“社會元勛”——中國人正常生活的復原，也許得從假託開始做起！》、錢 宏：《共生政體：從革命黨、執政黨到“服務黨”的歷史轉變——中國政體改良的中道路線圖芻議》、錢 宏：《權力-共生思維驅動政治創新》或《中國“這一代”的歷史使命！——對一種“精闢評論”的評論》作為參閱文稿）

[1] 今天收到朋友發來小萬工的《紀念那位用一生假裝愛中國的校長》，好一個“假裝愛中國”，想起司徒雷登，我不禁又是未讀先泣！我為寫出這種文字的文化悲哀，我為作出種武斷的制度悲哀，我為變成如此扭曲的人性悲哀！旅法文化人類學家於碩女士，見此，在朋友圈轉發題記：我的朋友“共生”思想家錢宏轉發該文時說“未讀先泣”，極度悲哀，因為那篇“別了，司徒雷登”出自“偉大領袖”之筆，以一種暴君的冷漠速凍了一個時代對善和愛的感知，全個民族心靈荒痹，寸草不生。感懷於作者小萬工這代人，竟是稀少者大夢初醒，為恩將仇報的歷史黯然神傷。他白描般的文字卻唏噓傷情：這個創建燕京大學時被譽為“舉世無仇敵”的人，最終卻落得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淒涼晚景。我想起2012年4月29由郎遙遠、祝明富二位好友陪同在杭州市安賢園司徒雷登墓前，即興改詞唱出《司徒雷登之歌》。6月8日上午，我到清華園拜訪翻譯家何兆武先生，與何先生討論“共生思想（Symbiosism）為何是今日世界之必須？”，何先生興味盎然地告訴我，正好英語短句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可以用來作為是否擁有共生智慧的通俗表達。何先生這一解釋，我邃又念及終生篤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而“舉世無仇敵”的燕大校長司徒雷登。謝過何先生出清華園，午後又至燕園尋訪臨湖軒，再唱自命的《司徒雷登之歌》。

[2] 關於中華帝國體制治亂循環的問題，既非亞當·斯密“停滯論”，也非孟德斯鳩的“專制論”，也不完全是黑格爾“流氓坐贓論”，用耗散結構自組織理論視之，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唐政治家、史學家杜佑《通典·官職典》（中華書局，1988）中就指出，而到了宋代幾乎到了無可救藥地步的“冗官、冗兵、冗費”，亦即馬克思指出的“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幾乎成了中華帝國體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