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達心聲，訴說故事

1968年12月，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一指示的發表，標誌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發展為一場席捲中國大地的大運動。其時，上山下鄉“一片紅”成了“文革”的一個“戰略部署”，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運動推向極端，從而改變了一個時代的面貌。1978年雲南知青的集體抗爭事件拉開了全國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進入第十個年頭，全國下鄉與支邊的知青總數已高達2000萬人，實際尚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1000萬。

全國的知青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插隊落戶，與農民雜居在一起的，他們同農民一道掙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機會，可以被抽調回城。另一類便是支邊的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他們名義上是兵團戰士，過着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資，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這樣的知青有200萬人，占全國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於兵團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後從京津滬及部分省會城市來到邊疆的，年數長達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條件艱苦的基層連隊，看不到前途，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要求返城的願望比插隊的知青更迫切，更強烈。然而，粉碎“四人幫”兩年過去了，國家的整體情況在好轉，唯獨知青的生存狀態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就必然導致他們對有關政策強烈不滿。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團知青內情的人不無憂慮地說：“知青狀況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我看遲早要出亂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國的雲南知青大返城運動爆發了。

導致這次運動的一個前提原因是，這年秋天，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開了40多天后，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形成了一個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以下簡稱《四十條》），這個決議不僅肯定“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而且強調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這個《四十條》裡還明確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照顧範圍。正是這一條，徹底破滅了滯留邊疆的200萬兵團知青的願望。他們不僅為邊疆建設貢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歲月，最後卻連回城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為這場大風暴的導火索。

徐玲先分娩時難產，而此時農場的赤腳醫生卻喝得大醉，結果母子不幸雙亡。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整個農場，聞訊而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個個挽着褲腿，戴着黑紗或者小白花。

這些知青一開始只是無目的地議論，轉而便有了最初的動議，要農場領導同意舉行追悼會，要求對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員進行嚴懲，後來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的要求。於是，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

在與農場僵持了兩天后，知青們不得不採取了另一種極端做法。他們抬着徐玲先的屍體，踏上了前往西雙版納州府景洪的大路。

雲南省委緊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領導也為此講了話。全國各建設兵團、邊疆農場都接到上級有關部門的緊急通知，加強了對知青動態的密切注視，以防出現連鎖反應。

知青向西雙版納州委提出了三項要求：

第一，懲辦肇事醫生，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二，改善農場的醫療衛生條件，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第三，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優撫死者家屬。

然而，這種並不過分的要求，卻沒有得到州領導的認可。於是，知青們在景洪抬屍遊行，圍觀者不計其數。

第四天，領導們終於出面了，他們帶來了上級的有關答覆：第一，對肇事醫生嚴肅處理，追究責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開追悼會；第三，進一步落實知青政策，責成農場儘快改善醫衛條件，並統籌解決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問題，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滿足。

然而，當這支請願隊伍退出景洪時，他們卻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隊伍。這是一支罷工的大軍，他們打出的兩塊橫標上寫着兩行驚心動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領導這次知青大罷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

丁惠民對一些猶豫不決的知青說：“你們情願當一輩子知青嗎？現在命運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你要麼一輩子當知青，要麼橫下一條心，除了回城，別無選擇！《國際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東流，你們還等什麼？”

不到一周，景洪農場12個分場的知青都被串聯起來，成立了“聲援橄欖壩知青領導小組”，通過宣言，丁惠民被推選為總指揮。這一事件令雲南省委十分頭疼，立即派出省、州聯合工作組，與罷工的知青進行了一次正面接觸。

省、州工作組的領導們擺出一副官架子與知青代表見面，居高臨下地說了一番勸導的話，使得知青們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這些領導人並沒有誠心，便突然提出一個讓他們為難的問題：“各位領導，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需要你們回答，你們是不是可以向我們交交底，你們的家裡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這個問題讓領導們目瞪口呆。確實，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子女此時還在鄉下當知青。領導們發怒了，對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談判代表拍桌子，大聲斥責起來。

知青罷工代表立即全體退場，表示抗議。

也就是在這罷工的關鍵時刻，中央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把會議決議播發後，猶如在火堆上又潑了一瓢油，知青們的憤怒更加強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堅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罷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請願的要求，並在未獲同意的情況下，強行組隊北上。衝突再次迅速升級，又一輪鬥爭開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時地送到了丁惠民手裡。寫信人顯然熟知這裡發生的一切，他向罷工決策者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層對上山下鄉運動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條》並不代表許多老同志的意見，據說鄧副主席對知青問題已另有指示，云云。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來信，朋友的父親剛剛參加了北京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他將這次會議中的種種內幕和細節透露給了遠方的這位知青朋友。信中說：“……我父親說，知青問題遲早是有希望解決的，但是切忌操之過急。”

這兩封信給了罷工的組織指揮者以很大的信心與勇氣，他們決定繼續北上，並寫了《北上請願並致黨中央、華主席、鄧副主席一封公開信》。在北上請願團成立大會上，丁惠民講了話：

我們的目的是代表雲南農墾十萬知識青年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志當面呈交請願書，並作口頭匯報，反映十年上山下鄉道路存在的錯誤和問題。我們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將全體農墾知青的最高心願———大返城的要求轉達給敬愛的華主席、鄧副主席。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順應黨心民心和歷史潮流的。我們堅信黨中央在了解農墾知青真實情況後，是會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一正當要求的。

經過一番較量，知青請願團戰勝了省、州工作組，順利到達昆明，正式進駐雲南農墾總局招待所。

雲南省委派人會見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領導並沒好好看《請願書》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給了秘書。然後他卻鄭重其事地指出，知青們赴北京請願的做法是錯誤的，並向他們轉達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電話指示：“雲南省委辦公廳並轉知青代表請願團，中央原則上不同意你們來北京。希望你們立即返回農場抓革命促生產，並配合當地黨委做好落實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這位領導的臉上現出嚴肅的表情，口氣嚴厲地接着說：“同志們，你們必須立即停止一切不利於安定團結的錯誤行動，無條件回農場去，抓革命促生產，否則你們就要犯更大的錯誤！”

幾個知青代表小聲地耳語了幾句後，丁惠民站起來宣布道：“請領導同志轉告中央，我們肩負雲南邊疆十萬農場知青的重任赴京請願。我們的決心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請願團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幟，義無反顧地踏上鐵路路軌，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一個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體臥軌示威，致使當日應由昆明開出的數十對客運和貨運列車受阻；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幹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

消息傳出，全國為之震動，數以千計的昆明市民和學生冒着嚴寒，紛紛趕到羊方凹圍觀。當天晚上，省、市委組成工作組趕赴臥軌現場，進行說服勸阻工作。大批軍警也奉命開進羊方凹，待命行動。

60個小時過去了，鐵路線依然中斷，連秘密開往中越邊境的軍用列車也不得不停在那兒。

3天3夜後，雲南知青大臥軌的嚴重事態終於驚動了北京的最高層。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電告雲南，同意知青請願團赴京反映情況，但人數須限定在30人以內。

喜訊傳到羊方凹，響起了一陣歡呼聲。歡呼後，知青們又抱頭痛哭。他們終於用自己的行動震動了北京，換得了應有的一份權利。1979年1月2日，剛下過一場大雪的北京火車站迎來了這批衣衫單薄的雲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張望了一番，沒有任何人前來同他們接洽與中央首長見面事宜。他心裡被這種怠慢與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團火，於是下了命令：“全體集合，打出我們的旗幟，列隊前進。目標，人民英雄紀念碑，出發！”

30位皮膚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風塵僕僕、表情肅穆地列成兩隊，踏着吱吱作響的積雪，朝着天安門廣場走去。一面皺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風中獵獵作響，上面醒目地寫着“雲南農墾知青首批赴京請願團”。

一連兩天，越來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長和從各地回家過節的知青，紛紛趕到廣場來聲援雲南知青請願團，食品、飲料和禦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許多外國記者咔咔地按動快門，把關於中國知青的新聞發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兩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分開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們掏出工作證自我介紹後說：“對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請你們隨我們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長明天接見你們。”

雲南知青赴京請願團代表終於等來了中央首長。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長程子華聽取了知青代表關於邊疆農場存在嚴重問題的匯報後，說了許多感慨之言。首長的話說得很誠懇，很感人，對知青們有安撫，也有鼓勵與小小的指責。

對於上山下鄉的道路正確與否，首長們沒有評說。他們只是讓知青們回去後，“把生產搞好，把公共食堂辦起來，把豬餵起來，還可以養雞，養鴨，把菜也種好……你們要在那裡安家立業，以那裡為家，創造新樂園……”首長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新時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遠一些，我們把希望寄託於你們。你們的意見，我們負責轉達給黨中央。中央已經派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到你們那裡去。你們回去後要幫助農場某些幹部轉變作風……”

會見後，首長與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後，還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來，噓寒問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個人名義致電王震，以檢討的口吻說了一些話。

沒過幾天，中央首長接見雲南知青代表的談話，以及知青的檢討電報同時刊登在全國各家大小報紙的頭版頭條。

就在元旦過後不久，雲南省的一個工作組來到勐崗農場，要在場部召開知青代表大會。

工作組的組長是省知青辦的副主任，一位兩鬢斑白的老幹部。他走上台後，看了下面一眼，然後念起了講稿：“國營農場廣大青年職工同志們，戰鬥在農場生產第一線的廣大青年工人、幹部、黨團員同志們……”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開頭那句是什麼？”

副主任沒有聽出台下人的話中之意，把開頭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頓時譁然，會場一下子如開了鍋似的沸騰起來：“知青就是知青，你們搞什麼鬼？怎麼幹了十年，連知青也不是了嗎？……”

會場大亂，知青們情緒激憤，有人當場痛哭起來，更多的人則衝上台去質問副主任。副主任這才知道自己的頭一句話便出了問題。可是，面對質問他還強辯說，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條》裡規定的，自己沒有說錯……

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見過大世面的知青指導員龍勝雲忍不住站了出來，他的一番話很快贏得了眾人的支持：“知識青年同志們，戰友們，我們的真實身份是兵團知青，我們是響應黨和毛主席號召，到邊疆來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而不是來就業找工作的。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現在兵團撤銷，‘文革’也結束了，為什麼還有人任意篡改我們的知青身份，剝奪我們落實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權利？《四十條》是不能接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管什麼人講的話，哪一級領導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實，不遵循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罷工潮又掀起了。

此時，有一行自稱中央調查組的六人小組到達了勐崗。

勐崗農場的知青對中央調查組人員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歡迎：成千上萬的知青迎出農場幾公里，在公路上夾道歡迎。農場大門口搭起了鮮花牌坊，插起彩旗，橫幅標語大書“歡迎你，北京來的親人”。

每一個知青都很激動，因為他們相信，當中央調查組了解到農場知青的實際情況後，《四十條》裡不公正的條款就一定可以改變。

調查組人員心裡卻不安起來。他們的使命不是來解決問題的，而是來宣傳《四十條》，解釋有關文件的，只是借調查走走過場。更麻煩的是，他們並非真是從北京來的。

發覺受騙的知青們怒不可遏，有許多知青甚至要衝上台揍這些冒牌的中央調查組人員。好在罷工指揮部緊急決定，將冒牌調查組的人護送出會場後，便將他們驅逐出境，才沒造成更大混亂。

罷工指揮部決定即日起罷工升級，並通電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調查組3日內不到勐崗農場並答覆知青的要求，勐崗農場知青將進行共和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千人大絕食運動。

他們提出了一個口號：“不回城，毋寧死！”

3天很快就過去了。1月23日晚上7點整，通電的最後時限已到，中央調查組依然杳無蹤影。

當晚9時，首批參加絕食的男女知青，共計311人，在場部露天會場集合，經過莊嚴宣誓後，一一進入絕食現場。

他們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國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為盟，然後齊刷刷跪下，面向家鄉，右手握拳，誓言鏗鏘。這種悲壯古樸的宣誓儀式，讓當事者與旁觀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動起一股壯烈之情。萬餘名知青為進入絕食場地的壯士們送行，一時間淚飛如雨，哭聲慟地。

幾分鐘後，一份事先擬就的電報稿通過電話傳到縣城郵電局值班室。以後，每隔兩小時，勐崗農場知青以罷工指揮部名義向當地縣、州、省委以及北京通報一次絕食現場情況。

就在知青開始絕食時，中央派來的調查組一行數人向勐崗急速奔來，領頭的便是調查組組長魯田。魯田是農林部副部長兼國家農墾總局局長，還兼任着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是一位從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走過來的老幹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到雲南調查並妥善處理農場知青大罷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雙版納，在那裡親眼目睹邊疆農場的落後與混亂狀態，感慨不已。

在橄欖壩農場，知青們給魯田做了一鍋“鮮魚湯”。那所謂的“鮮魚湯”，只有湯沒有魚，味苦澀，腥臭撲鼻。原來知青將河裡長滿綠苔的鵝卵石取來下鍋熬湯，還給取了個好聽的名字“鮮魚湯”。那裡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時間要吃這樣的“鮮魚湯”！

魯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濕的草房，屋頂發黑，漏了許多窟窿，屋裡的牆角和床底下竟然長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這樣簡陋不堪的屋裡，每間同時住着兩對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們大多屬於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兩三歲了……

在勐臘農場，魯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脫下上衣，裸露出累累傷痕，那是在兵團工作時被打的永久紀念。他得知一個統計數據，知青中傷病率高得驚人，貧血接近百分之百，營養不良達百分之百，患胃病、腸炎、風濕性關節炎等急慢性疾病的達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經與月經不調等婦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殺率高居各項死亡率之首……

這就是全國知青生存環境的一個可悲的縮影。知青上山下鄉到底有多少價值，是否成功，今後還真要再堅持搞下去嗎？魯田想起，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上，中央主要領導多次到會表示，堅持要按“既定方針辦”，堅持上山下鄉的正確道路決不動搖，會議產生巨大矛盾，最後才勉強通過了那個決議。

魯田也聽說了，最近北京流傳着鄧小平一句不無幽默的話：“我們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魯田想，小平同志的話絕非出於偶然，這也許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經歷過許多次風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個意味深長的試探氣球。

應全體知青的強烈要求，調查組與知青見面大會立即在山坡的露天會場舉行。中央調查組的首長被請上主席台就座，罷工指揮部成員坐在台下知青隊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會場與山坡上黑壓壓的知青少說也有三五萬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島，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圍着。魯田的腦子裡冒出一句古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當他走上講台，說出第一句話，也就是按規定把知青稱為“青年職工”時，台下便咆哮起來：“我們不是青年職工，還我知青！”

魯田有點發急，但他必須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決”此事，便對着話筒苦口婆心地勸慰起來，從罷工的危害講到中央的決議，試圖喚起人們的理智，讓他們耐心等待將來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聽下去了。知青罷工副總指揮、北京知青吳向東走上台，拿起話筒，才說了首句“北京來的首長同志們，我親愛的知青戰友們，兄弟們，姐妹們---”喉嚨便顫抖了，話不得不停頓了下來。

台下一片寂靜。魯田站在旁邊，有點兒不知所措。不自覺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

吳向東終於又開口道：“我，吳向東，1969年下鄉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這個講台上，當着我的故鄉北京來的首長和親人的面，當着我患難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說幾句公道話。請你們記住，這是一個30歲男知青留給這個世界的肺腑之言。說完這些話，我想我從此問心無愧，因為我已經盡了我的最大努力來報答大家的信任。”他盡情訴說了知青的種種苦難與不幸，講出了一代知青的心裡話，說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願望，最後，說：“在我的發言即將結束時，為了捍衛一個真正的知識青年，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尊嚴，也為了拒絕剛才強加給我的'農場青年職工'的不真實身份，我決定以最後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抗議！”說完，他轉過身，面對全體調查組成員，從褲袋裡掏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開了手腕，剎那間指頭粗的血柱有如噴泉般噴涌而出，不等人們清醒過來，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帶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響着悽厲警笛的救護車將傷員載走了，會場已無法平靜。魯田早已老淚縱橫，他決沒想到，現行的知青政策會對知青傷害得那麼深那麼致命。他幾乎有了一種身為劊子手的負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腳步走向講台，對準話筒說：“我要鄭重地、負責地和全心全意地為了剛才的話，也為了那個不公平的稱呼向你們道歉。我這裡正式向你們說一聲：你們，知識青年同志們，你們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發出了長達十幾分鐘的掌聲。

接着，魯田告訴台下的知青們，他也有兩個在農村插過隊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來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難與迫切心情，但還是要請大家耐心等待一陣，讓中央有個全盤考慮分批解決的過程……

然而，知青們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個身患嚴重心臟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魯田面前，大哭起來：“伯伯，伯伯，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聲與話音，引起了台下數萬知青的共鳴，他們一起對着台上的中央首長，齊刷刷地跪下來，哭得石破天驚，大地顫動！

魯田大慟，淚流滿面，不能自已。面對眼前這個女知青和台下數萬長跪不起的知青們，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壓着一座泰山，難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話筒說道：“知識青年同志們，孩子們，你們起來吧，我決定，現在就通過電話向黨中央請示，反映你們的回城願望與要求。”這位老人決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風險，挺身而出，為苦難深重的知青們請命了。

凌晨5時許，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通話，滿臉倦容的魯田重新走進了會場，登上主席台。他對着話筒，用略帶嘶啞的嗓音對着下面靜寂中的知青們說：“知識青年同志們，現在讓我負責地回答你們的問題。首先，我希望所有絕食的同志立即恢復進水進食，全體知識青年停止罷工，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因為中央領導同志已經明確表態———知青同志們，你們的合理要求是應該得到滿足的！”

一陣窒息般可怕的靜寂後，全場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歡呼聲，瘋狂的跺腳、鼓掌聲，歇斯底里的號啕大哭聲。許多知青衝進絕食現場，把他們的英雄高高地抬起來，拋向空中。

返城的大門打開了。國務院批准了知青辦的一個包括“六條”辦法的請示報告，於1979年1月下旬下達各省市自治區。“六條”大致內容如下：

其一，積極辦好農場，儘可能地把知青穩定在農場中。這是前提，但也是一條不現實的前提，幾乎等於虛設。

其二，需要商調回城的，可以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

其三，城鎮職工退職退休後，可以招收其在農場的子女。

其四，從國營農場參軍的知識青年，從1979年起，退伍復員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

其六，上海郊區去雲南農場的青年，本人願意回原籍社隊，可以允許。

1979年2月上旬，雲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有關領導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六條”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雲南墾區各農場傳播開了，知青們聞風而動。很快，知青返城大風暴就從雲南蔓延到了全國。

上山下鄉運動，就此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