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看着電影電視長大的一代人，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129師和第二野戰軍打下的，而且是在鄧小平的指揮下。

《挺進大別山》、《解放大西南》、《廘戰魯西南》、《亮劍》、《百團大戰》、《席捲大西南》、《南線大追擊》、《大戰寧滬杭》等很多電影電視都是歌頌劉鄧部隊的，即使在一些不是依戰爭為主題的作品，也總忘不了跟鄧小平的部隊掛上鈎。而且在作品中把鄧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揮員，不僅管政治而且參預戰鬥指揮，劉伯承反而成了陪襯。這些都與事實不符，是對歷史的誤讀。

129師首任政委是張浩。

1937年8月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參謀處長李達。政訓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仁窮。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團以上單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張浩改任師政治委員。後來提及129師幾乎見不到張浩的名字，其實他才是129師的首任政委。當時的政訓主任是國民黨軍隊編制，在中共軍隊裡相當於政委。120師的政訓主任是關向應，115師的政訓主任是羅榮桓，後來都改任政委。

129師由原紅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部隊改編而成，包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4、第31軍，西北紅軍第29、第30軍和獨立第1至第4團 ，以及第15軍團的騎兵團等。
385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參謀長唐天際。769團團長陳錫聯、副團長汪乃貴 。
770團團長張才千、副團長胡奇才。
386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陳再道、政訓處主任王新亭、參謀長李聚奎。771團團長徐深吉、政訓處主任吳富善、副團長韓東山、參謀長黃新友。772團團長葉成煥、政訓處主任謝富治、副團長王近山、參謀長孫繼先；後方總留守處政治部主任肖勁光，教導團團長張賢約。

從1937年9月開始，部隊9100人在劉伯承、張浩等領導下，先後夜襲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24架，並在長生口、七亘村、黃崖底、廣陽等地連續打了幾個大勝仗，隨後又粉碎了日軍的六路圍攻。到1937年底，部隊已擴大到六個團，兵力達到13000餘人，建立了遼縣、磁縣等20多個縣的抗日政權組織。11月中旬，129師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於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脈為依託的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於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南、平漢鐵路石家莊至磁縣段以西地區展開，並派出多批游擊支隊和工作團深入晉冀豫邊廣大地區，配合當地中共組織，建立抗日政權，組織群眾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

張浩原名林育英（1942年因病去世，毛澤東親自執紼），是1922年入黨的老黨員，與林彪、林育南是堂兄弟關係。曾任129師的前身援西軍政治委員，與劉伯承一起，為肅清張國燾路線在部隊中的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調任129師政委前是中共中央工農部長。他和劉伯承一道，領導並發動組織了工人游擊隊、自衛隊15支。培訓地方幹部和軍隊將士，晝夜工作。結果勞累使得身體漸漸虛弱，多次在工作中暈倒昏迷。後來大腦經常發痛，不得不戴健腦器工作。鑑於張浩政委的身體情況，劉伯承及時將情況向八路軍總部和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

據時任參謀處長，解放後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李達在回憶張浩的一篇文章中說，張浩之所以勞累過度還有129師內部的原因。：第一，129師的基礎是紅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大多是張國燾提拔起來的，執行張國燾路線也很賣力，處理張國燾的問題時，這一部分人沒有相應處理；第二，幾乎所有的幹部戰士都對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想不通，特別是對身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頭帶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第三，紅四方面軍過去善於打大仗、惡仗，長於陣地進攻和陣地防禦，抗戰開始後，要以打游擊戰為主，幹部戰士一下子難以適應這個變化。張浩以前一直在白區工作，未帶過兵，在部隊沒有任何基礎，要帶好部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張浩以自己的高尚風格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贏得了129師全體指戰員的愛戴。不僅如此，他還要負責與國民黨軍打交道。

中央經研究決定，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任129師政委一職。沒有張浩的因病離職，也許就沒有鄧小平的後來，歷史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劉伯承沒有推薦鄧小平任政委。

2006年6月山西老人報發表一篇以採訪劉伯承警衛員王泉雲並署名劉邦昆的一篇文章，提出是劉伯承推薦的鄧小平。文章講的頭頭是道，連當時毛澤東與劉伯承的對話都講的清清楚楚。

然而，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在《人民政協報》（2006.7.20 ）發表《從糾正幾個史實引出的對往事的回憶》一文，公開闢謠說：“毛主席召劉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據歷史記載，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這段時間，劉伯承未回過延安，他回延安的時間是1943年10月，因而與毛主席的談話沒有發生過。”“在鄧小平擔任129師政委前，他沒有與之一起工作和生活過，他是不了解鄧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讓鄧小平當129師政委。”

據李達文章表述“毛澤東接電後，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張浩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129師政委一職。”沒有提及劉伯承專門回延安舉薦鄧小平一事。

鄧小平由劉華清（時任任第386旅幹部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護送於1938年1月18日到達129師師部，1月27日才見到劉伯承師長。

被誇大的129師抗戰戰果。

1938年2月15日，129師師部轉移到有太行山依託的晉冀豫地區。目的是鉗制日軍向黃河防線的進攻，配合晉南國民黨軍和晉西北、晉西南的八路軍作戰。並在2月至3月間參加了正太鐵路和邯（鄲）長（治）公路沿線的交通破襲戰和伏擊戰，先後取得了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勝利。此後，129師一直在晉冀魯豫地區作戰，並參加了百團大戰。

1945年8月成立由129師和115師合成的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任副司令員，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原參謀長倪志亮從轉任晉冀豫軍區司令員後走下坡路，解放後僅以解放軍後勤學院副教育長被授少將軍銜，而當年手下的團長卻授上將銜），下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4個軍區。

按照官方說法，129師部隊由出師抗戰時的9100人發展到抗戰結束時近30萬人。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 129師殲滅日偽軍達42萬餘人。這個牛吹的有點過了，因為中國戰場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殲滅日軍數量不超過45萬（不含最後日本宣布投降和蘇軍殲敵數）。投降日軍的偽軍在一百萬左右。

是挺進大別山還中跑進大別山。

1947年6月，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1、第2、第3、第6縱隊13萬人組成晉冀魯豫南征野戰軍（亦稱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創建大別山根據地。

陳賡謝富治率領第四縱隊（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委的太岳軍區部隊）、第九縱隊（司令員秦基偉、政治委員黃鎮的太行軍區）、第三十八軍（原西北軍，軍長孔從洲，政委汪鋒）以及太岳軍區22旅（原四縱11旅，後來與國民黨起義部隊合編，成為14軍的前身。旅長李成芳，政委胡永貴）合併組建的陳謝集團八萬多人挺進豫西，開闢豫陝鄂解放區。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一直被說成是到大別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的開始。然而此時林彪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已經展開了戰略反攻，至1948年3月15 日，東北野戰軍發動的冬季攻勢作戰，解放區的面積擴大到全東北的97%，解放區人口占東北的86%。 彭德懷指揮的僅4.6萬部隊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發動了榆林戰役。陳粟指揮的華東野戰軍1947年內外線作戰，粉碎了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隨後36萬人揮師華東，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固戰役，濟南戰役等徹底改變了華東地區兩軍的力量對比。

由劉鄧大軍分兵出來的陳賡謝富治指揮的陳謝集團南征1年，殲敵11萬餘人，解放了包括洛陽鄭州在內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萬，建立了日益鞏固的豫陝鄂解放區。

而劉鄧指揮的十三萬大軍被國民黨軍隊追着打，不得不跑向山區躲藏。裝備輜重都扔了，人員損失一半。即使這樣，也是在陳毅帶領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的策應下才得以保全。自1947年8月27日進入大別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轉出大別山，歷時7個月，換得的代價是13萬人挺進，不足7萬人出來。雖然有中央決策的問題，但戰場指揮員的失誤是造成這種結果的重要因素。究竟是挺進大別山還是敗退大別山，值得研究。

解放戰爭第二野戰軍作用被誇大。

1948年８月劉鄧大軍從大別山出來進入豫西，與陳謝集團部隊、曾紹山任司令員，彭濤兼政治委員的皖西軍區、張國華任司令員，吳芝圃任政治委員的豫皖蘇軍區、李成芳任代司令員，張璽任政治委員的豫西軍區、劉金軒任司令員，汪鋒任政治委員的陝南軍區、張才幹任司令員，劉建勛任政治委員的江漢軍區，王宏坤任司令員，劉志堅任政治委員的桐柏軍區，王樹聲任司令員，段君毅任政治委員鄂豫軍區等7個軍區組成中原野戰軍。

1948年10月在毛澤東電報命令下，中原野戰軍才向淮海地區靠攏。而且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根本沒有參加。

1949年2月，中原野戰軍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野戰軍轄第3、第4、第5兵團。

第3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謝富治，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第5兵團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野戰軍特種兵縱隊，由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兼任司令員及政治委員。段君毅任後勤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淮海戰役是在華東野戰軍氣勢正盛的時候展開的。此時由各軍區組成的十幾萬劉鄧大軍與粟裕指揮的幾十萬大軍沒法比，不僅曾經戰敗的陰影，而且裝備極差。不得不靠陳粟華東野戰軍的施捨過日子。
有回憶文章提到劉伯承的第一反應是：“我連武器都沒有，怎麼打？”鄧小平則說：“就是打光了也要打。”表面上顯示鄧小平的決心，恰恰反映了劉鄧大軍當時的難堪境地。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是山東兵團的王建安、譚震林和宋時輪、劉培善指揮的幾個縱隊，消滅了黃伯滔兵團。第二階段雖然中原野戰軍參戰，卻是在華東野戰軍抽調5個縱隊加炮兵縱隊由參謀長陳士渠指揮加入戰鬥後，完成對黃維兵團的最後勝利。第三階段劉伯承陳毅到中央匯報，中原野戰軍在鄧小平領導下休整。華東野戰軍全部殲滅了杜聿明集團近20萬人，活捉杜聿明，擊斃邱清泉。整個淮海戰役劉鄧的中原野戰軍只有履行封堵打援的任務。

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後來回憶其父說過這樣的話：“淮海戰役主要還是華東野戰軍打的。我們中野武器裝備差，兵力少，打黃維時是瘦狗拉硬屎，幸虧有粟裕派來部隊及時支持，否則我們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來。”

堂堂的中原野戰軍在整個淮海戰役中只負責堵口子，打增援。

1949年，渡江戰役前，劉伯承在指揮室里對鄧小平說：“將來過了江，我就不帶兵了，把部隊都交給粟裕，我去辦一所軍校，教出更多的粟裕來”，從這段話可見劉伯承的光明磊落和對粟裕指揮才能的肯定。毛澤東更是把淮海戰役說成是“粟裕硬把夾生飯吃了下去”。充分說明淮海戰役誰唱主角誰是配角。

而鄧小平卻在79年的文選中恬不知恥的說出“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說這種貽笑大方的話也不臉紅。

至於說解放戰爭時期第二野戰軍殲敵數更是難以區分，因為從淮海戰役開始，各野戰軍都是聯合作戰。在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很多殲滅戰都是趕鴨子式的。

劉伯承的正規戰不適合游擊戰。

毛澤東逝世後，由於鄧小平上台主政，鄧小平的129師被無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戰爭的主力。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戰將們借鄧小平的威風，到處吹噓誇大戰果。一些電影電視主題都圍繞着鄧小平做文章，誤導了社會，使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和解放戰爭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關家惱作戰。129師幾個團上萬人圍攻敵岡崎大隊（營）600多人無法取勝，連彭德懷都稱之為敗仗。然而在彭德懷去世後，許多人把錯誤歸結到彭德懷身上。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這場仗不該打，二十幾倍於敵的129師打不過日軍一個營，自損兩千人還被大部逃脫，在那兒也說不過去。

彭德懷與劉伯承歷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習慣上的。

1933年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曾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游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紅軍在南豐作戰中，彭德懷曾大罵：“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着游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認為百團大戰存在着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這也是針對彭德懷的，而且是廬山會議彭德懷罪狀之一。

解放初期，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全力打造“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學校”。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劉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辭去院長兼政委的職務。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來自劉伯承二野的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幾乎全師覆滅。彭德懷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

即使兩人如此多的矛盾糾結，在彭德懷被打倒後，劉伯承仍然說“彭德懷整過我，但不是出於私心”。

縱觀解放戰爭時期的四大野戰軍，兵力最足的當屬三野和四野。一野因為擔負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團作戰經驗不足，只是到最後與晉綏軍區重組，最高時總兵力達到34萬人。二野在挺進大別山時傷了元氣，最高時也只有28萬，是四大野戰軍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時兵力超過82萬，而四野最富，總兵力達到150萬。這也是外軍把三野和四野稱作是正規軍，一野和二野稱作游擊隊的原因。

劉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時，雖為一代名將，野戰能力並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領的第二野戰軍，抗日時期默默無聞，解放戰爭因為千里躍進大別山傷了元氣，沒有單獨完成重大戰役。另一方面由於鄧小平的瞎折騰，奪走了他很多功勞。加之解放後不得濟，既不像鄧小平那樣三起三落惹人眼球，又不似林彪那樣死的轟轟烈烈。本想在軍事教學方面開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懷這種死纏爛打。只好退居幕後，樂得休閒自得。

雖然如此，二野的作戰指揮還是劉伯承當家，鄧小平只是陪襯。然而在鄧小平主政時，各種宣傳都是“鄧政委”，把劉伯承這個作戰實際指揮者撇到了一邊。

鄧小平與劉伯承的關係並不融洽。

在鄧小平和其子女的回憶文章里，他與劉伯承的關係簡直比親兄弟還親。然而許多文章都提及到兩人矛盾較深。

劉伯承與鄧小平在挺進大別山時隔閡就很深，鬧到不在一起吃飯的地步。據說毛澤東派陳毅擔任副司令時說“ 兩個四川人吵架，你這個四川人去勸勸。”（引自：上海文藝出版社《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第364頁）。

劉伯承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時受到批判，鄧小平是中央反教條主義的領導小組組長。是他組織和領導了對劉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劉伯承去世，仍不給他平反。

據說劉伯承兒子劉太行曾說過這樣的話：“劉伯承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公開化了。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後，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並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劉伯承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果然，李達打了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後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又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到此為止了。”

劉伯承的二女兒劉彌群在接受研究者採訪時也說出了幾乎同樣的事實，並說她母親給鄧小平寫了信，並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劉伯承最終才獲平反。

一個來源於日本學者透露的消息被國內媒體以《劉伯承給華國鋒的“特殊遺囑” 否則不進八寶山》報道出來，中心意思是劉伯承要鄧小平在他死後致悼詞。然而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卻闢謠說：“大家都知道，劉伯承是在301醫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過誰來當追悼會主持人的問題。父親逝世當天下午我急匆匆趕到醫院，上電梯時，碰見了溫家寶同志，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旁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我進入客廳時，楊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後來洪學智同志也來了。楊尚昆對溫家寶說：“劉伯承同志的追悼會，中央要研究，劉伯承同志對中國革命是有重大貢獻的，也是很有影響的人。”、“關於追悼會的事，我們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辦的,劉伯承是我的父親，但他更是中國共產黨人，他一生行為規範、縝密，嚴格遵守黨紀，任何時候都是按黨的規定和要求辦事。我們作為劉伯承同志的親人，在開追悼會這個問題上，一直遵循劉伯承同志的遺志，所以追悼會從時間、地點、規模和主持追悼會的人以及致悼詞的人都是中央決定的，我們家裡的人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說劉伯承有遺囑的話，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實實在在為國為人民做些好事。”

劉伯承的女兒劉彌群說：“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繫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繫到今後院校工作怎麼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麼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後來卓琳（鄧小平夫人）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後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於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並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並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後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着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覆，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就這樣我們全家的願望都達到了。這麼快就解決了這麼多的問題，我想與鄧希望如期召開追悼會有關，如推遲召開，廣大群眾一定會生疑。”

劉伯承1986年去世，死前已為中央軍委主席實權在握的鄧小平沒有給他平反，估計那隻健康的眼一定閉不上。

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的129師及後來的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的戰績和作用被人為誇大，許多問題被遮蔽，需要進一步揭密，還歷史以真面目。20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