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紀實

編者按：

原稿是我舅舅寫的自述。我現在摘編了一下。1941年初皖南事變時，我舅舅在新四軍軍部軍法處工作，那是他不到20歲。有關這段紀實是否完全真實我不能肯定，也無法證實。我只是在文字上改動一下，因為裡面有太多的政治傾向性。舅舅在皖南事變中與部隊失散，獨自逃出。這段歷史很難有人來證明。為此他在中共建國後因“歷史問題”屢遭審查。當然，他是個很本分的中共幹部，在軍內也算是級別很高的。下面是他第一人稱的自述：

1941年1月，國民黨軍發動了皖南事變，奉命北上的新四軍皖南部隊，除了部分突圍外，多數死難或被俘。

我系三支隊軍法處幹事，出發時，被分配隨一新兵連行動。部隊於1月2日由駐地銅陵、繁昌一線出發，隨軍部向南進發，過青弋江經茂林而進入敵人包圍圈，6日開始了與敵人接觸。在戰鬥開始後，該新兵連始終未擔任戰鬥任務，僅擔任某些側翼警戒任務而已。

脫離部隊：部隊被圍後的第五天（11日），該連調往一小山頭擔任警戒時，遭敵人一個營兵力的攻擊。新兵連是沒有什麼戰鬥力的，在強敵面前稍作抵抗後即潰散。我與該連一個副排長，帶了四名戰士向右側翼突圍，於是脫離了整個部隊而落在敵人部隊後面。當時我們決心要尋找部隊，回到大部隊去。在白天不易行動，只得晝伏夜行。夜間敵人警戒線上多以火光作聯絡信號，我們則避開火光處，向北向有槍聲處行動。13日晚，當我們沿一小路行走時，不料在沒有火光的地方遇到敵人的哨兵。副排長走在前頭，首先被捉。當我回頭向後奔跑時，在我後面的戰士已先我跑開，於是我就單獨一個人流落於敵區了。當晚於一大山的石縫間休息，並躲過了一個白天。該大山上屍體累累。

第一次被捕：

14日下半夜，我在東流山山下一莊子裡找了一些吃的東西，並改換了便衣，15日拂曉前仍回到東流山山腳。適天下細雨，於是在一個老百姓堆柴火的茅棚里隱藏休息，由於疲乏，很快就睡着了。天剛亮，敵人前來搜山，當我被喊聲驚醒時，已無法逃躲，因而為敵40師118團1營搜索部隊所捕獲。同時敵人於茅棚里還搜到我攜帶的皮包一隻，地圖若干份，鋤保工作筆記本等。

經敵連部將我押送至營部時，已是當天下午了。敵營長首先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是文書，營長即拿來紙筆要我寫幾個字給他看看，使我很快想起有秘密筆記本在敵手，即有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險。急中生智想了對策，當營長繼續審問我姓名、屬何部等情況時，我則化名李梓林，系三支隊五團參謀處文書來做答覆。敵營長以我帶有地圖，疑我系排、連長，逼我說出所帶人員槍支、去向，而我始終堅持原有口供。敵人惱怒了，將我雙手反綁，吊在屋角的支梁上。以後營長打電話給團部，隱約中聽到該營長在電話中說到捉到一個俘虜，自稱文書，但帶有地圖、本子，不是當官的就是做特務工作的等等。片刻之後，營長囑人將我放下，並說：“團長說的，今晚將他送到團部去。”

當天晚飯後，敵人將我及另外三、四個被俘同志用一條繩子串綁起來，押去團部。到團部後，關在一個大廟裡，廟門口放有哨兵，房內燒了一堆木柴，二三十個被俘同志中沒被子的，多圍着這堆火取暖過夜。敵人個別當兵的亦常與我們混在一起，有的還談起他們對新四軍的欽佩……從他們口中知道了新四軍在這附近曾有一場惡戰，現在全軍潰散了……從他們口中還知道了三支隊五團團長也在幾天前被該團所捕，現已上送……從他們口中還知道了敵人於周圍警戒頗嚴密，我們要逃跑是不容易的……

第二天（16日）早飯後，有人來傳我，說敵團長要找我去談話。當即有一個哨兵押我走向距大廟有相當距離的一座有圍牆的大院子，進大門，過天井，團長就住在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裡。我進門時，該團長坐在床上，面前是一張方桌，鋪面還放着一支打開保險機的駁殼槍，他叫我坐在衣櫃前面的一張凳子上，開始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歷史等，我仍以在營部時的口供對答，並編造得更詳細些，說我叫李梓林，是浙江溫州人，是個中學生等等。關於革命歷史部分則只說自己是為了抗日來參加新四軍的，入伍才有三個月，在二支隊五團參謀處當文書，參謀處書記叫林谷應（這是我當時的真實名字）等等。我看到團長面前桌子上有一本我的筆記本，就說這本子是書記的，是書記叫我抄的，每次抄這些文件時書記曾怎樣怎樣囑咐我要保守秘密，說行動中書記將他的皮包給我背，要我緊緊跟着他，當時還囑咐過，我自己的東西可以丟掉，而這皮包無論如何不能遺失，說過“你人在，皮包就要在”，所以我們失散後，我始終不敢把皮包丟掉，怕以後遇到他不能交待。當時，團長曾問參謀處書記是幹什麼工作的，我說他很少在家，經常東跑西跑，到底做些什麼我不知道，就這樣，我掩飾了我的工作身份與真實面目。接下去，團長問了五團的部隊情況，我說了該團一些人所共知的編制情況，又說我到部隊才三個月，平時只是抄抄東西，很少出去，認得的人不多，知道的事很少。續之，團長問我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黨是什麼我都不了解，怎會是黨員？團長問我是不是青年隊員，我說林書記曾同我談過要我加入青年隊，談過不久部隊就出發了，最後團長雖說“不見得這樣吧”，但亦沒有提出什麼反駁的理由來，他叫我先回去休息，這場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哨兵押我回禁閉室去，還未出大門，有人來對我們說，指導員要我去，我心裡想，這次該用硬的了吧……指導員亦住在這個院子裡，是在靠右首的一個房間裡。開始他問了我的一些情況，我就把答覆團長問時所編好的口供重複了一遍。指導員亦拿出一本我的筆記本，還稱讚了我抄寫得很不錯。接着就打開話匣子，大肆宣傳他的反共謬論，什麼“共產黨破壞抗戰”呀，什麼“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呀，什麼“你要抗戰是對的，投新四軍摸錯了門路”呀……他講他的，除實在忍耐不住時偶爾駁斥他一二句外，我只是不做聲，最後他還講了一些“青年人應該為國效勞”的道理，說他們這裡也還需人工作等等。就在這時候，進來一個像是鄉保長之類的老百姓，他打斷了指導員的談話，說有關糧食的緊要問題要指導員出去商量。指導員遲疑了一會，拿本書（記得是國民黨天水行營印發的“八路軍破壞抗戰紀實”）給我，對我說：“你先看看這本書，我們回頭再談”然後就出去了。指導員走後，房子裡只有我一個人，連那個押我來談話的哨兵亦沒有在門口監視我，而我的那本筆記本還丟在桌子上。當時我對那兩本秘密筆記本落到敵人手裡是很痛心的，有這樣機會當然不肯放過，我就很快地把這本筆記本拿來藏在布襪子裡面腳掌下，然後坐在離桌子較遠的地方假裝很專心地看書。過了一會，指導員匆匆忙忙地回來了，我站起來對他說，我肚子不舒服，請允許我先回去。指導員說他也很忙，以後再找我談，叫我把那本反共小冊子帶回去看。於是我就出了他的房間，在哨兵押解下出了大門，我告訴哨兵說要大便，就在假裝大便時將那本偷出來的筆記本塞到茅坑裡去了。回到禁閉室，已快吃中飯。

第三天（17日）吃過早飯以後，有個提着駁殼槍的人來喊我，說團長要我馬上去，我就在他的押解下去了。走到大門口，就看見團長在他的門口發脾氣，不知道在罵誰，大門邊、天井的兩旁，還有一些士兵遠遠地站着看熱鬧。當我進了大門，走到一些士兵旁邊時，團長看到了就指着我叫喊“你快點替我滾”，“你要找毛澤東就找毛澤東去，要找項英就找項英去”……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真弄得我莫名其妙，我愣住了，旁邊一個士兵碰碰我，輕輕告訴我說：“你還不走？團長脾氣很古怪，他要幹掉就會幹掉你的，他要你走，就快走吧！”我還問了他一下，“他為什麼發脾氣？”那士兵說，“你放心吧，他不是發你的脾氣，是發指導員的脾氣，說指導員把你的一本書搞丟了，你還是快走吧！”那提駁殼槍的人也來催我走，我不能再多追問，就出大門沿大路走了。

沿大路走得不遠，走到一個莊子時，我又被一個哨兵攔住了。我說是團長放我出來的，哨兵說沒有路條就不准走，於是我被送到營部（這是118團3營營部），那個營長正在喝酒，不理會我的訴說，叫人把我關到樓上去。這是一個中藥鋪放藥材的樓房，我上去時，上面已關了二三十個老百姓。問這些老百姓，才知道這個部隊將要開差，他們都是被抓來當夫子的。

次日（18日）清晨，樓下不斷傳來嘈雜的聲音，部隊果然要開差了。不一會，有人在樓下喊快點下樓吃飯，我走在最後面，待二三十個民夫都下去了，很快跑到隔壁躲在一個藥簍里。敵人看人都已下來，還喊了幾聲，上樓看了一下，但沒有發現我。待部隊走後，周圍都安靜下來了，我才從藥簍里爬出來，這才於第一次被捕中真正脫險。

初次脫險之後，我從樓上下來後，房東很害怕，催我快走。我跑到側旁一個較破舊的小屋裡，這家老百姓對新四軍較有認識，但亦不敢留我在他家，於是將我帶到一個理髮鋪里，囑我在房裡不要出來。從理髮鋪的門縫裡看出去，我曾看到大路上押解過一大批一大批我們被俘的同志，他們唱着抗日歌曲，隱隱地還能聽到。這些情景使我很難過，同時也證明這次戰役中我們確實已潰敗了，要找到部隊不容易了，除非到江北去。那天晚上老百姓給我一捆稻草，叫我在莊後小山上的交通溝里過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我決心向北去，擬先到原教導總隊駐地想辦法，不行就再向北，到原三支隊駐地去想辦法，到那邊，距江邊也近了。當天晚上，我到了焦石阜，20日清晨，在當地老百姓幫助掩護下通過渡口，傍晚抵達梅村。

第二次被捕：

皖南群眾對新四軍是十分愛護的，只要表明自己是新四軍，總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我在教導總隊工作時，曾曉得梅村的黨組織、群眾組織都是較堅強的，因之到達梅村後更使我大意。我進了莊子，看到一個老百姓在捆柴火，就向他表明了自己是新四軍。想不到這人竟拉着我不放，說他就是村長，“國軍”今天曾在這裡開過會，說新四軍到“國軍”那裡去不會有生命危險……我說“我不麻煩你，你也不要麻煩我，還是讓我走吧”。可是他仍死拉住我不放。這個莊子裡，就住着四川部隊144師的一個排，就這樣，我被送到敵人那裡，我第二次被捕了。

這個排是住在一個廟裡，士兵們都圍着烤火。排長問我是幹什麼的，我改名陳如煥，說是當文書的。排長聽說是個文書，似乎很感興趣，談了不少關於新四軍過去同四川軍在一起打過鬼子，四川部隊與新四軍差不了多少，在這裡干的新四軍的弟兄很多等話……還說他是個大老粗，不識字，叫我就在那裡干好了；他還指着好幾個士兵說，他們都是新四軍過來的。這是事實，川軍里差不多每個班裡都已收容了我們的二三個同志。當天晚上，這個排奉命開到章家渡去集中。第二天，排長叫我去剃了光頭，看樣子是決定留我當兵了。那天傍晚，我還聽了連長的訓話，他叫新四軍過去的弟兄不要有顧慮，說他是一視同仁的，還以一到這裡就給槍扛等來作證明。又談到新四軍打鬼子很堅決，他曾與新四軍在一條戰線上打過仗是很清楚的，現在這裡也不錯，與新四軍差不多。……看樣子這連長是對新四軍印象很好，頗為同情的。

再過了一天的早飯後，連長叫我去。當時我以為正式補我下班了，想不到他對我說：“……我本打算留你在這裡干的，可惜你來得太晚了，這個連的名額已經滿了，如果我把你送上去受訓，那個苦頭恐怕你也吃不消。今天我讓你走，你自己去尋個事情做好了……”當時他還給了我兩塊錢。

釋放以後：我離開章家渡後，先到中村，找到教導總隊特派員室工作時的老房東，請他幫忙找個安身地方。那房東說沒有辦法，給了我一頂破帽子、兩塊錢，我只得繼續向北去。兩天后（已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達張家山附近的一個小廟裡，在一個老百姓的草堆里過了一夜。第二天這家老百姓留我在他家過年，說今晚除夕，敵人是不會來查夜的。之後是正月初一（陽曆1月27日左右），我認為不能長久在這老百姓家住下去，擬去原三支隊軍法處駐地找熟人想辦法，就拿了老百姓一個破籃子，裝作要飯的，離開這個小莊子。

第三次被捕 ：

從那個莊子到原三支隊軍法處駐地一定要經過落牛嶺，想不到就在這條狹路上遇到川軍145師的一個巡邏部隊。敵人看到我那不倫不類的裝束，就來盤問我。開始我說是要飯的，就是附近莊子裡的人，但因不是本地人口音，同時對答中言語支吾，敵人說我是特務，要把我帶走，我看無法隱瞞，就說出自己是新四軍，這樣我就第三次被捕了。

隨巡邏部隊到達了連部，後很快送到了營部，晚上被送到團部（團部駐在南陵南門城裡），把我關在一個大廟正殿右邊用木欄柵圍成的禁閉室里。在大廟的另一邊，就住着敵人一個班。同我關在一起的有一個通訊員，他是比我早幾天就關在這裡了。每天，敵人除押我們出來掃地或替他們幹些別的什麼事外，平時一直關在那個籠子裡。在這樣情況下，逃跑是不容易的。我們雖然也曾談過早遲要逃走，但由於敵人監視得較嚴，我們一講話就遭干涉，不如他們意就要挨打，一時也想不出逃跑的辦法來。就這樣，我們被關了一個星期左右。

敵人團部並沒有正式的警衛部隊，這個擔負團部機關警衛任務的是臨時從所屬連隊裡調來的一個排，他們每隔半個月要調換一次。一個星期後，重新調來了一個排。這個新來的排在開差路上逃跑了兩個伙夫，伙房裡正缺少人，一個上士班長問了我們幾句，認為沒有什麼問題，就要我們去當伙夫了。我不會煮飯燒菜，這些事由一個老伙夫包去了。分配給我們的工作就是挑水、洗米、洗菜等等。那個通訊員，因為是當地人，在當伙夫的第二天也就逃跑了。我則由於人地生疏，部隊消息打聽不到，逃跑後去向又無着落，加以部隊駐城裡，逃跑不易，暫時只好忍耐下去。不多天，我在士兵中認識了好幾個原來新四軍的同志，他們都是早遲要回自己部隊的。其中有一個是原來五團的一個管理排長，大家叫他“裁縫”，與我關係搞得最密切。我們曾在多次接觸後計劃一起逃跑，打算先逃到他的家中去，在他家鄉，找到地方黨，要回部隊就好辦了。

半個月後，這個排又調防了，奉命調至麻喬附近擔任警戒（那是接近日本鬼子的第一線），出了城市逃跑就較容易了。裁縫與我約好，當天晚上派到他放哨時一起走，但敵人放的是復哨，第一天晚上未能跑成。第二天裁縫要我先跑，囑我到八都河（距麻喬八里路）莊子東頭面對大塘第二個門的那家老百姓那邊等他，並且告訴我那老百姓的姓名，進去後只要我告訴那老百姓說“是裁縫叫我來的”，那老百姓就會收留我的。而我走後，他在當天晚上或者第二天一定會趕到的。當天下午，我趁送飯去班哨歸來途中沒有人注意時逃跑了。

最後脫險，找到部隊：

到八都河天已快黃昏，當地果然有這樣一家人家。但當我進去說是裁縫叫我來的時候，老百姓卻說他根本不認識什麼裁縫不裁縫的，他把我推出門外。這真把我弄急了，我就在門外自言自語地訴起苦來。從門縫裡我看到他的家人們都在偷聽，我就索性訴說起自己的遭遇來，說自己是怎樣被捕的，說怎樣要回部隊去，說裁縫怎樣與我商量，說裁縫欺騙了我，使我走投無路……。這一番訴說，結果起了良好的作用。老百姓開了門，一把把我拉了進去，還向我道歉，馬上燒水給我洗腳……我問他剛才為什麼不理會我，他說聽我口音像是四川人，怕是川軍發現了裁縫逃跑，故意偽裝來假冒，然後再派人來搜查，搜查出來後就要罰款，甚至有性命危險。這樣的假圈套，四川佬是經常干的。當天晚上，我就在這老百姓家休息，他特意燒了好菜招待，睡時墊了一床棉被，蓋了兩床棉被……。這是我一個多月以來最幸福的一天。

天未亮，我被老百姓喊醒，他告訴我剛才何老太太（是八都河婦救會主任，很進步，在皖南事變中曾幫助過我們很多幹部）派人來說，昨天晚上後面山上到了新四軍部隊，是有人下來買米知道的。問我是不是要回部隊，要回部隊就馬上去。有了這樣的好機會，我當然很高興，我告訴房東如裁縫來了，請轉告他這個情況，並謝了房東的幫助，即隨來人到了何老太太家裡。在她家裡我還遇到一個亦是從國民黨部隊裡逃跑出來的、原來當管理員的同志，他也是何老太太找來和我一起到後山去的。何老太太看我沒有鞋子穿，還送我一雙棉鞋，鞋子太小穿不下，她叫我帶着，還說經過的同志太多了，衣服都送光了，實在不能更多幫助，這種盛意，很使我感激。

我們隨送米的同志一起上了山，遇到了原五團特派員邱子華同志等十多人，他們都是參加突圍然後打游擊出來的。既找到了自己的部隊，又遇見了熟人，真使我高興得落下淚來。

再經過幾天的行動，二月下旬，我們到了江北無為三官殿附近，皖南事變突圍出來的同志都集中在那一帶。就在這裡，我遇到老首長軍法處副主任張福標同志（當時三支隊團以上幹部已突圍出來的只有軍法處副主任張福標、五團副主任何志遠等兩同志，所有同志合起來還編不成一個連），我就由邱子華、張福標二同志的證明，當即恢復了組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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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看，我舅舅自述的事情是有的，但其中一些談話內容值得懷疑，比如川軍的人說新四軍打日本人很堅決等等。另，我對中共的群眾工作深入細緻很感嘆。如果不是皖南一帶有大量中共地方組織，很多新四軍官兵難以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