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學校的圖書館裡看見一套十部的線裝古籍《中國十大奇書》，第一本便是《文心雕龍》。雖然此籍未必權威，但我看來，《文》居其首，倒是名副其實的。

創作

從伏羲氏《河圖》、《洛書》始，至《周易》初成文言，文學便有了雛形。不過論及第一位作家，或許要算是春秋時到鄉野採風的某國文吏。

有人似乎覺得文學創作是一件很愜意、名利兼收的事情。隨便寫幾個字，有幾個人捧場，好賴就是個作家，再不濟也可被譽為寫手。如此一來，仿佛行立起坐周身都透着儒雅，遠比家中書櫃裡碼的那排精裝書皮受用。

作家的光環如何，大名被收進某個《人名大詞典》又如何？不要說王小波生前不為人所知，又有誰知道在北京第三福利院的郭路生？

其實作家永遠都是遠離喧囂的那一類人。

所以會有《歸去來辭》，所以會有《離騷》，所以會有“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但是現今卻未必是。如今的人是忍受不了寂寞的。所以出現了詩壇烏煙瘴氣的“民間寫作”；所以“80後”會迫不及待大張旗鼓地登上文學的浪尖改朝換代；所以在一個叫做李傻傻的孩子出現之後有人竟然會驚呼“湘西文學繼沈從文之後的第二人”。估計喊話的人都不曉得這種說法的分量。李傻傻究竟有多出色？無非是大量運用了對第一性徵或第二性徵的描寫，讓我們在擦汗之餘，感慨這孩子在某個方面的過度成熟。

當然還有王朔和劉震雲。這兩位九十年代初的文壇中堅，說好聽點是尋求突破，難聽點說就是耐不住寂寞了。《看上去很美》沒了下文（按照王朔自己的說法，《看》的下一部叫做《黑處有什麼》），劉震雲的《故鄉面與花朵》用了號稱當時“最為精美”的裝禎，結果還是波瀾不驚。於是兩人不約而同地做了編劇，着實借着馮小剛和張藝謀火了一陣。這是文藝界的利好，卻是文學界的缺失。

還有些奈不住性子的看客，叫嚷着文壇不夠熱鬧。文壇不是娛樂圈，不要拿着《收穫》去跟《女友》比銷量。真有這心思的話，寫幾筆漂亮的字才是真格的。

還有誰能像張賢亮在寧夏一待就是十幾年？

拿來主義

職業也好，玩票也好，如果真想寫點東西，就需要給文學以起碼的尊重。

不論什麼時候，都會有人鼓吹“天下文章一大抄”這句話。如果僅僅是借鑑，那倒還是一種好習慣，“抄”的精髓也就在這裡。取其風格，而並非取其文字。想得太簡單，也未免看扁了文學。

“抄”也不是它旁邊兩個引號就涵蓋得了的。

99年的詩歌峰會上，沈浩波指王家新“詩中寫得最好的全都是帶引號的句子（引用的全是他人的詩句）”。用徐江的話說，這種“知識分子寫作”是在“當街手淫”。（見《1999中國新詩年鑑》）

引號也有用得過頭的。比如郭敬明或者莊羽。引號中的文字已經不重要——不管是一句話還是整本書——都只是某個（或者兩個）小丑在表演而已。

一個作者，該創作還是轉說？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在引號上下工夫，不如靜下心來認真看幾本書。免得自降身價。

文學中的政治傾向

談這個問題有點拾人牙慧的意思。70年前就已經被我們的“大師”與梁實秋爭論過了。可是現在仍有人認為撫花弄月無論政事的文章就是靡靡之音。我就要問問你，你究竟對文學與政治又了解多少？

蘇東坡論了政，卻終被貶黃州；余秋雨論了政，卻在20年後被人抓了政治的辮子；魯迅當然也論了政，可他的成功更多的是基於“民主戰士”而非一個作家。

有時代局限性的作品或許是好的，而脫離這種局限的作品卻是永恆的。

惡捧

不知道攤上這種事是作者的幸還是不幸。我只知道，這是文學的大不幸。

喜惡捧者，心態無外兩種：一者“學淺妄論”，確實無文字之功，只見其玉之潤，未見玉中之暇；再者隨眾趨附，是不是真的品過文章也未可知。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當“披文以入情”。做不到這一點，莫如息聲。

《文心雕龍》中有句話叫做“文人相輕”，估計這就是文學批評起源的根本原因。古人有云：百家爭鳴；今人亦云：百花齊放。文壇理應出現各種聲音。爭論才是繁榮。若真有一日太平盛世百家一言，文學怕也是發展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