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的三千萬地主階層

2016-07-11 作者應克復 史政研究所 史政研究所

第二，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當作革命對象，這是“張冠李戴了”。“地主和農民之間並不是農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說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磚制體制。”

“建國後的任務應該是解決‘主權在民’的問題，解決專制體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識、官本意識 和等級觀念等上層建築問題。”“現在，把地主階級當做替罪羊，認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這是張冠李戴了。”結果是，“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而專制體制加強了。”（《地主經濟》，15-16頁）這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陷入嚴重錯誤的深度總結。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頭便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還說：“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

第三，那麽，怎麽看待農村的貧富差別呢？地主和富農如果不是剝削那麽是什麽原因成為農村富裕的壹族呢？丁弘指出，農村存在富裕壹族乃“天道酬勤”。 他說：“壹個村子裏，貧富的狀況是不斷洗牌的。富餘農民的原始積累，無不是依靠勤儉過日子。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地主經濟》，15頁）

他還引述了壹個 材料：“始於秦漢，私有土地都是可以買賣的，有人家殷實壹方，可能五世而斬。有的人家本無寸地，經三代披星戴月而廣有阡陌。可能三個兄弟，各自接過祖上壹 份相等的田產。

老大好抽，產業化為鴉片的青煙；老二好嫖，財產換作飄飄然的神仙；老三還勤奮耕作，足以讓靈牌上的列祖綻放出燦爛的笑顏……”丁弘因此說： “這種演變是很正常的，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天道呀。”所謂“天道”，就是獎勤罰懶，優勝劣汰。“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演變，在各地方誌 和民間傳說裏比比皆是。它鮮明地體現出壹種激勵文化”（《地主經濟》，11頁）。

消滅地主，實行共產，產生什麽結果呢？消滅地主，“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地主經濟》，12頁）。消滅地主之後，接著掀起合作化和公 社化邉櫻瑒儕Z了農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付之壹炬，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壹度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丁弘說： “人民公社給億萬農民帶來的災難不堪回首，罄竹難書！”（《地主經濟》，32頁）

李洪林的壹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李洪林說：“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壹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當時我們工作組搞了壹個調 查，調查農村歷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壹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

糧食歷年遞減，這是 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地主經濟》，31頁）

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等四位跑遍了陜甘寧農村進行調查，不斷寫內參呈報中央，後結集出版《告別饑餓》壹書。“基本情況說明，建國三十年，農業生產還沒有達到建國前的水平，而且出現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經濟》，32頁）以上兩項調查，證明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農村實驗的失敗。

李 洪林還說：“下放種地對我是壹種懲罰，但卻讓我第壹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有苦到這個程度， 農民還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自己支配。

“這壹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裏是農民啊，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 失去壹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有。”

“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農民連討飯的自有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地主經濟》，31 頁）

丁弘補充說，我曾下放農村八年。我想補充壹點：“中國農民被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此前，租賃關 系對半分成是基數，還是有‘譜’的。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所有制屬於生產隊、大隊和公社），對生產隊的資源和勞動力都可以調撥，用行政手段控制農業經營， 這就沒有‘譜’了。……所以六十年代人為造成的饑饉，只有靜靜地等著餓死的份兒了。”“農民的苦難深重啊！”（《地主經濟》，31-32頁）

丁弘對地主階級有如此評說：“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已經消失的地主階級，它是漫長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壹個亮點”。“在生產力發 展的過程中，他們是壹個村子裏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主要的投資力量；在文化的傳承上，它更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地主經濟》，12頁）。

展望未來，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國歷史進程還不知道會怎樣發展，下壹代或者再下壹代的中國人肯定會更客觀、更聰明起來。他們會樹立起科學的歷史觀，對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現象也肯定會有明晰的評說。”（《地主經濟》，33頁）

丁 弘明白，他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壹個重大課題”，“是壹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地主經濟》，20頁）。後人肯定會繼續研討這壹問 題。

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話說地主階級》最後發出的感慨：“什麽時候，撕開那片如霧的沈默，這片廢墟上也會飛來壹頭思想的大鳥，銜來壹個對地主制經濟和地 主恰如其分的解說呢？”（《地主經濟》，12-13頁）

對地主經濟的評說，最後以謝韜的詩句作為結語：

                     千秋功罪千秋說，

                     啞口無聲卻有聲。

                     江河常照經霜月，

                     滄海難洗血淚痕。

作者： 應克復，1939年1月生，浙江紹興人，哲學碩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丁弘:  青年時期為新華社工作，中年以後又做了30年的黨報工作，是一個對歷史有深入反思的革命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