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我們了解到，我們之所以受到如此隆重熱烈的歡迎，是有原因的。原因是：這位廣州“XX中學紅革”負責人是原來這個學校“紅衛兵革命總部”總司令，“革委會”成立時是本校革委會主任，在學校所在地區甚至廣州市都很有影響。不過後來，工作組撤走，“工宣隊”進校，原來的“革委會”解散，學校又成立了另幾派“造反組織”。大致情況和北京差不多。我們的到來，無疑是對他們這一派的有力支持。而他們這一派目前是趨於“保皇”的，因為大部分是“革干”、“革軍”子女，這從一身軍裝的打扮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由於對我們招待的過於“隆重”，吃喝、住宿更不用說。住在學校一間由“辦公室”改裝的“宿舍，沙發、茶几、辦公桌椅、衣帽架……一應具全。一看就知道屬於那種辦公、住宿、革命工作兼容的“戰時”宿舍。我們幾個一時激動、興奮，當天也沒考慮那麼多。只是覺得對方親切、熱情、友好……至少生活問題不用擔心啦。

單平挺警覺，晚上召開的會議上（我們戰鬥隊的規矩：每天定時學毛選、定時召開工作會議）他提出：據他判斷，招待我們的很可能屬於“保皇派”，建議第二天，去另一派“紅造”看看。不過包括我在內，對他的意見並不同意，明明是“革命”總部，怎麼能“保皇”呢？造反組織都這麼大規模了，如何“保皇”？

正說着，總司令過來了，要我們明天去參加一個“報告會”，說是會場已經準備好，在學校禮堂，大會名稱是“革命造反形勢交流會”，由我們幾個介紹一下“北京的造反形勢”，附近幾個學校的紅衛兵都要來參加。根據總司令的說法，“紅革”的對立面“紅造”方面搶先“接待了”幾撥”北京來的“紅衛兵”造成了很大的聲勢，我們一來，剛好可以支持他們一下，並把對方接待的“北京紅衛兵”，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他們不了解情況，到了以後，胡亂支持“造反派”，對革命不負責任，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總之，話里話外的意思呢，是希望我們的到來，能加強他這一方面的“聲勢”，挽回不利影響。

一則“紅革總司令”這個關係是劉志良早先從北京聯絡好的，劉志良是我們的“外聯部部長”，雙方的“觀點”一致應當沒錯，二來對我們招待的異常周到、熱情，三來，最主要的，單平也不猶豫了，這小子一聽要介紹“造反經驗”興奮得不得了，他一貫愛出風頭兒，這麼大的“報告會”當然不可放過！所以我們當即滿口答應，今晚一定做好準備，不讓總司令失望。

總司令走了以後，我們幾個迅速擬訂了工作計劃：一、單平和我，準備明天大會發言，單平介紹他在我們學校旁邊的村子裡，發動當地貧下中農“造反奪權”的經過；我則介紹我們“全無敵”戰鬥隊，成立、發展的經過。二、根據張玉龍做的會議記錄，我在上一次會議中特別提到的有關“北京紅衛兵”到外地以後，不要下車伊始，就哇哩哇啦發表意見，要先做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等等，寫一份正式報告書，有劉志良在會上“宣讀”，報告書的名字是《正告、提醒、勸告北京出外串聯的紅衛兵戰友》。（這一份報告書，為我們惹下了滔天大禍，這是後話）。

當晚，準備發言的、寫傳單的，忙了個不亦樂乎，房間裡有現成的蠟紙、刻板、油印機、成摞的各色紙張，寫好以後，單平刻蠟紙，許劍先印刷，張玉龍準備紙張供應……一下子印出4、5百張傳單來。說到這刻蠟紙、油印技術，非我莫屬。我刻的蠟紙，最多的一次，足足印了8百份兒！當然是刻蠟紙的技術越高，印刷的張數越多，我在此也不便詳述有關刻蠟紙的技術，那就耽誤了正題。

第二天，步入學校禮堂會場的時候，照例是“夾道相迎”，參加大會的足足有兩三千人，熱鬧非凡，附近好幾個學校的“紅革”派紛紛前來，還有不少做卡車、大客車從遠處學校趕來的，當然，騎自行車來的更多，學校操場上，很規矩的按事先畫好的白線，停滿了自行車，偌大一個操場，儼然形成了一個自行車天然停車場，足見會議的準備者經驗豐富。而且，禮堂外的保安、服務人員一應具全，進門還要驗票，怕的是不同觀點的人進來擾亂會場。禮堂內的座位還是對號入座。當然啦，彩旗、標語、條幅更是處處可見：什麼“熱烈歡迎北京XX學校紅衛兵小將”、“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革命大串聯好得很”、“徹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等，鋪天蓋地。

會議開始，我們幾個當然是坐在主席台最顯眼的嘉賓位置上，主席台上就坐的大約有二十幾個人，都是各校、各組織的“第一把手”，講台設在主席台正中央。兩旁有落地大條幅，上方紅布黑子，寫着：“北京市及本市革命紅衛兵造反經驗交流大會”。

大會開始後，總司令先發言，之後，有五個發言、講話的，我和單平的“演講”穿插在其中。（事後這次大會被反對派“紅造”稱為“保皇紅革勾結北京反革命份子黑聯會”）說實話，單平講得一些內容我還記得，無非是，如何發動村裡的最窮苦的貧下中農，組織成什麼“紅農會”，如何讓貧下中農“訴苦”，訴什麼苦？當然是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村黨支部書記的苦！……我自己的講話和演講內容，基本上忘乾淨了，因為那時的革命形勢發展太快了，各種“觀點”、“立場”、“派別”也太多啦。什麼左派、右派、中間派、騎牆派，形左實右派、假左派、假右派、頂風派、順豐派、投機派、托派、死硬派、中間偏右、中間偏左派、調和派、折中派、兩面派……而且，我身為司令，各種大大小小的辯論會、討論會、報告會、交流會參加的太多了，比起單平來略遜一籌，不過也可以稱得上是口若懸河、伶牙俐齒，群眾對我的評價還多了一條，說我不論辯論還是發言，總帶着“嬉皮笑臉”的流氓習氣！您說可氣不可氣。

但是，開大會、作報告、演講的神氣勁兒、興奮、光榮感真的令人難忘。所以我對有些名演員說的“演員離不開舞台”深有感觸。後來據張玉龍說，我作講演時神氣活現、激動人心，手勢、表情都恰到好處，他還特意給我找了幾張相，說得我別提多高興了。我的更大規模的講演還在後來，第二次串聯的時候，在重慶，重慶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大會上，四萬多人的大會，那才叫真正的威風凜凜、萬種歡騰。總之，當個“領導人”是很舒服滴。

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大會最後，當劉志良宣讀完我們的傳單《正告、提醒、勸告北京出外串聯的紅衛兵戰友》之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全場起立，掌聲經久不息，更有人帶頭兒高呼口號：“向北京紅衛兵小將學習！”、“向北京紅衛兵小將致敬！”，歡呼口號聲此起彼伏、經久不息。

事後分析我們才知道，早先來的“北京紅衛兵”由於支持的是“紅造”，給“紅革”造成了不小的壓力。看起來，我們的傳單歪打正着，附合了“紅革”一派的心理。

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