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和陳公博

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周佛海和陳公博。周佛海1924年脫離中共。後在國民黨中任要職。抗戰期間投靠汪精衛成為漢奸，1948年病死於南京監獄。陳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後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要職；抗戰中追隨汪精衛成為第二號漢奸，1946年被槍決。他倆的共同點都是先加入中共，後脫黨在國民黨中任要職，抗戰中當漢奸。他們的故事值得讀讀。下面是網上資料摘編：

周佛海（1897年5月－1948年2月）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為建黨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後成為國民黨官員，抗日時期是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之一。

周早年留學日本，並於此時接觸共產主義。中共“一大”中以日本留學生代表身份出席；之後回日本完成學業並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1924年，周佛海回國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年退出中國共產黨。

周在寧漢分裂時支持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寧漢合流後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教官。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周佛海又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這段期間周佛海與汪精衛有所接觸。周佛海當時“見國際上對中國除了道義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沒有實際的援助，同時中國的國力，當時也趕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對抗戰也沒有信心”，於是與汪精衛夫婦於1938年9月投向日本。

1940年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周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另外兼任財政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安司令、物資統制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周從1940年底起即暗中向重慶方面靠攏，並在同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承認自己“對日本之觀察甚為錯誤，今事實表現足以證明抗戰派理論正確”。周佛海還同章正范一起商定今後如何同陳寶驊聯繫接洽事宜。不久（1942年）周佛海就正式向重慶國民政府秘密投誠自首“戴罪立功”。周佛海秘密接受並實施重慶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務包括：設立秘密電台向重慶中央供給有關日軍軍事情報；掩護及營救重慶中央地下工作人員；相機誅除汪精衛、李士群等。

1945年日本投降後，汪精衛政權解散，周佛海曾被戴笠任為上海行動總隊總隊長。後在輿論壓力下曾被認為是降日漢奸而被捕並被判處死刑，後改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得年51歲。

汪精衛和周佛海都因當漢奸身敗名裂。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頗為有趣。1924年，周佛海在勸阻無效後脫離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發誓與中共誓不兩立，聲稱“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對於周的反共聲明，當時國民黨的頭面人物汪精衛覺得實在太過分了，他曾對一位朋友說：“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黨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

周豈能咽下這口氣？1927年5月，周佛海寫了一本反共小冊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漢》)，其中有一段話是對當時號稱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進行人身攻擊的，而且是抄汪精衛罵過他的話來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話是這樣的：“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周還挖苦汪精衛是個“殷殷勤勤，誠誠懇懇，敷敷衍衍，糊糊塗塗”的官僚政客。

然而物換星移，當1932年蔣介石、汪精衛進行再度合作時，周佛海處境十分尷尬。蔣介石知道周的難處，為了蔣汪合作的大局，他對周推心置腹地說：“你過去罵過汪先生，現在我們和他長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談談，求釋前嫌，並為我好好聯繫。”汪深知周是蔣的親信，對周懷有戒心，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周佛海深有感觸地說：“最初汪先生(汪精衛)也以為我向他勸說或者是依蔣介石的命令來試探他的內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見汪先生時，他才知道我的內心，而真正地說明他的心境。”

汪精衛遇刺去國外養傷於1937年1月兼程回國，其時周佛海奉蔣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為契機，周與汪敞開心扉，對時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們反對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樣周與汪政治上的結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於1937年7月挑起了盧溝橋事件，緊接着於8月又進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間，力求避戰求和，與高宗武、陶希聖一夥精心策劃，並竭力鼓動汪精衛說服蔣介石停戰議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國力不足，戰爭只可適可而止，準備外交接洽。”

周佛海當時組織反戰團體，即臭名昭著的“低調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文武兼備，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陶希聖等，武的有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等，胡適也經常光顧。俱樂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灣8號周佛海公館。周佛海相當自負地說：“在當時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所以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後來在汪精衛集團叛逃過程中，周佛海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不是一般的成員，而是一個出謀劃策、充當了參謀長的角色。

就汪精衛來說，除了與蔣介石的政策分歧外，他不甘於仰蔣介石鼻息，看蔣介石臉色行事，屈居蔣下，這應該也是他叛逃原因之一。而對周佛海說來，除了反共媚日等因素和汪有共識外，他親身感受到汪精衛對他是以“國士”相待，十分倚重，與蔣介石僅把他當作侍從不可同日而語。“士為知己者死”，他要伺機大展身手，弘揚抱負。這樣汪、周等人投入敵人懷抱後，自然而然地向日方提出建立偽政權的要求。經過一年多的慘澹經營，日本帝國主義在誘降蔣介石的代號“桐工作”宣告失敗後，別無選擇地同意建立汪偽政權。

1940年3月，汪精衛登上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寶座，還兼偽行政院院長。周佛海則以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後又兼警政部長。

1940年汪偽政權建立後，周佛海還想腳踏兩邊船，隨時作向重慶輸誠的準備，不過他想搞成“寧、渝合流”蔣、汪合作的格局是枉費心機。他通過陳果夫、陳立夫的弟弟陳肖賜，開闢向渝輸誠的道路。這一年的9月15日，周將陳肖賜約來，聽取他赴渝勸和的情況：“肖賜謂果夫、立夫均有電來，謂蔣（介石）仍堅持抗戰，目前談和時機尚早。並謂蔣不與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備將來去汪。” 蔣讓周伺機去汪的消息傳來，周大驚失色，他讓樊仲雲轉告陳肖賜說：“余與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難相隨，無論政治道德上及個人道義上，余決不能反汪，此與余離渝前情形不同。蔣對余向來（未）以國士相待，且和戰政策與余不同，故忍痛離渝。今汪先生與余，主張既同，而又以國士相待，余焉能相離？全面和平為余主張，余本人決不能反汪。”云云。

周佛海在1941年的日記中，對形勢的發展就感到不妙：“余深(感)過去在漢在渝，對於日本估計過高，對於我國估計過低，而於美國動向認識亦不清，因觀察謬誤，至有和平運動之產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真可謂自怨自艾，“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但是後悔藥是不好吃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記中，說得更直截了當：“一年之後，苟非奇蹟，吾等不僅焦頭濫(爛)額，且莽莽中原將置身無所。苟無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誤於對華之估計過低，但此猶有說；二誤於對英、美之誤算，此則百思不得其解者。”

再說說陳公博（1892年10月－1946年6月）。他曾經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中央執委。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後隨汪精衛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長，是汪政府內第二號人物，曾被視為漢奸。汪精衛死後代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抗戰勝利後逃往日本，最後被押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

陳公博1917年於廣州法政專校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五四運動時接受各種新思潮。1920年他北大畢業，回廣州後開始接受社會主義，創辦了宣傳新思維、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群報》。1920年陳獨秀受聘到廣州，與陳公博、譚平山等組成共產黨廣州支部。1921年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公博代表廣州出席。1922年6月，因支持陳炯明，受留黨察看處分。陳宣布退黨，並出洋到美國留學。

1925年陳公博於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後，回到廣州。即被國民黨內左派延攬，加入國民黨，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北伐開始後，作為蔣介石隨員北上。寧漢分裂時支持武漢的汪精衛。寧漢合流後到廣州，聯合張發奎驅走李濟深，準備迎接汪主事。

1928年陳公博到上海，出版各種書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各種主張，成為國民黨內改組派的宣導者。

1937年抗戰爆發。之後，汪精衛與日本暗中交涉談判，於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與日本合作的“國民政府”。陳公博初時對汪的投日有所保留，最後卻選擇追隨，任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長，後兼上海市長。1944年汪往日本治病，陳公博任代國民政府主席。汪死後，兼任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45年初，中日戰事膠著，陳亦開始透過軍統向重慶暗通款曲，故意包庇軍統的行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次日陳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國民政府。原本陳還望能得到重慶接受，但最終逃亡日本，試圖在當地隱姓埋名。國民政府發出對陳公博的通緝令，並在南京受降後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無法保護陳公博，只能將其交出。陳被國軍傘兵押回中國，交由軍統看管。1946年4月在蘇州獅子口的江蘇高等法院受審，以通謀敵國罪成立，處以死刑。

其實陳公博並非一開始就鐵了心想當漢奸的。他不但顧慮重重，還勸汪精衛暫時不要與日本人來往。汪精衛與日本人勾結他並不贊成，對汪發“艷電”向日本示好更不贊成。但又說服不了汪精衛，汪精衛地位比他高，資歷比他老。於是他去了香港。他以侍奉老母為名，隱居起來，閉門不出。他早年喪父，母親多年守寡，現在盡孝，誰也說不出什麼。可他後來還是追隨汪精衛。

這裡就不能不說他與汪精衛的特殊關係。陳公博1921年脫離共產黨後，不久加入了國民黨，得到汪精衛的賞識，被任命為廣東大學校長，國民黨二大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知遇之恩當然不忘，於是就抱定了與汪精衛共沉浮的決心。陳公博雖然對汪精衛的某些做法並不贊同，有時還發生激烈的爭論，甚至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但讓他背叛汪精衛那可沒想過。在他內心的天平上，感情的砝碼遠遠重於原則的砝碼。

汪精衛也知道，陳公博是自己的鐵哥們兒。1938年秋天汪精衛把陳公博從成都叫到重慶，告訴他自己準備脫離蔣介石，單獨與日本議和。陳公博雖然也主張議和，但他沒想到要脫離國民黨。他當即表明態度，認為單獨與日議和不妥。他的原話是：“戰，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黨內萬萬不可有兩種聲音。”看來，他還是要維護國民黨的統一的。

汪精衛憤憤不平地對陳公博說：“蔣介石這個人兩面三刀，流氓成性，我很難與他共事。國家之所以形成今天這個局勢，全是老蔣所為，我要與日議和，這個惡人只有我來當了。”

陳公博說：“兆銘兄，你不能離開重慶。這樣做，太草率。我看日本人誠意如何還很難講，你猝然單獨與之言和，不留退路，實在是太危險，弄不好會身敗名裂。你一定要三思而行。”

他以為汪精衛是在徵求他的意見，他表示了反對，以為汪精衛會重新考慮。沒想到，汪精衛真派人與日本議和，把生米煮成熟飯。當汪精衛把議和協定副本捧給他時，跟他套近乎：“你我都是幾十年的交情了，沒有你我可不行啊，有些事情我還得依靠你。”並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讓他跟自己走。陳公博對此沒有立刻應允，表示得考慮考慮。這當兒，汪精衛那個精明強悍的老婆陳璧君從屋子裡間走出來說了一番不軟不硬的話：“陳先生，汪先生請你跟他走，你不想去，那看樣子，你是要跟蔣先生去當官囉。”這話雖然沒有劈頭蓋臉地痛罵，但等於把他置於一種兩難境地。汪精衛一看他十分尷尬，就趕忙打圓場：“走，還是不走，我也不勉強，你先回去考慮考慮吧。就這兩天，作出決斷。”雖然沒有逼迫，沒有強求，但這時的退讓比逼迫和強求更有力量。陳希望議和，但又怕承擔賣國賊的罵名。如果留下來不走，與汪精衛的友誼就會一刀兩斷。而在蔣介石眼裡，他是汪精衛的人，將來勢必兩頭不討好。

這時，汪精衛派人告訴他務必於1938年12月18日到達昆明。陳公博知道，汪精衛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裡跳。他還存一絲幻想，想有機會再勸勸汪精衛，走之前，他讓人轉交蔣介石一封信，信中說：“我離川以後，將會以個人的努力設法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希望黨對汪先生的制裁能夠緩和，減少汪精衛的衝動，以免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汪精衛在河內看到陳公博時高興地說：“我終於把你等到了。我們的和平運動不能沒有你呀。”陳璧君也在一旁說：“陳先生不愧是汪先生的朋友。在這關鍵時候，我想你是不會棄汪先生於不顧的。”

陳雖然在香港隱居，但還是關心外界情況，突然一天就看到了《大公報》上高宗武、陶希聖披露汪精衛投敵反叛蔣介石的報道。他想，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一波三折，國人唾罵，日本人施壓，現在高、陶二人又離他而去，我與汪多年交情，患難見真心，只有這個時候才能體現我們朋友真情，看樣子只有往火坑裡跳了。過了不久，陳璧君就找到他，淚流滿面地勸說他參加“和平運動”。如果說以前還猶豫、彷徨，甚至固執，此時，面對陳璧君軟硬兼施，陳公博已無話可說，毅然決然地答應了陳璧君，當了中國第二號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