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土匪”是這樣造就的

北京市“上山下鄉”的年月里，很多人都知道去黑龍江省山河農場的那批“知青”是各個中學的“渣滓”，不是成天在街道上打架鬥毆的小痞子，就是“出身”特糟糕的主兒。我父親除了“摘帽子右派”外，還是“特嫌”（懷疑是國民黨特務），母親是“叛徒”，自然，我成為去山河農場的“渣滓”中的一分子。

1969年秋天，我剛剛過了16歲生日就去了“北大荒”。剛到農場，北京“知青”這幫桀驁不馴的傢伙們便開始不斷惹禍，最讓當地幹部頭疼的是打架。在北京“知青”來農場之前，已經有一大批黑龍江省牡丹江和雞西“知青”先來了一年多。這些東北青年要比北京青年老實得多，歲數也大三歲左右；北京“知青”到處搗亂，他們開始還忍耐，後來就發生了衝突，繼而演變為兩地青年間的械鬥。打群架過後，當地幹部自然而然地偏向東北青年，因為北京青年不是“出身”不好，就是調皮搗蛋的主兒，他們是知道的，甚至認為“毛主席把你們（北京‘知青’）送到這兒，就是讓你們勞動改造來的”，所以我們有“二勞改”之稱。

不久，在臨近八分場發生北京“知青”和東北“知青”大規模械鬥。八分場東北青年糾集其他分場的東北青年，共計三百多小伙子，與幾十個北京小子們大打出手。北京的小子們寡不敵眾，逃進宿舍抵抗，外邊東北青年外邊層層圍住，用七、八杆獵槍裝上小米和鹽粒進行射擊，還揚言要燒房子；後來總場趕來的民兵連隔離了兩地青年。但事後，當地幹部和民兵從北京打架鬥毆的小子們中抓走了將近十人，宣布他們是“反革命流氓團伙首犯”，押解到總場小號（私牢）關押並拷打，第二天將這“反革命流氓團伙首犯”押上卡車在各個分場遊街。

我還記得那場面。當時已經十一月初，“北大荒”天寒地凍，總場進行遊街的車隊有三輛卡車和一輛吉普。吉普里自然是總場的幹部，還有個播音員坐在裡面有大喇叭喊“堅決鎮壓反革命”等口號。第一輛卡車上是那七、八個“反革命流氓集團主犯”。他們被五花大綁，抵着的頭上掛着個大牌子，上面寫着“反革命流氓團伙頭子XXX”。每個“主犯”身後是荷槍實彈的兩個民兵。民兵們都戴着皮帽子，穿着皮大衣，可“主犯”們都沒戴帽子。他們的臉都是又腫又紫。

這輛車後面還跟着兩輛架着輕機槍的卡車，兩車民兵都荷槍實彈，並隨着大喇叭的口號高聲呼喊。在場的東北青年無不拍手稱快，北京青年各個鐵青着臉，咬牙切齒。您說，這兩地青年械鬥，為什麼光懲辦北京“知青”？！

這次遊街後，山河農場各個分場兩地青年械鬥愈演愈烈！十二月初，我所在的九分場發生東北青年和北京青年的大規模械鬥。東北青年有組織有預謀地在各個宿舍毆打北京的渾小子們，他們吹哨為號，個個戴着大口罩，進門就打。當時北京青年吃了大虧，很多人頭破血流。事情發生後，分場幹部只是敷衍了事地“調查”了一番，隨後就不了了之。因為我們是“二勞改”。

但這種做法肯定適得其反。第二年開春以後，北京的渾小子們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毛主席語錄”），和東北青年打架打得更凶，而且還不要命。我在那個時候得名“半瘋”。遇到和兩地青年械鬥的時候，我總是瘋子似的衝上去，隨手抓起什麼東西就砸向對方的頭，甚至撲過去咬。我不知道那年我打了多少架！可以怪，此時農場的幹部乾脆不管兩地青年的械鬥了。這大概是鄰近六分場上海青年和東北青年的大械鬥中，好幾家偏向東北青年的當地幹部家被上海“知青”打砸，門窗和家具都打得稀爛，柴禾垛也給燒了。當地幹部大概想，打群架我去管，到時候自己要倒楣。

到了1971年，也就是我們到農場快兩年的時候，我所在的分場再次發生大規模兩地青年的械鬥。這次東北青年預謀了好幾個月。夏天的時候，很多北京能打架的渾小子因為夏天農活太累，都回北京了。東北青年認為這是收拾北京青年的機會。那時北京的渾小子們在分場很是囂張，幹活偷懶，甚至故意破壞，在食堂吃飯也不排隊。食堂吃飯不排隊讓東北青年極其惱火，他們總是默默地在後面站着，看着北京的渾小子們又嚷又叫地在前邊先買飯。

那天東北青年暗中組織的“突擊隊”在青年食堂發難，一聲號令，一個個從袖筒中抽出拖拉機鏈軌軸，或尖刀，吶喊着衝上來痛打北京的渾小子們，當時前面買飯得意洋洋的北京“知青”個個滾滾爬爬，腦袋開花。他們都狼奔鼠竄地逃出食堂，向自己的宿舍沒命地跑，後面東北青年的“突擊隊”緊緊追趕，一路喊殺。更多的北京渾小子們見狀，立即倉促應戰，於是在宿舍門口進行了相當慘烈的械鬥！這回輪到東北青年受挫，他們一個個也被打得東倒西歪，很短的時間內就轉身逃命。可是他們的四名“突擊隊員”重傷倒地不起（其中有兩人終身致殘）。

更多的東北青年從各個宿舍湧出來，拿着鎬把和鏈軌軸沖向械鬥現場。當時北京的渾小子們已經有很多帶傷，見到一、二百東北青年吶喊着從各個方向衝過來，自己才幾十人，當時就有些慌，想着撤到宿舍里進行抵抗。我的好友，北京“知青”中的老高中生任鐵生（就是2008年十月一日在北京郊區鐵砣山登山失蹤的五中退休老師），高聲吶喊“兩軍相逢勇者勝”。他當場脫下上衣，手持大扇刀（割草用的，刀鋒有一尺半長，把有兩米長）挺身向前！跟着北京渾小子們都赤裸着上身，拿着七、八把大扇刀和五、六把大板斧，和鐵鍬、四尺叉子等迎上前去。

東北青年的組織者見狀便用半導體喇叭高喊“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主席語錄”）。任鐵生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主席語錄”）。眼看血腥的大規模械鬥在所難免。這時一個青年教育連長臉色慘白地衝到眼看就要對陣的兩軍之間，高喊“先打死我”。他見大家都一愣，隨即又大叫：“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放下武器！”跟着背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得，準備廝殺的兩地青年都面面相覷了。

事情後來雖又不了了之，但北京“知青”在當地農場幹部中的印象中很是惡劣。農場“知青”提干、入黨的北京“知青”很少，那幾年成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或許有幾個北京青年，都是家裡沒什麼“出身”問題，在農場不惹事生非者。像我這樣的刺頭，“出身”成問題的傢伙，什麼也別想了。

記得在農場的最後幾年，我和一些北京的渾小子們更是無法無天，偷雞摸狗的事情都是我們幹的。那時沒人和我們打架了，但渾小子們內心的苦悶又如何排遣？那就酗酒吧。農場幹部見到我們像見了瘟神，背地裡說渾小子們是“活土匪”。哀大莫過於心死，我私下裡和幾位好友說“真想當土匪”。內心真的很絕望。幸虧1976年秋“文革”嘎然而止。蒼天有眼，佑我中華！我們這些渾小子雖然是灰溜溜地返城，但總不會再是“活土匪”了。

我還記得那年頭我在齊齊哈爾、天津等城市逛的時候，晚上想問個道都很難。因為過往的人一見我狗皮帽子，羊皮大衣，渾身骯髒的樣子都遠遠地避開。人們眼裡的“知青”就這個德性，真是啼笑皆非。

得，侃大山告一段落。嗯，還想羅嗦兩句。今天之中國經過三十年的經濟建設，國力增強了，在國際上有了地位。當然，中國大陸問題成堆，幹部階層貪污腐化嚴重，環境污染的可怕，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沉重的人口負擔等等。但祖國畢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再丑再老也是母親。讓我們真心地來愛她吧，少冷嘲熱諷，多多想辦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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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估計這個“段子”是六年前寫的。為什麼當時沒貼出來？原因大概是不想暴露我原來的“身份”吧？可能當時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的看法比現在樂觀？現在想想，自己的這段歷史或許可以證明點兒什麼。

我們這一“頁”已經翻了過去。年輕時我們這些“荒友”們動不動就要“看誰胳膊根粗”。沒文化，也沒什麼思想境界，見到不公的事情也只能靠打架，有時也有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勁頭；當然，多數情況下是撒野。可我們畢竟老去。漸漸地打不動了，漸漸地被社會遺忘了，我的哥們兒們也接二連三的走了。其實這是應該的，歷史是條河，總在“時過境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