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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認識的幾個台、港學人
送交者: 萬沐 2024年11月03日12:46:1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加拿大高校文學社“新家園 新人生”徵文


我在加拿大認識的幾個台、港學人


萬沐


台灣人、香港人自然都是中國人,但是由於長期的區隔,卻和中國大陸人在精神內涵上有比較大的差異。在加拿大,由於工作的原因,我和一些來自台、港的學人有較多的接觸,有些還是來往頻繁的朋友,有着很多的精神共鳴,但發現,來自中國大陸的很多人卻對他們有不小的誤解,甚至把他們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對立起來,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大的誤會,而且對華人的團結也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現在就把我和台、港學人接觸過程中的一些往事寫出來,既是對我們私人友誼的回顧,也讓大家對他們的精神世界能有進一步的理解。

我最初來到加拿大的時候,在北美時報社工作,當時我為報紙開辦一個《名人訪談》的欄目,每周一期,採訪了加拿大很多的華人名人。

這裡先講訪談欄目里的一對台美夫婦: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的丘慧芬教授和杜邁克教授。丘教授是台灣當地人,杜邁克教授是美國人,他們組成了一個台美結合的家庭。杜教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代政治,丘教授研究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我採訪他們,是因為他們經常上加拿大新時代電視的《兩岸三地加國情》節目,對於台美關係、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中國的政治發展有很多獨特的見解和良好的建議。這對夫婦一個是滿頭白髮、滿臉胡茬的白人,另一個是台灣口音比較明顯的華人女學者,他們的表達都很溫和理性,在當時的華人社區影響很大,也令剛從中國出來的我耳目一新。由於他們人在溫哥華,於是我就採取了電話連線的方式進行採訪。

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只記得我那次的採訪,首先對他們的教學、科研內容做了一些提問,接着就問到了兩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他們都表達了深切的和平願望,同時也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其次,還提到了西藏問題,杜邁克教授當時講到一個觀點,說鑑於自然環境的原因,西藏其實根本就無法獨立,但中國人一定要處理好和西藏人的關係,這樣才能有持久的穩定,這句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我還問了他們華人在國外應該如何與當地人相處,兩位教授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在生活中照顧對方生活習慣的一些瑣碎有趣的話題。

他們夫婦在採訪中都非常友善,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而且我感到,他們對大陸的情況也很熟悉,比如對四川綿陽的基層選舉實驗非常了解。我此前不久就在四川工作,說起來很多事我當時還不知道。閒談中,丘教授還問我老家在大陸哪裡?結果我一說,她馬上就是一陣讚揚,並順口朗誦出了三千年前描寫我家鄉的幾句古詩,令我感動,也可見她文化根底的深厚。

這篇採訪登出來後,還是有一些影響,但也有人質疑我為啥採訪他們,可見大陸社區華人對對岸的同胞疑慮還是很深的!當時我剛到加拿大,到底是去工作,還是去讀書?一直是個疑問,由於丘教授的研究領域和我在國內的專業接近,我還打電話諮詢過她,她幫我做了仔細的分析。

2005年,加拿大設了一個“袁惠松文學獎”,我是評審委員會主任,就邀請了丘教授擔任評審委員,丘教授爽快答應,並對我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

幾次聯繫下來,我對丘教授和杜教授的印象一直都很好,現在看到丘教授依然在講中國文化方面的課程,而且前幾年還將余英時教授的傳記翻譯成英文,這也是完成了傳播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工程,令人敬佩。

我接觸到的第二個台灣學人是古偉凱先生。古先生是星島日報的總編,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一些,不到六十歲,頭髮鬍子已經全白了,估計這個晝夜顛倒的工作還是很消耗體力的。星島日報當時有一個評論專版叫《政經專論》,恰好,有一期我寫的《中國人的為官之道》,與他和著名政論家蘇賡哲教授的評論同版,以後我還和他們說起,同兩位大咖並列,真是榮幸!他們笑言這就是朋友的緣分。

古先生除過全面負責星島的編輯工作,當時還在該報寫一個專欄,好像叫《楓林閒話》,我看過一些,文章多是對時弊的針砭,但言辭比較溫和。他曾給我說,已經有這個專欄的文章兩千多篇,想出一本書,但後來好像沒有看到結集成書。不過,這些文章也給他帶來了一些旅行方面的麻煩,我聽了感到很不可思議。

古偉凱先生退休後和我來往較多,兩家人經常互動,彼此之間也有不少交流。古先生稱,他是三歲時跟父母從廣東去的台灣,太太老家是大陸廣西的,他的兩個兒子發展不錯,其中有個孫子是個混血兒,他將照片拿給我看過。

古偉凱先生自稱左派,說他很同情台灣的底層人,覺得他們做人很本分,但卻受到了許多不公的待遇。有一年冬天他告訴我說,每天早上要和一群台灣當地人去Mall里結伴鍛煉,言談中似乎對國民黨先前的腐敗很不滿。不過,他說,他的岳父是國民黨的堅決支持者。我在世界日報社工作的時候,一次給過古先生幾張世界日報的換報券,他笑言要交給他的岳父。

現在古先生已經西去,但當年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我每開車路過Bayview大街他家附近時,就不由得會想起他。此前,他來我家聚過幾次,我也去他家喝過兩次酒,其中一次人還比較多,他把他的一些朋友介紹給我認識,其中就有星島的翻譯魯維信,我們後來就時政問題也多有交流。

另外一個認識的台灣學人,是左光煊先生。左先生原來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曾任台灣文化大學的教授。我和左先生在新時代電視《家國縱橫》節目幾次同場做過嘉賓,左教授很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對國家統一的事情也很關心,是一個溫厚長者,和我見面很能談得來。疫情前,在電台的春節聚會上見面,還聊了好一陣子,但覺得他衰老了不少。

左光煊先生是歷史學家、著名報人左舜生的侄孫。左舜生早年曾和毛澤東、張國燾、鄧中夏等人組織過“少年中國學會”,在大陸做過國民政府的農林部長,在台灣曾任蔣介石的總統府顧問,有不少歷史著述。據世界日報此前的報道,左光煊先生上世紀70年代,與晚年寓居多倫多的張國燾有不少交往,不知是不是因為其叔祖父的原因?

還有,來自台灣的作家許之遠教授與我交往也較多。許先生個子不高,有些微胖,現在年屆九旬依然有一頭黑髮,而且紅光滿面,看起來氣色很好。許之遠平時講廣東話,國語用他的話說,就是“不靈光”,但卻是快人快語,待人誠懇親切。他是台灣的前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管理港台的僑務主管,這個職務在台灣大體相當於大陸的駐港澳辦主任。

許先生還在大學做過教授,對很多方面的學問都有涉獵。他勤於筆耕,一生著作等身,給我送過他的幾本書。同時,許先生也是書法大家,曾為我寫的幾本書題寫書名。

許先生對我也多有勉勵,尤其欣賞我的小說。去年有一天晚上11點多鐘,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開始還以為有什麼急事。結果,他說他正在看我的小說《傳媒大亨》,覺得寫得非常好,所以就不顧已經是半夜了,打電話和我聊一下他的感想。想到許先生年事已高,又是大家,竟然還這麼認真看一個晚輩的書,實在令我感動。以後,許先生和我相聚,多次鼓勵我在小說創作的道路上要堅持下去。

許之遠先生還長於舊體詩詞創作,有一段時間他在多倫多大中華文化中心講授古詩詞寫作,我去聽了一下,但由於廣東話很多還是聽不清楚,覺得茫然,不過看了一些他的講課資料,卻很受教益。對許先生我以前也是久聞大名,但相識卻是在一次研討會上,許先生當時對我的發言大加讚賞,作為後學,我深感榮幸,從此也開始了我們的交往。以後兩人喝茶互動不少,許先生給我講了他父親當年在廣東抗戰,以後又逃亡香港,以及他在廣東開平老家的生活。還有他如何自立自強去香港打工,後到台灣大學讀書,又來多倫多大學留學、一路經商、參與政治,並走到今天的許多往事,其發憤圖強的精神,令人鼓舞。

許之遠先生在台灣政壇一直很活躍,也是自然的藍營人士,曾給我講過和許多綠營政治人士的鬥爭。他對陳水扁多有批判性的語言,這些往事在他的《許之遠回憶錄》裡也有記載,這個回憶錄許先生送給了我一本。

許先生住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還經常去看他。儘管許先生現在走路要靠拐杖,但頭腦卻很清晰,依然從事寫作工作,還在Youtube上做講座,其中有一期就介紹了我的小說。

我在台灣社區還認識一些學人,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總體的感覺就是他們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較深,做事禮節禮貌周全,為人也誠懇謙讓,保持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良好習慣。這就令我想起了當年採訪丘慧芬教授時,她給我說的那句話:台灣最大的功勞是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覺得也確實如此。從與這些台灣學人的平時互動中,就會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我和香港學人的來往,由於語言習慣的差異,相要對少一些,但有兩個人卻很熟悉,他們是蘇賡哲先生和文世昌先生。蘇賡哲先生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政論作家,其職業是一個中文書店的老闆。了解他,是因為當時多倫多的幾家報紙比如《明報》《星島日報》都有他的專欄。蘇先生的專欄文章不長,大體就是六、七百字,但內容卻十分精闢,觀點更是銳利,無論是針砭時弊,還是分析文化現象,見解都非常獨到,每次看後必有收穫。而他寫自己生活的一些散文,語調也詼諧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是去他位於太古廣場的書店買書時認識他的,蘇先生個子中等偏上,面容清癯,說話慢條斯理。待我報上姓名,他忙說,他也看到過我的文章,用他的原話說就是:“寫得很好!”當然,我把這當做是他對我一個後學的鼓勵。我估計,他應該是指我政論方面的文章。

蘇先生告訴我,他其實是大陸閩南人,上世紀50年代末十多歲時去的香港。蘇先生曾在香港珠海書院做過教授,也是一個飽學之士,說起文史哲各方面的學問,他都能滔滔不絕。

由於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蘇賡哲比較看重人權、自由等方面的價值,因此,在評論起社會政治方面的事務時,文章與社區大陸人的觀點就有更多一些的衝突,於是就有人對他攻擊得很難聽,說他是“漢奸”“賣國賊”。我估計有些是文人之間的互相攻訐,但更多則是吠影吠聲,可能根本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就隨便給他扣帽子了。有個廣州來的工人,曾對我說,他準備在街上打死蘇賡哲這個賣國賊。我問他看過蘇的文章沒有?他說,沒有,他從不看賣國賊的文章,就是要打死他,表現出滿身的“正能量”!由於蘇教授的文章幾乎天天出現在報紙上,當時在多倫多影響很大,招致的批評也就比較多。但談起這些不愉快,蘇教授都能從容淡定,一笑了之。最大就說一句:“他們了解了以後,就不會這麼說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為人的寬容和大度。

蘇賡哲先生在多倫多還遇到過一個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大兒子的突然去世。這個兒子當時才三十六歲,身後有一個六七歲的女兒。我和古偉凱、文世昌幾個人為此還專門去看望過他。這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事情對他打擊非常大。事後,蘇先生給我說起,一生所有的成就感,都被兒子這件事給抵消掉了。他說起他的兒子很孝順、很善良,媳婦很賢惠,孫女也很聰明,本來一個幸福的家庭,不想卻遭到了如此的意外。他還給我談起兒子去世後的一些靈異的事情,似乎兒子一直就在他身旁。我想,這大概是一個父親在失去兒子後的一種自我寬慰。其實,他本來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或許,這麼想,心裡會好過一些。

蘇先生在遇到這個事情後不久,就和媳婦、孫女回到香港定居了。不過,有很長時間,看到他依然在給多倫多的報紙寫文章。上個月,有個多倫多的作家還和我談起過他,說最近看到蘇賡哲的一篇回憶文章,覺得蘇先生是一個很深情的人。

另外一個和我交往較多香港學人,就是文世昌先生。文先生是港英時代的立法委員,曾做過加拿大中文電台的台長,他在英國留過學,在明報還開過教大家學英語的專欄。文先生和我一起參加過幾次政論方面的討論會,共同接受過報紙的專訪。同時,文先生長期在加拿大中文電台做粵語節目的評論員,我做國語的評論員,兩個人在電台經常碰面,也有過不少友好深入的交談。

記得有一次,加拿大聯邦大選,社區舉辦了一個華人參政議政的宣傳會,他和我擔任會議共同主持人。不過,這次主持比較滑稽,他講他的粵語,我講我的國語。他肯定清楚我講了什麼,而我卻不知道我是否講重複了他的表達內容?

文世昌先生是文天祥的後人,有次他曾給我講起,在香港的族人約他一起回江西給文天祥掃墓的事。我估計,他應該是文天祥弟弟的後人,因為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后,儘管坐到了丞相的高位,但當時蒙古大軍壓境,兵荒馬亂,文天祥的兩個兒子佛生、道生,在一次戰鬥中都走失了,以後也一直沒有音訊。此後,是文天祥一個弟弟將自己的兒子過繼給了哥哥。根據現在看到的資料,好像文天祥殉國後,歐陽夫人和親屬,一路扶靈南下,將文天祥安葬在老家江西廬陵後,一家人就定居在了那時的蠻荒之地香港一帶。我想,文世昌先生的祖先是不是就是那個時代到的廣東?但好像也有另一個說法,就是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為避蒙古人的迫害,將家從江西遷到了廣東東莞,後世很多人定居香港元朗,文世昌先生會不會屬於這一支?不過,這些事現在我也無從問起了,因為文先生作古大概已經有十年了。

我在多倫多居住,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社區走動得比較多,平日裡感到台、港的讀書人身上有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總體來講,台灣學人受傳統文化薰染要深一些,身上有更濃厚的中國風。而香港學人則受西方思想影響較多,思想上有較強的現代政治文明意識。但是,由於政治體制的原因,兩岸三地的華人之間,又存在着一些誤解。借着這篇文章,我就把自己比較了解的幾個有代表意義的台、港學人介紹給大家,從他們的身上或許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中國人身上的文化內涵。也許,這正說明,大陸和港台方面的同胞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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