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盡的太平湖

    太平湖，老北京，何處尋？

    又一次來到老舍殉難的太平湖。

    這是夏夜。我佇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側的護城河旁，凝望對岸的“太平湖”，品味着喧鬧中的清靜。當然，我更會遙想起當年發生在對岸的那個永遠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的悲劇。

    說是太平湖，其實作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這個地名在這裡也已消失。大概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鐵時，這個不大的湖被填平，在上面修建大片的廠房，成了地鐵車輛的停車場。在文革後，老舍的親人們曾再次走進“太平湖”，緩步於縱橫交錯的鐵軌之間，追想着當年悲劇發生時的情景。他們根據當年的記憶，找尋老舍殉難的地點。然而，一切都已改觀，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而具體地點則是無法確定了。

    

    太平湖民國時期的名稱是“葦塘”。

    在老北京的記憶里，和京城別的那些著名的湖水景觀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處。它頗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風搖曳，水邊長滿蘆葦，時而有野鴨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鳥從葦叢中飛起，把靜坐在柳樹下的垂釣者嚇一大跳。湖東岸與新街口外大街馬路之間，有一片空地，湖邊種了許多花草樹木。矮矮的松牆成為一條界線，界線以西便成為太平湖公園。

    臨街的松牆有一個缺口，或者稱為公園的入口，但不收門票，人們可以隨時進去散步、閒坐、垂釣。因為它在大馬路邊上，南來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愛到裡邊去歇歇腳，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條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專程到這裡來逛公園的不多，順便歇歇腳的不少。湖的南岸是護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樣慢悠悠地從西往東流淌，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響。湖西岸交通不便，沒有多少住家，滿目荒蕪，但更顯其幽靜。

    這便是老舍當年鍾愛的太平湖。當他最後一次來到這裡後就再也沒有離開它。他永遠與這個湖相隨。不管它存在着還是已然消失。

    消失的不僅僅是太平湖，還有曾經巍峨壯觀的城牆。

    

    對於老舍，北京城牆可能顯得更為重要。

    對於老舍，北京城牆可能顯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勝門一帶的城牆，維繫着他的一生。這一塊小小的天地，是他的人生的起點，也是他的人生的終點。他對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藝術想象力，因這一小塊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難想象，沒有城牆襯托的太平湖，會帶給老舍多少失望與惆悵。

    在老舍最後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邊的時候，德勝門一帶的城牆還沒有拆除。從湖邊朝南看去，可以看見城牆高高地聳立着，護城河依偎着它，更顯其平靜與溫順。老舍熟悉城牆內外的一切。城牆那邊是他筆下一個個人物活動的天地：祥子拉車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還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館……

    不管旅居到世界什麼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據首要位置的從來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創作中，最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為背景的作品。早在四十年代他便這樣描述過他與北京難捨難分的依戀：“我生在北平，那裡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

    這一帶的城牆先後被拆除是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鐵和二環路的時候。老舍沒有親眼看到城牆的拆除，這樣，他的最後一次凝望，便具備特殊的歷史告別意味。

    太平湖、城牆，其實都不妨看作為一種象徵。它們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傳統意義上的北京完全成為過去，文革風雨席捲過改變過的北京，將是一個外表和內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假如老捨得知人們不得不從“您好，謝謝、對不起”的訓練中開始文明的起步時，一定會感到驚奇和困惑。他不會知道也不會明白，十年中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2006年，新太平湖出現在北京，它由北護城河西直門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寬改造而成。

    老舍怎麼成了革命的衝擊對象

    老舍絕對不可能預料到自己居然會成為一場革命的衝擊對象，並承受從未經歷過的屈辱與痛苦。

    他被公認為新時代的“創作標兵”，他的筆為一個嶄新的時代而揮舞。一個如此出色地活躍在文壇的作家，應該說最有資格避免悲劇的降臨。

    老舍在從美國歸來不久，就率先成功創作出反映北京新變化歌頌新時代的話劇《龍鬚溝》，因而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響應羅瑞卿的號召，根據真人真事創作了配合肅反的諷刺喜劇《西望長安》；他在大躍進的鼓舞下，創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員》……還有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詩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隨時可以派上用場的工具。

    

    毛澤東接見老舍和梅蘭芳。

    他積極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節日或者會議、活動，從而，在不少報刊的編輯看來，他是有求必應的好作者。還沒有別的作家能夠像他那樣活躍，像他那樣熱情持久。

    有的作家還記得，好多年裡，每當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前舉行慶祝遊行時，總有兩三個人作為領隊，興奮地走在文藝界的萬人方陣前列。他們中間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裡，他無疑是一個典範，一面旗幟，他標誌着一個舊時代的文人，能夠成功地行進在新時代的大軍之中。

    從不願意修改已經發表的作品的老舍，後來親自動手修改起《駱駝祥子》了。

    在一九五五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駱駝祥子》上，舊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後半部分與第二十四章的全部，都被刪去。在這一章半里，老舍本來是集中寫祥子的墮落，刪去了這一章半，實際上改變了祥子的結局。而且，他當年說結尾過於匆忙，本應再多寫幾段，但這次修改，不僅改變了自己所說的從不願意修改作品的習慣，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將最後一章半刪除。

    純粹文學創作意義上的那個自由自在的老舍改變了。總是將生活中的人與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變了。

    

    那個自由自在的老舍真誠地為時代作出了改變。

    老舍真誠地願意走在時代的前列。

    不過，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學之根，創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條從沒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動着，為他激發靈感，為他輸送着語言的鮮活和形象的生動，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應酬的情形下，仍然沒有失去文學的活力。這便是老舍的可愛和可貴之處。或者說，是他生存狀態的另一面，最終決定了他在逐漸改變自己的時候，仍然能夠寫出《茶館》和《正紅旗下》這樣一些堪稱《駱駝祥子》後又一個藝術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見，當老舍腦子裡活躍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時，他便真正進入了自由自在得心應手的藝術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聲音、味道、畫面，都無須苦苦搜尋，便涌到了筆端。在這樣的狀態下，他的《茶館》，才能成為世紀的風俗畫與藝術瑰寶。其實，即便在創作《龍鬚溝》這樣一些劇作時，對老北京的人與事描寫，依然是作品中最為閃光的地方。

    

    老舍當年為黃永玉創作的齊白石木刻肖像題字。文革後，黃永玉回贈老舍夫人胡潔青並題詞，可謂一段佳話。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似乎矛盾的兩面，居然能夠並存於老舍一個人身上。許多他的同時代作家，如果表示出與舊我告別，就儘可能地將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後，以嶄新的姿態開始走進新的陌生的生活，並儘量去適應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遜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做一名創作標兵，又能不時沉浸在過去生活的影子中，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從中挖掘出藝術瑰寶。

    這大概便是老舍的天賦，或者說是在老北京文化的薰陶下，他的性格具有了調和一切保持平衡的能力。我們看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形下，社會與個人，政治與藝術，熱情與冷靜，不管那一方面，在他那裡都不會是脫韁的野馬。他仿佛是一位出色的導演，能夠讓每一個角色在最適合自己的時候出場，表演，退場。

    別的人無法擁有他這種能力。

    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種調和，一種平衡。於調和與平衡中保持了文學生命的延續。

    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幾年前，在寫一本關於沈從文和丁玲的書時，我讀到丁玲對老舍的一段回憶。一個文人的正直和善良，從此開始令我景仰，令我難以忘懷。

    在1960年召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時，丁玲已經身處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勞動改造。不過，仍是中國作協理事的她，還是榮幸地被邀請到京與會。離開文壇僅僅幾年，昔日的榮耀不再重現。她出現在會場上，多麼希望和久別的同行們握手、擁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她有些失望和沮喪。正在這時，老舍走到她的面前，與她握手，問上一句：“怎麼樣？還好吧？”

    

    老舍夫婦聯袂為著名舞台藝術家于是之繪畫題詞。

    並非過多的問候，只是簡單一句寒暄，卻令丁玲終身難忘。她得到一種被理解被關心的滿足。因為她深知，這在當時稱得上一次難能可貴的舉動。這需要正直、善良和寬厚，也需要一種勇氣。

    一次到廣州看望黃秋耘先生，談話中他以充滿敬意的口吻談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之前，黃秋耘幫老舍起草一份報告。一天，老捨去逛隆福寺的舊書攤，很高興地拿着一幅畫回來。這是一個老畫家送給吳祖光的一幅潑墨山水畫，當時吳祖光已經到北大荒勞動改造。

    老舍說：“這可是祖光心愛之物啊！他下去以後，家裡恐怕有點繩床瓦灶的景況了。不然，不會把人家送的畫拿出來變賣。將來要是祖光能活着回來，我把這畫還他，該多好！”

    

    老舍與胡潔青新婚時合影。

    黃秋耘的印象中，當時老舍的眼眶微微發紅，但他又突然止住話頭，沉默了。黃秋耘看出了他的顧慮，就說：“請您放心，在您家裡看到的，聽到的，我都不會對人透一星半點兒。”於是，老舍才恢復了平日的幽默：“對，對！這不足為外人道也！”時間久遠，許多事情黃秋耘已經不再想起，但老舍的這一俠義之舉牢牢地印在他的記憶中。

    黃秋耘回憶的這件事，後來從吳祖光先生那裡得到了證實。老舍購買回來的這幅畫，是齊白石老人送給他和新鳳霞的。一次吳祖光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熱情地將他帶到家裡，把畫還給他，並說要不是經濟條件有限，他本應將他們所有散失的字畫都買回來。可以想見，備受冷落的吳祖光此時此刻的心情。對於他，這當然是終身難忘的一幕。

    

    吳祖光(右）與黃永玉合影。

    在知道老舍這樣一些事情之後，我開始明白，老舍為何在同時代文人中間具有感召力，令人們永遠懷念他。他所表現出來的一個老北京人的細緻、周到、善良和正直，能給予朋友以溫暖和信賴，而這，在風雲變幻的歲月里則是最為珍貴的。

    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落後過，他的身份，總是免不了積極表態，甚至發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經深知的友人，他也沒有別的選擇。可是，表面上的批判，並不代表他的內心。於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場合他又表現出他的與眾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種友善，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還會伸出援助的手。

    在這樣的時候，政治讓位於人情世故，讓位於根深蒂固的做人的原則。老舍還是老舍，沒有失去本色，沒有割斷傳統的根。

    孔廟裡的紅色風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文廟的遭遇，應該說是老舍一生中感覺最突然最不可思議最難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處世哲學，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間受到前所未有過的考驗與摧毀。

    在一群紅衛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藝術家，被拉到國子監街文廟大院裡，讓他們在大成門前的空地上，時而下跪，時而圍着燃燒的戲裝和書堆跳“牛鬼蛇神舞”。

    

    老舍一家。 

    這是文廟，曾經被讀書人視為神聖的殿堂；這是北京，是老舍全身心熱愛的地方；這是二十世紀，被公認是現代文明發展的新世紀。可是，就是在這樣的時刻在這樣的地點，老舍被掛上黑牌，受到生平第一次的侮辱、毒打。他流血了，伴隨着血滴和汗珠的是書籍焚燒飄飛的灰燼。

    他的確沒有意想到會是這樣一個局面。頭一天他接到開會通知便從醫院回到家中。他本來可以託辭留在醫院，但正在風起雲湧的運動，使他無法安穩地留在病房裡。多年的慣性驅動下，他不能忘卻作為北京市文聯領導人的責任，歷次運動中從來沒有落後過的他，這一次同樣不能被認為消極、淡漠。他回到家中，早上穿得整整齊齊，拿上準備好的發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會議一樣走出家門。

    老舍是一位對新時代懷着滿腔熱誠的作家，一位總是願意將自己融入現實生活的人。也許仍有獨立的見解，也許仍然於內心深處保持着對生活的複雜感受，但這些，並不會影響到他與上面的政策和號召保持一致，因為他相信領袖超過相信自己。

    然而，這個世界變了。北京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這些日子裡，整個北京已經陷入了狂熱之中。僅僅幾天前，八月十八日“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紅衛兵第一次受到偉大領袖的接見。林彪在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濃濃的火藥味頓時充斥整個古都。

    北京真正是在一夜之間完全變了。

    八月十九日是瘋狂的開端。“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成短褲，餘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作廢品處理……”這不是諷刺小說的調侃，而是出自這一天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第一份紅衛兵傳單《向舊世界宣戰》。就在這一天，三十多萬紅衛兵衝上了街頭，開始了他們所認為的“破四舊”的壯舉。

    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風暴雨中喘息。

    掛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爛，換上由紅衛兵寫好的“北京烤鴨店”的木牌，而掛在店裡的山水字畫全部被撕毀；“榮寶齋”的牌匾被“門市部”之類的字樣蓋住，《砸碎“榮寶齋”》的大字報張貼在原來展覽藝術珍品的櫥窗上；百年字號瑞蚨祥綢布店內所有字畫、契約、宮燈、畫屏，都被毀壞……

    素來以溫文爾雅、幽默平和而著稱的北京話，忽然間也改變了原有的形態。紅衛兵小將們開始毫不顧忌地滿嘴粗話，“他媽的”、“老子”、“小子”、“狗崽子”等等，在他們看來，仿佛惟有此才能表現他們的革命性，才能標誌着與傳統文化的決裂。

    此刻的北京，當然不再是老舍所熱愛的那個北京。同樣，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納老舍。

    當他被掛上了黑牌時，當紅衛兵將他和同行們押解到太廟時，當他看到火焰無情地吞噬書籍時，當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時，他才開始明白，今天真的與過去大不一樣了。何曾經歷過這樣的場面，何曾受過這樣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許多別人難以接受的東西，可以真誠地改變自己早年的某些稟性，但人格的侮辱，對於將名聲和面子視為生命的這個老北京來說，無論如何也是無法承受的。當下午被接回市文聯後又受到紅衛兵的鞭打時，他憤然將掛在頸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在憤然扔掉黑牌之前，老舍在想些什麼呢？

    一直願意跟上時代的老舍，最終仍然沒有跟上一個特殊的年代。

    當他在紅衛兵面前扔掉掛在脖子上的那塊黑牌時，他也就把一個個疑問、質問擲到了地上，讓它們發出無聲然而卻又能在天地間久久不會消失的迴響。

    

    五十年代初的老舍（右）與胡風，胡風此後被打成反革命。

    最後一天如此漫長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長的一天。

    頭一天他的憤然反擊受到更為嚴厲的對待。人們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將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隨而來的紅衛兵，又輪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許家屬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種心情度過那個夜晚的我們已無法知道。我們也不知道，他最初決定走出家門時，是否就確定要到太平湖尋找歸宿。一切，一切，都再也無從知道。我們知道的僅僅是，他讓家裡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說服到單位去參加運動。他不願意家人因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擊。在走出家門時，他手裡拿着一副手杖，還有一卷親自抄寫的毛澤東那首著名詩詞《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老舍為什麼選中帶這首詩詞，在身處那樣一種處境時，他會以何種心緒來品味詩詞的意境，如今永遠是個謎。

    就這樣，帶着昨天留下的累累傷痕，帶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壓力，老舍走出了家門。最後一次出門，再也沒有回來。

    太平湖公園的看門人注意到了這樣一個老人的來臨。他回憶說這個老人在公園這裡一個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幾乎沒有動過。他估計，悲劇是發生在午夜。

    靜坐湖邊，動也不動，石雕一般。

    

    老舍晚年最後的留影之一。

    可以相信，當萬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內心，顯然會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太多值得回想的往事，太多值得咀嚼的人生體味，但，我猜想，更多的是困惑，是自省。甚至會有對自我的否定，有深深的自責。

    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革命。所有傳統文化的精華，書也好，文人也好，為什麼都將成為必須清除的歷史垃圾，如同焚燒的書一樣化為灰燼？ 為什麼社會的道德規範人的尊嚴，一夜之間會變得全無價值？為什麼人的獸性會成為社會的主導？

    我們已不可能描述老舍當時的全部心情。但我寧願相信，他也在深深地自責，他有許許多多的內疚和懊悔。他會後悔失去了過多的自我；他會後悔在歷次運動中，寫下過那麼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會後悔沒有更多地關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會後悔沒有寫出更多的如同《茶館》一樣的作品。這樣的推測並非是我的一廂情願，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邏輯發展。

    

    “文革”結束後的老舍追悼會，鄧小平李先念敬獻花圈。

    他最終走出了生的困境。他不願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願意因為自己而牽連家人。他看不到前景，無法預測未來的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下，也許死對於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選擇。老舍，曾經給予過人們多少安慰和溫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溫暖的時候，卻無從獲得。

    濃重的夜色里，沒有人發現老舍做出最後選擇。

    兒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經告別人間的老舍。他描述說：父親頭朝西，腳朝東，仰天而躺，頭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沒有穿外衣制服，腳上是一雙千層底的布鞋，沒有什麼泥土，他的肚子裡沒有水，經過一整天的日曬，衣服鞋襪早已幹了。他沒戴眼鏡，眼睛是浮腫的。貼身的衣褲已很凌亂，顯然受過法醫的檢驗和擺布。他的頭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經乾涸的大塊血斑，還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他遍體鱗傷。

    

    老舍著作一覽。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責、痛苦留給了自己，也把一個悲劇留給了歷史，留給了不斷關注它解說它的後人。

    我在幾年前，採訪訪問北京的一個日本作家代表團。在一個場合，見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讀巴金那篇《懷念老舍》的文章時。從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捨去世之後，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發表文章表示懷念的人。

    在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後，水上勉在一九六七年寫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譯《蟋蟀葫蘆》)。他記述老舍訪問日本時到他家坐客，交談中他告訴老舍說，他在一個朋友那裡看過一隻木製的罐子，說是從中國的舊貨攤買回來的，是養蟋蟀用的。老舍當即答應他，假如他到中國去，可以帶他到舊貨商店去找。令他難忘的是，老舍還答應陪他參觀六祖慧能大師的東禪寺。他把老舍的許諾看作一個美妙的夢。但這一切，只能成為永遠無法實現的夢了。

    

    訪問日本期間的老舍，期間與水上勉見面。

    水上勉那次送給我一本他的近作。這是一本長篇小說，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歡它的裝幀，所以，一段時間裡，它總是擺放在書架的醒目位置上。為寫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譯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為一位日本作家對老舍的深情懷念而感動。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裡行間流溢溫情、傷感。儘管他與老舍只有一次見面，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國人更能認識到老舍的價值，他為中國失去一個老舍而婉惜。

    “最近，風聞老舍先生已經去世，這簡直不能相信，難道我再也見不到老舍先生了嗎？”

    讀這樣的字句，我仿佛聽到了遙遠的地方傳來的一個焦慮而急促的聲音。聲音顯得有些蒼涼。這種蒼涼，一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