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小平 @xchen156   來源：推特

今天，2025年6月4日，我在紐約參加了六四36年的第三個討論會。出於種種原因，我在這幾個場合未發言。

今天，坐在會場，聆聽着發言，難以抑制地想到了今天是36年前的我的“奪命大逃亡”的起點。這兩天，吳仁華兄（@wurenhua）在台灣和海外社交媒體上連載我們的逃亡故事。感謝這位南平房6號的鄰居、政法大學的老同事，他的文字讓我逐漸找回那些被時間塵封的細節。

如果說，八九運動是以悼胡為起跑線，那這個平房就是發令槍。當時政法大學有40位青年教師住在這個小平房---學校的政策是，無論單身已婚，每人一廚一室一廳，1986年的北京三環內能夠有這種住房待遇，算得上“天上人間”吧？

胡去世的次日下午，政法大學師生已經以驚人的速度將悼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並且還有一個十來分鐘的悼念儀式。這一行動的決策與執行，都發生在小平房。整個八九期間，政法大學一系列令人矚目的行動，多是在這片平房裡策劃執行。36年過去，有些人已告別人間，有些人現在是大學或學院的領導，出于謹慎，我不在此談論細節。

天亮時分，劉蘇里和吳仁華帶領40餘名政法學生從廣場安全撤回，回到平房。如果政法大學有學生死在廣場，這2位老師的壓力有多大？這些學生都是他們招呼去廣場給絕食四君子維護秩序的。

蘇里兄耐克鞋上的血跡、教學樓前搶回的學生遺體、天空中呼嘯的飛機、政法大學主樓前疾馳的軍車——一切都營造出一種恐怖氛圍，仿佛解放軍隨時會衝進校園抓人殺人。一位老師焦急地說：“趕緊逃吧，他們進來後，會衝着你們幾個來的。”

此前，我曾在社交媒體上提及，一位如今已成為大富豪的政法大學同事協助安排了北京段的逃亡。他先將我們安頓在北京電影學院一位中共老導演家中。這位朋友幫我們與外界聯繫，購買火車票，最終在硝煙瀰漫的北京送我們登上了逃亡列車。

記得王軍濤兄曾說，若找不到我們幾個，他絕不離開北京。為此，蘇里兄甚至正兒八經地理髮、化妝，出門與軍濤兄接頭，確認逃亡路線。仁華兄此刻與一位美人故事打開了第一頁。此後延續到了美國。。。記得我還和蘇里兄起草了一份入獄聲明，打算登報公開發表，但在被提醒極度危險後，只得作罷。最終，我們登上了北京站的逃亡列車。

紀念會上，鄭旭光兄（@xuguang1989）問：“為何八九年關鍵一戰我們輸得如此慘烈？”借他的話，即便我們輸了，何必36年後還這般糾問？一次就能贏，當然好；若需再戰才能贏不也正常嗎？捷克人1968年失敗，1989年不也贏回來了嗎？更何況，我們面對的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權黨國，牧師邵俊說認為，這地方沒有上帝，被魔鬼霸占着。如此這般，輸了一次又如何？

有發言者感嘆，36年後我們仍在海外流亡。我一向是喜歡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祖國這句話，而且，我一直這樣對自己說，“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

一個黨國極權國家的人能親歷一場關乎中國與人類命運的大事件——正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所言，“行使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自由，呼籲民主、人權和結束猖獗腐敗”——何為遺憾？

我是八九事件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的親歷者，良心拷問後，我的答案是：我和我們沒有做錯什麼。雖然我認為胡平先生@HuPing1

“見好就收”道理對但實際無法操作，但他今天說，36年前那場運動“和平、理性、自律，簡直是一個奇蹟”，我卻說不出半個不字。

如果有錯，是我們當初天真地相信黨國極權共產黨會改革，愚蠢地不會相信它會在北京用幾十萬正規軍殺人。

我們努力了，我們沒有做錯過什麼，但我們“最後輸得如此慘烈”，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力量對付鄧小平的三十萬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