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條旗如何取代了十字架

1954 年，喬治·麥克弗森·多克蒂（George MacPherson Docherty）牧師走上華盛頓特區紐約大道長老會教堂的講壇，發表了一場將影響極為深遠的布道。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爾總統也在會眾之中，他以為這是一場例行的周日禮拜。然而，多克蒂用他的講台向總統和國家發出了挑戰，直擊美國國家身份的核心。這位牧師宣稱，美國入籍的效忠誓言除了‘美利堅合眾國’這幾個字，也適用於任何國家。“事實上，我能聽到莫斯科的老百姓向他們的鐮刀斧頭旗重複類似的話。”

幾個月內，國會在入籍效忠誓詞裡增加了兩個詞，under God。

當然，這一時刻並非美國與神權關係的開始。在這個看似勝利的信仰宣告背後是一個歷經數世紀的深刻轉變：基督教的十字架逐漸讓位於民族主義的旗幟，成為美國主要的崇拜對象。

1630 年：山巔之城的警告

故事始於 1630 年。在一艘名為“阿貝拉號”（Arbella）的船上，在英格蘭和新世界之間的冰冷大西洋水域中，馬薩諸塞灣殖民地未來的總督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站在他的清教徒同伴面前，發表了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一篇布道：“我們將像一座山巔之城，萬民的眼目都將注視着我們。” 那裡的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句名言的真正含義。溫斯洛普談論的不是美國的偉大，他傳遞的是一個包裹着聖經意象的警告，他告訴的自己殖民地的同伴，他們已經與神立約，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將完全取決於他們對神聖律法的忠誠。

對於清教徒來說，教會與國家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就像聖潔的生活與世俗生活之間沒有區別一樣。每一條法律、每一個決定、治理的每一個方面都源於他們對聖經誡命的理解。十字架不僅象徵他們的信仰，也是他們整個社會建立的基石。

1636年他們建立哈佛學院時，其校訓不是今天的“真理”（veritas），而是 “為基督和教會的真理”(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他們制定的法律時直接取自舊約律法。他們發動戰爭時，視自己為對抗黑暗勢力de 神的選民。

但即使在那個時候，這個神權基礎也有裂痕。1635 年，一位名叫羅傑·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的年輕牧師因一個激進的觀點而被逐出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他逃到荒野，建立了後來的羅德島，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保障完全宗教自由的政府。這是一個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革命性想法。在他的大多數殖民地同伴的眼中，威廉姆斯是一個威脅他們敬虔社會根基的危險異端。

1776 年：世俗化的框架

美國宗教身份的第一次重大轉變並非來自哲學爭論，而是來源自更多殖民地的建立和更多元化的基督徒群體，弗吉尼亞的聖公會教徒、馬里蘭的天主教徒、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教徒、以及紐約的荷蘭歸正宗教徒的到來。這令維持清教徒宗教統一的理想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到獨立戰爭時期，美國是數十個不同基督教教派的家園，每個教派都堅信自己掌握了對神聖旨意的真正解釋。

正是在這種複雜的宗教環境中，開國元勛們踏入歷史舞台。他們帶來了啟蒙運動的知識遺產，這種遺產的革命性遠遠超出了大多數美國人的認知。

1776 年，當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獨立宣言時，他做出了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關鍵神學決定。他沒有援引耶穌基督或聖經權威，而是訴諸於自然之神和神聖旨意。這些故意含糊其辭的術語既可以涵蓋基督教的神，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這並非偶然。傑斐遜和他的許多開國元勛同伴深受自然神論的影響，這個哲學運動將神視為一個遙遠的創造者，祂啟動了宇宙，但不再干預人類事務。

1787年最終起草的憲法與美國的神權起源有了更激進的背離。憲法第六條明確禁止對聯邦公職進行宗教測試；1791年批準的第一修正案宣布：“國會不得制定有關設立國教或禁止自由行使宗教的法律。” 聯邦政府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信仰問題上正式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