崢嶸說得不錯，她確實不是個開心的“富婆兒”。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她社會經歷不足，連申請護照必須有一個填表、簽字辦手續的過程都不知道，更不懂去美國得上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爸爸交給她一個護照，說這邊有人送她登機，那邊有人接她下機，一切安排妥當，遇事不必驚慌。她信以為真。結果，這邊倒是有人送她登機，那邊卻根本無人接機。到達美國過海關時，她被領到一間空蕩的等候室，獨自忐忑了八個小時，中間只有人給她送過一個盒飯和一杯涼水。

直到將近午夜時分，她才被兩個移民官提審。移民官的態度雖然嚴肅但並不囂張，也不兇狠。可驀然覺得他們威嚴的表情里似乎隱含着絲絲縷縷的忍俊不禁，料定這兩個移民官看不起她這個土氣十足的中國人。通過在場的翻譯吳太太，她驚訝地得知，爸爸交給她的護照是偽造的。她害怕極了，問吳太太她會不會蹲美國大牢。

吳太太安慰她：不會的，在美國，這種事是要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來解決。

她心升希望，一種糾結的希望——儘管不願面對爸爸和弟弟妹妹，可還是希望被遣送回國，知根知底的魔鬼總比素不相識的魔鬼好對付吧。於是又問：我是不是得被遣送回國啦？

吳太太說：別害怕，不會的。

驀然趕緊說：不是不是。我願意回去，壓根兒就沒想來。你跟他們說叫他們把我給趕回去得了。

吳太太驚訝道：喲，人家想來都來不了，你幹嗎想回去？

不到半個小時，移民官宣布，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她有權為自己的行為在法庭申述。出庭之前，她是個自由人。

走出機場，她才得知吳太太就是利用翻譯身份來接機的人。她一直把驀然送到她的新家，並告訴她不要擔心，自己的丈夫吳律師翌日就安排她去登記結婚，然後便可向移民局提出正式移民申請。吳太太一再強調，她的丈夫將會順利地處理好一切有關驀然的身份問題。

人地兩生，語言不通，驀然的命運就這樣被攥在了陌生人手中。

夫家姓關，位於一個上層社區，大房子、大院子。家裡所有的家具一應俱全：八仙桌、太師椅、羅漢床、美人榻、各樣條案、各種櫥櫃以及條案上的擺設統統古香古色，就像是將故宮外西路廂房裡的展品全部搬到了這裡。

房子坐落在半山腰，城市從山腳下伸延開去，再遠就是與天相連的南太平洋。白天，滿眼是碧藍的大海和同樣碧藍的天空；夜晚，數不清的車輛穿梭於萬家燈火之中。

八十九歲的婆婆已經老得看不出年輕時是丑還是美。老太太年輕時受過良好的西洋教育，操着一口東北鄉音和嫻熟的英語，頭腦清晰、能言善思，酷愛英文黑白老片兒和百老匯劇目中的插曲，是個精明能幹的女當家。

每天早上，她把那張像揉搓過無數次的牛皮紙般的臉精心描繪得花里胡哨，鮮艷的口紅順着唇邊溝壑般的皺紋沒有規則地擴散開去，像地方戲裡扮媒婆的丑角。她好支使人，但脾氣尚可。

終於找到了一個老實的聽眾，老太太一天到晚嘮嘮叨叨，全是早年那些事。什麼她是清朝鑲黃旗名門望族後代，什麼與愛新覺羅沾親帶故之類。她愛炫耀年輕時家裡的排場，愛絮叨早逝的丈夫如何順良。她自詡有審時度勢之英明：七七事變，一看局勢不妙要打仗，立馬捲起全部家當，帶着丈夫、兒子和女兒跑到這小島上安身度日。

她得意洋洋地坦陳：早先，她娘家爹和婆家公都是紫禁城裡管帳的，看準了宮裡的糊塗君糊塗臣查的都是糊塗賬，趁着民國革命前後的混亂撈了個缽滿盆溢。到了美國，她用不義之財在島上繁華的旅遊區買了一棟樓，出租樓中四十餘套公寓，雇了專人處理日常事務，定期往她帳戶里打錢，每月確保兩三萬美金收入，一家人近半個世紀在異國他鄉坐享其成。

老太太最是不待見兒子理查德，不是嫌他長得醜，就是嫌他穿戴邋遢，要麼就嫌他身上有異味，罵得最多的詞兒是“神經病”。她妊娠九次，孩子有的流了，有的早夭，只落下一兒一女。老關家總算沒在她這兒斷了香火，所以對兒子格外寵慣，到了八九歲上每天晚上還得嘬口娘奶才肯睡覺，快六十歲的人了在老太太面前像是個十多歲的孩子。更可悲的是，這兒子自己不爭氣，命還倍兒硬，愣是把老爹和妹妹都給剋死了。不但如此，年紀越大，性格越怪癖，行為越偏執。

社區里家家草坪相連，戶戶窗明門淨。唯獨關宅成年累月閉窗拉簾，與兩邊鄰居之間隔着高高的柵欄和灌木，院裡堆得到處是垃圾，亂得一塌糊塗，不見任何花草綠植。

柵欄和灌木是鄰居控告無果豎起的屏障，倒是省了我掏銀子，老太太無奈地解釋。

精瘦的理查德十一歲到美國，在家裡大都說中文。他有着一張窄長、呆板的臉，中等個頭，含腹駝背，給人猥瑣卻自負的印象。

原來，驀然來關家的事是老太太一手操辦的。雖然是頭婚，理查德對驀然並沒有那方面的興趣。一張特大號雙人床，中間像隔了一道無形的屏障，各踞一方，互不干擾，臥房的門永遠敞開着。看來，老太太活到這把年紀也想明白了香火延續與否沒那麼重要。或許，她還害怕關家再出個神經病吧。總之，老太太對驀然毫無責難之意，這使遠道而來的她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平日裡，理查德背個Jan Sport背包，穿一件橘黃色底碎花阿羅哈衫，戴一頂原本是橘黃色但已經被汗水浸得變色發臭的小丑帽，提着一根棒球棍，一出門就是一天，回家時照例跟淘着寶貝似地帶回些垃圾。

每天理查德前腳出門，驀然就趕緊在老太太的嘆息聲中把所有的門窗敞開透氣，但屋裡院裡堆的東西是絕對動不得的。老太太對怪癖的兒子一籌莫展，她能罵他、吼他，可對他的陋習無計可施。理查德挨了罵，就對驀然使蠻動粗。老太太心裡有數，可對驀然再有歉意，她的胳膊肘也不會往外拐，理查德終歸是親生骨肉，驀然不過是寄人籬下。

有了驀然，老太太辭退了原來的傭人，親自訓練驀然操作她此前聞所未聞的全套設備——電爐灶、微波爐、烤箱、冰箱、製冰器、咖啡機、壓汁機、洗碗機、洗衣機、烘乾機、吸塵器等等等等；老太太還指點她怎樣擦拭銀餐具、銅燭台一類的擺設。

從此，她在關家承擔了女僕的全部責任，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好歹從小就既會做家務又知冷知熱，伺候人輕車熟路。老太太有個頭疼腦熱，當過赤腳醫生的她也能從容應付。早就知道滿族人規矩多，長幼有別，不可犯上，她小心恭敬，自知有委屈應該往肚裡吞，有眼淚應該往心裡流，有苦痛不能奢望得到任何幫助和撫慰。

每周兩個晚上，老太太命兒子開車送驀然去附近社區學校免費英語班學習口語。

第一天上課，新同學自我介紹時，一聽她的名字叫“驀然”，老師也和海關的那兩個移民官一樣忍不住笑了，讓不明其意的她十分難堪。老師當即建議她改名“莫妮卡”。回來告訴婆婆，老太太也笑了，“可不是咋地，‘驀然’的讀音到了洋人嘴裡跟英語白痴(moron)的讀音一模一樣。好吧，那以後你就叫莫妮卡吧。”

小時候知之不多，驀然就不喜歡自己的名字。那時候的排斥情緒來自對大人沒完沒了的盤問。每逢她報上大名‘張驀然’時，往往會換來一連串的“啊？什麼？哪個mò？怎麼寫？”她只好像背書一樣認認真真地回答：草字頭下面一個扁日，然後一個大字下面一個馬，“驀然回首”的“驀”。她並不知道“驀然回首”的意思，是媽媽教她這麼說的。間或碰上文化程度不高或是不整明白不罷休的人，這番話，她得重複好幾遍。五年級開學那天，新老師點名時竟然管她叫“張慕然”。

文革初期，‘三忠於’改名風乍起，她暗自歡喜，想趁此機會改掉這個給她帶來無盡煩惱的名字，但“向東”、“衛紅”之類的名字又忒俗。還沒待她想好改個什麼名兒，媽媽死了。她打消了改名的念頭——再怎麼着，這是媽媽給她留下的唯一將伴隨終生的紀念。下鄉當知青，老鄉們從來沒挑剔過她的名字。本來嘛，名字不過是個代號，用於區別她與其他人而已。她想通了，從此與“驀然”相安無事。

被美國老師改名的事才讓她發現原來名字就是她命運的咒語。改就改，改了名字她的運氣沒準也會改變呢，她這樣希望。

英語班上有日本人、韓國人和中國人，其中中國人占絕對優勢。學生們在這裡充分體現了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國家、地區以及身份成為劃定社交範圍的標誌。且不說日本人和韓國人各自為政，中國人中以大陸人為主體，與台灣人和零星的香港人禮尚往來互不相擾。

大陸來的陪讀和移民女同胞是清一色上世紀五十年代生人，有當過知青的、有當過工人的、還有當過後門兵的。

陪讀族白天在飯館酒店打工或在當地人家做鐘點工，晚上來免費學英語。她們的丈夫是同學，因此她們之間關係甚密，在一起聊從丈夫們那兒聽到的學校里的事情，把某某人的論文進展、某某人的科技項目、某某人的試驗結果之類的話題掛在嘴邊。她們還交流打工經驗、互相介紹打工機會、結伴去舊貨店買衣服。將來不管是回國還是留在美國，她們的丈夫會成為教授、律師、科學家、企業家、金融家。她們是丈夫背後支持他們走向成功的人，因此她們不怕辛苦、充滿了希望與自信。

移民族來上英語課則完全是為了有個聊天的場所，順帶着學點英文口語。她們的美籍華人丈夫多是大學教授、商人、小業主，也有務農的藍領，平均年齡比她們大二十歲左右，驀然的來到把這個平均數提高了幾位數。她們學着台灣人管丈夫叫“先生”，不厭其煩地誇耀比拼“先生”對她們的好。她們在一起議論新潮時裝、交換化妝技巧、結夥逛商場、品嘗中餐館。

而驀然，自從到了美國，商場是什麼模樣她一無所知，更沒下過任何館子。在這裡，所有的人出門都是以車代步，她出門也都是理查德開車。剛到時，為了辦合法身份手續，老太太帶她坐理查德的車去過幾次吳律師的事務所。身份辦好以後，她再無機會出門，連超市都很少去——老太太安排超市按時送貨好多年了。

同學善意提醒她衣着過時，她解釋說那全是老太太過去的舊衣服。她實在太需要理解和同情了，傻乎乎地問她們知道不知道理查德·愛新覺羅這麼個人？

一個心直口快的同學說：誰不知道那個神經病？！上哪兒都提着根棒球棍。

另一個接茬兒：就是，不管是哪個學術機構、政府部門或民間組織開辦有關中國的會議、講座、展覽、慶祝或紀念活動；不管是大陸的還是港台的，他都會在人群中遊說，發傳單，自稱是Chinese Emperor(中國皇帝)，需要得到民間支持，打回老家去重新登基稱帝。

誠實的驀然告訴她們，他其實姓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