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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二零零五年「第一禁書」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3月17日11:34:0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剛獲老舍文學獎的河南小說家閻連科﹐推出新作《為人民服務》﹐卻成為今年「第一禁書」﹐中宣部指稱牠詆毀毛澤東、軍隊﹐以及性描寫泛濫。刊登該作品的廣州《花城》雜誌鬚全面回收。 --------------------------------------------------------------------------------

初春﹐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即將在北京召開前夕﹐一部突破政治和性禁忌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載廣東文學雙月刊《花城》二零零五年第一期﹚﹐被北京當局所禁。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文件﹐「不準發行﹐不準轉載﹐不準評論﹐不準摘編﹐不準報道」﹐已發行的刊物全部回收﹐各省市宣傳出版部門正逐級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的有關批示精神﹐認為這部小說詆毀毛澤東﹐詆毀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詆毀人民軍隊﹐詆毀革命和政治﹐濫性的描寫﹐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宣揚了西方的錯誤觀點。人們稱﹐由四十七歲的北京作家閻連科創作的這部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大陸二零零五年「第一禁書」。

閻連科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祂的作品在各地出版社都炙手可熱﹐作品尚未殺青﹐多家出版社的編輯即已展開爭稿大戰。不過﹐這一小說在多家出版社輪轉﹐編輯都擔心觸犯「天條」而猶豫發稿。中國大陸文壇最具權威的上海《收獲》雜誌﹐已將作品發稿至印刷廠﹐最後還是撤了稿。據悉﹐《為人民服務》原作九萬字﹐閻給廣東《花城》的稿子﹐經自律「審查」刪節﹐隻剩五萬字﹐而《花城》再作「審查」刪節﹐估計隻剩四萬字﹐用閻的話說﹐「已經根本就不像一個作品了」。刊登於發行量達三萬的《花城》上的這部小說﹐由中宣部關於新聞出版的九人審讀小組發現問題嚴重﹐遂緊急採取措施。雜誌被禁﹐一時「洛陽紙貴」﹐編輯部每天都接到各地文友要索取這期刊物的電話。出人意料﹐三月出版的《花城》也因此銷量大增。

《為人民服務》描寫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發生在軍隊內的一個故事。《為人民服務》﹐是前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著名演講稿的篇名﹐在文革期間﹐中國民眾幾乎人人都能背誦。毛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荒誕的歲月必是禁慾的年代。小說描述﹐部隊一師長離婚後﹐與部隊醫院的年輕護士劉蓮再婚﹐但仍沒有生養孩子。劉蓮不再工作﹐但與師長的生活也不協調。公務班班長吳大旺﹐被上級選派去師長家專職做飯打掃﹐祂依照「為師長家裡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做的不做」的軍事原則﹐在師長家裡謹小慎微。

一次﹐師長去北京學習兩個月﹐夫人劉蓮性飢渴難耐﹐多次引誘吳大旺。家在農村、已婚的吳﹐在「為人民服務﹐你脫呀」的催促中﹐與劉蓮由性生情。祂倆在性生活中獲得暴發性滿足﹐也產生了情愛。劉蓮懷孕了。她設法重新安排吳的工作﹐從農村調進城裡。此時﹐部隊正在整編﹐有的留下﹐有的退伍﹐凡是知道師長夫人生孩子內情的軍官﹐都被遣散了。權力慾和人慾的糾纏﹐令這一題材相當敏感。

人性的疲軟﹐需要毀滅政治禁忌方能勃起。文革期間﹐誰褻瀆毛澤東而有一句不恭的話就是反革命。小說中﹐這對情人三天三夜﹐一絲不掛﹐足不出戶﹐餓了就吃﹐累了就睡﹐醒了就行房。在屋裡﹐吳不小心砸碎了一尊毛澤東石膏像﹐這在浩劫年代﹐堪稱反革命事件﹐對於祂們反而引發了狂野性慾。此後祂們樓上樓下四處找有關毛澤東的聖物﹐肖像、《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鏡框、印有語錄的筷子和印著毛頭像的味精瓶等﹐一一撕碎、砸爛﹐比誰更反動、更反革命。祂們在這過程中彼此都陷進政治禁區﹐但也確保彼此愛情的忠詐o因而性高潮不斷。

目前﹐《花城》編輯部有關人員正作檢查﹐受何種處分尚未定論。剛躲在北京近郊寫完一部電視劇的閻連科本人﹐也沒有被要求作檢討。朋友對祂說﹕「好在你前不久離開部隊﹐回到地方作協﹐否則部隊肯定不會放過你。」閻聽了說﹕「現在的文壇﹐可寬容多了。隻是我對不起出版社﹐對不起編輯朋友。」九五年尚在部隊的祂﹐曾因在內地發表《夏日落》而博得香港一些刊物極力讚揚﹐閻被迫多次檢查。據悉﹐閻的一個短篇小說原定在河南《莽原》文學雙月刊今年第二期發表﹐編輯部因《為人民服務》遭禁而有顧忌﹐於是將這期《莽原》全部銷毀。

《為人民服務》備受矚目﹐而閻連科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受活》﹙春風文藝出版社﹚﹐在中國也廣為流傳﹐作者更因該作品獲北京文聯和老舍基金會主辦的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的優秀長篇小說獎。

《受活》說的是某縣為發展旅遊致富﹐要「受活莊」的上百個聾啞盲瘸的殘疾人﹐組成「絕術團」巡迴演出賺錢﹐而後去俄羅斯購買列寧遺體﹐建列寧紀念堂﹐以此實現中國鄉民的天堂之夢。

目前﹐港臺多家出版公司正透過各種渠道﹐聯繫閻連科出版《為人民服務》港臺版。三月一日﹐閻在北京接受亞洲周刊專訪﹕

許多讀者在問《為人民服務》究竟要表達什麼﹐你能說說嗎?

小說要說什麼意思﹐我也常常說不清楚﹐但肯定是意味無窮的。我寫小說一開始從來不考慮要表達什麼意思﹐怎樣能調動自己寫作的激情而表達某種憤怒就怎樣寫﹐怎麼舒服就怎麼寫﹐是否表達得「過」還是「不過」﹐我不會考慮的。當代作家當然不能個個都像魯迅﹐但整個文壇沒有魯迅那樣的精神﹐就會出現軟骨症。表達激情和憤怒是我創作的原動力﹐面對歷史﹐面對現實﹐沒有激情和憤怒﹐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尤其是長篇小說。

《為人民服務》裡砸毛澤東石膏像等等﹐又和性的勃起攪和一起﹐你知不知道可能出版不了呢?

我寫小說從來不去想出版問題﹐寫完再說。其實作家都是眼高手低的﹐想到十分﹐能表達七分﹐已經不錯了。如果連十分都不敢想﹐隻考慮這不能表達﹐那不能表達﹐這樣作家也就別去寫了。這二十多年來﹐文學創作的環境是越來越好了。作品出了什麼問題﹐官方對作者還是寬容的﹐但對出版是否寬容﹐是另一回事。但寫作因為這樣而束縛自己﹐什麼不能寫﹐那就不合適了。

寫了如果無法出版﹐那就先放進抽屜里﹐或者拿到境外出版﹐這要看一個作家的承受力了。對作者寬容﹐為什麼作者還不去寫﹐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出版﹐而在於敢不敢寫。真的給中國大陸作家一個寬鬆的環境﹐就像你們香港一樣的創作環境﹐你還不一定真能寫得出來。《為人民服務》至今還沒有讓我寫什麼檢查。這也算是一種寬容了﹐我真的感覺﹐的確是在往前走。在中國﹐相對新聞、影視、出版﹐最寬鬆的還是文學。

《受活》得獎後﹐你為什麼說當今文壇很寬容?

《受活》是最近爭議較大的一部作品﹐爭議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對語言的爭議﹐方言能不能使用﹐使用到什麼程度﹐因為方言對閱讀構成很大的障礙;二是對作品的結構和敘述方式﹐作品中常常有絮言式註釋;第三﹐人們可以在飯桌上私下說﹐卻不會在公開場合說的﹐不會留下文字在版面上說的﹐就是對幾十年歷史的認識﹐對現實的認識﹐對改革和發展的認識﹐中國是註重意識形態的社會﹐作品中關於購買列寧遺體這麼大的事﹐還有政府要殘疾人演出賺錢等如此具象徵意義的事寫了出來。這麼一本書﹐政府沒有禁牠﹐已經相當寬容了。

其實﹐一段日子來﹐常常傳出當局會對我的這部作品如何如何﹐而結果我本人卻得了老舍文學獎﹐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這不僅超出我的想像﹐也超出許多人的想像。一般而言﹐對具有較大爭議的作品是不會給牠獎的。這不是民間的文學獎﹐而是政府的一個獎。所以說相當寬容。

有人認為《受活》是反製度的、反烏托邦的﹐甚至有人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改革發展﹐你如何回應?

我認為﹐這些話言之過重了﹐是偏激的﹐讀者或許會從作品中感受到一種情緒﹐評論家也明白這種情緒﹐結果把獎還是給了這部長篇﹐至少對作家思考的寬度和深度是默認的﹐容忍了作品中一些諸如購買列寧遺體這類天馬行空的想像。

這部小說表達了一個作家面對社會的焦慮不安的心情﹐也探討了改革發展往前走是一種實踐﹐倒退也是一種實踐的兩難境地﹐這些讀者感受到了。這在強調不斷改革不斷發展不斷創造社會穩定的氛圍下﹐這個獎能給《受活》﹐我確實認為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的。

你的小說給人感覺幹預生活、幹預社會和現實十分強烈﹐你怎麼看自己?

幹預生活的說法似乎不是太恰當。中國文壇始終強調主旋律﹐強調來源生活﹐高於生活。

我認為﹐真正的老百姓不在火熱的生活中間。幾十年來﹐那些典型的大起大落的邉螢o都不是老百姓能真正參與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就是現在的改革開放﹐真正主人不是老百姓﹐不管是苦難的還是歡樂的生活﹐老百姓都不是主角。

我們寫作不能忘了這樣一層人物。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不是生活的主角﹐在我們國家更是這樣。我們要關註的﹐就是祂們的情感生活、祂們的生與死、祂們面對這個世界難以忍受的尷尬的局面和生存的苦難絕境﹐這是中國的大多數啊﹐我們的文學恰恰把祂們丟掉了。我們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學」﹐就是把這一層人丟掉了。

幾十年來﹐就長篇小說而言﹐沒有一部作品是將祂們當作主角的。說「幹預生活」不太恰當﹐官方也要求幹預生活。

我們說「人民」﹐祂們也說「人民」﹐我們所指的「人民」和祂們所說的「人民」﹐不是一碼事。

你說當前文壇彌漫著虛假的現實主義、庸俗的現實主義﹐作品的故事百分之百真實﹐整體的精神卻是虛假的﹐為什麼?

衡量一個作品真實的標準﹐現在是用日常生活的細節來堆積成文學﹐生活里有的才是生活的真實的﹐生活中沒有的就不是生活的真實的。

我卻覺得﹐文學的重要功能是將那些不可能轉化成可能﹐不是將生活中可能的事情轉化成可能。目前大家爭論很多的是現實主義問題﹐今天大家說的現實主義﹐實際上就是從前蘇聯照搬照抄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我認為現實主義已經被我們曲解了﹐人們通常說的現實主義其實是偽現實主義﹐偽現實主義成了文學主角。談到生活的真實﹐往往會滑入偽現實主義的軌道里去。因此﹐這些作品不是來自作家靈魂﹐而是來自生活表面的。

現實主義應當來自作家內心的、來自靈魂深處的東西﹐不論是醜的還是美的。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的大變化﹐但仍有幾億人日子過得十分艱辛﹐祂們為生存而掙紮﹐誰來關註這些人﹐這不是我們能從電視和報紙上能看到的﹐完全被所謂「生活的真實」所掩蓋了。

你的小說有很多性描寫﹐如何理解你說的「性是作家試金石」?

對於性﹐在中國仍始終是忌諱。作家在作品中描寫性﹐就要思考一個問題﹐你寫的性和你的思考有什麼關繫。寫性有更深層的含意﹐就應該大膽而無所顧忌地去描寫。如果寫性是為了多賣掉一本書﹐那是另一回事﹐你怎麼寫都行。

不能迴避性的描寫

事實上﹐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性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文學迴避性描寫﹐就不是完整表現生活﹐那隻是被過濾了的生活。我們不是簡單描寫性﹐而是賦予牠一種意義﹐是美的還是醜的。所以說﹐性是作家的試金石﹐你的思考是嚴肅的還是庸俗的﹐你寫的性能讓人感覺出來。

當代中國作家﹐包括我在內﹐性描寫都不好。最不能寫好的﹐就應該去嘗試。人們常說﹐愛情是永恆的主題﹐愛情與性是永遠不能分隔的﹐性自然也是永恆的主題。我在長篇小說《堅硬如水》中﹐也有很多這方面的描寫﹐我是在用性建構一些很崇高的東西。

閻連科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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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生於河南省嵩縣一個偏窮小鎮﹐七八年參軍﹐八五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繫﹐九一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繫﹐零四年十月﹐由二炮創作室調動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七八年開始寫作﹐作品有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等七部﹐小說集《年月日》、《耙耬天歌》等十餘部﹐另有《閻連科文集》五卷。曾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祂全國、全軍性文學獎二十多項﹐其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現為北京專業作家。﹙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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