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虹（1958-2010）年長我八歲，他在迫害中辭世時正當英年。2006年他被中共囚禁前發表的最後一篇博文《四十年反控制散記》讓我至今念念不忘。

    力虹在大學時代就因創辦詩社與詩刊遭受迫害，而我出國後通過中共製造的六四屠殺才開始支持民運。力虹歷經磨難，矢志不渝，求仁得仁。他印證苦難對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來說可以變成精神財富。我在六四屠殺後也曾加入牆外的中國民主陣線，但很快就因不願沾染共產惡習而遠離政治組織和相關人事，畢竟我只願當個追求清高以便回歸淨土的文人。

   我主張文人不相輕卻因反共而四處不討好，不過我可以自豪地說自己做到了不輕視同行也因此獲益不少。

   作為在文革中生並在六四屠殺前就離開紅牆的中國人，2003年上網前我不曾意識到自己多麼幸運。我在四川時因父母是共產幹部，不曾象黑五類或農民子女一樣受到社會歧視，而父母多子，我是獨女，所以也不曾體驗重男輕女的性別歧視。如果我生在五十年代，即使父母是幹部也會象魏京生們一樣被迫中斷學業，即使能象《鴻》的作者一樣學習外語也不能自由和外國人交友，我也因此沒得政治恐懼症、勞改後遺症等共產暴政下讀書人的通病。總之，能象我一樣輕鬆自由走進小中大學校門並走出國門的牆國人似乎不多。

   1949年後牆內人一入學就被赤化異化，而非文化（當動詞用），但因為我從小喜歡聽故事，勤學好問“十萬個為什麼”，所以，還是能在中共大力扼殺文化、文人所造成的沙漠裡找到文化基因，畢竟上下五千年留下的文化寶藏遍及各個領域，無法全部銷毀。即使是在中共嚴格控制的教材里也會出現《桃花源記》等古典名篇。尤其是1983年我考上外國語學院後，不僅開始讀外文書，還愛上了《紅樓夢》。不過我在牆內生活22年的最大收穫就是打下了使用三門語言的基礎。

   八十年代起尤其是六四屠城後牆國人以各種方式逃離“動物農場”來到自由世界後，多因不會外語而受到挫折和限制，而我卻能直接進入德國大學並走上德語文壇。按發表處女作的時間來看，我該1989年起算文人。因為從那以後我不僅是個“會做文章的讀書人”，而且既能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訴諸筆端又能身體力行和言傳身教。而《道德經》從一開始就成了我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也因此我一直以中國文化的代言人和活載體自律。

   與生活在中共暴政下的牆國作家相比，我最大的幸運則在於我不僅能直接了解被五四人奉為導師的馬克思、尼采等西方末流才子，也能一直享有與東西方學者直接或間接交流的自由。六四屠城後我不僅有機會聽取各種報告，而且有機會閱讀各種書刊，包括中共和反共刊物。2002年起又通過互聯網得以了解牆內的現狀和牆內外的民運史及其代表人物。

   看着前輩和同輩們為擺脫中共思想牢籠走過的曲折道路，讀着中共新老囚徒們用血淚寫下的歷史見證，我心中充滿敬意和謝意。而《上下五千年》（心緣）、《文革受難者》（王友琴）、《往事不如煙》（章詒和）等著述更給我莫大啟發，令我自嘆不如，因為這些著作足以向世人表明暴力和強權摧毀不了中國文化的傳承，無論是修煉，還是記史都後繼有人。

   我的幸運還在於，當我抗議中共屠殺和平的請願民眾後，還能繼續在大學裡讀書寫作，因為我在德國，而身在牆內的力虹們卻因此被捕入獄。因為我在德國，我可以自由修煉法輪功，而生活在馬列中國的人們卻因此象《靜水流深》的作者曾錚一樣遭受語言暴力、肢體暴力之外，還要承受精神折磨。

   上網一年又九個月後我就得以確認：從六四起覺醒的中國大陸人越來越多，大家也都因為追求民主而走上了互聯網。可惜當今牆內外的華人難免不被共產黨赤化，而這讓我確信：從五四起魯迅們就開始違背文人相敬的中國傳統，開始互相攻擊，不少青年被魯迅引上共產黨的俅�并为此矇拿好藵��睙崂_跏滴丁６�族K�祸首锋@逞改�属，是他带蛷U蟪露佬鬩謊�以骡^孀諑釧�人为荣。哉淈S�箩戼中，斯渭{ǖ兀�文却T槁洌�代之而汽R氖鞘�去了恻隐之心抵\矢俗印Ⅻ/span>

   中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奪取政權後，生長在五星紅旗下的牆內人全部都曾學過魯迅作品，寫過批判文章，就是說牆國人多是中共毒化出來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不是四書五經文化出來的中華兒女，極少有人能不受中共或魯迅毒害。六四後有頭腦的牆內作家們踏上了反共抗暴的人權之旅，遺憾的是不少人卻只知揭批暴君毛澤東，而不知毛澤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語）

   然而即使有人堅持說魯迅好，甚至不惜為了吹捧魯迅而貶低他人，我也不會輕視他們，如果他們和我一樣追求民主和光明。我以為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我也正是因為有機會了解各種觀點，尤其是人們對魯迅的仰視，才決定必須把我對魯迅的鄙視公之於眾。其實魯迅的同時代人比如李四光就預見魯迅在怒火中自焚時散發的濃煙和臭味會污染人文環境，毒害炎黃子孫。事實上五四以前歷朝歷代的大家比如蘇東坡寫作都是在淨化自己而非醜化他人。他們也都是在用作品來與人交流並使自己得到升華。是以魯迅為首的五四人改變了這一人文傳統。

   可惜六四後中國知識分子還是要麼認魯迅要麼認胡適，惟獨不識聖賢，當然這和中共破壞了中國的文化底蘊或曰宗教底蘊（儒釋道）密切相關。2004年我托人向一位牆內同行致謝，因為他的研究成果為我揭批魯迅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在通信中，他講他反感孔子是因為他小時讀《論語》獲知子曰，如果父親偷了羊，兒子不能講，因為小偷是父親。我只對佛道經典感興趣，不曾通讀《論語》，但認同“思無邪”等孔子名言，因而贊同乾隆年代文壓三江的王爾烈，相信多少才子也抵不過一個孔子，所以我覺得幼年的他肯定誤解了孔子，請他去考證一下，以便“溫故而知新”，豈知卻招來一頓魯迅似的罵！他還表示“如果能夠換祖宗，我寧願換一個歐美人的祖宗。共產邪教只有在邪惡的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才可以生根發芽，至今不倒。”

   我2003上中文網發文後挨過不少罵，但除他外還沒人在信中罵我，當初我找上門去，是因為他在作品中也否認以罵人為樂的魯迅，而認同不罵活人只罵聖賢的胡適。誰知我這個活人會因為尊孔敬神而挨他罵！不過我雖不敢再去自討沒趣，卻無法輕視他，因為這位同行在中共國受過不少磨難，以致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斷。能夠走出共產黨的圈套和騙局就是憑的這一點。”即使他的郵箱被中共監控，他還敢答覆我這個反共分子的信件，而我很看重他作為學者在中共製造的文化沙漠裡懇荒所必須具有的腳踏實地、勤勞勇敢的優良作風。

   我真希望他能明白共產邪教之所以在中國大陸生根發芽，至今不倒，不是因為中國文化（儒釋道），而是因為五四人包括胡適大肆誹謗中國文化，阻隔了中國文化的命脈，摧毀了中華民族的信心，用猜疑和仇恨代替了誠信和關愛，最終從蘇聯引進了共產邪教，而其宣揚的無神論和暴力論不僅完全違背中國文化，更進一步破壞了中國文化。難道一個遵循“仁義禮智信”的儒生會象新青年或紅衛兵一樣以打砸搶為榮？

   我象他一樣堅持“只說自己所知道所確證的事情。”但不贊成他所持的中國文化本身必須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才能現代化之類的觀點，因為我一直在用中國文化給西方文明提供營養並且有所建樹，雖然沒中諾貝爾獎。而高行健得獎的原因也恰巧在他也大獲中國文化之益。高行健是1949年後少見的具有文人品質的中國大陸作家。他和楊絳一樣讓我得以印證凡中國文人必與中共勢不兩立。他也因此在獲諾獎時不覺得自己了不起，而感謝命運的恩賜。只有陳獨秀似的狂人才會自以為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總之，以中國文人自律的我象高行健一樣知道自己渺小，不可能救人，只想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幫助被中共蒙蔽或被魯迅遮擋的讀者辨別真偽，以便他們在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中作出正確的選擇。面對這位牆內同行因為中共造假，而不再相信他人，因為中共偶像，而不再相信神佛，我感到傷悲，並慶幸我能擁有信心，既信神自信又不輕視同行。

2004年初秋萊茵河畔首發

2025年12月31日為力虹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