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公民宗教带来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家身份主要是通过与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对立来定义的。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来证明其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角色。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戏剧性地重申了美国公民宗教的力量。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涌向教堂的同时，也史无前例地展示了对国旗的崇拜。星条旗潮水般地出现在汽车、房屋、衣服和身体上。“天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成了一种国家祷告，但祷告中的传统基督教的神已经被美国公民宗教的神所取代。

乔治·W·布什总统本人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对9/11的回应体现了基督教与公民宗教的这种融合，他的演讲充满了圣经语言和意象，但最终的信息总是一样的：神选择了美国来领导世界与邪恶斗争。 当布什宣布在反恐战争中各国“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对立”时，他正在宣告美国在神的历史计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场始于 1630年的转变今天似乎已基本完成，美国公民宗教在许多方面已经取代了传统基督教：学校里每天对国旗的宣誓、体育赛事前要演唱国歌、退伍军人节和阵亡将士纪念日要举行精心仪式、拉什莫尔山和国家广场成为朝圣之地。正是这些实践将美国人团结在教派界限之外，定义了美国社区成员身份的共同崇拜行为。

这种转变对美国的传统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的道德权威的主要仲裁者，发现自己需要与有线新闻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竞争，以影响会众的信仰。曾经在公共道德事务上拥有无可置疑权威的基督教领袖，发现他们的宣告要受到政治试金石的检验。曾经是美国身份主要象征的十字架，已被星条旗挤兑到私人空间。

这种转变最明显的实例来自对美国国家象征不敬行为的反应。2016年，当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国歌播放期间单膝跪地抗议警察暴行时，全美各地的反应是迅速而猛烈的。数百万从未认为自己特别虔诚的美国人，爆发出信徒亲眼目睹了对神亵渎般的愤怒。

国旗和国歌的神圣性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国主义，触及了美国人内心更深的层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变正是在美国宗教多样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时发生的。今天的美国是数百万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数十种其它信仰的信徒的家园，同时也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非宗教人士”群体。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个传统基督教不再能提供的功能：一个共同的神圣遮伞，所有美国人，无论其私人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以聚在用一个遮伞之下。

然而，这种统一是有代价的。美国公民宗教崇拜的是一个奇特的神灵，祂的主要属性是祝福美国的军事冒险和圣化其经济体系。这种宗教情怀要求对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其它，包括传统的宗教承诺。当美国公民宗教与传统基督教发生冲突时，它通常成为获胜一方。当国旗被赋予神圣的意义，焚烧它就成了亵渎。当宪法成为圣经，对其进行不同解释就成了异端。当美国本身成为神的选定国家，批评美国就成了批评神。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这种转变的一个鲜明例证。2020年3月，当全国各地的州长发布居家令时，也同时要求关闭教堂，这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现代美国，商场比圣所更神圣、商业比圣餐更重要。 曾经作为美国社区道德中心的教会，发现自己被降级到与娱乐场所相同的类别，属于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不是基本需求。

这就引出了美国从十字架到星条旗之转变所提出的最深刻的问题：当一个社会的主要崇拜对象成为其自身时，会发生什么？传统宗教，尽管有其缺陷和失败，至少指向了超越眼前社区的事物，指向可以制约人类骄傲和野心的超验价值观。相比之下，美国公民宗教倾向于圣化美国的权力和繁荣，使得美国民众难以进行健康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自我批评。

这种转变的后果在今天的美国文化中随处可见。曾经可以通过诉诸共同的道德原则来解决的政治辩论，现在变成了围绕美国身份的不同愿景之间的争斗。每一方都声称对美国的真正象征含义拥有独家解释权。结果是一个社会保持着宗教信仰的强烈热情，但缺乏可以缓和这种强度的超验视角。

他们现在如何讨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呢？前几代人可能会辩论特定的军事干预是否根据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而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当代美国人更有可能辩论这些干预是否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或反映美国的价值观。现今的道德框架已不可能谴责美国的行动违背了普世原则，几乎总是以其独有的价值观为这些行动提供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