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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病急亂投醫——當代國人,亟需完成三大認知改變
送交者: 孞烎Archer 2024年10月12日01:23:4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當代國人,亟需完成三大認知改變

 

——宏觀故園之日記三則

 

Archer Hong Qian

 

 

能夠把各種槓桿、理性工具和Trust組織,置於共生思維的新範式、新語境、新生態之中True地運行起來的國度、國人,有福了!

 

——摘自《Symbionomics》

 

認知改變

 

署名“老喻”寫的《扭轉國運》中所描述實況,體現了一種“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的精神,如果能就此召開一次公開透明的“國是會議”或“新制憲會議”討論,並進行“全民公決”,相信不難形成一種當代中國的“國是新共識”——將世界政治文明五定律置於共生思維方式的語境和踐行(共生理念參見19大、20大政治報告)之中。

 

這國是新共識,具體說,就是十個字:文明五定律,共生新範式。我這裡就此,提出三大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

 

首先,當代中國人要明白,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就是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政治經濟組織行為中,各種“既要、又要、還要不可能三角悖論”(比如“既要黨政特權,又要經濟高增長,還要高人權”,比如“既要權力管控,又要市場自由,還要超高價值承諾”)政治話術,之所以導致各種尷尬局面,蓋源自於“風波”之後,曾經自以為得計的中國特色 “漸進式改革”——其底層邏輯是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政治正確偏蔽下的精英聯盟“悶聲發大財”——胡溫2003年一上台,就將其稱之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足改革”,從根本上割裂了政治經濟體制的直接相關性,這種割裂的代價,就是如今走到其臨界點(閾值)必然在政治經濟文化行為上出現的倒行逆施(這並不能簡單歸咎於某一個人所為。參看《中國:共生崛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所以,縱觀胡溫十年,始終無法完成設定任內“調結構、轉職能”(結構性失衡)的歷史任務,以至於2013年兩會結束,溫家寶作為總理在最後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時,心情沉重地發出那句既振聾發聵又實實在在的大實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還會得而復失!”

 

這“溫氏大實話”(或“溫氏憂患”),背後的歷史惰性和慣性,就是贏者通吃資源壟斷政體下的“槍桿子、筆桿子、秤桿子、印把子、錢袋子”五子登科的共時性存在(順便說一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謂生產關係“五階段論”,根本不成立);而打破“五子登科”的底層邏輯——療愈“溫氏憂患”的因應之道,就是超越“東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廟堂農工商”的世界政治文明五定律的歷時性顯現:

 

1、私人產權神聖不可侵犯

2、公民生命神聖不可侵犯

3、主權在民神聖不可侵犯

4、程序正義絲毫不可馬虎

5、官民契約遵循對等談判

 

現代政治文明五定律,都是鮮血和智慧換來的!私產權,不可予奪,來自光榮革命劃分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的邊界,明晰了孰公孰私;生命權利平等,來自基督教;主權在民,限制王權,三權分立,來自大憲章運動、因人性本惡的啟蒙運動(英—法);程序正義,多數一致,保護少數,來古希臘、古羅馬;官民契約義利對等,來自日耳曼蠻族族人血性關繫結構、美國第二憲法修正案公民擁槍權。

 

世界文明五定律,概括為一句話,就是以規則為基礎和以Live and let live語境為導向之生活方式創新與再選擇!

 

其次,當代中國人要實行文明五定律,還必須在觀念上打破千百年來中國特色“公私混淆”的政治道統,繼不徹底和不爭論的“資源配置”(1984)和“姓社姓資”(1992)討論之後,徹底澄清“孰公孰私”問題上的邏輯混亂(見《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打破此道統,澄清此混亂,世界政治文明方能在東方大地闕立。

 

 

最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當代中國精英必須超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和以主體(Subject)自居而視他者(她、它、祂)為客體(Object)的“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而“自我膨脹”的偏蔽認知,及其慣性和惰性,樹立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哲學認知(範式、語境)。

 

願當代中國人,秉持Passion、Vision、Mission、Action四大品性,勇敢地書寫自己的歷史新篇章,而不再繼續被歷史書寫(參看http://symbiosism.com.cn/8565.html)!

2024.8.23於Vancouver

 

 

時代背景

 

有朋友傳來許小年換馬甲式《用赦免和贖買打破國企壟斷》,很有趣,問題是什麼時間寫的,我想起碼是13-21年前說的吧?

 

任何改革,都有一個改革的社會心理氛圍,特別是改革的官場心理氛圍。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就有人提出“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我也寫過類似的文章)的策略。

 

13-21年前,中國有一場“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其背景是,胡溫上來和中國學界,發現中國所謂“穩健的漸進式改革”,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足改革”。人們接受兩種教訓:一是俄羅斯丘拜斯國企“休克療法”(把國企資產分成若乾股份,職工、領導都拿一份,結果企業停擺,多數職工出賣手中股份,壟斷變成了新寡頭);一是朱鎔基一刀切的國企改革(職工一律下崗成“世紀之痛”,領導留下做MBO,變相侵吞了全部資產)。這才有了新世紀初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性質的所謂“赦免和贖買”的策略考慮。

 

但是,在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書記市長市場經濟”(或“半統制半市場”)+2001年加入WTO獲得“15年保護期”條件下,根本不可行,也沒有必要行(已經從世界經貿中賺得盆滿缽滿)。

 

所以,才有了後面“加入世貿組織15年保護期到期”(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15-06-18)後,歐盟、日本分別提出報告鑑定“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2016年Trump上台,發現中美貿易大幅度逆差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反映在分配機制上,就是工人收入過低,政府部門及其依附的私人部門,拿得過多形不成真正有效的“消費市場”)。於是,有了繼胡溫之後,美國總統Trump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海湖莊園會面伊始,就提出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為前提的“100天準備”歷時兩年多的“貿易談判”,卻不知什麼鬼,代表習的劉鶴跟代表Trump的萊特希澤談了十二輪的成果,被突然破裂!

 

於是,有了2018年的“貿易戰”開打和後續的所謂“中美脫鈎”進程,包括多重原由導致的外交孤立,而在中國國內,也有了倒轉的“國進民萎”,以及所謂的經濟整體上的“內卷”和看不到扭轉希望的“經濟衰退”,加上三年疫情舉國“清零”與突然“放開”,所謂“報復性增長”期許完全落空……今天中國的經濟,已經遠遠不是什麼“打破國企壟斷”問題。

 

是什麼問題?用在“意見(文件)治國”慣性惰性套路下催生的“意見領袖”的話說,是“國運”問題!

 

切莫病急亂投醫

 

說說一個聊天記錄里的兩篇文章和一個評論。

 

前一篇文章《重大消息來啦!央行竟然開始下場買國債了,這可不得了》,署名“張總”。很誇張,卻只是拋出一個模稜兩可的刺激誘餌,是類似“飛龍在天”或“潛龍在淵”式的巫術思維,以表面有“相”(美聯儲發幣政府發債 刺激經濟生產消費生活之Live and let Live)的比較,來解釋相(中國人行發幣發債刺激經濟之貌似Live實際卻未必and let live),忽視了相背後“主權在民”與“主權在官”的社會運行機制,不但不能促進經濟運行基本面的好轉,而且會擴大給權力資本操縱留下一堆似是而非,乃至以非為是的選擇空間。

 

 後一篇文章《一旦美國宣布巨額國債全部作廢,世界將會怎麼樣?專家:自廢武功》,署名“關權教授”。和前一篇文章一樣,只是除了巫術思維,更是價值雙標,結果把同一種政策工具的是非、正反、好壞、善惡、美醜、黑白全都混淆顛倒了!

 

評論者旅美華人金建方,是參加過第一屆、第二屆“全球共生論壇”(2012、2013)的老朋友,他的評論,說出了金融工具的底層邏輯,澄清了一些中美國情的真相,有利於幫助我們PRC國人根據自己的生活實相,對中國出台和使用政策工具可能產生效果的預測力鑑別力的提升!

 

但是,我要說的是,誠如日前老喻(扭轉國運)、6年前高善文(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15年前任劍濤(中國不是平民的共和國而是主權在官權力壟斷的共和國)們所言,中國目前多重問題或遭遇麻煩的疊加狀況,是內政體制,是國際關係,是國運問題,是政治經濟文化組織“病態”行為問題,怎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了得?!

 

退一萬步看,就算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加息/減息、賣債/買債、做多/做空等等金融工具槓桿問題,更不是GDP總量問題,而是國人的收入、邊際成本和生活信心問題,也是“塔西佗陷阱”(國家公信力)問題,說到底,即國運問題——比如在所謂“共同富裕”的名義下,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收拾所謂“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結果讓中國40%以上的外匯、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嚴重受挫而經濟萎縮;再比如央行親自下場刺激股市、樓市(“張總”文章),結果必是收割老頭、老太太,讓他們更加不敢消費,特別是80、90後甚至00後青年,如果被收割,中國生育率將加快負增長,直接影響中國的未來。

 

國運共識

 

既然是國運問題,那麼,解決、解困、改運之道,當然就根本不是採用什麼政策工具,而是國人對產生和造成目前問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本身的偏蔽問題,及其偏袒權力-資本的體制機制,必須有明確認知和參與改變的願力和共識!

 

 一句話,我們PRC必須經歷一翻政治經濟組織行為上的脫胎換骨,才能如是我聞,“扭轉國運”!

 

 

而且當今世界,改變的方式,在世界範圍的可見經驗上,要麼象阿根廷米萊總統,或克羅地亞米拉諾維奇美女總統那樣“自上而下”的方式,要麼象孟加拉學生運動推出諾獎得主尤努斯那樣“自下而上”的方式!

 

 

當然,作為幾十年目睹親歷和探索PRC國運起伏的共生論者,我深切而熱情地希望出現一個“上下、左右、官民、內外”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ive Symbisism)驅動的態勢!

 

當代中國之國運,取決於國人能否形成“三大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的國是共識了。

 

“謙虛的人,有福了!”

 

Archer 孞烎

2024.8.30-31晨於Vancouver

 

作者單位:

多元共生基金會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Foundation (CANADA)

上海聯合國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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