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朋友，是上海人。有次她跟我講了一段自己的經歷，那天她獨自一人走在一條小街上，然後突然發現自己的東西丟了，忘記她說的是手機還是錢包，趕緊前後看看，因為是小街道嘛人比較少，於是認定是剛才從身邊走過的一位新疆人幹的，便迅速上前扭住了他，並報警。警察接警趕到後，一看是錢包手機這等小事，又不在那名新疆人的身上，就想懶政，勸這姐妹算了，說先回家等吧，等警察找到了會打電話通知云云，明顯敷衍不想幹事的稀泥派頭。不過警察叔叔這等哄小孩子的話，一般人都會很無奈然後聽話回家了，不過我朋友是個很認真的人，更是看不慣警察的不作為，加上認定了就是這名新疆人，一時不肯甘休。急了時就飈了幾句上海話，警察叔叔一看是土著啊，發現遇上硬茬不好打發，那就帶警局吧。到了警局，警察跟新疆人講，你是那誰的人吧，然後一個電話過去，又問清楚了朋友丟的物品的顏色型號啥的，再然後過了不到半小時，丟失的物品就神奇地原封不動地被送了上來。

    其實，朋友講丟東西本來也沒啥，自己都覺得不大可能要回來了，不過當她看到警察糊弄人的意思，並且有嚴重的地域歧視時，才變得越來越較真的，沒想到這一較真還真把物品較回來了，順便還見證了奇蹟發生的全過程，一個電話而已就輕鬆搞掂，這辦案的效率讓人嘖嘖稱奇，這才是讓人真正吃驚之處。在等錢包的過程中，與警察叔叔閒聊，加上之後的思考，總結髮現警察與當地的賊頭是相互相生的。

    有小偷，警察才有政績可以抓；而有警察，小偷可以避免無序競爭，做穩固生意。對於大上海一個方圓幾公里的轄區來說，其上日夜活躍着數十萬人並不罕見，那麼這些人之中就必須分為少數富人與多數平民以及部分窮人，有掙錢者也會有寄生者，還會有各種職業，其中乞丐和小偷就是不可或缺的兩種職業。數千年來，只從人類有了社會之後，小偷、乞丐、妓女這些職業就從來沒有消失過，雖經一時打壓，一旦放鬆機會頑固地復活起來。無論對他們有多討厭，都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他們就像永遠滅不完的老鼠一樣，不讓公開存在就會轉入地下。西方社會甘於接受這一事實，於是將妓女合法化，統一管理起來，乞丐也可以自由活動，只做消極性的防禦性管理。而天朝是社會主義，號稱社會制度現金，不存在黃賭毒，於是對於這些骯髒的職業，不停打擊，採取的是主動治理模式，然後通過新聞聯播告訴大家社會有多麼的和諧多麼的美好，警察叔叔完成了多少多少任務，抓獲了多少多少不法分子。反正總是好的，也不想想為啥任務總是有，為啥總是抓不完？實際上，還是警察叔叔自己最清楚，上海的這名警察就很明白，知道作為社會分工的一種，小偷不可禁絕，抓了這個總會新來一個，反正這一社區之上，配置的警力就那麼幾條槍，無論怎麼抓都抓不乾淨的，抓不勝抓，怎麼辦？智慧的警察就無師自通地與賊首建成了一個鬆散的生態聯盟關係。在這個地盤上，我默許你的存在，但你得保證不要給我捅大簍子，而且關鍵時期你得收手，讓我的活好干一點，對上可以交差，然後呢這個共同的地盤如果有入侵者，來了其他小偷，那麼你可以舉報給我，做我的線人，我可以狠抓狠打，忙你清除競爭對上。這樣，一個攻守聯盟就和諧地成立了，只是我朋友遇到的恰好是一個新疆幫而已，其他轄區的可能是東北幫，也可能是河南幫，或者雲南幫等等。對於警察來說，這是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因為有什麼事，我只要給賊首一個電話就可以搞定了，賊首幫自己把轄區裡的秩序管理了起來，一年下來基本能夠保證整個地區最低化的和平與安寧。這種治理方式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從經濟學上看卻是最符合博弈論，因為天下無賊的理想社會畢竟不存在，即最優選擇不可行，那麼只能在綜合考量之下進行次優選擇，博弈的結果就是警察與小偷都收益，社會也享受整體的安寧，多方受益的情況下，犧牲保持在最小程度之下，那些被小偷瞄上的倒霉蛋就只好怪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從管理學的角度，這也是最節省人力資源最節省稅收資源的理想管理模式，而且充滿了人性化。在這種方式下，警察只需要看守住賊首就可以，凡事就一個電話，連出警的汽油錢都省了，而且在想要大政績時，還可以犧牲掉賊首，當做自己的墊腳石。如果沒有這個匪幫，那麼就憑區區幾桿槍，壓根就無法看守住整個社區的人，沒有賊幫，你也壓根無法分辨究竟有多少賊，究竟誰才是新來的小偷，而抓了一個下一個是誰更是不知道，也不知道小偷們什麼時候是好人什麼是會犯案。

    警察與匪幫的生態聯盟下，甚至警察會幫助匪徒，最終的結果又是為了達到警察想要的效果。我們常人很難理解這種警匪勾結，也很難接受，覺得很黑，是腐敗的一種形式。很黑吧？是很黑，但追求的效果卻是和，以和為貴，而且有效。黑社會以和為貴，加上書名號的話，就是《黑社會·以和為貴》，杜琪峯執導的熱血黑幫片。它講訴的故事就是我大陸與香港黑幫之間如何勾連如何用最低成本治理香港平民社會的狗血故事，看完老杜的故事，才發現黑社會不是最黑的，最黑的是幕後的我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