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

馬悲鳴

一、

題目這句話不是我說的，而是伯特蘭﹒羅素。我引用的只是前半句。他的原話是“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

羅素一生成就無數，他以數學家的身份成為哲學家，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數學領域他的信仰大概沒什麼錯。在哲學領域他是數理邏輯和實證論這一路的，既然講邏輯，尤其是數學家出身者，大概也沒什麼錯。特別是他在哲學上最大貢獻是出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包羅萬象，通俗易懂。他的文學獎大概就出自這本書。他在該書的英文版序言中說：

“向研究不同學派和個別哲學家們的專家們，應當說幾句辯解的話。對於我所論述的每一個哲學家，萊布尼茲可能例外，都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

羅素在該書中介紹《萊布尼茨》時的第一句就說：

“萊布尼茲（Leibniz，1646-1716）是一個千古絕倫的大智者，但是按他這個人來講卻不值得敬佩。”

德國人萊布尼茨是個哲學家，卻發明了現在通用的微積分表達式（）。

馬克斯•玻恩曾言：

“我個人經歷過的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有文學、歷史和其他人文學科的知識。他們熱愛藝術和音樂，他們甚至繪畫或演奏樂器。另一方面，受過人文學科教育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對科學的無知，甚至輕蔑，是令人驚愕的。”

哲學在中國算文科。中國的哲學家喜歡自吹：“哲學是科學的科學”。而實際上，哲學在中國往往成為科學思想的羈絆。由數學家而成就哲學的有羅素。由哲學家成就數學的；尤其在加減、乘除、乘方開方、微積分這四級運算中的最後一級竟然出自一名哲學家之手，那可真是“千古絕倫”了；甚至可以說是僅有的一次證實了“哲學家是科學家裡的科學家”。

除了羅素，另外兩個不是文學家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是英國首相丘吉爾的政治演說，言辭犀利，妙語橫生。還有一個人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但他謝絕了領獎。哲學家薩特獲文學獎大概也是因為他的表述清通流暢。

張郎郎在《被神化了的遇羅克》（見本刊2025年第23期）上提到在監獄中和遇羅克的交往。順便說一句，遇羅克在獄中的種種“聖跡”幾乎全都來自張郎郎的回憶。因為張是作家，文筆好。他講的故事容易被人記住。張說：

“那時候我跟他（指遇羅克）講存在主義，講我們那時看過的書，他不但沒看過，他都沒聽說過那些書。實際上他整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辯證法，他的唯物主義還是從費爾巴哈那兒來的。他特別正統，覺得馬列主義沒有錯，而且這個真理是對的。我試圖給他講存在主義，他不要聽。他說你們就是吃飽了沒事幹，胡思亂想。某種意義上他是在批判我們走向了資產階級自由思想。”

如果存在主義能夠早日傳入中國，而不是馬列主義獨霸；中國的歷史可能會仁慈些。

羅素說：“…我可能是錯的。”大概不是指他的數學、哲學和文學素養。更多的可能指他曾經抱着欣賞的眼光看待過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但自從1920年4月隨代表團訪蘇一個月，親見托洛斯基和列寧後，擊碎了他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戰而坐牢形成的社會主義信仰，成為一名堅定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大家不妨想想王明（陳紹禹）1931年2月那篇《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文章題目，就可知差距有多大了。

再順便說一句，布爾什維克最終自主解散了蘇聯，這是其真正可歌可泣的最後一次。

“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其實不一定非要“因為我可能是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伽利略。他面對宗教法庭的審判，聲明放棄了他信仰的地球繞着太陽轉的哥白尼體系。

馬克斯•玻恩在回憶錄《我的一生和我的觀點》裡講了在上大數學家希爾伯特的課上發生的故事。當人們議論伽利略的審訊時，有人責備伽利略，因為他沒有堅持他的信念。希爾伯特相當激烈地回答道：“但他不是一個白痴。只有白痴才能相信，科學真理需要殉道。殉道在宗教里也許是必要的，但是科學的結果在適當的時機自會得到證明。”

二、

滿天風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

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楊超《就義詩》

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

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

——周文雍

中共烈士鄧中夏於1933年夏被捕。國民黨的審訊員對他說：“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嗎？”

如今距離楊超、周文雍、鄧中夏這些中共烈士獻身已經九十多年了，看看中共那些為了理想冒死奮鬥的成千上萬烈士們的犧牲換來的結果：中共建政後至少四千萬人死於非命，餓死了三千多萬，被殺和被迫自殺了上千萬人。死於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文革的中共老幹部比之死於北洋軍閥、國民黨和日本鬼子手裡的中共黨員還要多得多；因為他們那時捕殺的都是隱蔽極深的地下黨，而文革時的“走資派”卻都是擺在明面上的。

殺共產黨最慘的一次是國民黨的“四一二清黨”；當時的共產黨員總數不過五萬；即使全部殺光，也就這五萬人；而僅文革一役，共產黨員就死了十六萬。即使沒有死於政治運動，還有無盡的批鬥與羞辱；寫不完的檢查認不完的罪。迄偉大領袖去世，全國陷入食品、日用品嚴格的戰時配給制度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辛亥革命後的話；拿到共產革命後還要慘烈百倍。辛亥革命最大一宗頭顱和鮮血的買賣是辛亥屠滿，少說殺了二十萬。

千萬不要再為你的信仰獻身了！即使你有可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