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常見到有些傢伙，大侃特侃什麼“左派”如何如何、“右派”如何如何………

對此，我從來嗤之以鼻，因為這類貨色第一、不知道“右派”這個詞彙的來源，也不懂什麼“左派”、“右派”。不過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胡說八道、信口雌黃………簡單說，這類人腦筋有點兒糊塗，次弱智，屬於輕微mental problem。

不過這些不着調的傢伙倒是經常讓我想起我認識的三個“左派”神經病來。話說回來，即便沒有這些傢伙，這三個“左派神經病”也一直是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說不上悲哀、也很難說是高興。長話短說。

第一個：文化大革命時期，67、68年間。我因為“出身”好，但又不是革軍、革干，所以當了個班裡的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在一班。

二班的文革組長叫白茉莉，出身高幹，據說還是軍隊高幹，那時候叫革軍。長得一般，不過皮膚特別白，不是那種病態的白，是那種乳白色、蛋白色的白，有時候又像盛開荷花的白色部分，微微帶點兒粉紅色。有道是“一白遮三丑”。這樣，就彌補了她相貌方面的不足。

說到相貌，整體上看還是不錯滴，喜眉喜眼，自帶三分笑，天生一段情。不過眼睛比較小、前額有點兒突出，俗話叫“小錛兒頭”，塌鼻梁、小鼻子、柿餅臉………

白小姐，自從當了文革組長以後，儼然女紅軍的派頭兒，革命造反處處爭先恐後、大小批判會、批鬥會一馬當先，革命情緒空前高漲………沒幾天，被晉升為校革命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所謂“颯爽英姿五尺槍，不愛紅妝愛武裝”，在白茉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相比之下，我就有點兒寒磣了，當個組長，還是副滴。因為“工作關係”（在班文革，我也兼做宣傳委員），逐漸接觸多了。先前我以為我們不過剛認識，哪知白茉莉對我格外重視，事無巨細，必要找我商量，聽說她還向革委會建議，增加“宣傳幹事”一職，由我擔任，後來“上級”沒有批准。

後來才知道，原來早先我跟同學神侃、聊天時，經常議論學校哪個女生漂亮，還經常為女生“打分兒”，長得太難看的，就算“困難”、“不及格”，有點兒姿色的可打七、八十分兒，九十分以上的屈指可數………那時沒有笑花一說兒，但很多男學生，都有自己心中的“笑花”。有時為不同的打分兒爭來爭去，有個同學說我“色糊塗了”，因為提到過白茉莉時，我順口謅了兩句詩：“一白遮三丑，絕色奶荷藕”，後來不知怎麼就傳到了白茉莉耳朵里了，成了笑話。是不是因此對我大有好感也未可知。

這以後就“大串聯”了。革命大串聯。我先後串過六次，每次一兩個月不等。走遍了全國的山山水水、大小城鄉………第一次串聯，從廣州、廣西等處回校，在學校四百米跑道的操場旁邊，見到了當時正在革命風口浪尖上的白茉莉，嚇了我一大跳！

只見白茉莉，一身軍裝、褲腿挽到膝蓋以上，袖子也是半挽着，沒穿鞋，光着腳丫子，要扎皮帶，沒戴帽子，胸部別這毛主席像章………這都不新鮮，腦袋上一根毛兒也沒有，剃了個大禿瓢兒！

見了我，滿面春風的打招呼：“XXX，終於回來啦，還得回校鬧革命吧？革命沒有根據地哪行？還是要堅持本地鬧革命啊。”完全一副紅軍女軍官的派頭兒。

說着話，怎麼看怎麼覺得彆扭，看着她像個尼姑，腦子裡閃現的四個字是“尼姑從軍”，可又沒這麼一齣戲。嘴裡應付着，順便說她：“頭剃了顯得乾淨利落，精幹了不少，不過還是帶個軍帽更好看。”………這以後白茉莉一直堅持光頭戴帽的打扮。

我看了看她的腳，又白又髒，連忙說她真了不起，光腳走路不怕扎。這倒是真話，我自己現在也不到光腳走路，北方人不習慣。

剛好兒，我在湖南長沙郊區的一個農村集市上，花一毛五買了一雙草鞋，原價兩毛，跟攤主坎了半天價兒。本來是當作串聯紀念品的，那草鞋編得十分精緻、漂亮，稻草編的，淺黃色，用兩根紅布條做鞋帶兒，是那種前包頭、後帶根兒，一根橫梁三根繩的那種，據攤主說，穿起來格外舒適，而且耐穿。

現在，看到白茉莉光着腳，趕緊回到宿舍拿出草鞋，讓她參觀，並且半開玩笑的勸她說：“紅軍也沒有光着腳幹革命的，都是穿草鞋、吃草根兒、吃糠咽菜………”逗得她笑得前仰後合，本來眼睛就小，眯成一條縫兒了，穿上草鞋，還使勁踩了幾下、剁了兩腳、來來回回走了好幾步，一邊笑着說：“不錯，不錯，還挺舒服………”。

後來，她居然發動了不少同學，到附近村子裡收集稻草、照貓畫虎，照着草鞋的樣子，自己編草鞋………據說白茉莉還以革委會的名義，向學校食堂建議，每星期，至少吃一次“憶苦思甜”飯。就是“糠窩頭”、“野菜湯”，弄得幾位食堂員工不得不到附近野地、田邊挖野菜、找附近農民要“糠”。那“糠窩頭”別提多難吃了，剌嗓子眼兒不說，不用水沖根本咽不下去。………白茉莉到底是高級“革命幹部”，考慮問題比我細緻、深入得多，糠窩頭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不知是不是裝的。

等我第二次串聯回來，兩個月過去了，壞了，聽說白茉莉病了，精神病，住院了，安定門神經病醫院。按現在分析，主要原因是白茉莉她爹，被當作走資派揪斗，她也變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子女，一時想不開，精神上的反差太大，小小年紀承受不了，一時精神失常……據同學描述說是，發病時誰也不認識了，同學、老師、父母兄弟見了面，也只是滿口“毛主席語錄”，誓死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之類的話………

諸位別笑，這在當時一點兒也不新鮮。我的一個初中要好的同學，母親是中學副校長，因為受不了母親被批鬥、被虐待，憤而跳樓自殺。………

最讓我難堪的是，白茉莉發病時，據當時在場的同學、老師傳言。白茉莉嘴裡面經常不住的叨嘮我的名字！這樣一來，不明就裡的人以為我跟白茉莉有什麼不清不白的關係，有道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弄得我百口莫辯，不得不心照不宣。不過難堪歸難堪，那只是表面上應付別人的感覺，不知為什麼，剛聽到有人這樣說時，內心深處有一種激動的想落淚的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後來呢，後來就簡單啦，反正是大家都插隊，一勺燴、一鍋端。

當然，多年以後再見到白茉莉時，已是物是人非，陰陽兩隔了。

這就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神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