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狂飈成因探

【公孫明按：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有人類史以來最大的一個群眾運動。自從76年非法政變以來至今，這個偉大的正本清源要為人類造福的運動被叛徒們醜化不遺餘力，以紫奪朱，矇騙禍害人民幾十年。錢昌明這篇及時的文字，不但撥雲開霧，也給了那群牛鬼蛇神們一個有力的反擊。】

錢昌明 · 2016-04-04 · 來源：烏有之鄉

 

今年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50周年!50年後的今天，面對私有制泛濫，金錢拜物教“深入人心”、瀰漫神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蕩然無存的嚴酷現實，人們再來談對“文革”的認識，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們的冷靜反思。

前言

今年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50周年!經過半個世紀的時光流逝，再聯繫當今社會的現實和國家發展的命運，反思一下對這場運動的認識，應該是對共和國歷史的尊重與國家發展命運的關心。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幫’”;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質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新的中央領導，1980年12月華國鋒正式“辭職”，標誌着毛澤東時代的終結。

1981年6月，曾向“全國人民”作過“永不翻案”莊嚴保證的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鄭重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鄧小平終於以黨中央決議形式，否定了“文革”，徹徹底底地翻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案!從此，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這位“總設計師”的指引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告別革命，“改革開放”;各路復辟狂以“模着石子過河”的格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靠貪腐斂財的;有靠“改制”發家的;有靠裡通外國，內外勾結髮財的;有靠不擇手段搞黃賭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向着復辟私有制的發展方向狂奔。

50年後的今天，面對私有制泛濫，金錢拜物教“深入人心”、瀰漫神州，革命精神、民族精神蕩然無存的嚴酷現實，人們再來談對“文革”的認識，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們的冷靜反思：

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歷時10年，有億萬群眾參加，其影響甚至波及世界，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一場“史無例的文化大革命”，難道真的如“決議”中所講的，是一場“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的“內亂”嗎?真的就憑那麼一句話，“文革”就可以永遠地被徹底否定了嗎?

對“文革”的徹底否定究竟是對還是錯?至少從哲學上講，絕對否定的認識，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絕對化，肯定是違背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因而也就一定是錯誤的。

正如馬克思所講：認識，“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如果說，在1981年作“決議”的時候，人們還認識不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合理性，這可能是正常的;那麼30多年後的今天，當實踐已經證明“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時，再有人要堅持認為發動“文革”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內亂”。那只能說：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要麼，就一定是個喪失思維能力的“低能兒”、“白痴”!(當然，對那些在“文革”中遭過“衝擊”、受過委屈的個人，即使他們至今仍持“否定‘文革’”的立場，筆者則表示諒解和無限的同情，筆者本人就是一個在“文革”初期被“資反”路線迫害致死後被救活過來的人!)

為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科學的認識，筆者試圖對“文革”的動因，對“文革”的性質，對“文革”的失敗原因，以及對“文革”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意義作一番探索性評價。歡迎提出批評指正。

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堪稱為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文革”狂飈在共和國的頭28年的毛澤東時代裡，占據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毛澤東自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因此，正確認識“文革”的歷史，無疑對正確評論共和國史和研究毛澤東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究竟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命題，不管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不同的人們必然會站在不同立場上，對這一論題作出不同的回答。本文開宗明義，筆者是以一名站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立場上，就“文革”的成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種流傳很廣的具有代表性的結論：是毛澤東為“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當他“個人的權威受到威脅”，“決心對政敵加以無情的鎮壓”所致。(參見大型圖冊《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序言》香港版)

這一結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最最簡單不過的事實是：毛澤東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直至1976年逝世，他一直是黨的主席，在黨內的大權從來就沒有失去過;自1949年建國以來，直到“文革”，其在全國的威望從來就沒有動搖過，黨和國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後決策大權始終掌控在他的手裡。

人所共知，表面看來，文化大革命的焦點是毛劉矛盾，而劉少奇恰恰又是毛澤東自己扶上去的接班人。從現有的史料來看，他們之間雖有矛盾，但劉少奇根本不存在公開挑戰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問題。既然如此，那麼，毛澤東有什麼必要非得採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來解決他與劉之間的矛盾呢?為什麼要通過自下而上砸爛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大民主”方式來“鬧革命”呢?難道不能採取像處理“高饒”的方式解決嗎?或者用像廬山會議那樣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呢?

另外，如果僅僅是為了解決毛、劉之間的矛盾，那麼當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決定把劉少奇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在政治上已被徹底搞臭、打倒，特別是在隨後中共九大勝利召開，毛、劉矛盾已經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什麼還不結束文化大革命而要繼續進行呢?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顯然，“文革”決不僅僅是毛、劉個人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把一場由億萬群眾積極參與的社會運動僅僅看作是兩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這無疑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庸俗史觀。那種任何對“文革”原因作武斷、主觀的推斷，或是用漫畫、咒語方式所作的結論，顯然都是膚淺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麼，文化大革命真正原因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去深思與探索的問題。

向“走資派”奪權

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劉鄧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矛盾。”(轉引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5月16日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因此，從政治上打倒“走資派”，從他們手中奪權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務。

在民主革命時期，劉少奇曾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與得力助手。在同王明集團教條主義的鬥爭中，劉堅決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1943年1月12日，正是劉少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得到任弼時等贊同，成立書記處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規定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明確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並賦於毛澤東個人以“最後決定權”。也正是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主張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並得到通過。可以說，建國之前毛、劉關係親密無間。

劉少奇是“馴服工具論”的始作俑者，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有一段名言：

“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做黨的馴服的工具，是考驗他的黨性是否完全的一個標誌。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必然是黨的馴服的工具，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議，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同時期毛澤東卻提出：“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整頓黨的作風》)

建國後進入50年代，儘管在要不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速度等問題上，毛、劉之間都產生過一些分歧，但在遭到毛的批評後，他都很快主動地作了檢查，並在具體執行上堅決按照毛所確定的步子走;在政治上，毛、劉之間繼續保持着緊密關係。最有力的證明就是1953年、1959年毛劉共同進行反“高、饒”與反“彭、黃、張、周”的鬥爭。從某種角度講，這兩次鬥爭也都與維護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密切相關。1959年二屆人大，劉少奇順利地接了國家主席的班。

據王光美回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少奇同志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一句話，無論是整風、反右，還是總路線、大躍進和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劉與毛的立場都是一致的。

那麼，毛劉的分歧是何時產生，又是為何產生的呢?

1970年斯諾訪華，曾與毛澤東作過一次長達5個小時的長談。談話中有這麼一段對白：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對此，斯諾曾通過當時中國的其他高層領導人得到證實。

這就是說，毛澤東自己承認：決心要從政治上去掉劉少奇，是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分歧後。不過，據王光美回憶錄的說法，毛劉開始矛盾似乎始於1962年。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 (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以後，在“社教”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跟劉少奇圍繞運動的性質與重點，在認識上產生了明顯的對立，並最終將這一分歧公開化，這就是1965年1月那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毛認為：“社教”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則主張“社教”運動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重點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鑑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有“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內容，應該是印證了王光美的說法。也就是說，毛劉矛盾開始於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公開對立是在1965年1月(毛澤東決心要從政治上去掉劉少奇)。

那麼，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與論爭，究竟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還是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之爭?抑或是為了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大是大非之爭?對這三種可能，不妨可作一些分析。

第一種系“個人權力之爭”。

對此，毛劉對立雙方的當事人或知情人都是矢口否定的。

據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記述，自1965年1月毛劉矛盾激化後，在一次政治局開會時，劉曾主動向毛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1979年王光美在接受作家孫興盛採訪時，孫曾發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則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

更何況，毛劉是中共領導層從1943年起共事搭擋的一二把手，劉是毛自己長期支持的接班人。1959年後，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主持一線工作;毛澤東仍是黨的主席，繼續掌控着黨內最後決策大權，實際上分工明確，雙方都不存在權力之爭的問題。

第二種，屬於“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之爭”。

看來也不是。因為工作中正常的認識分歧，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交流，甚至黨內思想交鋒得到統一的(從毛劉共事的歷史看，劉從來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事實上，建國以來，毛劉在許多問題上，都曾經有過認識上的分歧，但都未造成他們之間的分裂。誠如王光美所言，“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諸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對不少問題就曾有過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屬於工作中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緊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維護着黨的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第三種，關繫到“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大是大非之爭”。

既然排斥了第一、第二種，留下的就只能是：雙方都認為是“大是大非之爭”。正因為是雙方都認為是“為國、為民”的原則問題，因而就誰也不能“相讓”了。這裡邊的矛盾焦點有兩個：

一是，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個“走什麼道路?”的原則問題。因而在1962年7月的“游泳池邊談話”時，批評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按：毛擔心自己死後劉少奇頂不住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滑向資本主義道路!可見其時毛尚未把劉當作走資派的“頭”)

而劉少奇認為，“包產到戶”是為民“請命”，需要力爭。“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參見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二是，毛澤東認為，幹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原則問題，因此，對“社教”運動的性質與運動重點，是不能含糊的，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中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峻形勢。

而劉少奇認為，“社教”運動主要是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着眼點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並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

正因為毛劉雙方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為國、為民”的原則問題，是關繫到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於是從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才會出現了各不相讓的問題。

此次公開爭論後，由於毛是黨的主席，且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劉少奇最後在表面上認了“錯”(認為“對主席不夠尊重”)，但這一次在認識上始終未能一致。此後，毛劉貌合神離，矛盾不斷激化，最終通過在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問題上總爆發：由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專事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領導機構)在劉的同意下發出的《二月提綱》遭到了毛的嚴厲批判，從而產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從階級鬥爭觀點出發，強調了文化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政治性質，認為《二月提綱》是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反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批判它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在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

《通知》第一次明確提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正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通知》正式確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務，並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隸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正式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至此，毛(黨主席)劉(國家主席)兩元領導體制最終分裂。

毫無疑義，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劉少奇問題，也可稱為毛劉矛盾。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中國黨內修正主義的總代表(由於他是“一線領導”，又是國家主席，例如彭真等一大批各級領導人都已成為他的堅定支持者，並確實對毛澤東的部署作了抵制)，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又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一個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野心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象徵着“文革”狂飈掀起。此後，毛澤東雖然掌握着“中央文革”，並憑藉他在全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通過發號召、發文件和國家傳媒功能，可以發動與影響整個運動;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卻掌握着黨政“一線”的實際領導權(“派工作組是除毛澤東之外的整個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的”——《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通過各級組織和派出“工作組”，更為直接地控制着整個運動的發展方向，把運動置於他們的掌控之中，推行着一條矛頭向下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把初期“文革”實實在在地變成為“又一場反右派運動”。

據統計，1966年僅北京共有53所大專院校，在校師生30余萬人，竟然有12802名師生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學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個人中就“抓”了1個“反革命”!打擊面高達23.4%!(其中“右派學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師2591名。在全國範圍至少有上百萬群眾被打成了“反革命”，這批人後來大多成了“鐵杆造反派”)

面對一片“白色恐怖”，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正式挑開了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批判劉鄧“一線”中央，“在50多天裡，……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在大字報中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已是指着和尚罵賊禿了。

也就在這次會上，8月7日，全會轉而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2日，又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政治局常委;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中央書記處的職務。劉少奇雖然仍留在中央領導機構，但已不是副主席了，只不過是11名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員而已。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全國上下隨即掀起了一場批判、揭發劉少奇的運動，劉很快就被搞臭了。

1968年10月13——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了話，會議批准中央文革提出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了!

群眾與“官僚”矛盾的總爆發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有其內在的深刻的社會原因。那麼，“文革”能讓億萬民眾積極投身運動的動力又是什麼呢?為何會有這麼廣泛的群眾基礎呢?質而言之，這就是建國十七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同官僚特權階層之間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的總爆發。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始終存在着一個“改朝換代”的怪圈，或者也可稱之為“興勃亡忽”的王朝興衰周期律。這就是新王朝初期，政治比較清明，各級官吏與被統治的百姓之間的矛盾相對緩和;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官吏隊伍的腐敗不斷加速，逐漸發展到“無官不貪”的地步，最終把百姓逼上絕路，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和社會大動亂，完成改朝換代。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曾與毛澤東在其窯洞內作過一次促膝長談，兩人專門就此問題作過探討。毛澤東認為，共產黨人可以打破這個怪圈，他的答案是：“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在推翻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的廢墟上，在全國人民擁護下，共產黨“打下了江山”，也理所當然地“坐上了江山”。儘管毛澤東曾經提醒過全黨，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勝利面前驕傲;更不能忘本，決不能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決不能搞特權，甚至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然而，由於歷史傳統和現實的各種複雜的原因，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未能改變，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員的制度沒有改變，這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權階層。儘管毛澤東採取一手嚴厲懲治(諸如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諸如搞三反運動、整黨等)，但由於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對各級領導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問題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終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着時間的流逝，在中國的土地上，官僚特權階層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三大改造完後，怎樣看待1956年以後、“文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與社會矛盾?當時中共黨內高層顯然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兩種認識：

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線”中共領導人，站在執政者的立場，認為階級敵人就是那種對於現實政治體制不滿的敵對分子——即：地、富、反、壞、右和特務分子。

毛澤東的看法則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執政黨本身的蛻化變質分子身上，尤其着眼在執政黨的高層政治領導者身上。早在1960年，他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主張社會主義時代革命對象應該有所變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概念。他認為，這種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培養修正主義的土壤。1963年，他進一步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後來又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文革期間，毛則進一步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曾破例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搞過一次私人生日宴請。在這次宴請上，他曾作過一席談。其中特別談到他對中國社會城鄉階級鬥爭形勢的看法：

“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着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前夕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社會矛盾，以及中國社會走向的分析也許有些過分(這是指就極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尚未感受到這種變化，因而也就成為大多數人對“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已形成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似乎中國已經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從而必須尋找一種方法來觸動、改造，直至粉碎這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而發動了這場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革”前的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着嚴重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這一矛盾後來就發展、演變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官僚特權階層之間的矛盾。

比如在農村中，比較普遍的是群眾因對幹部的強迫命令工作作風不滿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見而遭打擊報復的，類似現象可以說各處都有。

在城市裡，這種矛盾特別表現在：歷次運動中由於各級領導人因個人好惡，甚或挾私報復而濫用權力，使一大批人蒙冤。僅以反右擴大化造成的惡果為例，它不僅傷害了上百萬的直接受害人，更株連、影響到這些人的親朋好友，那就至少是傷害了幾百萬人!

反右擴大化後，在政治上還形成了一個“反對黨員或黨的幹部=反黨”的思維公式，這在客觀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黨群矛盾。這些矛盾一遇到適當的條件，就必然會爆發。

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直接在政治上制約“官僚主義者階級”，消弭中央集權體制下統治者(執政黨)與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矛盾。從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報這種民主形式，以後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為內容(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對阿爾巴尼亞友人講過：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

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廣大人民群眾終於能名正言順地對各級領導人以“四大”形式進行揭發與批判，這就使他們的積怨有了宣泄的時機，於是干群矛盾、黨群矛盾終於以狂飈的形式總爆發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劉鄧“一線”領導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資反”路線而得到進一步激化，運動初期他們在全國範圍又抓了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後，“走資派”為了保護自己，再採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就在客觀上進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謂“合理的”，就是指其“存在”都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由成千上萬的群眾參與的，只要有那麼多的群眾參與，就一定會有其內驅動力。文革的內驅動力，說穿了，就是建國十七年來所積累起來的黨群矛盾、干群矛盾，後又因文革初形成的兩派矛盾的激化而總爆發。

通向共產主義之路的探索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要鬥倒“走資派”，創建社會主義大民主模式(後“四大”被寫進《憲法》成為公民權利)，還必須改造“私有觀念”，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黨內走資派，歸根到底是社會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但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資派以後，還必須從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挖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澤東繼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後，再次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的對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會實踐。

毛澤東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都是一些具體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其所以失敗，如“撐開肚皮吃光飯”那完全是人們“私心”的罪惡，甚或有階級敵人的破壞。這也就是他堅持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1959年開始中蘇兩國關係不斷惡化，1963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作為對同年3月30日蘇共中央來信的答覆，“中蘇論戰”正式開始。此後，中共中央先後發表了9篇評論，逐一駁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歷時一年多;期間毛澤東越來越堅信自己對“修正主義”問題的判斷。

毛澤東認為，蘇聯領導人奉行了一條謀求蘇美緩和，犧牲國際工人運動根本利益並以中國的戰略利益作為籌碼的外交戰略;認定蘇聯共產黨出現了修正主義，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他有一條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由此導致蘇聯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認為，受到這種國際性的修正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修正主義，當前最大的危險是中央出修正主義，覺得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蘇論戰強化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為內容的思想，並進而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這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増添了一個從實踐中探索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課題。

1967年9月25日，通過《人民日報》報道，傳達了毛澤東在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沿途發表的談話。其中在談到“兩派革命群眾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時，提出“要斗私，批修”。

此後，《人民日報》又就“鬥私批修”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人們以“鬥私批修”為綱，普遍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全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都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兩報一刊再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

這是一篇經毛澤東仔細修改的重要文章，它根據“文革”實踐，概括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理想社會。然而，在馬克思、列寧時代，它不僅只是一幅美麗的藍圖，而且還只能是誰也沒有真正實踐過的比較模糊的理論設想。因此，當馬克思主義者真的要走這一歩時，就必然要遇到對未知世界的艱苦探索。

綜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共產主義原理》、《法蘭西內戰》等有關著述，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徵描繪是：

1、成熟的“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進行統一的社會生產;

2、“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3、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4、工農、城鄉和腦體三大對立，“也隨之消失”;

5、“生產勞動與教育的早期結合”;

6、婦女解放;等等。

綜觀“文革”的全過程：紅衛兵運動、社會主義大民主、向走資派奪權、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政權——“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教育革命、鬥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等。說到底，所有這些，幾乎每一個步驟，都可關聯到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共產主義理論。應該說，整個“文革”就是一場反修防修，堅持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探索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的偉大革命實踐。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們“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一場改造“人性”的革命，核心問題就是改造人們的世界觀，最終目標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創建一個打上毛澤東思想印記的“共產主義”新世界。

結論

綜上所述，正是毛澤東對黨內幹部隊伍的蛻化變質和高層領導變修的擔憂，他對革命理想的追求，成了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會以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思想漸行漸遠，逐漸發展到貌合神離，直至毛劉矛盾公開激化，這是文革爆發的直接原因;建國十七以來積累起來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總爆發，則成了文革的“燃劑”，成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基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中提出，宇宙萬物中的任何一種運動過程都存在着“四因”，即：動力因、形式因、質料因和目的因。

如果以這一哲學原理來分析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認為：

1、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為這場運動的動力因(根本原因);

2、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政治上打倒劉少奇，自下而上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一元化領導”的政權——“革命委員會”，推動“斗、批、改”等一系列的鬥爭，為其運動的形式因(表現形式);

3、觸動“文革”前十七年干群矛盾、黨群矛盾的總爆發，致使億萬群眾的狂熱參與，則為這一運動的質料因(直接原因，即基本條件);

4、最終要求人們“鬥私批修”，開展“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改造人性，建立一個個“五七”公社，發展生產，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為運動的目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