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分子”

這裡說的這個“壞分子”是指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廣大的革命人民”面對的“階級敵人”，也就是“地富反壞右”之一。有關“壞分子”還真得多說兩句。“地富反壞右”這5種人那時是被“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全國進行“土改”，當時地主和富農的成分有相對清楚的規定。“地富分子”根據“階級鬥爭”的理論，作為“革命人民”的對立面就是“階級敵人”了，雖然他們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地主和富農。當時中國大陸農村相當數量的“地富分子”並沒有被殺，或被判刑。不過他們在農村要被“群眾專政”。至於如何被“群眾專政”這裡不贅述，無非是政治迫害和管制。

“地富反壞右”中的“反”指“反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有“鎮反”運動，對定性為“反革命分子”的人定罪判刑。其政府規定為：

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布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

後來對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更寬泛，會門（以一貫道為主）被當成反革命組織，其會眾便是“反革命分子”。這些人多數被“群眾專政”。1955年定義的“反革命分子”具體指“特務、土匪、惡霸等”。可以想象，被“群眾專政”的“反革命分子”不斷增加。其後“反革命分子”又分成“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就是原來定性的“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顧名思義，當然是隨時隨地揭發出來的，有“現行行為”的“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因言獲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人可太多了。不管怎麼說，“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個說法兒”的，甭管這“說法兒”現在看起來有多荒謬。

1957年“反右”後，全國有好幾十萬人（也有人說幾百萬人）被劃成右派。不過幾年後，“右派分子”在“勞動改造”之後便開始陸續“摘帽”。我父親在1957年就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的記憶里，他從安徽某農場“改造思想”幾年後歸來便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當然，變成“摘帽子右派”（摘了“帽子，按理就不該是“階級敵人”了）。“摘帽子右派”在政治上備受歧視是不言而喻的。照我的一個小學同學當時的說法（他父親這樣告訴他的）：“右派”好比田間的毒草。我們要在那毒草的邊上豎起個牌子，上面寫着“毒草”。當大家認識了“毒草”後，就把那牌子去掉了。“毒草”沒有牌子大家也認識。所以說，“摘帽子右派”等同於“右派”。儘管這麼說，我不能斷定，在中國當時的年代裡，“革命群眾”堅定不移地把“摘帽子右派”划進“專政對象”里，雖然他們在社會中非常受歧視。

“反右”幾年後“右派分子”大多數便陸陸續續摘了“帽子”。後來在“文革”中，屬於“摘帽子右派”的人們雖然受到“批鬥”，但說他們被“群眾專政”似乎還沒有什麼證據。這樣說起來，那個年代被“群眾專政”的“右派分子”的人數至少不會非常多。有關資料講：“在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之前，先進行了摘帽工作。195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已先後五批共摘掉30多萬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地富反壞右”中的“壞分子”呢？這個“帽子”的定義就含混不清。一般地講，“壞分子”有“政治騙子、流氓分子等”的含義。被扣上“壞分子”帽子的人多半都在此前有過刑事犯罪並被判刑的經歷。

1957年“反右”時，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50萬；後來中共中央決定不在這類人中劃“右派”，於是他們被戴上“壞分子”，變成了“群眾專政”的對象。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那個年代“壞分子”總數以千萬計，人數非常多。

據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壞分子”最初的定義源於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中一段話：“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他的話中，“壞分子”是泛指刑事犯罪分子，並沒有賦予新的內涵。

進一步說，“‘壞分子’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詞語。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和黨的文件中曾使用過這個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革命群眾中的‘不良分子’，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將他們清除出革命隊伍，防止他們搞破壞活動。新中國成立初，在鎮反（1951）和肅反（1955）運動中，有關政策文件開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壞分子’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附屬品’出現的，內涵不夠明確”。建國以後至1970年代末，對“地富反壞右分子”長期實行管制勞動、監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給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進監獄，而是交給群眾監管，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讓他們在勞動中自食其力，“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而且不定期對他們進行批鬥。“四類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

在中國大陸當時的農村來說，所謂被扣上“壞分子”帽子的人，主要是指那些“階級出身”、“政治歷史”都沒有問題，但犯有偷盜、貪污、流氓（包括所謂“通姦”）等罪行或刑滿釋放回村監督改造的人們。他們的存在意味着“階級鬥爭”存在，即他們是被“階級敵人”拉下水且走上犯罪道路人，是革命道路上的“叛徒”。

這樣看起來“壞分子”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改釋放犯”，即刑滿釋放的人，本來應當恢復他們的公民權利，但是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或者基層領導的意願，可以給他們繼續戴上“壞分子”的帽子，讓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被“革命群眾專政”，剝奪他們政治上的自由，在工作和生活上虐待和歧視他們。

我在農場當“知青”時的一個北京哥們兒就曾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他在當“知青”的年代裡有過偷盜行為被判刑5年（我覺得他好像是在1973年被判刑）。1978年他刑滿後返回到原農場。但農場幹部沒讓他回原來的連隊，而是讓他去了一個全是“刑滿就業”農工的連隊。那時北京“知青”大部分都通過各種名義離開了農場，我和另外幾個北京“知青”是最後還待在農場的。我記得我們幾個會抽空看望他。他每次見到我們都高興萬分，分別時就很難過。他講在這個都是“刑滿就業”農工的連隊裡心情非常壓抑，周圍都是年紀比他大很多的人們，而且大家很少說話，每時每刻都被當地幹部呼來喝去。一天幹活下來都很累了，晚上還要“義務勞動”，一刻也不得安寧。是啊，他那時也可以算是“刑滿就業”農工了，可不是得繼續接受“監督改造”嘛。

後來他在北京工廠里當工人的母親退休，讓自己的兒子“頂替接班”（當時北京市政府對“知青”有這個政策規定）。他臨離開農場回北京時，農場幹部鄭重其事地向他宣布，他是個“壞分子”，有關資料在他的個人檔案上有詳細記錄。他當時簡直快背過氣去了。嘿嘿，在當時人們眼中，“毛主席”定好的事兒是天經地義的。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定義：“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

其實在“壞分子”人群中很多的是“流氓犯”。犯有強姦罪的，如果被判刑，刑滿釋放後肯定就是“壞分子”。當時犯“強姦罪”的人如何被定罪是含混不清的。那要看當時的司法機關的辦案人如何看待。“通姦”在當時來說也是罪，夠不上判刑，那就給扣上“壞分子”的帽子，讓他/她在現實生活中被“群眾專政”。有時甚至“嚴重生活作風”問題也會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在那時的生活中，“耍流氓”可以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估計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是因為“耍流氓”被扣上“壞分子”帽子的。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是說農村中的“壞分子”的。他在農村生活了很長時間，根據經驗，“壞分子”有以下幾種人：

1、鄉村小偷小摸、或與女人偷情有劣跡但又夠不上大罪的農民；

2、偷種自留地、偷賣自產的農副產品的；

3、與幹部打架得罪了鄉村幹部的；

4、“抗美援朝”被俘釋放後回鄉的志願軍。

他講有個普通農民在“三年困難”時期是這樣被定成“壞分子”的。那時村民被派工修水庫，每天到吃飯時一個大木桶裝上糊糊便送到工地。掌勺分糊的人到最後有刮木桶邊上殘留糊糊的優先權，為了公平起見，掌勺的人按張三李四大家輪流排班。可是一天這傢伙餓極了，沒分他掌勺卻搶上去刮木桶邊上的糊糊往嘴裡填，眾人氣不過將他扭送到公社，最後被戴上了“壞分子”的帽子。後來他一直被“群眾專政”監督改造，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取消農村“地富反壞分子”的帽子才成為一個能被平等看待的普通人。

這個故事荒誕不經？荒唐歲月的故事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