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鍾書批判 |
| 送交者: 大好江山 2001年12月17日18:38:0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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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聰明還是大智慧? 十幾年前,伴隨着中央電視台十集電視連續劇《圍城》的面世,錢鍾書先生的名字幾乎一夜之間便廣為人知,一個象錢先生那樣的學者竟然在傳媒的推動下成了一個知名人士,一時間,錢先生的生澀拗牙的學術札記(如《管錐編》)等)也象暢銷小說一樣被爭相搶購。別說是錢先生這種堅持以襟懷虛靜,淡泊名利作為自己主體形象之定位的學者,即便那種少廉寡恥,公然爭名逐利,趨利避害,不吝以風派為自己形象定位的——從學術上講未必便遜於錢先生太多的學者(在此我就不便直呼其名了)在其最鼎盛時期,其著作也不敢奢望這樣的社會反響。這恐怕不能不說是錢先生類似於幸運的獨到之處吧?! 十幾年來,我們對錢先生的種種過分的譽美——具體地講就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所謂“錢鍾書熱”,究其根本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錢先生深通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養譽”之道;其二是一個時期以來形成的對錢先生的過高的評價。關於錢先生的善於“養譽”我在後文中將詳細剖析,因此在此我只想就對錢先生的過高評價聊做說明。之所以一個時期以來對錢先生形成了過高評價,撇開錢先生“養譽”的作用外,關鍵在於廣泛的讀者群沒能立足堅定的人本立場還原錢先生的人格境界,因而盲目地將錢先生文本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的機智與學識誤解為睿智與博洽。於是機智的小聰明成了睿智的大智慧,平鋪的知識點成了貫通的大學問,錢鍾書先生也因此成了新時期文化學術的“權威人物”。 誠然,隨着前輩巨匠的相繼亡故,以及新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進一步成熟與發展,我們面臨着嶄新的文化學術的整合時代,正如費孝通老人十餘年前講到的那樣,在這樣一個新的學術文化的“戰國時代”我們需要“新的孔子”,也就是說我們的新時代呼喚着文化學術的權威人物。而如何界定權威人物,不僅是一個有文化使命感與責任感的人面對歷史的態度問題,也是一個坦率誠實的人面對自己的主觀時的態度問題。大而廣之,它甚至是一個時代如何面對自己的精神,面對自己的良心的問題。面對歷史,真正的權威人物之確立應該以寧缺勿濫為原則,應該在時無其人之際虛位以待,而不是為擺脫權威喪失後的真空所產生的心理壓力而張冠李戴、所寄非人。這是一個相當廣泛的社會學與歷史學問題,本文無意也無力在這一方向上做進一步嘗試,而只想就我對錢先生其人的一些判斷談談自己的依據與理由。 康德在1766年4月8日致門德爾松的信中寫道:“儘管我對自己思索的許多東西懷有最清晰的信念和極度的滿意,卻永遠沒有勇氣說出來,但是,我永遠不會說出我沒有思索過的東西。”多年來,我一直將這番話銘於座右。雖然,我不敢保證我有勇氣說出對錢鍾書先生的全部真實看法,但我卻可以保證,我所說的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在深思熟慮之後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也要再次重申,我無意妄自尊大企圖以一篇文字糾正我自認的長期以來普遍形成的對錢鍾書先生的過高評價,而只想不惴淺見,鈎沉發微,僅以我鄉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那麼,錢鍾書先生何以在我的印象中竟抄着雙手騎到了城牆上呢?因為從初讀《圍城》之時起我就感覺到他的“無情”。所謂“無情”是指他吝於對書中的任何人物傾注感情,從未直接體現出對書中人物的設身處地的理解力來,而只是以各種小巧刁鑽的智力遊戲一樣的比喻玩味着書中所有人物的尷尬境遇與坎坷遭際。就是在方鴻漸被唐曉芙趕出門後在雨中呆立之際,錢先生也沒有傾注自己的感情設身處地地把握一下他的一號主人公的主觀,而是用“狗抖毛似的抖擻身子”這一併不很恰當但卻足夠刻薄的比喻試圖刻畫方鴻漸失戀的落魄形態,請注意,錢先生在其主人公面臨人生之一大失意與挫折之際着意落墨的是形態而不是心理。如果是在論文中,錢先生這樣處理我們或可名之曰具備科學精神——就想我們一向以來對《管錐編》等的評價那樣,但在創作中,我想至少我們沒有充分理由認為錢先生這樣處理絕不是對人物之挖掘與塑造上不夠深入的淺嘗輒止吧? 誠然,比喻作為一種特別生動鮮明的修辭方法是經常被人運用的,但如此頻繁地出現在一部小說的創作中是否合適卻是值得商榷的。比喻的運用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對被說明對象要有足夠的距離,以便能充分地觀察與把握被說明對象可以與其他事物相比較的特徵,也就是說只有作者將自身主觀從被說明對象中充分疏離出來之後才可以特別恰當地運用比喻。因此在一部小說中頻繁地運用比喻手法——尤其是在塑造與把握人物的關鍵處運用比喻手法,作者必須時時與書中情節人物保持充分的距離,而如果要做到與城內外的人同時保持充分的距離,錢先生最理想的位置恐怕就是騎在城牆上吧? 最令人費解的是,十幾年前《圍城》伴着電視劇剛剛“火”起來的時候,竟然就有人特別衝動地稱《圍城》為“當代的《紅樓夢》”,這實在是無從說起。《紅樓夢》驚人的藝術感染力更主要的是得益於曹雪芹對書中每一個人物傾注的真情實感,而絕非僅僅得自曹雪芹的才華,因為僅就才華而論,曹雪芹恐怕未必一定強過袁枚、紀昀等人。據脂硯齋講,曹雪芹是“哭成此書”的,並且“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曹雪芹自己也開宗明義地寫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此中味。”曹雪芹就是這樣以一個痴人的身份嘔心瀝血地創作着的,歷史地看,恐怕也只有曹雪芹那樣的痴人才能寫出《紅樓夢》那樣的哭成之書,相比之下,錢先生冷漠的調侃中我們無論如何看不到痴,相反倒是隨處透着聰明。因而如果一定要將錢先生與曹雪芹放到一起,我們恐怕也會不無遺憾地發現:其“聰明”可及,但其痴不可及。 我所以強調錢先生的創作中透着“聰明”,是因為那並不是智慧,所謂“智慧”,意指佛經中“般若”的漢意,故而與聰明相比,智慧有着更充分的人文內涵,也就是說智慧要求人對事物除了寄予科學的考察之外的更多的以情懷為依託的關注,絕非通常理解的各種小巧精緻的思路。錢先生創作中的“無情”註定了他只有聰明卻無法企及智慧,錢先生的精巧比喻缺乏智慧者應有的博大敦厚、謙沖仁恕的情懷,恰恰相反,倒是經常顯得尖酸刻薄、輕佻惡毒,比如將鮑小姐對方鴻漸的冷淡說成“日子久了,肉會變味”就相當惡毒,嚴格說來,這一比喻比鮑小姐其人的行為更下作,它特別充分地體現了錢先生對自己作品中人物的“無情”。我們恐怕也不能將錢先生的這類刻薄看成所謂的“公心諷世”,因為真正的“公心諷世”應該是“戚而能諧,婉而多諷”,而不應該似錢先生這般坦率地刻薄。當然,我們也無從想象一個沒有情懷的人怎樣擁有一顆“公心”,因為一個沒有情懷的人,不可能具備任何超越小我的建設性的方向。 十幾年來,錢先生在文本中表現出的這種騎在城牆上的疏離感恐怕被很多人理解成了錢先生的韻致超然。但是儘管錢先生的很多具體表現都很能動地與韻致超然相契合,在這一點上卻令人遺憾地是個意外,就此我們倒可以在錢先生對自己的一個評價中找到啟示,錢先生曾說過自己的《宋詩選注》就象是“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有鑑於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特別不愉快的事實:錢先生是騎在城牆上完成他的最走紅的作品《圍城》的。 為了說明作者的知名度大於作品中人物的知名度在小說史上是極其不正常的現象,我們不妨以人們普遍認為很成功甚至可名之為偉大的小說作品《紅樓夢》為例說明之。(在此我之所以又一次提到《紅樓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前不久還有人堅持在報上將《圍城》說成“當代的《紅樓夢》”從而客觀上遮蔽了二者的很多本質上的區別)《紅樓夢》在這一點上與《圍城》迥然不同。試想,我們平時偶爾想到《紅樓夢》時,難道不是首先想到在閱讀中屬於直接信息的賈寶玉、林黛玉這樣一些書中人物嗎?除了專業的“紅學家”外,難道我們誰會在想到《紅樓夢》時首先想到在閱讀中屬於間接信息的文本作者曹學芹嗎?即便包括專業的“紅學家”在內,難道我們誰會在想到《紅樓夢》時只是想到曹雪芹而幾乎從不——至少是同時——想到賈寶玉、林黛玉等書中人物嗎?當然不會。正常與否以此為則足堪佐證。更何況謝靈運的“有句無篇”在文學史上都難以得到過高評價,似錢先生這樣的“有作者無作品”的局面在小說創作中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種成功的類型吧?! 行文至此,我也想到一個比喻,通常我們見到一個做過美容的人,如果美容做得很成功,我們一眼看去只能感覺到這個人比以前漂亮了,進而才能藉助對其人“何以變得漂亮了”的思考才可以間接地形成對美容師精湛技藝的判斷。試想如果我們一眼看去,便發現其人滿臉直接表現出美容師雕鏤穿鑿的精湛技藝,難道我們能因為美容師的精湛技藝在被美容者臉上的充分直接的展示而認為這是一次很成功的美容嗎?不能,如果必須要不擇手段與“成功”一詞建立聯繫,我們也只能說這是一次成功的美容演習。而對一個美容師而言,在被美容者臉上頑強地突現自己的技藝卻是不道德的。鑑於此,雖然我們不能偏頗地認為錢先生的脫“圍”而出也是不道德的,但我想我們也實在沒有理由堅持認為這類小說創作是成功的吧?! 王朔在前不久對金庸的批評中一再聲稱自己堅持一個原則:“有偉大的作品,但沒有偉大的作家。”在此我無意評價王朔對金庸的批評之是非得失,我只想就“有偉大的作品,但沒有偉大的作家”這一原則聊陳己見。之所以形成“有偉大的作品,但沒有偉大的作家”的局面,是因為偉大的作家總是將自己的主觀融入作品中人物的主觀,以作品中人物的主觀展現自己的主觀,基於此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在偉大的作品中沒有作家。”一個偉大作家是一個甘於躲在作品人物的背後慘澹經營的幕後英雄,絕不應該是那種不甘寂寞,每每在情節發展或人物展開的關鍵時刻一腳將人物踢出局外自己衝到讀者面前舞之蹈之,自占高明的前台解說。與幕後英雄相比,前台解說即便不缺乏什麼,恐怕至少也是多了些許無聊的表現欲吧?! 這裡我有必要明確一點,我無意通過上述文字暗示錢先生的脫“圍”而出一定也是出於無聊的表現欲,因為錢先生也很有可能是考慮到小說面向更為廣泛的讀者群,讀者的理解力參差不齊,未必盡能領會寓意於事的充分含義,才不厭其煩地主動現身強為說項,有時甚至不惜在一個情節上羅列幾個比喻以便能讓各個層次的讀者都充分而無偏差地領會自己的意圖,例如在描述方鴻漸給蘇小姐的輕吻時錢先生就一口氣羅列了三個比喻。豈不知如此一來,話固然是說得很透徹了,但我們卻因比喻的精緻而更充分地領略了錢先生的才華,並因此幾乎無暇再更深入地領會錢先生的意圖了。錢先生至少應該就是這樣無意中只為遷就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而不由自主的脫“圍”而出的吧?! 當然,這也只是錢先生的脫“圍”而出的潛在的可能原因之一,並且是從錢先生的主觀上講最積極也最寬容的一種可能原因。但是,即便錢先生的脫“圍”而出真是出於對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的遷就的無意的派生物,錢先生也絕非在任何場合都是如此不惜身負“無聊的表現欲”之嫌而堅決遷就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的,因為在後文討論錢先生的學術時我們將發現,在那裡,錢先生竟是不惜身負“無聊的表現欲”之嫌轉而根本無視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以至於除了在不惜身負“無聊的表現欲”之嫌這一點上完全一致外,錢先生的學術札記與小說創作竟會以完全相左的指導思想行諸於世。這種基本原則的悖反恐怕正是錢先生作為學界文壇之龍(先生早年曾獲“人中之龍”的美譽)的為龍為蛇,播雲播雨,晦明未期,潛騰不測之所在吧?! 其實錢先生學術著作的使人難以卒讀恐怕比錢先生學術的“博大精深”更加廣為人知吧?!只不過人們通常很輕易地就把自己讀不下去進一步理解成錢先生的“博大精深”。這種想當然也無非是一種名人效應的外化,試想如果一個無名後學竟敢斗膽象錢先生那樣寫一些別人看不下去的書,恐怕空洞乏味、言之無物、不知所云等指責會一股腦吐到他頭上,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更難原諒無名之輩對我們理解力的壓迫。但是理論上講,使人難以卒讀的確並不僅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為言之無物、文義空洞,使人讀後如墮茫霧,不知所云。平心而論,歷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學術,但使人難以卒讀的書與博大精深的書相比簡直是鳳毛麟角。年代久遠的且不說,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現代陳寅恪的賅博、岑仲勉的篤實、呂思勉的貫通、馬一浮的秀徹,其書或有使人因學力有限看不太懂之處,但絕不至於使人難以卒讀。因此使人難以卒讀本身從事理上講,從情理上講都只說明使人難以卒讀,如果不接觸這使人難以卒讀的文本,我們實在是無從斷言它是由於博大精深還是由於言之無物而使人難以卒讀的。因此我們當務之急還是回到錢先生的文本,但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討,在此我們只能管窺幾例以為錐指。 錢先生行文之際思路相當活躍,以至於有時活躍到自己也難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一冊第272頁《項羽本紀》“破釜沉舟”條中,錢先生先列舉了軍事史上有關“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若幹事例之後,忽然話鋒一轉,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還提到了《大慧語錄》中的“過河便拆橋,得路便塞路”,進而錢先生突然斷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禪家以喻無執着之活法。”說禪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錯,但說“破釜沉舟”之類的軍事行為是一種譬喻,卻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軍事行為,實“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平庸的軍事統帥也沒有閒情逸志在醞釀軍事行動時做任何譬喻吧?!況且破釜沉舟歷史地看是項羽的軍事謀略,司馬遷只是筆錄其事而已,我們總不至於認為項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馬遷的一個精緻的譬喻吧?!因此,雖然同是“過河拆橋”,實實在在的謀略與生動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錢先生在此將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無共同之處的兩件事硬牽到一起,難免會使人讀到這裡如墮茫霧,不知所云。或者我們不妨更坦率地說:“兵家以喻無退反之勇氣”是一個錯誤判斷,因此如果我們不是如墮茫霧,則勢必為錯誤判斷所累,故而“如墮茫霧,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對錢先生這一則文字時倒可以使我們免受謬見之累。 錢先生行文之際為了更全面地鋪排資料,有時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鑑別地將程度水平幾近乎宵壤的內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錐編》第二冊第448頁《老子~四O章》“反者道之動”條中,錢先生着力闡發了老子辯證法的深刻內涵,並與佛教的以破執為指歸的雙重否定的句式兩相參照,列舉了諸如《中論》、《肇論》、《維摩詰經》、《圓覺經》等典籍當中的許多至少從字面上看頗為類似的句子,(其實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說的牽強之處,但限於篇幅我們就不贅述了)但是隨後錢先生竟列舉了白居易的詩句“本立空名緣破妄,若能無妄亦無空”以相佐證。須知白居易雖詩名頗著,但於佛法甚至談不上粗通,是徹頭徹尾的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的野狐禪,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已詳加考釋。錢先生在此卻不加鑑別地僅僅根據字面外觀相近而將作為門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論與佛、道兩家的精妙要論等量齊觀地羅列一處,其在讀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如形成對白居易之認識的假象等)恐怕僅次於前文提到的為謬見所累吧?! 錢先生學術著作中最鮮明的特色是經常在書中出現幾種語言,錢先生在接受彥火的訪問時就找助手的問題說過這樣一番話:“很難找助手,因為這本書(指《管錐編》)牽涉到幾種語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還是要自己動手,單是查對引文就相當困難。”可見錢先生對書中出現幾種語言在讀者閱讀上形成的難度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說,錢先生是特別自覺地用幾種語言至少是客觀上形成了對讀者理解力的壓迫的。既然錢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連一些特選助手都不能適應,那麼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絕望的著述公開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誠然,我們自己的外語水平不夠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看不懂錢先生著作中的多種語言也只能怪我們自己才學疏陋,錢先生精通多種語言,我們不應以己之淺陋強求錢先生對我們理解力的俯就。但我們從陳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儘管陳先生精通的語言比錢先生只多不少——幾乎從未因我們理解的語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壓迫,更何況,如果錢先生在小說創作中的脫“圍”而出是出於對讀者參差不齊的理解力的遷就,並且如果錢先生寫作出版《管錐編》等並非為了孤芳自賞,自娛自樂,而是試圖讓我們理解,那麼我們在此不惴冒昧斗膽請求錢先生垂憐並遷就我們對異國語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錢先生的創作,我還想補充一點。與錢先生的小說創作不同,在小說創作中錢先生幾乎做不到將自己的主觀寄予書中人物的主觀,最終特別直率地脫“圍”而出,從而給人留下了特別有才華的印象,但是在學術著述中,錢先生卻竭盡全力做到了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並因此給人留下了特別有學問的印象。這一區別恐怕正是寫作與著述的不同原則、不同依據——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不同動力造成的吧?!所謂的將自己的主觀隱藏在前人的言論中,具體表現為言必有出處,哪怕是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只要能在前人言論中找到出處,也絕不以自己的名義親口說出來,無論是《管錐編》,還是《談藝錄》,甚至包括比較正式的(有別於札記形式的)《七綴集》,這樣的例子隨處即是,不勝枚舉。現在有研究者將這一作法說成現代西方比較時髦的闡釋學方法,但嚴格說來,它更近似於古已有之的箋注之學,只要字面語意相類,即將其實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料不遺餘力地羅列一處,以至於無論是文本結構還是知識結構都表現得既博且雜,有章無識,例如陳熙晉的《駱臨海集箋注》、馮集梧的《樊川詩集注》等均屬此類,唯一不同的是,錢先生的箋注因為引證了幾種語言而顯得貌似比較文化,因此我們姑且可以名之為立足文化比較的新箋注之學。除堅持立足文本這一點外,它實在與現代西方意義上的闡釋學沒有太大關係。而這種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正是錢先生之著述使人難以卒讀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錢先生這種使人難以卒讀的新箋注之學的臃腫的文本結構與事倍功半的寫作與解讀過程,使錢先生的學術給人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見,錢先生學術之“博”從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當之無愧了,但至於“大精深”與否,卻是見仁見智,難求共識的。“精深”有別於“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們有必要就學問的“大”的有別於“博”聊作辨析。學問的“大”有別於“博”之處在於“大”絕不僅僅是一個量的概念,並且“大”也絕非可以消極地通過量化積累自然實現,“大”是以情懷與境界為依託的對小我的堅決的超越,它不但是對終極關懷的由衷牽掛,也是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為大情懷、大境界,而後才生出大學問、大才華,否則,即令皓首窮經、日誦萬言、妙筆噴花、文成七步,也終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蟲,難登大雅。以此度之,學問堪稱“博大”者雖不似我們通常想象得那樣多,但也終不乏人。如乾隆年間的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外托訓義之名,深寄義理之辨,於奉程、朱為綸音之世,發假理學以殺人之實,堪稱“博大”;再如乾嘉時代的章學誠,《文史通義》談言微中,寄意遙深,憂時感世,針砭時弊,堪稱“博大”。相比之下,錢先生“博”則固然“博”矣,這“大”字恐怕是萬萬擔當不起的吧?!至於“精深”,本來就是求“博”之人很難做到的,更何況錢先生嗜書成痴,率性而讀,三教九流,隨緣披覽,因此知識結構相當龐雜,據楊絳先生講,錢先生的知識點中甚至包括舊小說中每個好漢所用兵器的斤兩,從中我們正可見錢先生興趣之寬泛,涉獵之廣博。更何況從錢先生著述我們也可見,或許是由於錢先生出言謹慎,或許是因為錢先生識見不逮,總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關鍵處錢先生總是以若干平鋪開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輕輕帶過,就象在《圍城》中每到關鍵時刻錢先生就以各種調侃比喻衝上前台一樣,用前人言論適時地將自己掩藏起來,從而使讀者每每有言有未盡的失落感。 因此,綜觀錢先生的學術,“大”固然談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沒有任何具體表現,擺在我們面前的,到目前為止只是“博雜”而已。而所謂的廣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們對錢先生之學術缺乏充分詳實的了解與認識而引發的幻覺與夢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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