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1865 年：神聖民族主義的誕生

但故事在這裡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儘管開國元勛們正在為政府創造一個世俗的框架，他們也同時在為一個新型的神聖民族主義奠定基礎。

請看 1782 年設計的美國國璽 (seal)，一側是一隻展翅高飛的禿鷹，鷹爪持箭和橄欖枝，鷹的上方是“天佑之眼”（the eye of providence），周圍環繞着拉丁文 “Annuit Coeptis”，“祂佑助我們的事業”。雖然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基督教象徵，但它無疑是宗教象徵，暗示美國本身享有特殊的神聖眷顧。

真正的轉變始於 1812 年戰爭期間，當時美國面臨着這個年輕國家可能無法生存的現實可能。正是在麥克亨利堡和巴爾的摩港遭到炮轟時，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寫下了後來成為星條旗（Star Spangled Banner）的歌詞。但請仔細聽常被忽略的最後一節：

“我們的事業正義，我們必將戰勝，以神為吾等信念（In God is our trust）將是我們的座右銘。”

請注意他是如何將美國的軍事勝利直接與神聖祝福聯繫起來的，這暗示着神本身站在美國一邊。

這種將國家身份與神聖目的混為一談的趨勢在南北戰爭期間急劇加速。亞伯拉罕·林肯比任何其他總統都更理解宗教民族主義的危險力量。在他遇刺前幾周發表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林肯對衝突雙方都聲稱擁有神聖授權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沉思。

林肯觀察到：雙方都讀同一本聖經，向同一位神祈禱，並各自祈求神援助自己對抗對方。雙方的祈禱不可能都得到回應。任何一方都沒有得到完全的回應。全能者有祂自己的目的。

但即使林肯警告不要聲稱擁有神的專屬眷顧，戰爭本身也正在創造新的神聖民族主義形式。葛底斯堡戰場成為了聖地。林肯在那裡的話語將一座軍事公墓轉變為近乎宗教神龕的東西。在戰爭之前相對次要的美國國旗，作為強烈崇拜的對象出現。普通美國人第一次開始在家裡展示國旗，以一種以前只為宗教聖像保留的敬畏態度對待星條旗。

19 世紀末：公民宗教的興盛

19世紀末見證了將美國的國家象徵轉變為準宗教崇拜的對象，即歷史學家所稱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爆發。1892 年，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弗朗西斯·貝拉米（Francis Bellamy）撰寫了為學童設計的愛國主義練習《效忠誓詞》，請注意原版中一個關鍵點：它完全沒有提及神。全美的孩子背誦的是：“我宣誓效忠我的旗幟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宗教語言的缺失並非偶然。儘管貝拉米是一位牧師，但他特意起草了一份圍繞共同的公民價值觀而非特定的神學、可以團結所有信仰的美國人的誓詞。他參與的是一場更廣泛的文化轉型，逐漸將美國人的崇拜焦點從十字架轉移到星條旗。

這種轉變在 20 世紀初加速。當時美國正在應對大規模移民和社會動盪，數百萬天主教徒、猶太人和東正教基督徒湧入美國，挑戰了自殖民時代以來美國宗教一直存在的新教主導地位。作為回應，新教領袖開始以強調美國身份作為維持文化權威的一種方式。

兩次世界大戰以一種可能令清教徒奠基者震驚的方式完成了這一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用明確的宗教術語來描述美國的介入，宣布美國將為“使世界安全地實現民主”而戰。這不僅僅是政治言辭。威爾遜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兒子，他真心相信美國被神揀選在全球傳播民主價值觀。全國各地的教會都在呼應這一信息，牧師們宣稱為美國而戰就是為神而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這種神聖民族主義推向了更高的高度。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戰爭不僅被描繪成為一場軍事衝突，更是一場善惡之間的宇宙之戰，而美國則是神擊敗黑暗勢力的工具。這種對戰爭的宗教解讀證實了美國確實在與終極邪惡作戰。

1954 年至今：公民宗教的最終勝利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回到了 1954 年的那個長老會教堂，多克蒂牧師挑戰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效忠誓詞中加入“under God”。

但諷刺的是，多克蒂本人可能沒有完全理解：通過堅持美國在其公民儀式中承認神，他實際上完成了向一種模糊的國家宗教的轉變。新誓詞中援引的神不是任何特定基督教教派的神，而是一個普通的、泛泛的神靈，其主要功能是祝福美國。

當我們審視同一時期傳統基督教發生的變化時，這一點變得更加清晰。20世紀50年代，教堂出席率確實很高，但研究表明，大多數美國人對基本的基督教教義知之甚少。當民意調查員詢問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時，他們通常會用模糊的、被掏空了具體的神學內容的信仰肯定來回應。社會學家威爾·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他1955年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人》中抓住了這一現象，指出美國人變得越來越信教，但越來越不基督教化。

20 世紀60年代，當美國面臨一系列傳統基督教似乎無法解決的道德和政治危機時，這種轉變被推向了聚光燈下。民權運動暴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許多美國最虔誠的基督徒也是種族隔離最堅定的捍衛者。越南戰爭分裂了美國教會，就像它分裂了美國社會一樣，雙方的基督徒都聲稱自己的立場得到了神聖授權。正是在這個動盪的十年中，一種新的美國公民宗教形式出現了，它明確挑戰了傳統的基督教權威，同時保留了宗教虔誠的形式。

1963 年，當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時，他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宗教運動。但他援引的神不是傳統基督教的神，他呼籲的所謂的美國夢是一個世俗的，超越教派界限的正義和平等的願景。

林肯紀念堂本身已成為一種國家大教堂，林肯雕像充當了世俗聖人，俯視着美國的信徒。遊客以他們在教堂中可能表現出的同樣的敬畏態度接近紀念堂，低聲說話，脫帽致敬。刻在紀念堂牆上的《葛底斯堡演說》和《第二次就職演說》已成為美國公民宗教的聖經。

到 20世紀70年代，這種轉變基本完成。美國各地的公立學校每天開始時不再是禱告（最高法院於 1962 年禁止），而是《效忠誓詞》，這是一種保留了宗教虔誠形式，但將這種虔誠導向國家而非特定基督教符號的儀式。學生們站着，手放胸前，以他們的曾祖父母曾經保留給誦讀主禱文的同樣莊重態度，背誦着效忠國旗的誓詞。

國旗本身已成為美國生活中主要的神聖象徵。1916 年設立的國旗日，發展成為一種准宗教慶典。國會於 1942 年頒布的《國旗法》為國旗的正確處理、展示和處置制定了精心設計的儀式，這些儀式與圍繞宗教聖物的儀式法驚人地相似。那些從不會想到在十字架前鞠躬的美國人，會在國旗遊行經過時立正站立，他們的行為與宗教崇拜難以區分。

這種公民宗教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里根總統任期內達到了頂峰。里根本人曾是好萊塢演員，比大多數政治家都更了解象徵性表演的力量。他的演講充滿了宗教語言，但他援引的神總是美國的神，一位其主要屬性是祝福美國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神靈。當里根宣稱美國是“山巔上閃亮的城市”時，他故意呼應了約翰·溫斯洛普的著名布道，但剝離了溫斯洛普關於神聖審判的警告，只保留了神聖眷顧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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