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上海灘最後的老克勒 

睿見 2016年10月 睿見

每天晚上，上海興安路上的一家西式小餐館，總有一張空桌等着一對相攜而入的老人。這對老人年紀蒼蒼，滿頭白髮，但是臉上一直掛着和藹的微笑。這家西式小餐館的服務員換了一批又一批，廚師走了一個又一個，但是不變的是這張空桌，永遠都是為了這對老人而設。什麼樣的老人會讓小餐館這樣的盡心服侍，什麼樣的老人會有這麼一種格調？

這就是我要介紹的：上海老克勒——海派最後的精神傳承者。上海這個十里洋場，曾經是中國最先進，最進取，最有文化的城市。在這個城市中出生，生活長大的人們，身上自然就有一股不同於其他落後地區的精神面貌，就是自身素質的提升。

這對老人，先生叫李九皋，夫人叫陳素任。這是一對代表着老上海人的夫妻，要了解老上海的精神就得從他們的相識開始說起……

這對老人都是出生在上海的，李九皋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上海人，他的英語水平在上世紀30年代就屬於非常高的，不僅可以流利的與外國人交談，更可以口譯各種高難度英語材料。1932年劉九皋被招募進了加拿大上海英語廣播台擔任了一位推廣外語歌曲的廣播DJ。

從此開始，李九皋靠着自身不俗的修養，流利的英語口語水平，逐漸的在老上海廣播界站穩了腳跟，並有着一大批的粉絲。陳素任也出生在上海，因為家境不錯，所以從小接收的教育都是非常西化的。在當時的老上海，陳小姐不僅有着漂亮的外表，更有着一顆嚮往自由的心，她不僅在學習上出類拔萃，更會駕駛汽車，這在當時的中國實在是難以想象，而讓你更覺得意外地是，陳小姐更會駕駛飛機！

她是上海第一批會開飛機的女性，當時畢業後，上海良友雜誌拍下她站在飛機前的照片作為封面。就是這樣的一位美麗的上海小姐，每天晚上11點都會守候在收音機旁，傾聽着富有磁性聲音的劉先生用着純正的英語介紹着各種歐美音樂，隨着時間的流逝，陳小姐不由得開始暗戀上了這位李先生。一天，陳小姐去理髮時候，偶然和閨蜜聊起了李先生，這時候理髮店的經理說道他認識這位李先生，問陳小姐要不要見一下，這樣的一句話讓這對佳人終於走到了一起，開始了以後幾十年的風雨生涯。

兩人在朋友的撮合下認識後，互相感到對方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於是開始了戀愛。陳小姐比李先生大了5歲，但是在他們眼裡，年齡差別不是愛情的障礙。每天李先生會很早起來，開着老爺車去接陳小姐學習飛行，然後會在學習結束時去龍華機場接陳小姐，每星期他們都會去大光明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或者去咖啡館看看英文雜誌。這樣的戀愛一直持續到陳小姐飛行學習畢業後。

當時的女性飛行員畢業後一般會面臨着兩個選擇，一是去美國波音公司進修學習空乘專業，二是加入當時的中國空軍做一名女子飛行員。陳小姐的同學們紛紛去了美國或者做了空軍飛行員，但是陳小姐沒有選擇這兩個，而是毅然的嫁給了李先生，安心的做起了家庭主婦，這讓李先生感到非常的溫馨，因為李先生是鼓勵陳小姐去美國的，但是陳小姐為了不離開愛人，痛苦的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1937年1月，李先生和陳小姐在國際飯店舉辦了婚禮，他們遵從西式禮儀，反對鋪張浪費，僅僅邀請了幾位好友和一些社會名流。結婚後，兩人如漆似膠，每天早上陳小姐會做好李先生愛吃的溏心荷包蛋，李先生每天下班回家都會給陳小姐一份當天的報紙或者一朵玫瑰花。兩人的生活十分的安心。

動盪終於影響了上海這片中國最後的樂土。先是日本人入侵上海，李先生工作的加拿大電台被關，李先生出於無奈只能和朋友開了一家國際貿易公司，剛開始公司虧損很嚴重，連陳小姐也不得不作為員工上班，在兩人的努力下，公司終於有了良好的發展，這個時候的上海人雖然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依然保持着樂觀向上的精神。李先生和陳小姐都有着一個很大的愛好就是跳舞。他們每個周末都會去百樂門跳幾小時舞，李先生擅長國標舞，而陳小姐對倫巴情有獨鍾。

抗戰勝利後，上海又面臨着內戰，在十幾年的戰爭中，哪怕再苦再窮，李先生依然保持穿着整潔，待人禮貌客氣，陳小姐依然堅持再困難也不做違背良心的事的原則，兩個人辛苦但快樂的生活着，直到1949年的來臨，這時候生活終於開始對他們張開了獠牙……

上海解放後，百廢待興，老上海褪去了舊時的面貌，迎來了新的主人，新的主人上台後，宣布跳舞為資產階級行為，上海所有舞廳必須關閉。於是李先生和陳小姐唯一的愛好就這樣消失了，兩個人扔掉了所有的西裝，旗袍，燒掉了所有的膠木唱片，賣掉了鋼琴，穿起了不是綠就是藍的衣服。陳小姐以前一直去的理髮店也關了，轉而去國營理髮店，剪掉了劉海。

李先生開的國際貿易公司，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毒瘤，公司資產被充公，所有人員被強令關進勞改營。李先生因為英語好，所以逃過一劫，被新主人命令去北京做一名英語老師，但是不允許帶家屬，因為李先生在北京是作為一個舊上海的改造對象。於是在軍警的強行帶領下，李先生離開了陳小姐，這一離開就是20年，在被改造過程中李先生每個月都會寫信回去保平安。陳小姐拿着這些信都會感到欣慰。

但是，新主人的暴風雨遠遠不止這些，更大的災難已經悄悄的來到了上海，這些老上海精神的傳承者開始步入最痛苦的年代……

一場大風暴降臨上海，漫天的烏雲籠罩着這座曾經的中國巴黎都市，一批批披着人皮的惡魔就像從地獄裡出來一樣，撲向了許許多多的老上海人，他們張開了血口，亮起了毒爪，向每一個有着老上海精神的人們殺去。這就是十年浩劫。

李先生作為一位優秀的老上海對外人才，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傷害，首先，新主人宣布李先生在30年代的加拿大電台工作是漢奸，其次說李先生思想過於自由，過於西方化，並在新上海成立後還偷聽西方敵國電台，是對新上海，新主人，對廣大勞動人民的一種欺騙。於是李先生被關進了位於安徽省的一個監獄裡，每天被拷問，吃不飽穿不暖，還要逼着寫請罪陳述，但是李先生都挺過來了，因為他心裡有着對愛妻，對孩子的一份愛，這份愛讓他一直堅持了整整7年。

但是在上海，陳小姐被新主人宣布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他們一直居住的小洋房被充公，陳小姐被迫帶着李先生的母親，還有2個孩子，在新主人的安排下，被強行安置到一間只有9平方的老式弄堂的亭子間裡，而且陳小姐私人的所有財產全部被充公。陳小姐雖然遭受了如此的苦楚，但是在她身上深深印着的上海精神使她咬牙安然面對苦難。所有衣服沒有了，陳小姐就自己做，雖然只是一點粗布，但也乾乾淨淨不失大方，收入沒有了，陳小姐就去求新主人去做了工人。就這樣，日子一點點的過去，在陳小姐的努力下，雖然苦，但還是有着一份執着的期待，那就是七年沒有消息的李先生。

可是，地獄的惡魔怎麼會這樣輕易放棄迫害這對老上海人呢……

他們的大兒子此時已經從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瑞金醫院做了內科醫生。這是一位受到很多同事和病人愛戴的醫生，有着認真的工作態度。他即便成家,依然每個月從工資里拿出一部分錢交給母親,供弟弟上學。陳小姐每次拿到錢都會收在一個小檀木箱子裡。可是惡魔怎麼會如此輕易的放棄對這對老上海人的迫害呢？

在大兒子快要30歲的時候，新主人宣布他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勞動人民的蛀蟲！於是每天不停地審問和拷打，讓這位優秀的醫生終於以自殺的方式來尋求解脫，可能他在臨死前還會想着小時候的老上海，爸爸媽媽帶着他去聽音樂，去吃冰激凌，在小洋房裡玩耍吧……

大兒子自殺後，醫院領導非常震驚，但是也無能為力，在那個年代只有勞動人民才是主人，於是新主人派人去通知陳素任收屍，當新主人義正言辭的告訴陳素任她的大兒子因為思想問題自殺後，發現她沒有哭天搶地，也沒有大哭大叫，陳素任那時候在剝毛豆，聽到消息後，手停了一下，然後輕輕的說了一句（夏夏儂）就沒有了聲音。新主人感到非常無趣就走了。等他們走了後，陳素任慢慢的回了房間，拿起大兒子小時候的照片，不停的撫摸着，眼淚這時候才流了下來。上海女人的優雅氣質註定不會讓她在外人面前輕易失態。

這時陳素任的境況已不同於往日，她換上了樸素的布衣裳，乍一看和弄堂里的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但早年的優雅生活刻在她身上的烙印卻抹不了：她極少大嗓門說話，總是輕聲細語；即便穿最普通的藍卡其布外衣，每次洗過之後她總要摺疊得工工整整，想辦法讓領子變得挺刮……

為了補貼家用，陳素任找到了一份工作——給別人帶孩子。正是她呈現出的那份安詳大氣,讓很多家長都能放心地把孩子託付給她。每次親戚捎來的糖果點心,都叮囑她：一個人吃好了,不要讓小毛頭們看見。陳素任點頭說好,親戚一走,她就拿出點心分給那些由她一手帶大的孩子們。看到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她比自己吃還要開心。這些出生在新上海的弄堂孩子們都願意陪伴在陳媽媽的身邊，因為陳媽媽會給他們講很多故事，會給他們做很多點心。

小兒子大學畢業出於無奈去了濟南,家裡只剩下陳素任一個人。她把清苦而寂寞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白天給別人帶孩子;晚上幾個趣味相投的鄰居姐妹聚到她家來,大家一起做針線活,聊些閒話,或者玩些紙牌。她深信：丈夫是無辜的,總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身邊。

烏雲終將散去，惡魔也會被消滅，終於在1979年，這個平凡的年代，對於陳素任是一個終身難忘的年代。新主人通知他：李先生的問題被平反了。出於補償，當時的北京大學邀請李先生擔任英語教授，並給與很大的經濟補償。

但是李先生只說了一句話：我是上海人，我要回上海！

當64歲的李先生拖着被摧殘的身體回到了69歲的陳小姐身邊，兩位老人緊緊的抱在了一起，沒有哭，因為不需要眼淚，沒有笑，因為沒有了笑料，就這樣，過了幾十年，終於這對老上海夫妻重聚了。

上海外貿學院向李先生發出邀請,聘用他做英語老師,李九皋應允下來。從1979年到1988年的9年時間裡,李先生培養了數千名優秀學生。他眼不花,耳不聾,嗓音依然像年輕時那般有磁性,每次走上講台時,他都覺得有使不完的勁頭。

他們的小兒子數年前已經調回上海，如今已是上海外貿學院的教授,妻子是他的同事,以至於後來李先生的小孫女在選擇高校的時候,她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外貿學院,最後成了爺爺、父親和母親的同行——一家三代四個人在同一高校當老師,這也算得上是件稀罕事了。

孩子們很長進,但李九皋卻不願意用兒孫的錢。他以八旬高齡再度“出山”,擔任一家台資公司的高級顧問,公司的英文文件一概由他過目定奪,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現在。每周工作3個半天,星期一、三、五早晨,公司派車來接他上班,中午再將他送回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現在的工資加上退休金,養活我們倆夠了。”

老克勒這個說法不單單是一種對當時追求時尚，追求時髦摩登人群的稱呼，而是一種精神。克勒——color（顏色，色彩）意思為生活的多姿多彩，無論貧窮富貴。就像老電影裡面，周璇說的，生活苦，但是仍要繼續。趙丹和他的夥伴們吃不飽穿不暖，照樣興高采烈在南京路上唱歌，老克勒就是這樣的一種精神！

上海人不會因為環境而變得惡劣！