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婦人：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於中旻

“轉載自 翼報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100901”

她，不僅住在華人中，還服事華人，最低下的華人，並且還入了中國籍。
北方有俗語說：“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是說到受卑視的行業：其中“店”是開客棧的；“腳”是行腳的，就是運輸業者。這位遠道從英國來中國的宣教士，居然開起客店，而且專招待行腳的騾伕。
她是艾偉德，曾在山西開設“八福客棧”。

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艾偉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於1902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倫敦北郊。父親是一名郵差。因為家境清寒，給富貴人家作伺候客人的侍女。在十八歲的時候，悔改重生，極想服事主，到中國傳福音；她申請參加內地會，因缺乏正式教育而被拒絕。
艾偉德仍然不氣餒，決心積蓄足夠的錢，自費前往中國。
那時，有人介紹她去看顧退休的宣教士夫婦，艾偉德欣然接受。在同那雙老夫婦的交談中，得到許多實際的知識。他們以為她不應該把青年歲月，浪費在這裡。剛好有人告訴她，倫敦的揚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夫婦，需要一名司客侍女。那家住在高貴住宅區 Belgrave Square，工資自然較高，更重要的是揚何斯本家中有許多珍貴的藏書，他自己是個頗有名的作家，寫過不少有關東方的書，如果能夠借閱，可以增進她對東方的知識，作宣教士的準備。
艾偉德雖然學識不高，但她有語言天才，學得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而且懂得應對和禮儀，頗得主人信任器重。她到假期時，就去外面再兼作別家宴會幫工，以求在最短時間內，積聚最多的錢財，完成她到中國宣教的異象。
1930年初，在衛理公會的聚會中，她聽人說在中國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已經七十三歲了，卻欲退而不能休，因為她到處尋找，竟沒有人肯去幫助她。
艾偉德說：“那人是我！”
她立即寫信去，表明自己願意去。
艾偉德在等候回信中，就先去探聽旅行的方法，知道如果直接坐船到天津，是最好的路線，但費用要貴，超過她能夠負擔；最經濟的方法，是乘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由大連乘船到天津，去到工場，費用會省一半。
漫長的等待。幾個月後，回信來了。珍妮歡迎她去；並告訴她，只要到天津，寫信去，會有人去接她到珍妮所住的地方—那是在遙遠的鄉下。
1930年十月十八日，艾偉德帶着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裡是她的衣物，另一個是簡單的食物，和路上煮食的酒精爐。多孤單的行程！不是豪華的旅遊，沒有富貴的親友相送，她身邊只有二英鎊和幾枚銅幣。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蘭（Violet），送她從港口乘船到荷蘭海牙，轉鐵路往俄國。
艾偉德把自己交託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車，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沒有懂英語的人可以交談，只一路禱告。有一天夜裡，火車停了下來，不再往前走。那地方是奇塔（Chita），西伯利亞草原的大曠野中，一個荒涼的鎮，到處是軍人，還聽到稀疏的槍聲。艾偉德只得在車站的寒風中，裹着毯子過夜。反覆交涉，才得轉火車去海參崴。在那裡，一名俄國官員想姦污她。艾偉德抗拒。那官員離開她去了。
艾偉德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求船長免費載她去神戶。從那裡，乘船到了天津。
在天津，找到了差會辦事處。問起珍妮勞生，那裡的宣教士搖頭說：“珍妮獨來獨往，在山西行蹤無定。寫信給她，不知何年月日才有回音；你不如等在這裡，有適當可靠的人來，帶你直接去那裡。”
在等待中，艾偉德出去遊覽，找機會學些中國話。她對中國最初的印象，是有許多的牆：長城的牆，城鎮都有牆，家家戶戶有院牆。怎樣才可以打開這些圍牆，進到中國人的心裡？
有一個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到山西，可以帶艾偉德去到那裡。

艾偉德的畫像

於是，長途跋涉開始了。火車，轉乘長途汽車，到澤州，內地會的宣教站。在那裡，有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她：她是個寡婦，丈夫是“劍橋七子”之一，是那一代碩果僅存的資深宣教士。司米德夫人對她非常體貼愛護，簡要的告訴她，山西的狀況。司米德也告訴她，西式的裝束在此已不適宜，幫她預備了高領的中國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經過兩天的路程，終於到了陽城。
珍妮．勞生住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上。艾偉德發現，那是一座大房子，有個大院，堆着兩大堆髒亂的物件。珍妮說，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為說是“鬼屋”，沒人敢住，所以租價特別低廉，每年只一英鎊。工人正在那裡進行清掃修建，只有一個房間算得整潔可住。整理清潔是艾偉德的特長。她辛勤工作，不幾天，就把全屋子整理得一塵不染。
珍妮在中國已經超過五十年，濃重的蘇格蘭口音，有時候不知不覺攙雜着中國話，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偉德問：“這是你的宣道所？”
“也許是，也許不是。”
這樣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開一間客棧，接待往來的騾伕住宿，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的行腳，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傳遍各處。他們的廚子老楊，可以負責供應飲食。
珍妮說：“我已經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棧’。”
但只缺少一件：沒有客人住宿。當地的人，看到他們就喊“洋鬼子！”怎肯來與鬼同住！
客人哪裡來？珍妮想出方法：讓艾偉德去門口，看到經過的騾隊，就攔住勉強拉他們進來。
起初，這使艾偉德有些難堪；騾伕們也不甘願。但看到設備清潔，飲食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晚間，老楊還說聖經故事給他們聽；不過，他說的常與聖經不同，會加上“挪亞潔淨聖殿”之類。他們也不知道，只是以為有趣。騾伕們歡喜住宿，並告訴別人來住。這樣，不久就常常客滿，騾棚也槽頭滿了。
不過，珍妮勞生的精神健康愈來愈差。她多年孤單工作，經歷過義和團和毓賢的迫害，屠殺，所受刺激，給她留下心靈的傷痕太深。終於有一天，使氣外出，意外受傷死亡。艾偉德來了還只一年多。
幸好老楊繼續留下工作，客棧營業照常。管理的擔子，落在艾偉德身上。這反而給她機會練習，中國話進步很快。她漸漸能夠傳福音，領人信主。司米德夫人從澤州差一名中國信徒來幫助，並供給他的工資。

老楊忽然對艾偉德說：“也許，你該去拜訪本地的道尹大人，表示尊敬。”以後，他連續催了幾次。艾偉德抽不出時間，而且她也不以為有必要。
有一天，道尹忽然來到八福客棧。談話中，他提出中國在推行“天足運動”，政府明令要婦女放腳，就是解放婦女的纏腳，並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的舊風氣。艾偉德當然是最好的人選。她還可以示範天足的好處。他應許派兩名衛兵保護，發給薪水，還供給騾子作交通工具；按時直接向他提出報告。
中國老百姓怕官。老楊很歡喜，因這工作有些官的氣派，能夠受人尊敬。艾偉德經過考慮，感謝神給她這特別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講福音。
這樣，艾偉德能夠周遊各村莊，鎮市，進入人家，自由有效的見證耶穌。有些人信了主。
那時，監獄發生暴動，典獄官派人來找艾偉德，看她能不能以神的能力，解決問題。艾偉德不能推卻，看到監獄中的緊張形勢；她叫出那暴動的領袖，要他交出武器，並保證不加究罪。這樣，和平解決了問題，也領了囚犯信主。
有一天，走在街道上，看見路邊有個婦人，坐在地上，要出賣一個病弱的女孩子，討價兩個銀元。艾偉德沒有兩塊錢，把僅有的九角錢給了她，領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棧，就叫她“九毛”，學名“美恩”。用愛心和禱告，那女孩復原了。
美恩看見門口有個可憐八歲的孩子，以為自己和艾偉德少吃一些，就夠養活他；艾偉德同情，也領養了他，起名“少少”。
艾偉德收養的第三個孤兒，取名“寶寶”。另一個八歲的女孩是“蘭香”。
1936年，Gladys Aylward 歸化為中國籍，成為艾偉德，中國人，不再是“洋鬼子”。卻正趕上共赴國難！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正式開始侵華戰爭。
次年，戰爭也臨到了僻遠的陽城。一個炸彈炸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失去知覺，醒轉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微外傷。
艾偉德和她的孤兒們，並幾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莊。居民指給她一個窯洞，用僅有的幾樣急救藥品，艾偉德幫助傷患，竟成了唯一的“醫院”。等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又再回到陽城。
意外的，有一天，道尹大人請艾偉德赴宴。他讓艾偉德坐在首位，當着同席的人宣告說：“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我要作個基督徒。”
艾偉德恭喜他，作了這關乎永恆的決定。

1939年二月，艾偉德聽說日軍已經放棄澤州，回到城市據點過冬。她記掛着內地會的同工，到澤州去看望他們。
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David & Jean Davis）夫婦在那裡的宣教站繼續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得以平安。相見甚為歡喜。
有一夜，酒醉的日本兵，進入宣教站，在那裡狂喊亂叫。艾偉德去同他們交涉，被一名兵用槍把打在頭上，昏倒在地。醒來的時候，看到戴維斯在旁照應她，並沒有多大傷害。
後來，有兩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請戴維斯送他們到煙台等船。他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說明差會的政策嚴守中立。
幾天后，中國軍隊要來借住，艾偉德以中立為由拒絕。率領的人是林南上校，一名情報軍官。他談吐文雅有禮，同艾偉德談論善惡的問題，指日本軍隊是惡的，應該助善拒惡，並說中國的防衛戰爭是“義戰”。
艾偉德同他談論，有時二人在澤州城中的街道上同行。
有一次，到山地去。艾偉德遇到了傳奇性的游擊隊英雄雷將軍（General Ley），深入內地，難得見到個歐洲人，而這人竟然原是天主教的神甫，而成為抗日游擊英雄。
當在澤州的時候，時代（Time）雜誌的記者，訪問艾偉德。時代的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 1898-1967），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極為同情中國政府。艾偉德說：她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她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她是中國人，也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
在澤州，有二百名孤兒。1940年初，她的助理晉本光，帶領一百名孤兒去了西安。現在，經過戴維斯同意，照艾偉德的建議，將剩下的一百名孤兒，遷往陽城山區。艾維德則暫時留在澤州，幫助照顧宣教站的約一千名難民。
幾天后，消息傳來，進行春季掃蕩的日軍，迫近澤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來報告的人，手上還拿着一張告示，寫着：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她倉皇逃回陽城。日軍飛機低空掃射。她覺得肩頭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後來發現是受了槍傷。
艾偉德決定要去西安。行前去向新作基督徒的道尹告別。道尹關心的告訴她，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艾偉德說：她預備帶一百名孤兒同去！
“啊呀！那要攀山越嶺，要渡過黃河…”
“但我不能不走。”
他所能夠作的，只是派幾個人，扛幾袋小米，送她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以後，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我也為你禱告。”
同行約一百孤兒，最大是一名解放的婢女素蘭，還有艾偉德自己收養的美恩和蘭香，少少，寶寶和兩名男孩子；最小的一個只四歲。
美恩問說：“要走幾天？”
艾偉德回答：“騾隊走五天。”那是說，他們走大路，也走得快得多。她一直笑着，但心裡說：“這簡直是瘋狂。”既上了路，她從未走過的山路，只有仰望主的憐憫。
時間過去，艱難的山路沒有盡頭。孩子們的鞋破了，腳磨腫了，衣服髒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進，緩慢的前進。
疲倦，行進越來越慢。除了他們一隊人之外，再沒有別的旅人。一天，遇到了幾十名軍隊，給孩子們一些食物，使他們歡喜了好久。
十二天過去了。
前面走的孩子，歡呼說：“黃河！”
從高處望見那蜿蜒的河水，使他們忘卻疲勞。想到要坐火車了，使他們倍加快樂。艾偉德謝過伴送他們的人，看他們回去。自己率領孩子們，向河邊走去。
黃河的水波浪滾滾，但沒有渡船。只有等，挨着餓等。前無去路，是很可憐的事。連艾偉德也有些灰心了。
第四天，來了幾名士兵。他們觀察這些小難民，已經有好幾天了。看到不像有危險，才來幫助。取出一面鏡子，在陽光下向對岸閃照了幾下；對面也有回應。不久，渡船來了。他們分三次渡過了黃河。現在已經脫離險地。
再走了兩天，到了米脂，孩子們第一次搭上火車，都十分興奮。有時，火車停下來，讓他們去難民救濟站吃飯。到了中條山脈的一個小村，火車不能再前進了，因為橋梁被炸毀；只有攀越崤山的小徑，才可以到潼關；只是那條山徑，連鄉民都沒走過。
艾偉德帶着孩子們，一步步的往前挨。到一個山村，再問往前的道路。每個人都筋疲力盡，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艾偉德真想在路邊躺下，任什麼都不管了。在無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來。孩子們也哭。哭過了，還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憐憫。在似乎絕望之中，路到盡頭，一個下坡，竟然就是潼關！原來沒有地圖走路，有這樣意外驚喜的好處。
現在有鐵路，又一個難處是，卻沒有客運火車。幸而有運煤貨車。他們爬上煤堆，乘過了一段，才轉搭客車，終於到了西安古城。一個沒有邊界的大城。但他們還要從那裡去扶風。
所有的孩子們，一個都沒有短缺。艾偉德感到鬆弛下來。感謝主。
在扶風附近的興平，有個婦人說：“你看來病很不輕。”
艾偉德說：“近來不少人這樣說。”

艾偉德醒來了。
看到身邊有個穿白衣的女子，她問：“我在哪裡？你是誰？”
女子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只說：“你現在終於清醒了。”忽然就不見了。
來了另一個男人，俯身用英語對她說：“你現在好了。我是西安浸會醫院的主任醫生。你發高燒，營養不良，傷寒，加上肺炎。過度疲勞。還有一顆子彈穿過你的肩頭，幸而不深。現在你會活下去了。”
“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醫生以為她的囈語又來了，喊護士拿鎮定劑來。

艾偉德對過去約一年的記憶，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夠活下去，是一件神蹟。她大概在興平工作了幾個月，才倒下去。是新到的特效藥磺胺辟定（sulphapyridine），助她脫險復原。在醫院裡又過了幾個月。1941年底出院。
1942年初，艾偉德又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靠近她的孩子們。
次年，林南上校又找到了艾偉德。但艾偉德對他的情愫已經改變了：不是因為他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給他。他們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緣過去了。
1944和1945年，艾偉德在蘭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貧窮人和痲瘋病人中傳福音。她曾往喜馬拉雅山麓去，那裡的隱修者，竟然預先知道她要來，準備接待，也準備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個教會，給他教堂後面的一間屋子住，算是受薪的女傳道，也教青年人英文。
美國人戰勝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艾偉德（右）在上海重遇美恩（左），喜見美恩的兒子（中）

1948年，國民政府快垮了。艾偉德也快垮了。司陶衛醫生（Dr. Olin Stockwell）勸她回英國去休養，並探望父母。她離家已經十七年了。因為艾偉德一文不名，司陶衛為她籌措路費。只是她已經不是回家了；因為她是中國籍，不是回國，而成了出國，要去上海申請簽證。在那裡，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發現美恩已長成，結婚生子，艾偉德竟然作了“祖母”。
1949年春，艾偉德到了英國。經過戰亂，她的父母和兄姐都還在，重逢自然快樂。但她為多難的中國憂傷，為他死去的孩子們憂傷。她的心愛中國；在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說出中國話。

The Small Woman 一書的封面

不久，有個新聞記者萊得梧（Hugh Redwood）特寫艾偉德在中國的故事。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讀了，來訪問她，請了一個名演員，作連續廣播劇播出。艾偉德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但她不喜歡那些稱譽。她常受邀講演。柏格斯又把她的故事寫成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書由 Evan Brothers 出版。
1957年，五十六歲的艾偉德，預備再出發往香港工作。二十世紀福斯（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簽約，把她的故事拍成電影。“竟然有這種傻子，把好好的錢，用來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傳福音就好。輕易的簽了約。後來，她才知道，電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無意於傳福音；而她，艾偉德，才是只知傳福音的傻子。那部電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主角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不是飾演艾偉德，而把艾偉德弄成英格麗；一部英雄美人的愛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偉德的熱吻；事實上，艾偉德終其一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過吻。本來的“八福客棧”，也不知如何變成了“六福客棧”（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這使艾偉德既羞慚，又厭惡，不願提起。
到了香港，艾偉德發現進入中國大陸工作，已難以實現；只有流出的難民。她找到了從前收養的孤兒，已經作了傳道人。她立即想到開辦一個“希望會”的宣教團體。但她是中國人，居留簽證申請被拒絕。唯一的道路，是到難民難官難兵難將充斥的另一片中國土地：台灣。
1959年，展望會（World Vision）邀請她到美國作旅行布道。聽眾驚奇的發現，她不是電影中長身玉立的美麗女星，而是矮小蒼老的小婦人！但她有機會傳揚福音，幫助展望會的孤兒工作，那正是她所愛的。不少人為她在台灣的工作奉獻。

1963年艾偉德訪問英國Walker Street School，抱着一名中國孤兒，與校長在校門合照

艾偉德也受邀請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又回到英國。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實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見她。伊莉莎白女王，邀艾偉德去白金漢宮，同她在花園裡傾談；她也不錯過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台灣的孤兒們。
只是這一切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國教棍，把幾乎全部款項騙去！艾偉德再一次的受辱失望。除了神以外，還能夠信靠誰？她孤單，失望，覺得自己真是這世界不配有的人。
回到台灣，凱慈琳司密慈（Kathleen Langston-Smith）在那裡等她。凱慈琳是英國一個郵政分局的局長，看到 BBC 的電視節目，受感動奉獻來與艾偉德配搭同工，正好補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感謝主。
1970年元旦，艾偉德覺得患了感冒。不過，她仍然去一個婦女聚會。回到孤兒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醫生診斷是流行感冒，轉為肺炎。不久，艾偉德離開了世界，還不滿六十八歲。中國人對不起她。她卻死在所愛的中國一角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