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李光耀，GCMG，CH（英文名：Lee Kuan Yew，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華人，首任新加坡總理、前任國務資政及內閣資政，人民行動黨首任秘書長，也是新加坡國父，新加坡李氏家族政治的創始人，著名的強權者，對新加坡政治有很大影響力。

1936年，13歲的李光耀考入當地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1940年，18歲的他考入該校的高中部，但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二戰結束後，李光耀在家人的協助下湊集學費，遠赴英國留學。在留英初期，李光耀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並在學習時受到導師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逐漸展現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傾向，但卻在後期一直以“反共者”著稱。他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領袖集權）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一年後，李光耀轉到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於1949年考獲雙重一等榮譽學位，名列榜首畢業，隨後取得律師資格。1950年，他與以前在萊佛士書院的同學柯玉芝結婚。

1950年，還在英國的李光耀加入了一個由旅居當地的東南亞人所組成的、以爭取馬來亞獨立為目標的團體“馬來亞論壇”。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開始從事律師工作。1952年，李光耀因為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從而為其將來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與一些從英國回來的華人、當地受華文教育的左派學生和工會領袖成立人民行動黨，參加次年舉行的首屆選舉。這次選舉中，李光耀本人順利當選立法議會議員，開始與新加坡方面馬來亞共產黨（“馬共”）負責人林清祥等人合作，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此後，李光耀一直希望與馬來亞合併成立“馬來西亞”，從而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提供保障，最後還可以剷除在當地日漸壯大的馬共勢力。

1961年，行動黨內以李光耀為首的“反共分子”與“親共分子”決裂，李光耀逐漸右傾。1963年7月，李光耀在倫敦與馬來亞東姑阿都拉曼政府達成協議，星馬正式合併。合併後的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李光耀主導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採取行動，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馬共高層。

星馬合併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與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經濟等多項政策上很快就產生嚴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發生種族騷亂，李光耀政府籍此指責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與聯邦政府試圖推行“種族沙文主義”，使馬來人在聯邦內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並在幕後煽動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反對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聯邦政府高層則對此十分反感，也因隨後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新加坡最終在1965年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並於8月9日被迫宣布獨立。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積極的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在位期間推動了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創立公積金制度、成立貪污調查局，並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成功使得新加坡在三十年內發展成為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潔著稱，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自由備受限制。

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惟依然留任內閣資政，維持影響力。他始終提倡亞洲價值觀，認為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對西方國家對他專制獨裁的批評不加理會，他認為西方民主不能強加給亞洲人民，這個觀點與中國政府是一致的。

2011年5月14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最低得票率，並首次在阿玉尼集選區敗給反對黨工人黨 （人民行動黨在獨立後首次在集選區失利）。李光耀與另一位前總理吳作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不會出任新內閣任何職務。他結束長達二十年的資政，連同總理生涯，正式結束在政府內閣長達52年的生涯，亦代表李顯龍正式接班。

李光耀執政三十多年，在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李光耀與中國大陸和台灣一直維持特殊和友好關係，不論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和建交後。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末開始與中國大陸交往，雙方都放棄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的敵對政策。1976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晤過毛澤東等多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後，他多次訪華，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會面。在李光耀的促成下，海峽兩岸曾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極具象徵意義。

李光耀對鄧小平一直十分尊重，兩人首次見面在1978年，鄧小平出訪新加坡，並獲李的高規格接待。李曾公開為鄧小平主持鎮壓六四學生運動辯護（雖然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新加坡也曾向香港居民發出過2,000張移民簽證），並認為“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成為繼大多數亞洲國家之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亞洲國家。此前，李光耀曾多次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南亞國協中最後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會員國。

李光耀與中華民國方面的關係十分密切。1970年代，新加坡和台灣進行了包括軍事在內的多項合作，李本人也多次訪問台灣，與時任總統蔣經國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輝上台後，雙李也交往甚密，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首次訪問即是新加坡。後來基於對李光耀友誼，李登輝在“辜汪會談”地點讓原本不是第一選擇的新加坡脫穎而出。2000年陳水扁的民主進步黨政府上任後，李光耀曾兩度訪問台灣，但與陳水扁關係一般。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轄下的國家檔案館和出版商共同發表華文叢書“新加坡選擇了李光耀”，內容取自國家檔案局日前出版的英文圖書“李光耀言論集”，並翻譯成中文。在“領袖篇東方”中，李光耀評價總統蔣經國“沉默冷靜、想法務實”，他認為蔣經國從不擺出思想家的模樣，但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善於識人，確保留在身邊都是可靠之士，隨時願坦誠提出己見，哪怕是逆耳忠言。蔣經國在開口前，必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絕不信口開河。1973年李光耀首次訪台，帶着女兒李瑋玲，李瑋玲能說流利華語，言談舉止也是個華人，因此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夫婦和李瑋玲有不同的看法，從此確立了星台的獨特關係，此後到1990年，李光耀每年都會訪台1至2次。書中形容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蔣經國能理解李光耀講的英語，李光耀也能說華語，因此雙方無須通譯，就能建立友好關係。

李光耀觀察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12年內，公開抒發了一直在台灣潛伏着的分離主義情緒，但他認為李登輝低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和人民實現統一的意願。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曾提及在1994年時，台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專門經營兩岸之間的海線運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9月李光耀訪問台灣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對李登輝鼓吹民族主義，認為美國人不可靠，台灣不應該相信美國保護。對此李登輝僅表示台灣最重要是民主化，前途應由人民決定。雙方呈現分歧，但並未破壞談話氣氛。然而李光耀之後言論開始轉向，將新加坡生意做不成的原因完全怪罪台灣，並指責李登輝。李登輝對此懷疑李光耀是受到與江澤民會面時受其影響。陳水扁總統上台後，一位美國共和黨重要人士在李光耀訪問前曾到台灣私下會見李登輝、陳水扁，即向台灣當局暗示千萬不要找李光耀當調人，該人士更直陳“與其找李光耀，還不如找南朝鮮的金大中”，表明美國對李光耀在亞太地區功能的觀點。

李光耀在新加坡有很高威望，在國際上也享有美譽，多位政壇名人如撒切爾夫人、基辛格對他廉明、高效率的政府表示讚賞。但是也有很多西方輿論指責新加坡沒有自由，政治上不民主，文化發展因政治需要而備受壓抑，反對派長期受打壓及迫害。李光耀的兩個兒子都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大兒子李顯龍為現任總理（被指為“隔代世襲”），小兒子李顯揚曾任最大國營企業新加坡電信（今淡馬錫控股旗下）的總裁兼CEO。李顯龍的妻子何晶在2002年出任政府財政部的資金管理公司淡馬錫控股的董事後，著名的財經媒體彭博新聞社發表文章影射該項任命是“為滿足李氏家族利益或某種與嘉惠李氏家族利益有關的腐敗動機”，遭到李光耀的駁斥並於以控告。2004年，李顯龍接任總理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再度發表文章指責新加坡政治中存在的裙帶關係，李光耀威脅要訴諸法律，但後來該雜誌刊登了公開的道歉信與賠償。在野新加坡工人黨指《經濟學人》因在新加坡設有地區總部，因此新加坡的法律對此有司法管轄權，所以才迫使《經濟學人》道歉。

在打擊政敵方面，李光耀毫不手軟，與其他國家的獨裁者無異。自新加坡獨立後，他就一直維持有效的《國內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一些早年曾與李光耀合作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即因該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林清祥。此外，他透過司法手段打壓反對的聲音，許多反對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壇或移民他國。在新加坡國內，雖然反對派的聲音一直存在，卻始終不能成為主流。

李光耀主張“亞洲價值”。美國《外交》季刊1994年3－4月號刊登了李光耀與該刊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李光耀說：“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於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並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範，是建成社會的磚瓦。”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發表由海峽時報出版社出版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在書中李光耀說，新加坡建國有成的兩大支柱是：

統一語言並與國際接軌。新加坡建國之初，有人提議以華語為國語；但李光耀堅持以英語為通用語言，學校一律用英語教學，使新加坡順利與世界接軌。李光耀反對把華人的方言（如粵語、閩南語等）列入學校教程，以免因華人說不同方言而把社會撕裂。

開放的社會。新加坡腹地小、沒資源，必須對外開放、吸引外人投資，讓外資把技術、管理與市場帶進來；而且新加坡鼓勵移民，以彌補國內人才與人力之不足。李光耀還說，如果新加坡推動真正的兩黨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

2011年，網站《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在其“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將李光耀排列為第二位，第一位為伊德里斯一世，弗朗哥、蔣介石分列三、四位。

此外還有很多國際媒體強烈指責李光耀是個不折不扣的精英主義者，曾倡導大學畢業的女性應該與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結婚，以確保他們的下一代也擁有“高智商”。這項政治宣傳終因國內過大的反對聲音（主要是來自這群選擇獨身的高學歷女性）而作罷，李光耀本人卻依然堅持其立場正確，並在其自傳中引用劍橋大學教授的研究為佐證來支持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由於民族眾多造成民間語言龐雜的現象，包括華語、馬來語、爪哇語、印地語等，社會中上層、精英學校及政府使用英語。李光耀在1960年代決定建立英語的主導地位，英語除作為政府的工作語言被加強外，在教育政策上也作出導向，非英語授課的學校受到削弱。由於華校的政治立場普遍親大陸紅色政權，使用大陸簡體字課本。李光耀自傳中提到對“華校”親共立場的擔憂，認為華校是培養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開展地下工作的基地。新加坡在確立英語主導地位後，確實對以後走向國際化有所幫助，也成為吸引歐美投資的重要因素。但華校幾乎難以生存，同時引起華族的擔憂，中國大陸也對此十分不滿。李光耀為平衡華族的情緒將子女送到華校讀書，但在家中卻與子女說英語。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將華校的困境和華校畢業生就業的困難歸由於華校的教學質量，使得華校畢業生沒有英語學校畢業生“優秀”。但無可否認新加坡的基礎教育和專上教育水平在區內是受到讚許和肯定的。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提及英軍撤走時他的恐懼以及對當時“五國聯防”的不放心；並多次提及馬來西亞的威脅和印尼早期的封鎖。他與內閣成員一起規劃並組建了新加坡的武裝力量，並得到以色列的教官和中華民國（台灣）的訓練場所的支持來訓練部隊。目前新加坡的武裝部隊擁有F-15SG、F-16CD、AH-64D阿帕奇、CH-47SD直升機、可畏級護衛艦、潛艇、兩棲登陸艦、豹2A4坦克、重炮等強大海陸空武器和戰略投送載具，隱然已是東南亞一個“袖珍軍事強權”。李光耀認定只有手握“精悍武裝力量”才能給新加坡帶來實質安全保障。鄧小平上台後，李光耀與鄧維持極佳之私人關係，許多建言被鄧慎重深思考慮。李光耀同時與蔣經國也維持極佳之私人關係，是當時調和兩岸關係的最具影響力人物。1990年後，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00年後更成為全球在東南亞南亞投資的最重要經營據點。李光耀對世局發展之洞察能力，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極為推崇。

李光耀的自傳認為日本統治時期是新加坡治安最好的時候，而他認為日本人維持治安的方法簡單而有效——“不聽話就打，開始時憲兵部整晚都是打人的聲音，後來慢慢就沒有了；但是，只要你聽話日本人會盡力做好管理者應該做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廉潔和高效是被廣泛認可的，同時新加坡也是一個使用嚴刑峻法以及保留肉刑的國家，可能與李光耀日治期間的經歷體會有關。新加坡立國之初失業率高，人民生活水平低、生活環境惡劣、普遍教育程度低；但李光耀與其內閣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將其發展成乾淨、富裕、有活力、教育程度高的國家，可以說是其政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