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該感謝誰？

作者:余杰 

十年上山下鄉運動戲劇性地向一代人揭示出這個小小的生活真理: 那就是救世主並不存在, 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我們自己。

 　歷史似乎很有戲劇性。

　　1968年的12月，偉大領袖迫於“文化大革命”混亂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局面，或者是所謂的“反帝反修”的戰略考慮，發起了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上山下鄉”運動。

　　十年以後的1978年的12月，一位很普通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在遙遠的雲南農場寫了一封給當時事實上的最高領導鄧小平的信。一石激起千層浪!知青的罷工、請願、返城勢不可擋。一場知青大返城就此拉開了序幕。

　　從開始到結束，僅僅十年。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回到城市，歷史就是這樣演繹着!

　　結束上山下鄉這一切的是人民，是知青，是歷史的潮流!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應該感謝誰?

　　一謝丁惠民

　　1978年的雲南西雙版納，當丁惠民振臂一呼時，有多少人為此歡呼、叫好;又有多少人為他擔憂、不安; 還有多少人在猶豫彷徨! 假設當時，我們的掌權者動用了專政的工具，將丁惠民們全部拘留起來(不是不可能的)，又將是一個怎樣的結局呢? 今天想想似乎這一切真的有點後怕。但歷史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軌跡。雲南知青通過集體抗爭掙得自身命運的轉折，這在中國現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無先例、後無來者。在歷史的硝煙漸漸散去的時候，我們才剛剛看到了原來的真實面貌。在總結和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在今天我們大多數知青終於回到城市的時候(儘管有許多知青朋友在後知青生活中很不順利)，是不能忘記我們所需要感謝的那些人。

　　為什麼要謝謝丁惠民?

　　1、他是第一個站了出來，為知青的命運抗爭?

　　1976年10月是中國歷史上永遠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黨中央相繼為受迫害的老幹部平反，恢復高考制度，召開科技大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等等，這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但是一直到1978年，兩年過去了，困擾千千萬萬家庭的知識青年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就在這個時候，國務院於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會議產生了兩個文件，即《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和通過了這兩個文件。當天，中共中央以中發[1978]74號文件轉發了這兩個文件。這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作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成績是主要的”基本估計的基礎上，會議承認上山下鄉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青年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今後若干年內逐步縮小知青上山下鄉的範圍，可以不動員上山下鄉。會議決定對1972年以前下鄉的優先安排，兩年內基本解決等等。

　　這次會議有限度地制定了統籌解決知青的出路問題，但對農場知青規定是國家職工，不再按知青對待，不再辦理病退、困退。這樣全國當時仍在農場的近200萬知青被武斷剝奪了作為知青回城的權利，當時全國一片平反、落實政策之風，惟獨農場知青仍要堅持“原地”，堅持“革命”。減輕城市就業壓力，繼續擔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幫”破壞國民經濟所帶來的惡果。面對如此不公正的境遇，雲南知青奮起抗爭理所當然。

　　在這個歷史的關口，這些決定實在是無助於解決累積了十年的知青問題。積重難返，唯有衝破“兩個凡是”的思想阻力，大刀闊斧的來一場革命!那麼誰來帶這個頭呢?

　　歷史選擇了丁惠民!

　　1978年10月18日，西雙版納景洪農場10分場學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執筆寫了《給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等三封公開信。6000多名知青聯名上書，說出了廣大知青深埋心底的聲音，由於時任領導的冷漠、官僚、偏見，根本無視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態迅速升溫並蔓延席捲整個農墾系統，集會、罷工、絕食、臥軌，形成了當時誰也不想出現的局面――北上赴京請願。

　　丁惠民還執筆寫了《我們的心聲》的傳單，其中寫道：“聽吧!看吧!——這就是我們埋藏在心靈深處已8年之久的呼聲——今天終於發出來了!誰能否認——8年了還不該回去嗎?想一想，人生還有幾個8年?簽上自己光明磊落的姓名，滴水成海，心齊山移，鄧副總理會聽見我們正當的呼聲。知青們，快行動起來吧!”

　　不能否定在當時的情況下，丁惠民的舉動是有很大的風險的。無論是農場還是地方，隨時可以動用專政的工具來解決這個問題。假如把丁惠民抓了起來，知青們怎麼辦?假如對雲南的知青罷工請願的舉動採取鎮壓的手段，知青們怎麼辦?我們還可以提出許多假如，這僅僅是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的一種思考。但是在當時的環境裡，這樣的假如確實存在發生的條件和可能。從現在陸續披露的材料來看，當時的農場領導和西雙版納州的領導在事件爆發的開始確實存在這樣的想法，只是沒有付諸於行動。要不然，雲南知青開大返城的先河的歷史將會重寫。從這個意義上說，丁惠民的舉動實在是令人敬佩。已經將自己的生死命運置之度外了，在為知青的命運奮起的吶喊中完全拋棄了個人的一切私心雜念，我想這絕不是每一個知青都能做到的。不管以後的結局如何，在1978年的時候興起的雲南知青罷工請願的事件中，丁惠民的歷史功績是永遠會被歷史銘記的。因為，他是第一人!

　　2、丁惠民有理、有利、有節的組織了這樣一場抗爭。

　　今天我們重新來回顧這段歷史，已經能夠在一些官方的報刊上斷斷續續看見了對當年雲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記錄。就在2008年3月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的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為何始於雲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內幕》作者是《重慶晚報》的記者張衛。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報》上《妥善處置知青返城開啟中國改革之門》文章,是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卓人政寫的。這是迄今為止比較系統反映雲南知青大返城歷史的一篇文章。從這些回憶來看，在當時複雜的環境中，雲南知青能夠達到自己的奮鬥目標在許多的鬥爭的策略上也是別具一格的。這裡不能不說丁惠民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

　　第一是合理合法的抗爭。

　　作為當時的雲南知青的領袖人物丁惠民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中央有什麼動向，這一切，是從一封信開始的。寫那封信時，只是覺得該寫了”。

　　寫信，在當時我們的國家法制剛剛開始恢復的時候，是一種十分合理合法的手段。丁惠民說的：“覺得該寫了”是對當時形勢的判斷和手段上的考慮。採用這種合法的手段也是當時知青們對於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可以採取的方法。丁惠民在信中列舉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運動造成的“三不安心”問題，認為局面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希望中央領導能夠重視，丁惠民說：“這封信還隱約表達了回城的願望”。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知青作為“文革”遺留物，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但有關部門一時還顧不上、也拿不穩。丁惠民說：“但全國都在撥亂反正，為什麼對關係千百萬家庭穩定的知青問題，卻諱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個知青指印，寄往國務院。國務院按常規批轉雲南省處理，自然沒有了下文。知青們沒有氣餒，又寫了第二封信，發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確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聯名信的簽名超過萬人，以它為媒介，在西雙版納6萬知青中，一個以回城為目標的群體正在形成，丁惠民與重慶知青劉先國、上海知青胡建國組成了三人核心小組。可以說，在這次事件的一開始，知青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在一種合理合法的範圍里進行的。這也是我們今天可以解釋為什麼地方政府和農場無法採取專政行動的一個原因。

　　當然，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當時的大環境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種令人窒息的政治環境了。1976年10月“四人幫”的粉碎，開始了共和國歷史上全面撥亂反正。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在全國出現了一個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實話實說、國家百廢俱興的大好局面。特別是中國青年報評論文章《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使廣大知青獲得了精神上的支柱。在這種大勢下合情、合理、合法的提出“我們要回家!”的口號(這是知青唯一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家統一行動的綱領。

　　第二，有理有節的鬥爭。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雲南農場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猶如在乾柴上澆上了汽油。上海女知青瞿林仙之死，引發軒然大波。瞿是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知青，因懷孕難產，在農場衛生所大出血身亡。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農場並非最嚴重的，卻因死得其時，引發數千人抬屍遊行，激起知青情緒。

　　1978年12月8日，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雲南各農場知青聯席會議”召開，會議代表共120多人。會議商討“北上請願”事宜。丁惠民被推舉為總指揮，組建北上籌備組。會後，知青們發布《北上宣言》，決定15日那天派代表進京。寫信沒有進展，知青們依舊是在法律的範圍內以“赴京請願”的方式展開了新一輪的抗爭。

　　這時的丁惠民雖然是大家公認的“知青領袖”，但是在這股洪流的面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要不要立即赴京，丁惠民認為時機不成熟。最後通過籌備組表決，丁惠民的主張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丁惠民擔憂的事情發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輾轉到達昆明後，竟莫名其妙地弄丟了募捐來的幾千元經費。失去資金的代表們，衝進火車站直接上車，被阻攔，他們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臥軌，致使貴陽到昆明的鐵路線中斷三天，而留在西雙版納的6萬知青，幾乎全部停工了!

　　到這個時候，局勢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地步。知青們的行動已經超越了一種“底線”，就是法律的範圍。當所有的人都在關注昆明火車站的臥軌事件的時候，丁惠民還是順應了知青的潮流，採取了“暗渡陳倉”的策略，帶領50名代表經過艱難輾轉，從昆明城邊一個叫讀書鋪的偏僻小站上車，繞道成都北上。這樣，一切阻止知青北上的企圖宣告失敗。

　　今天我們再來回顧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作為知青的“對立面”的各級領導的麻木和遲鈍。先是極力阻擾，接着是威脅恐嚇，然後是耐心傾聽。最後是徹底“繳械”，承認知青的要求。1979年1月1日，國家農墾總局發出1號文件，承認知青請願代表團性質合法，同時強調應該復工。1月10日，代表們終於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接見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被接見的代表限定為10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責備這些處理知青問題的各級領導。都是第一次碰到這樣棘手的難題。假如那時丁惠民不是從讀書鋪這個小站“暗度陳倉”的話，不是採取一種特殊的抗爭手段的話，那麼雲南知青北上請願僅僅是一相情願的事情了。正是這個“暗度陳倉”，改變了我們知青的命運。如果是要把這段歷史拍成一部精彩的電視連續劇的話，這將是十分重要又富有傳奇色彩的一幕。

　　3、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

　　1978年底在雲南西雙版納所爆發的知青罷工請願的事件，最終導致了全國知青的大返城潮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說是雲南的知青打開了掌握自己命運的先河。今天我們再來談及這些往事的時候，更多的是要總結教訓，避免這些事件再度重演!至少有這樣兩個問題需要重新再認識一下。

　　一是需要重新審視王震的接見。

　　今天，丁惠民在談到王震的接見時說，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見，氣氛不很融洽。面對那位以軍墾駐屯聞名的老將軍，“我們不能再像與自治州、省調查團的‘談判’時那樣針鋒相對。”大家鼓掌後，本以為能聽到幾句親切的問候，沒想他表情嚴峻，突然將拐杖往上一揚，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嚴厲訓斥，“不是批評，是訓斥”，代表們大氣不敢出，“完全被老將軍的威嚴震住了。他訓斥我們丟掉了軍墾的光榮傳統，現在全國都在抓綱治國，你們卻鬧事，對得起國家嗎?……”代表們全懵了，沒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見完後，“大家都覺得該說的話竟沒說出來，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我們沒有理由去責備這位開國元勛。在當時的情況下，在老一輩人的傳統的思維方式里，這樣的訓斥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我是老革命，我是來教育你們的!你們必須聽我的!就是這樣的邏輯。

　　根據記載，王震副總理顯然也意識到了知青們的不痛快。出於靈活的領導藝術，他派人邀請全體代表當晚看電影。與白天的接見不同，王副總理沒在會議室坐等，而是站在電影院門口迎接。是不是他意識到了知青們的不痛快，這只是後人的一種理想化的猜測。我感到特別要提出的是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下，在接見即將結束的時候，一位姓劉的重慶知青忽然從後排站起身，大聲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還沒回答我們的實際問題!”說罷就往前排沖，當即被警衛反扭住雙手。王副總理也愣住了，估計多少年來，除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曾對他直呼其名外，哪輪得上一個愣頭青對他這樣叫?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火氣也大。只見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話大聲罵了那愣小子。(罵話的大意是：你是個搗蛋鬼，你才吃了幾天乾飯，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場面一下僵住了。雙方最終不歡而散。

　　“你還沒回答我們的實際問題!”這是最為勇敢的也是知青最需要得到的東西。我一直十分欽佩這位知青朋友的勇氣!今天，你再認真地看看王震的講話，你可以發現在王震通篇的講話中確實沒有我們知青所需要的“實際問題”：我們要回家!僅僅是泛泛而談，描繪了西雙版納美好的前景，包括了早年在新疆採用過的什麼請鄧大姐從內地找一些姑娘來解決知青的婚姻問題等等。已經到了新世紀的門檻了，還是用這種陳舊的思維方式來解決知青的新問題顯然是無濟於事的。今天我們不是去責備這位國家領導人，每個人都有歷史的局限性，王震同樣不例外。

　　二是需要重新看待丁惠民等人給王震的信。

　　1月23日，丁惠民、胡建國、劉光國寫信給王震，向他匯報離京返回雲南後的情況及思考。信中寫道：1月4日，您接見我們10位知識青年代表，深刻地體現了黨中央、華主席對我們青年的關懷。18日我們回到雲南後，看到農場情況比較混亂，心裡很着急，10位代表分頭回到本單位向廣大青年傳達了您的指示和國家農墾總局的16號文件，並自動解散了當初我們自己成立的組織，配合農場黨委和中央調查組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個別單位外，局勢基本上穩定下來了。當然存在的問題還很多，還有一些單位沒有復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們決心在黨的領導下，繼續做好工作，請黨中央、鄧副主席放心。現在，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一兩個月所走過的道路，所做過的一些事，我們心中無不感到內疚和慚愧。特別在罷工問題上，由於我們年輕，看問題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為自己想得多，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當時由於個別領導的一些不妥做法，我們就耐不住了，熱血一衝，就草率決定用罷工方式來表示自己的不滿，其結果雖然我們當時思想動機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想法，但實際上給國家帶來了巨大損失，影響了全國安定團結的局面。您和程子華部長(民政部部長)批評了我們，當時我們還不服氣，現在冷靜下來想一想，思想轉了彎子。對您親切的關懷和幫助，我們從內心深深表示感激。我們之所以會做錯事，就是因為只考慮自己，而沒有想到國家。現在經過您的批評幫助，在大量事實面前，我們從內心認識到是我們做錯了。請黨中央原諒我們，相信我們，一定會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以前錯誤的。在這裡我們向您，向黨中央、鄧副主席保證，我們全體青年一定在今後的工作勞動中，為祖國早日實現“四化”而發奮百倍的努力。最後，請王副總理把我們以上的決心，向鄧副主席匯報，請他們放心。

　　1979年2月10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都刊登了王震的講話和丁惠民、胡建國、劉光國寫信給王震的信，在知青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說丁惠民等人的寫信是知青的“叛徒”大有人在。許多人很不理解丁惠民的這個做法。其實，這絕對是一種高明的抗爭藝術。無論是各級領導需要，還是從保護知青自身的利益都需要丁惠民作出這樣的舉動。檢討了，認錯了，但是我們的目的達到了，大返城開始了。大家都有了一個可以下的台階，大家都可以有所交代，何樂而不為呢。目的是明確的，手段是多樣的，方法是多變的，結果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這就是丁惠民們的高明之處。

　　二謝鄧小平

　　為什麼要謝謝鄧小平老人家呢?不去說在結束“文革”以後是他帶領我們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先河，不去說這幾十年來我們偉大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就說說老人家在處理我們雲南知青問題上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足夠我們享用一輩子的。

　　1978年的中國是極具神奇色彩的。在我們雲南的西雙版納爆發了舉世震驚的知青罷工請願的事件。面對着中國的百廢待新，是鄧小平以他的超人的智慧和勇氣，妥善解決了這樣的難題，得到了人民的擁護。

　　今天，歷史正在揭開她神秘的面紗。關於鄧小平對雲南知青事件的重要指示得到了公布。據記載，鄧小平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專門就雲南農場知青問題以及西雙版納的發展問題先後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第一、 1978年12月1日，鄧小平專門就雲南搞好知青工作和關於西雙版納的開發利用問題作重要指示，其中指出：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好，發展潛力很大，對這一地區要搞一個發展經濟的規劃，可借鑑外國的經驗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貝”的辦法搞。以發展經濟作物為主，首先是種橡膠，還可以種甘蔗建糖廠，這樣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辦法來辦，不要對他們干涉太多。國家投資不足，就用貸款，經濟發展了，再還國家貸款。把國營農場經濟發展起來，帶動周圍農村社隊的各族群眾發展。發展經濟，增加收入，這就是當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與知識青年相關的各項工作。

　　第二、1978年12月2日，鄧小平在家中約見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稿的起草問題。即使在這樣繁忙的一天中，鄧小平仍然擠出時間來審閱《中國青年報》寫給他的信，並作出：“轉雲南省委注意，應做工作，不應壓制”的批示。

　　第三、1978年 12月12日，正在運籌召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鄧小平針對西雙版納經濟發展緩慢及農場知青不安心的問題，再次就該地區的發展問題作出重要指示：西雙版納面積大於海南島，而且自然條件非常好，自然資源很豐富，氣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產。可給他們一個政策，搞專業隊自負盈虧，國家不調撥，不交利潤。發展生產資金困難，可由國家貸款，還款期長到20年或15年，到時再歸還。

　　第四、1978年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提出：處理遺留問題的原則是“有錯必糾”，“要儘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乾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為此，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會會的主題報告。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此次會議的召開，為知青問題的撥亂反正工作奠定了基礎。

　　第五、1979年元旦前一天，小平同志仍然沒有休息，找王震副總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說知青問題事關國家安定團結大局，要把西雙版納的生產搞好。

　　請注意，正是鄧小平同志的“轉雲南省委注意，應做工作，不應壓制”才使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雲南知青通過集體抗爭掙得自身命運的轉折，這在中國現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無先例、後無來者。”的歷史原因。“不應壓制”，四個字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運啊!

　　看看雲南農場的歷史，據現在可查閱到的數據：“雲南生產建設兵團1973年因病殘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僅就4個師2個獨立團的不完全統計，發生姦污女知青案件139起。”據記載“從1969年至1979年十年中犧牲在西雙版納墾區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1978年，知青們起來“造反”了，動用一下專政的工具來解決一下不是不可能的。(是有這樣的打算的)區區幾個知青，在當時領導人的眼中是不足掛齒的。難怪在丁惠民的公開信發表以後，關於丁惠民被抓的消息立即傳遍了整個農場。但是，似乎有一種來自上層的力量在保護着我們苦難的知青。今天我們終於明白了，就是這四個字----“不應壓制”。憑着鄧小平在當時國內的崇高威望，這樣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誰敢違抗!“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們知青今天的一切。”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過分。

　　這就能夠解釋丁惠民們在一開始就會寫信給鄧小平的原因。這就能夠解釋知青們從一開始就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的原因。今天，當年率先起來寫信的丁惠民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感慨地說：鄧小平確實是個講求實際的人，點明了問題的根本，不就是窮嘛，生活沒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鬧着要回家。如果黨中央能夠早一點認識這一點，我們也不會鬧到如此地步了。

　　其實這不能怪黨中央是否早一點認識這個問題的嚴峻性。關鍵是在當時的中國的現狀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當時，知青得知《聯名信》省知青辦沒有代為轉交鄧小平的情況後，便給中國青年報社寫信，反映他們的訴求受到壓制的情況。1978年11月18日，中國青年報社在其群眾工作部編的《青年來信摘編》第14期上印發了景洪農場10分場部分知青這封來信。信中寫道：今年10月中旬，我們農場一名上海知青受大家委託，執筆起草了一封表達廣大知青意願的給鄧副主席的聯名信。在這封信中我們匯報了目前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坦率地表明想回家的願望，懇請鄧副主席能酌情幫助解決。按理來說給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實際存在的問題是件很平常的事，何況又是公開信，是合法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們聯名寫信過程中，竟遇到了本單位領導的種種非議，甚至干涉。聯名信剛發出的第二天，農場派來調查小組，專程調查聯名信的來龍去脈。一系列對寫聯名信青年政治誣陷和人身攻擊的流言蜚語也自此盛行起來，給這些青年在精神上造成極大壓力。我們不知這種做法與《憲法》規定的保障人民通信權利的精神是否一致。我們真不明白給鄧副主席寫信究竟罪在何處?為此想請編輯同志給予指教。

　　1978年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就雲南農場知青寫信給小平同志被壓一事發表了評論員文章。11月25日，中國青年報社又直接給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並將《青年來信摘編》第14期連同丁惠民等知青《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一齊呈送鄧小平。中國青年報社在信中寫道：雲南景洪農場10分場知識青年寫好給您的聯名信寄給雲南省知青辦負責同志後，他們沒有將該信轉呈給您，而壓在赴京參加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雲南省知青辦同志手裡。在這次知青會議上，我報社同志曾向參加會議的雲南省知青辦主任崔勇、雲南農墾總局副局長吉來喜詢問：這封信如何處理?什麼時候轉給鄧副主席?崔、吉二人回答說：“信沒必要往上轉了，省里已派調查組解決去了。”我們認為：知識青年聯名寫信向您反映情況是正當的，是憲法允許的。而雲南省知青辦將知青的聯名信扣壓則是錯誤的。為了使知識青年的呼聲能夠傳到您那裡，也為了使您了解這件事的有關情況，我們特將《青年來信摘編》送上，請您一閱。當中國青年報社呈送的這些材料轉到小平同志手裡，引起了他對此事的極大關注。他從西雙版納景洪農場知青寫給他的信中敏銳地洞悉到，知青們鬧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另一方面，當地經濟不發達，讓絕大多數知青成為一個簡單的體力勞動者，無從發揮其知識的作用，限制了特長的發展，使知青難以在這樣的條件下長期工作。正是這個原因，鄧小平在後來1個多月的時間裡，專門就雲南農場知青問題以及西雙版納的發展問題先後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下鄉知青進去一人由財政部一次撥給五百元, 現在如果一部份人在城市就業, 不下鄉了, 是否可以把這筆錢用來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業, 用經濟手段解決這樣的政治問題, 該花的錢還是要花, 你不解決不行。” 鄧小平這話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如何解決當時複雜的知青問題。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卓人政在《妥善處置知青返城開啟中國改革之門》一文中對此有一段極好的總結：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貫穿解決雲南農場知青乃至全國知青問題全過程的是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以貫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時刻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以及從大局着眼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中國知青問題的解決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決心擺脫極‘左’思潮的干擾，實行一條重視國計民生的務實路線，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三“謝”毛澤東

　　1976年9月9日，在著名的“秋收起義”39周年的紀念日的那一天，組織農民造反的領袖毛澤東也走完了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似乎預感到他的身後會有“血雨腥風”的一場較量。毛澤東對於自己的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有所交代。他認為，對於推翻蔣介石是已經蓋棺定論了; 而對於這場“文化大革命”他顯示出許多的不安。反對者太多了。毛澤東是偉大，偉大就在於對自己身後的事也瞭如指掌! 歷史印證了他的擔憂，僅僅不到一個月，中國的政局發生了他不願意看到的一幕。儘管他對這四個人有一些看法，但畢竟是“文革”的“旗手”、“打手”、“槍手”。如果毛澤東的在天之靈有知，兩年以後的一幕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他自己選擇的接班人悄悄的離開了歷史的舞台。而這個時候，毛澤東推崇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道路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1978年的12月，一位很普通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在遙遠的雲南農場寫了一封給當時事實上的最高領導鄧小平的信。於是，這一切都結束了。知青們洶湧地返回了原來的城市。而毛澤東在這十年所做的“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徹底的否定。當然包括在這十年中興起的“國家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知青不滿意、農村不滿意”的上山下鄉運動!

　我感到還是要感謝毛澤東!只不過這種感謝是要加上引號的。

　　1、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下鄉的事將是一個永遠的“迷”?

　　歷史的偉人常常會留給後人許多“迷”。這些人死了，帶走了許多他自己才明白的事。後人只能從一些留下來的材料里去分析和判斷歷史。對於我們知青來說，似乎上山下鄉這件事沒有什麼歷史之謎了，其實不然。至少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會發生了世界人類史上最大的一場人類遷徙運動?從城市或從正常人生狀態遷入到“廣闊天地”或非正常人生狀態, 其勢波瀾壯闊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結束。這場舉世聞名、震驚中外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發起者是毛澤東，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去做?這一點上在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歷史材料中一直沒有準確的答案。或許這就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又一個難解的歷史謎團。

　　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一樣，從倡導到形成運動, 有其複雜的政治、國防、經濟、教育、就業、人口及歷史、文化、社會、宗教等綜合背景, 從中國六千年的演變看, 是歷史的必然, 只是毛澤東在這個必然中點了兩次火, 因而加劇了知青運動的規模化和災難化。第一次是1955年, 國家在1953年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後, 毛澤東的一個批語：“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 在哪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形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最初的雛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時候，紅衛兵己完成“文革”的“特殊使命”, 面對全國教育系統癱瘓和前蘇聯在我邊境屯兵百萬及緊張的嚴峻形勢，毛澤東做出了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很有必要。”上山下鄉形成運動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歷史使命, 一種政治化的運動，一直到1979年知青全部返城而宣告終結。歷史無論在什麼時期, 什麼形態, 什麼情況發生的事件都有其複雜因素, 知青運動也不例外。四十多年過去了，研究和探索歸納起來好像就是這樣幾條：

　　從政治上看: 在中國當時對於毛澤東“無限崇拜”或“最高指示”的年代時，最早是毛澤東1955年“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指示。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上山下鄉的運動已經與“文革”前有了質的不同。一直是套在知青頭頂上的緊箍咒，號稱“12、21”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很有必要”已經使上山下鄉的運動定型成政治性, 已經被提到了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和防止國外要把改變中國顏色希望寄托在共和國的第三、四代的政治高度來看待了。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毛澤東的心裡究竟要幹什麼，這是誰也琢磨不透的。就連周恩來也只能按照他的指示精神去做，只不過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儘量減少一些損失而已。

　　從經濟上看：用李先念的話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工人可以不上班，農民可以不種田，學生可以不上課。衛星上去了，紅旗有可能落地。這些荒唐的年代荒唐的舉動，只有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才會發生。為了什麼?現在的解釋是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要打到劉少奇，要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其實中國就根本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一下子這麼多沒有讀完初中、高中、大學的年青人到那裡去?有什麼地方可以解決這些人的就業?唯一的辦法只能把這一批人統統發配到農村和邊疆去。既解決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又使“文革”中衝鋒陷陣的一代人，在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歷史使命以後離開了城市，消除了城市的不安定的因素。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是不是毛澤東的原意，現在無從考證。但是歷史就是這樣寫下了這一頁。

　　從軍事上看: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的北方鄰居前蘇聯準備與中國打一仗。當時的國際形勢十分緊張, 尤其是北部邊境如何加強防禦阻擊侵略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所必須考慮和應對的問題。出於解決解決軍力不足的原因，號召廣大青年“屯墾戍邊”成了燃眉之策。所以葉劍英就講:“我們上山下鄉這着棋, 第一是戰備, 我們青年同志到農村, 特別是連續充實我們連隊, 加強了我們的戰備”。

　　還有許多的歷史的原因，在今天的各種公開的資料里都有許多的分析和闡述。如果從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社會等諸多因素都是上山下鄉運動形成條件。這需要中國現在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對這場運動進行探討，需要進一步考證。

2、我們在不要文化的環境中艱難的成長起來，這就要“感謝”這種磨難。

　　毛主席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謂“12、21”指示。十年來，這就像唐僧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使我們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澤東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是他從個人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出發，把戰爭年代“抗大”教育用來對待我們知青了。什麼“書越讀越蠢。”“課程可以砍掉一半。”“階級鬥爭應當成為青年的一門主課。”等等。毛澤東在1964年春節座談會的講話。他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也有過這樣的觀點：“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的掌握馬克思主義。”毛的理論就是主張知識分子要向工人農民學習。還是不識字、少識字的人可靠。於是今天就有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時的毛澤東可能是出於更深層的原因考慮，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承認農民身上也有落後的東西，而把農民當作無產者和工人階級等同起來了。

　　可悲的歷史。倒霉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啊。

　　不要文化，革“文化”的命，最終的結果是造就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的缺失。

　　正是這樣的結果，使我們上千萬的青年來到了農村、邊疆，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上山下鄉運動。於是就使我們看到了歷史教科書上原始落後的刀耕火種社會;看到了真實的中國的社會底層的生活現狀;看到了真正的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苦難的一面;這些真實的場景對於知青生活習性的倒退，對於知青文明心理的震顫不是身歷其境是無法感受的，而由此促使知青對中國社會的認知、思索、成長和成熟。據《中國知青史》統計，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因為各種原因死亡的有51380人。對於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不過是一個群體的區區小數。就像毛澤東在對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所說的，僅僅是小事。毛澤東更加關心的是“大事”，如劉少奇打到了沒有，反修的任務完不完成等等。沒有毛澤東這樣的舉動，我們也就無法經歷這樣曲折的磨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確實要謝謝他老人家。

　　3、“謝謝”毛澤東給後人留下的一份難以解決的“遺產”。

　　知青，這兩個字只有在中國歷史才會留下一段歷史。作為上山下鄉歷史的見證人，至少現在我們還活着。到了30年以後，絕大多數的知青加入了失業的大軍，或者是成為各種各樣的“待業”、退休的代名詞，成了找工作、找機會、找收入、找生計的弱勢群體。可以說，知青們正在用自己的汗水和眼淚在續寫“上山下鄉”的後續歷史。

　　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 知青的返城也有三十年了。歷史總是把我們這一代知青與共和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這三十年來，面對着毛澤東留下的這份“遺產”，多數時侯是欲說還羞, 言至關鍵時又止。對於“文化大革命”是一致的，堅決否定!但是對於產生與“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似乎是“迴避不了的現實, 難以解決的問題, 必須面對的事實”。建國以來所有政治和經濟運動都蓋棺定論了，唯有知青運動沒有，這就說明了知青運動在中國的複雜性，至使無法將其蓋棺作以定論。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無法理解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真正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產”中最為複雜的一件事。

　　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有一位知青朋友說的好----“尚若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和人類的一場用千萬人青春作成本的運動, 僅僅是運動的當事者以質樸的情感方式渲泄評判對與錯、正與誤, 那歷史就簡單地沒必要‘以史為鑑’了!忘記過去是一種背叛, 單純為了忘記也是一種背叛, 單純為了忘記不與現實社會同步創新求得發展更是一種背叛!

　　醒來吧,‘作秀’的知青們!

　　悲憫天命, 不如猛醒拯救自己!”(見官國柱《拿什麼拯救自己，中國知青---應該與時俱進重新反思 “有悔無悔”》一文)

　　著名知青作家、《中國知青夢》作者鄧賢說：“當我們唱着《國際歌》奔向廣闊天地時, 我們滿腦子想的都是解放全世界, 拯救據說還有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難的人民大眾。我們聲稱反對神仙皇帝, 自己卻無時無刻不在渴望充當救世主的角色, 這就形成了一個荒謬的悖論。十年上山下鄉運動戲劇性地向一代人揭示出這個小小的生活真理: 那就是救世主並不存在, 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我們自己”。

　　今天，我們確實要“謝謝”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至少是他領導解放了全中國，也是他給予我們這一代人這樣無法忘懷的記憶!

　　四謝趙凡

　　今天，我們在討論雲南知青罷工請願事件的時候，是不能忘記曾經為我們知青的利益作出過貢獻的人。在當時複雜和激烈的環境中，有一批勇於突破“兩個凡是”枷鎖的幹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為我們知青掙得了返城的機會，解決了各級領導們為之頭疼的問題。歷史將記住這些人。時任國務院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的趙凡就是一位。

　　趙凡的歷史功績在於：

　　一、果斷的定性——“人民內部矛盾”

　　1978年的年末，在西雙版納各個國營農場，知青作為堅決要求回家的一方與農場的各個方面處於極其緊張的對抗之中。幾萬知青同時罷工，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這件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就在丁惠民等知青代表北上的時侯，中央即派出以農林部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趙凡為首的調查組南下。

　　當時西雙版納已完全陷入癱瘓，生產停止，一些農場領導甚至被知青扣為人質;在幾萬知青的背後，是他們在全國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親人，還有全國上千萬知青的關注;當時又正要面臨對越自衛反擊戰……擺在趙凡和調查組面前種種棘手的問題像一團亂麻，但是主線是十分明確的：知青要回城。這樣來看待這麼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動，是“有少數階級敵人的挑動”?是“境內外敵人的唆使破壞?”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幫’當，破壞當前大好的抓綱治國的大好局面”。這些在當時十分盛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一開始我們的一些領導就把這場風波定性為“敵我矛盾”的範疇。這就可以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解決這起事件了。在當時全國出現了一個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實話實說、國家百廢俱興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鄉運動歷時十年，全國1700萬知青，背井離鄉，遠居天涯，廣大老百姓家庭無奈的沉默、無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況下;在對越自衛反擊開戰在即，需要一個堅強、穩固的後方的關鍵時刻，假設採取了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解決這起事件，其後果可能就是“自毀長城”了，就會激起社會的動盪人民的憤怒，就會斷送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大好局面。這是對立的雙方都不願意看見的一個結果。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作為國務院調查組長趙凡副部長在昆明會議上說的：“參加革命半輩子，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考驗了我們，也鍛煉了我們……知青鬧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採取正確辦法，是可以解決的。”

　　作為1937年參軍的老八路，作風務實。趙凡的一句“知青鬧事，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採取正確辦法，是可以解決的。”挽救了整個局勢的進程。

　　二、親民的作風----“我也是知青的家長”

　　對於趙凡來說，一到雲南就碰到一個“下馬威”：在臨滄耿馬勐定農場，發生了更為激烈的絕食事件。成都知青們以絕食來表達回城的決心，幾百人水米不進靜坐三天。當調查組組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趙凡接見絕食代表時，一位知青竟割開自己的手腕，噴濺的鮮血震驚全場。趙凡親眼目睹了知青們艱難的生存現狀，當幾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聲大哭時，他也流下熱淚，並大聲說，“孩子們，都起來!你們的情況，我一定如實向中央匯報!你們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親，也有三個孩子正在插隊啊!”

　　就是趙凡，親自率領調查組深入農場，傾聽職工特別是知青們的呼聲，體察民情，積極開展工作。緩和了當時罷工最為嚴重的東風、勐捧等農場的局勢，及時果斷化解了臨滄勐定農場千餘名知青靜坐絕食的行為。其後趙凡召開了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知青、幹部的調查會、商討會，尋求解決知青罷工風潮的途徑和辦法。

　　直到今天，我們親歷趙凡召開的各種各樣會議和談話的知青，說起當時的情景無不為趙凡平易近人、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作風所折服。

　　歷史不會忘記，是在趙凡的協調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雲南有關部門在昆明聯席召開“三國四方”會議，各省市對知青回城均表示認可。1月15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發表《15條講話》，其中一條是“知青不願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三、妥善的處理----知青們終於回家了

　　趙凡為首的調查組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國務院知青辦的名義於1979年1月18日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了6條處理意見，其主要精神：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辦理回城;城鎮職工退休後，可以由其在農場當知青的子女回城頂替;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國務院迅即批准了這個《請示報告》。這實際上為農場知青回城開啟了方便之門。

　　1979年1月21日，雲南省委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邀請趙凡、四川省知青辦、成都市知青辦、上海知青辦的同志共同研究協調解決農場知青問題。會上，有關各方就解決雲南農場知青回原籍安置問題基本達成共識，但北京、上海市與會的同志不同意寫明解決農場知青回城的具體時限。安平生作會議總結時明確：雲南決心兩年內分期分批解決農場的7萬餘名知青問題，凡是不願意留在雲南的，統統回原籍。走的辦法，按中央74號文件精神，結合雲南情況印發一個文件，提出具體實施辦法，報中央批准後，立即召開有全省國營農場場長、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統一思想認識後，再加以執行。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下和國務院調查組的幫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關省、市的大力協助下，雲南省委迅速草擬出了統籌解決雲南農場知青問題的辦法——《關於解決雲南國營農場知青問題的意見》。1月25日、27日，雲南省委專門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討論這個草擬稿。會議在其它方面都很快達成了共識，但在解決這批知青安置問題的時限問題上仍然有不同意見(後來，為了照顧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壓力，雲南在最後形成的文件中沒有規定安置農場知青的具體時限)。

　　就這樣，一場以雲南知青為先鋒的知青請願回城的風波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知青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儘管是來的晚了一些，但是新生活正在向我們展開了美好的前景。我們終於回城了，就像當年我們到祖國的四面八方去一樣，在與親人團聚的那一刻，我們需要感謝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們自己!

　　由於我們雲南知青的這個舉動，在全國激起了層層的漣漪。一場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勢不可當。多少年以後，我們在談論起這些往事的時候，我們雲南的知青都會自豪的說，我們是大返城的先鋒，是一個開拓者，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個歷史的事實是誰也抹殺得了的。

　　四、不能忘記這些可敬的老幹部

　　今天，我們再來談論這些過去的事情，我感到不能忘記在這次事件中許許多多趙凡一樣的老幹部。

　　例如曾在陶鑄同志領導下工作多年，剛從北京調到雲南工作的省委常委、省委農林政治部主任黨向民同志，在橄攬壩農場採取了三項措施：

　l、對農場領導的嚴重官僚主義和失職行為給予嚴厲批評，責成他們向知青們檢查道歉。

　2、答應知青們的合理要求，並為死者舉行追悼會。

　3、請州委及農場通知死者家長及上海市知青辦，請他們來版納共同料理後事。

　　黨向民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徹夜長談。他不像一些“官兒不大、架子不小”的農場幹部那樣盛氣凌人，哼哼哈哈，卻頗有知識分子的風度，說話務實，和藹可親。知青們都說：這位省委領導很體貼人，很講道理。

　　他對圍在身邊的青年們說：“你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很多人不怎麼了解你們，這次我親眼看到了，我心裡很難過。你們來邊疆快十年了，許多生活的基本問題都還沒解決，吃油、吃肉、吃菜至今還是老大難。我一路上看見，知青住茅草房的還相當多。我們作父母的人，誰不疼自己的兒女呢?老實講，過去對你們的關心實在很不夠，這不能光怪‘四人幫’，還有我們自己的工作沒做好。

　　“可你們把屍體抬到州委去，這件事無論怎麼講，無論有多大的氣，都做得不好，後果也不好，很多人不贊成，我也不贊成，我相信你們的父母親也不會贊成。我真誠地希望你們能接受我這個老頭兒的意見。”

　　知青們被黨向民同志的誠摯和坦率所折服，他們從心裡尊敬這位老同志。以心換心，心誠則靈。不需要再與知青們進行一場事先估計的“艱難的談判”了。一場剛剛燃起的大火熄滅了。

　　又比如1978年12月21日，正在北京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書記劉明輝、李啟明和省委常委趙學全專門研究了知青上訪等問題，後由劉明輝打電話給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省委副書記薛韜，要他與黨向民出面聽取上訪知青們的意見，做好解釋、安撫工作。座談時，薛韜首先講了全國知青會議的主要精神，並肯定了知青對邊疆建設作出的貢獻，並表示省委不贊成他們到北京去，有意見提出來，在職權範圍內能夠解決的解決，解決不了的負責轉報中央。對迫害、摧殘知青的人，只要你們把材料揭出來，一經查實，迅速處理。

　　這裡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包括我們在基層的農場裡，也有許多這樣可敬的老幹部從大局出發，耐心細緻的做知青的工作，為穩定局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想，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五謝我們自己

　　謝天謝地，我們知青要感謝的人很多很多。我感到最要感謝的是我們自己。

　　一位老知青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

　　“知青回城，最應該感謝的是知青自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首被淡忘的《國際歌》，是苦難的人們改變命運的歌。”

　　知青回城，最應該感謝的是知青自己!為什麼?

　　其一，自身的覺醒，是苦難的歷史造就了知青的奮起。

　　我們這一代人是很有特色的一代人。我們最為自豪的口號曾經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這就註定了我們要與共和國一起成長。今天，我們在步入退休的年齡的時候，回過頭去看看，曾有過多少激動，也有過多少自豪，但是更多的還是犧牲和奉獻。

　　該上學的時候，我們都碰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正出現在我們長身體的時期，每每在課堂上的時候，書本上的內容想得少，肚子裡“嘰嘰咕咕”地叫喚，想早點下課回家吃飯。以後知道了，這是全國人民勒緊褲帶給“修正主義”還債，原來我們這一代人也和全國人民一道為國家挺過難關立了功。

　　要讀初中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的上學夢破滅了。帶着小學的文化水準和初中畢業的資格，我們知識青年開始了修理地球的偉大征程。從此，在中國的歷史寫上了“知青現象”四個大字。

　　我們的青春在農村和邊疆消耗着。為了“反帝反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為了減輕混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經濟大倒退所帶來的惡果;為了“縮小三大差別，建設農村”。我們白天經受日曬雨淋、晚上“與人奮鬥”。歷經一個又一個運動，“戰天鬥地”，結果是一無是處。

　　迷茫，困惑，絕望，無奈。

　　我們的覺醒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爆發，是我們對於這場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幹什麼?我們知青的上山下鄉是不是“變相勞改”?等等。

　　“林彪事件”爆發以後，隨着一批老幹部的陸續復出，他們的子女也一個接着一個返回城裡。盛行的“開後門”風氣使得我們更加迷茫。難道沒有“門路”的我們就應當永遠紮根農村一輩子嗎?

　　到了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以後，我們隨着年齡的增長對於這場革命有了切膚之痛之感。國家的前途在哪裡?我們的命運又在哪裡?

　　把“四人幫”抓了起來，過去了兩年，各種各樣的平反接聯不斷，可就是沒有我們知青問題的任何說法。有的就是：“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凡是毛主席定的事必須照辦。”

　　我們沒法不絕望!我們沒法不困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奮起。

　　其二，自身的奮起，開創了解決知青問題的一條新路。

　　我們這代人是小草，一顆無人知道的小草。直到今天，知青問題還是一個“迴避不了的現實, 難以解決的問題, 必須面對的事實”。我們是小草，畢竟也點綴過大地。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探雷器，勇敢地用生命去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地雷。十年間那死去的5萬多條知青生命啊，都是無人知道的小草啊。我們又是拓荒者，把先進的文化帶到了中國廣袤的農村，看見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苦難的中國。於是我們立志要發憤圖強，要改變這落後的面貌。但是，我們一切的拓荒的努力和激情在迷茫中消耗殆盡，默默無聞，經歷傲雪凌霜，無私奉獻，勇於犧牲。我們確實無法來改變這一切。

　　從1978年12月開始，中國有了新的希望和動力。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雲南的知青率先舉起了為自己的命運而奮鬥的大旗。從此，歷史有了新的記錄——

　　創造了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集體罷工和請願的活動，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前無先例、後無來者。

　　創造了與當時的國家政策對抗的、反映知青渴望回家願望的進京請願的舉動，震驚了全國和世界。

　　創造了敢於衝破“兩個凡是”枷鎖，勇於追求真理的，捍衛自身的權利可歌可泣的英雄般的壯舉。

　　小草的“憤怒”似種子，隨着春風開遍了大江南北，一場從農村返回城市的大遷移波瀾壯闊的開始了。就像十年前的從城市到農村的大遷移一樣，這就是“小草”的力量!這就是自我奮起的力量!

　　從此，在中國的歷史上，“知青”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字!

　　從此，一代知青通過自身的努力開始了新的人生的征程。

　　其三，自身的反思，形成了特殊的、與共和國同命運的整整一代人。

　　回頭看一看，發現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無知和無識。沒有讀過書，沒有文化，造成了國家人才斷檔，“大老粗”管理國家實不夠檔次。到了五十歲，只好乖乖的讓位。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我們，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在五十歲人生第二次青春時期，漫遊街頭，優哉游哉，在第二個青春期的耗費之中去迎接老年社會的到來。

　　當年的十六、七歲的青年人，如今已是兩鬢斑白，行將或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人了。不管我們願意與否，知青生活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磨滅的一頁!

　　時間過去四十年了，我們暫且不去談論當年這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對與否，功與過，只是回過頭來看看自己曾經的這段生活，無論是總結我們的個人人生得失，還是對我們後代的啟迪教育，都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大多數知識青年在農村度過了他們寶貴的青春年華，或是三年、五年，或是十年、八年，或是一輩子，這對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我們的身體素質，都有着不可磨滅的影響。留下這段寶貴的記憶，也許不是我們知青自己的事情，因為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沉痛的一筆，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歷史。

　　如果能夠仔細的冷靜的思考一下知青的歷史，你可以發現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是與這個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同樣的磨難，同樣的覺醒，同樣的走向振興。只是我們在這個開始更加開放、更加革新的時刻，由於年齡的關係，我們都到點了。儘管每個人的退出是不一樣的，但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較，我們的生活要好多了，這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的共識。

　　靠自身的奮起，我們有了這樣的結局。假如當時我們沒有邁出這一步，今天又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呢。歷史是不許假設的，不管什麼時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無論是國事、家事，都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寫於2008年，修改於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