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關爾佳來稿

電影《懸崖之上》上映之後，輿論場上十分熱鬧。

人士熱捧，說它是“諜戰片的巔峰之作”；“是國師精心製作的諜戰傳奇”。

民間行家吐槽，甚至一下子點出故事情節中的22項紕漏。

熱捧的文章，層層加碼，見諸於各大報刊雜誌。

批評的文章，連篇累牘，只能在網上竊竊私語。

我已年滿九十二歲，沒有力氣踩，也沒有心思捧，只想遵照清代戲劇家李笠翁 “審虛實”的教誨，就事論事，加以剖析。

然而我把此文寄給幾家文藝評論刊物，一律不予理睬。

我不得不走後門，投給一位主管報紙副刊的好友。他的回答是：“你的批評立論堅實，依據確鑿，我完全贊成。但是上面不讓批評這部片子。” 

我認為，他說的那個“上面”，是公然違背總書記的指示精神：“發揚藝術民主、學術民主，尊重藝術規律，尊重審美差異，反對胡編亂寫，粗製濫造，建設性地開展文藝評論。”

《懸崖之上》的主要情節是：蘇聯當局把他們培訓的四名中國特工空投到東北邊境，讓他們到哈爾濱去把證人王子陽接回蘇聯，向國際社會揭露日寇製造細菌武器的罪行。

影評界一位權威人士說，本片是“依託真實的歷史事件，揭開了被我們所忽視的歷史，是一段在戰亂紛爭的年代不為人知的故事 。”

說它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卻沒有任史料能夠證明。

此事之所以“不為人知”，是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

誠如葛劍雄先生所言：“ 歷史的最高道德，就是追求真相 。”

當時的蘇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德國，所以喪盡天良和日本勾勾搭搭，求得解除後顧之憂。因此，他們絕對不可能秘密派出小分隊，到哈爾濱去接回人證，向國際社會揭露日寇滅絕人性大搞細菌戰的罪行。

根據如下—— 

△ 1931年 “九一八” 事變之後，日寇很快就打到蘇聯的家門口，世人都以為蘇聯必將出手牽制日軍。相反，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公開聲明：“蘇聯不干涉、不介入滿洲事件。”

△1932年11月14日，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召見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向日方保證 “蘇聯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不會援助中國軍隊或干預滿洲局勢。”

△ 1932年1月21日，國際聯盟要求蘇聯派代表參加調查團，蘇聯外長予以回絕，主動放棄了公平取證，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的權利。

△李頓調查團原來計劃從法國乘火車，經過蘇聯，用不了半個月，就可以直接到達滿洲。可是莫洛托夫拒絕調查團取道蘇聯，結果李頓調查團從法國勒哈弗爾港出發，經過倫敦到華盛頓。再到日本東京，繞來繞去，四十多天才抵達上海！日本趁此時機攻陷錦州，占領東北全境個，宣布成立滿洲國，生米做成了熟飯！

△ 1932年4月6日，蘇聯高層向駐哈爾濱總領事M·斯拉烏茨基發出指示， “李頓調查團如果提出要求，讓你館證明關東軍的侵略行為，你們要避而不談。”

△ 1932年9月23日，蘇聯外長同意滿洲國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亞等城市派駐領事官員，等於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

△ 1932年9月蘇聯決定，不允許中國從歐洲各國購買用於抗日的軍火過境蘇聯。

△ 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大約有幾千名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指戰員，為了逃避日本討伐隊的清剿，進入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蘇聯當局制定<№00693>法令，要求立即逮捕所有越境者，關入監獄或集中營，強迫他們當伐木工或礦工。1936-1937年夏在哈卡斯自治州當伐木工或礦工的中國游擊隊員均被打成間諜而被逮捕。

△ 1933年，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Л.М.加拉罕與中國大使顏惠卿會晤時說：“我們允許滿洲國在我國境內設立五個領事館，這個數目與我國在滿洲的領事館數目對等。”

△蘇聯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抗議，主動將中東鐵路轉讓給偽滿洲國。1935年3月23

日，偽滿洲國以1.4億日元獲得了中東鐵路所有權。

△1937年秋，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密派特務粟三茂二，重金收買了蘇聯遠東軍少

將安德烈耶夫。當抗聯第6軍負責人陳紹濱從蘇聯返回中國前夕，安德烈耶夫佯稱代表蘇方，邀請抗聯派重要指揮員過江與蘇軍進行密商。中共滿洲省委派趙尚志於1938年元旦進入蘇境，克格勃竟以“非法越境”的罪名將其關押，矢口否認有過邀約入境會唔

一事。趙尚志不斷申訴，直至給斯大林寫信，仍被關押了一年半才被遣送回國。

【1941年斯大林與松崗洋右合影】

△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日蘇中立條約》，聲明 “蘇聯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簽字之後，日本外長松岡洋右對斯大林說：“條約已經簽訂了，我不說謊，如果我說謊，我把腦袋給你。如果你說謊，那我一定會來取你的腦袋！”

斯大林臉色陰沉地回答：“對我國來說，我的頭是重要的。你的腦袋對你們國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都小心地讓腦袋長在肩膀上吧！” 

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乘火車離開莫斯科的時候，身為國家元首的斯大林親自去送站，斯大林與松岡洋右還相互擁抱，以示友誼非常牢固。

1949年12月，毛澤東坐火車到達莫斯科，前往迎接的最高級官員是莫洛托夫。

然而，日本外相松崗洋右訪蘇時，斯大林卻是親自到車站接送，兩相比較，一冷一熱，親疏程度顯而易見。

我羅列了蘇聯的一些陰暗面，並不否定蘇聯從1937開始對中國抗戰的慷慨援助。

蘇聯在和日本之間屢發齟齬期間，曾經提供大量武器和軍備，派遣軍事顧問和志願

飛行員，先後提供了1250架飛機，向中國飛行員教授駕機技術。 1937年在上海擊落了兩架日機，擊沉日軍七艘軍艦。 1938年他們總共在武漢上空擊落了47架日本飛機，摧毀了台北機場上停放的40架日軍飛機，有200多位蘇聯飛行員在中國戰場上獻出了寶貴生命。 

出人意料的是， 1938年4月，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渠道，請求斯大林召回在華對日作戰的蘇聯飛行員。蘇聯領導迎合東京意願，逐步履行了這一請求。

由此可見，《懸崖之上》背離了客觀存在的歷史，編導隨意憑空臆造。

我用了“隨意”二字，基於以下事實：

第一點， 影片中的核心事件是尋找王子陽。

事實是，1933年中秋節，王子陽逃出日寇細菌試驗基地背蔭河，加入了趙一曼率領的抗日隊伍，而後擔任抗聯第三軍第六師的代理師長。1937年3月，王子陽在木蘭縣的拐把橋戰鬥中光榮犧牲。編劇憑什麼說他一定在哈爾濱？況且，王子陽當時根本沒有機會到蘇聯去充當人證？

第二點，本片的故事情節與國聯李頓調查團毫無關係，如果為了“添彩”加上這件事，只要花上幾分鐘時間，點一下《百度》便可查明，李頓調查團是1932年5月9日抵達哈爾濱，在馬迪爾飯店下榻，滯留到5月21日，便返回北平。然而編劇卻信馬由韁，不屑一查。

五月的哈爾濱正，冰雪消融，紫丁香怒放。李頓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親愛的，哈爾濱的黃昏，還是非常熱。”可是在影片中卻是了“鵝毛大雪漫天飛舞，夜幕下的冰城，如一幅蒼涼的畫卷緩緩展開。”

第三點，李頓調查團在哈期間，日方派遣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坐鎮哈爾濱，竭力製造安樂、祥和的假象。由幾千名日本軍警、憲兵化裝成滿洲國民，埋伏在市區各個角落晝夜監控，唯恐出事，給“王道樂土”抹黑。而影片中的科長高彬竟率領一群偽滿警察，在李頓調查團駐地道裏區，多次動用真槍實彈，打得火花飛濺，烏煙瘴氣，這個高

科長和他的部下活膩味了嗎？

第四點，在偽滿洲國，凡是取締反滿抗日團體，拉攏知名人士，搜羅漢奸土匪，抓捕間諜，清剿國共地工和共產國際情報人員，攔截破譯可疑電台信號，派遣特務漢奸打入反日武裝潛伏，搜集軍事情報等等活動，均由日方直接掌控，絕對不會把破獲此案的指揮權交給一個華人科級幹部。影片中警察署的偽滿小科員，每人都配備只有日本將校級軍官才有資格乘坐的專用轎車，編導的隨意性令人驚訝！

第五點，這部影片的副線是尋找男主角失散的孩子。作者硬要把馬迪爾確定為孩子

必然出現的地點。事實是，李頓調查團在哈爾濱期間，馬迪爾飯店周圍兩千米內布滿

明崗暗哨，不要說要飯的孩子，就連偽滿公職人員也不允許在周邊逗留。

第六點，退一萬步說，就算存在這個“烏特拉行動”，也沒有必要大費周折，胡亂折

騰。因為在駐哈爾濱的外國領館中，蘇聯總領館地位特殊，同日方關係並不緊張。總領事M·斯拉烏茨基能量很大，控制着大量白俄眼線和秘密特工，如果蘇方確實需要尋找一名人證，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手到擒來。

第七點，“烏特拉行動小組”里的王郁和楚良，以駐滿洲國的羅馬尼亞大使館為掩護進行撤退，暗示是大使夫人救了他們。姑且不去探討大使夫人的政治背景，但就時間地點而論，也整亂套了。羅馬尼亞1940年12月才跟偽滿洲國建交，怎麼會進入1937年的故事？大使館設在偽滿首都新京（長春），怎麼跑到哈爾濱來啦？

附帶說一下，影片中解釋 “烏特拉是黎明的意思”。其實，俄文的烏特拉（утром）是指早晨；黎明的俄語是Рассвет，兩個單詞不是一碼事。                                

張藝謀就這部影片答記者問時說：“要想拍好主旋律，關鍵要素是要‘落地’。越是講述偉大的理想和目標，越要把人物故事刻畫好，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而《懸崖之上》的人物和故事都沒有“落地”。

編導恰恰是在走“捷徑”，匆忙草率地製造“大片”，簡直到了“蘿蔔快了不洗泥”的地步。

如此胡編濫造、漏洞百出的影片，卻被捧上天，授予大獎。捂着蓋着不許批評，這究竟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